论“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兼谈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性论文,几点思考论文,特征论文,文学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随着认知的深化，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落寞之后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升温态势，并相继推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如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程光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唐小兵的《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丁帆等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等；还有一些新编的教材，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但这毕竟是初步的，它与此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此后的新时期文学研究相比，都有相当的距离。在“十七年文学”“是什么”、“怎么样”等基本问题上，存在着显见的歧义。也有的文学史著作和作品选（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打通”的文学史著作和作品选），出于各种考虑，索性压缩乃至抽去这一时段的文学，使之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变成一种“空白”或“准空白”。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滞后，同时也对“十七年文学”的总体评价提出了新的挑战。显然，在整体文学、文化研究不断走向理性与成熟的情况下，任何仅从一个角度做出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十七年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短时段”文学，还是就其与“长时段”20世纪文学之间的关系来看，都蕴含着非常丰富复杂的内涵。如果我们的评论仍停留在原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层次，那不但会降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水平，而且还会对20世纪文学整体研究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制约。
以上种种，就构成了本文写作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这里，我无意对“十七年文学”历史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而主要想探讨其中聚集的自我矛盾的特征。作为从现代向“文革”及新时期过渡的一个特定阶段的文学，“十七年文学”尽管自有其基本的属性和本质的规定性，但它并非如我们所想象得那样简单、绝对和纯粹，而是呈现出极为矛盾复杂的状态：它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的复杂缠结。只不过这种矛盾被当时的主流话语所遮蔽，而更多以历史的“另一副面孔”或“异端的声音”呈现出来罢了。完整的“十七年文学”或文学史，就是由这一体化与矛盾性所组成。
一、矛盾性表现的三个层面：思潮、精神与文本
谈到“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不能不涉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体化”。此所谓的“一体化”，即指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逐步形成的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因此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①。这种“一体化”在“十七年”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以国家的权力作为保证”的对文学的“一种强制性的规范要求”，目的是为了“保证文学的题材、风格、主题，甚至人物、语言，达到一种统一化的要求”②。这也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很大的一个观点。故而，概念的提出者洪子诚一时声名鹊起。然而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由于洪子诚主要“从历史生成的演变的‘大处’着眼”，也由于他“比较倚重历史的观察而相对忽略文学的反观”，因此，相应忽略了“一体化”背后的异质因素，及其不可思议的能量，并使其文学史叙述“凸显了当代文学比较阴沉的、‘悲剧性’的一面，而对其中‘喜剧性’的因而也是‘明亮’的一面，可能昭彰不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叙述‘一体化’的生成和演变，他是那样环环相扣，严丝密缝；而讲述它的‘解体’，却相对涣散，多少给人以平铺直叙的感觉”③。洪子诚在后来的有关著述中对此作了调整和修正，强调指出“一体化”这个概念，“在某些地方很适用，但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的具体研究”，更不可将它凝固化、纯粹化，事实上在“一体化”的总体格局下面，“文化‘分层’的现象，不同力量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消失”④。
不仅如此，由于观念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位”，“十七年”尽管对文学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有时甚至凭借国家政治权力来加以推行，如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但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绝对”和“纯粹”。文学有其“规训”所不能规训的创作规律。从生活到艺术是十分复杂的，这之间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感和非意识形态的因素。因此，这就常常导致了实践对理论的僭越。更何况，文学不同于政治，“文学家，似乎比政治家更多地看到这社会前进过程中的‘反面’，因为文学家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他们总是把精神、感情看得重于物质生活”，而且“在文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在文学的时代精神与它的超越时代的品格之间，存在着矛盾”⑤。从这里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那时的作家在热情讴歌现实政治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契入点，在对社会阶级单纯的理解之中，又有一定的超越，从而无形之中拓宽了文本的内涵，使之程度不等地获取了与“五四”和新时期相似的超历史的一面。从这里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乃至后来的“文革文学”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有趣现象：一方面，它往往有意识地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迎合姿态，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却对之仍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一方面，它竭力按照当时流行的政治标准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这些人性和趣味的认同。这就出现了文学应有的“自我身份”与政治规定的“他者身份”相抵触、相混淆的现象，一个因政治权力无法化解的矛盾和悖论。有人在重读“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时曾指出，“现实权力对小说和小说家的征服和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反抗化约、整编的过程，后者不仅以文学的‘本能’和微小而不屈的坚持，限制了‘历史大叙述’的虚妄，而且最终宣告了它的不可能性”⑥。这个评价同样适合当时所有的文学样式。我们所说的“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就是这个“过程”后一方面的表现。它是为文学“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所决定的，也是文学“独特的感受世界方式”的必然结果。而揭示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开始超越了社会学、文化学研究的套式而真正返回到自身的“文学现场”，它并没有因“一体化”就无视其中存在的异质的成分，一概否定和抹杀其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那么，“十七文学”的矛盾性特征到底是怎样表现的呢？从系统的角度考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从文学思潮层面看，其内在矛盾性，既表现在周扬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与胡风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也表现在周扬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江青为代表的实用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周、胡矛盾在50年代初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与现代文学史上左翼内部的宗派矛盾包括个人恩怨纠葛在一起，曾围绕文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问题产生过激烈的碰撞。然而，正当周扬按照自己的革命现实主义理念来整治文坛时，极“左”政治文化规范的新的代表人物又应运而生。江青等人以政治实用和庸俗社会学为武器，对周扬推行的革命现实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周、江之间的矛盾便凸显出来。50年代后期至“文革”日趋升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反修防修”的理论，为江青推行实用现实主义创造了条件。至此，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也进入了一个封闭、单一、贫乏的年代，并向“文革”发生全面的倾斜。
其次，从作家精神层面看，它的矛盾性特征，不仅表现在“非中心作家”在特殊环境中的“潜在写作”和“异端”式的探索，如《傅雷家书》、《从文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同时也表现在“中心作家”在时代精神感召下所作的疏离式的“干预”和讽喻式的批评，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等。前者，尽管有悖于当时主流文学规范而被批判或不准面世，更多是以隐性方式存在于“地下”或“民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机会公开发表，但作为一种异质的精神文化，它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对当时“一体化”的文坛产生了影响。它向我们显示，即使是在政治规范严格的“十七年”，文学内部也会出现游离于主流规范之外、为政治权力算式无法除尽的“小数”。后者，也许与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家精神世界中被高度激发的政治热情和理想主义使然。所以，遇到合适的政治气候，他们就用年轻人特有的勇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进行“干预”。“中心作家”笔下“革命”与“青春”的矛盾以及矛盾双方之间的颇难协调，说明他们思想上的“不成熟”，也反映了彼时精神层面的丰富性、复杂性。
再次，从文学文本层面看，其矛盾性的表现就更明显，那时几乎所有作品特别是有艺术成就和特色的作品，都有类似情形。它们在政治权力无法统辖的文本的“缝隙”处，矛盾地融进了与主流观念相抵的有关生存的省思，如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特别是《望星空》等作品。虽然诗人在理智上并不怀疑个体对于历史潮流的服从，并且往往在表达的同时将它当作消极的东西加以批判，但“由于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诗中并不完全回避、且理解地表现了矛盾的具体情景，而具有了某种的丰富性，使人的心理矛盾、困惑，他经受的磨难、焦虑、欢欣、不安，获得了审美上的价值”⑦。作家思想情感上的这种矛盾，也必然导致作品内在结构的矛盾。于是，一方面，他努力保持与当时主流意识的同步，对大刘、“我”等知识分子软弱动摇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对个体意识、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又使他情不自禁地逸出这种主流意识，用细致入微而又不无暧昧的笔触去展示其充满冲突和痛苦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作品成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表现”。像郭小川这样的“自我矛盾”，在“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一批“红色经典”作品中都可以找到。
虽然“十七年文学”存在如上的矛盾，有时候甚至不乏尖锐激烈，但它毕竟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对话性的关系，既是为了维护当时主流思想观念，又使之保持适度的平衡，不致在文学政治化道路上走得太远。这一点，即使最为“叛逆”的胡风也不例外。因为“在总体上，胡风并未也不会否定文艺是政治工具这一前提。他的发难，就理论意义而言，不过是想让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同时能保持其审美性。……显然，胡风用来测定建国初文艺困境的那把尺子，并不是以鲁迅创作为范本的五四‘文学革命’为参照，而分明是以拉普派思潮流行的左联‘革命文学’为参照的”⑧。正因这样，我们在讲“十七年文学”矛盾性时不能将其过分夸大，也不应把过去的不幸或受难者过分拔高美化，当作“文化英雄”大加褒扬。在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年代，与“一体化”相对立的异质的声音向来是受贬抑的，哪怕是在“规训”尚未健全的建国初，以及在调整时期即环境相对松动的1956、1961年，都莫不如此。事实上，在政治高度统一的“一元化体制”之下，并不存在一种文学的“对抗体制”——相反，如彼得·伯格所说，对于后者的有效清除，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体制的基本功能⑨。
“十七年文学”的这种情形，与现代文学特别是“五四”文学是不一样的。“五四”文学的矛盾性，是在多元的、较为自然的状态下呈现的。无论是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论战，还是革命文学内部的争论，他们基本上都局限于文艺思想领域。因此，“五四”文学如台湾学者张灏所说，虽也存在着一个思想“两歧性”的问题，但因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故彼此的矛盾和不同反倒促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诡谲歧异的发展”，“也正反映了五四思想的开阔性和丰富性”⑩。而“十七年文学”不仅被置于“一体化”的生态环境，而且辅之以严厉的批判、改造机制。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对抗”性矛盾，而更多是以潜在的、弱势的方式存在。这也就是“十七年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笔者为什么不用“两歧性”甚至“双重性格”而用“矛盾性特征”作标题的主要原因。
二、矛盾性存在的两个原因：文化本源与文化属性
“十七年文学”的内在矛盾，它的一体与异质的复杂缠结，是偶然的还是具有某种深刻的必然？对此，也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
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能讲清楚，但从文化本源上考察，我以为无疑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特殊、矛盾、复杂这一特点密切相关。之所以特殊、矛盾、复杂，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现代性，不是从自身产生，而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到19世纪上半叶，现代性发生了分裂，导致了两种现代性及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社会现代性之外又出现了审美现代性。前者是一种相对中性的概念，它指示着人类社会不重复地线性进步发展的轨迹，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后者则带有否定和批判的色彩，它看重的是人文精神和审美内涵。而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原因，在将西方现代性文化资源进行空间转换时，有意无意地把这两种矛盾对立的现代性整合为一体。这样，社会化、世俗化的“实利效益”与艺术审美的“价值判断”，一同被摆上现代性的平台。但是，两者的差异是不能忽略也不应忽略的，忽略了，只会造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紧张。弄得不好，甚至连“现代性本身也成了‘病源体’，它的西方强势话语和民族国家诉求之间的矛盾、它的个人和集体话语之间的差异认知、它的批判和建设之间问题处理，无一不使这个世纪元话语处于尴尬的境地，现代性为解决问题而生却因制造问题而死”(11)。有些研究文章拿西方现代性标准衡量“十七年文学”时，不是简单得出“十七年文学”是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结论，就是对它的矛盾性特征感到困惑不解。事实上，现代性的这种矛盾，不仅赋予“十七年文学”以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也使它比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都更深入地介入到社会激烈的冲突当中。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现代性要晚于西方几个世纪（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中国的现代性则延至晚清才启动）。当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运动正沿着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欧洲模式在缓慢推进之时，西方的现代性正在受到各方面的深刻质疑（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质疑）。由于存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差”，也由于中国近现代曾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历史，中国在引进西方现代性之时，特别易于接受其中质疑西方文化的精神元素，并转换为以“反西方性”为出发点的具有强烈批判倾向的现代性理论。于是，在西方历时性意义上呈现的两种完全不同和对立的现代性，到了我们这里却被抹平和整合在一起。恰恰是这种抹平和整合，使中国现代性显得如此矛盾、复杂；它也许不符合科学的定义，但正好最能反映中国现代性的综合性、理想性特征(12)。诚如阿瑞夫·德里克所说，此时的中国人一方面“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性开拓的”，另一方面又被“抛入了动荡的旋涡中……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13)。“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正是这种现代性的矛盾与矛盾的现代性在文学中的折光投影。这看似不可思议，实则合情合理合逻辑，它反映了“后发展国家”对现代性的热切诉求以及所置身的尴尬境地；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一阶段文学不仅普遍具有反西方的倾向，而且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政治批判大于艺术建构。
如果我们把思考的目光从一般的文化本源推进到对具体的社会主义文化属性的考察，就会对“十七年文学”存在的矛盾理由有更深刻的认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对彼时文学矛盾性格的潜在制约影响。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复杂性，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矛盾性特征的文化之源。按照毛泽东的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文化源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追求崇高和纯洁，有充沛的政治激情和丰富的革命想象力，并在批判与重构的思维导向下，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的精神原则和文学规范。然而，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些文艺思想、文学主张“内部本身也包括着许多矛盾性。内部的空隙，有可能使不同的人‘钻自己的空子’，发展各自的阐释空间”。比如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政治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运用与作家的政治立场的关系，还有典型问题，题材问题等等。须知，“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并非都很明晰”(14)。“他们在理论上对文学社会效用的表达，与他们出于兴趣对具体文艺现象和作品的评价，是存在矛盾的。他们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热爱，和对无产阶级新文化期待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中，这也是马列文论给我们留下的一道难题”(15)。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理论与实践的错位，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的主导思想，尽管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和文化有矛盾，但并不主张文学与现实政治相抵牾，或游离于政治之外有太多的自由，而是基于社会主义文化想象和“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的需要，这就必然给“十七年文学”带来严重的“文学政治化”的消极影响，从而不仅导致文学内在的紧张和周期性震荡（在运动发动阶段往往比较“紧张”，而在运动结束之时则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而且还造成了现代性的诸多压抑和遮蔽。
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意识形态性。在新的时代，执政党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范畴来了解和把握，从方针政策的角度对它提出统一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由此混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取消文学作为作者主体感受的艺术表现特征和应有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功能。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就曾说过：“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16) 文学与政治的这种差异，在“十七年”时常凸显出来，彼此的矛盾也日趋激化。这种矛盾虽带有不少人为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其中的确也隐含着“不安于现状”的文学与“安于现状”的政治的冲突问题，具有某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三、矛盾性特征与“十七年文学”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
归纳和分析“十七年文学”矛盾性表现及其存在的原因，最终是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更好地评价这段历史，以启迪现实和未来。为此，根据现有研究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有必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评价标准上，不仅要注意“十七年文学”与20世纪文学特别是“五四”文学的内在关联，而且还要区别它与“五四”文学不同的阶段性的特点，不能用自己想象的所谓的“五四”文学的某一个标尺（如“五四”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包打天下。这样不仅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个“五四”神话，而且容易忽略“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它不加辨识地进行否定。“十七年”不同于“五四”甚至延安解放区，此时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对文学的领导已由纯科学的理论进入了具体的“政党实践”阶段，带有明显的实践色彩，较之纯理论思辨更复杂也更具探索性的特点。这也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的不同于常规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跨越式文化发展的新模式，是毛泽东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而与列宁更为接近的原因之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有的研究用“人与文学的全面失落”来评价“十七年文学”，这尽管有其合理性一面，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但从“十七年文学”存在的实际情况看，以单纯的人的标准的考察，我以为是存在批判性有余而同情性理解不够的问题，它忽略了“政党实践”阶段不可避免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缠结，也就是说，存在着将文学与政治视为完全相斥、不可通约的两极对立的思想情绪。实际上，“人的文学”只是审视文学的一种标准或一个角度，它根本不足以涵盖包括“五四”文学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五四”文学除了“人的文学”之外，还有“革命的文学”、“政治的文学”。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五四”一代学人思想中的这种让人困惑的“内在矛盾”(17)，甚至认为在他们那里不仅构不成对立，相反倒是实践了真正的“辩证统一”(18)。在此情况下，如果简单地拿它作为惟一的标准去衡量“十七年文学”，是否对榫就很难说了。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於可训提出的旨在解决文学内部两种不同功能文学潮流之间关系的“二项互补”、“两极互动”原则值得重视(19)，它至少为我们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特别是如何寻求开放兼容、富有弹性的逻辑框架和评价标准，提供了一种思路。
2.在研究思路上，不仅要发挥各自知识谱系的优势，而且要注意知识谱系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和整合。最近几年有关“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文学和文化两方面都出了不少成果，其中有的还颇具原创性的意义，对较为滞后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或许是知识谱系限制，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局囿于具体问题而在总体格局上尚无大的改观。为此，有必要在知识谱系方面向异质的“他者”寻求借鉴。比如，布尔迪厄、利奥塔、福柯等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参与现实政治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关于知识分子如何进行重新启蒙、实现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重构等观点，我们应给予重视。尽管他们的论述颇多极端之处，但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被锁定在高度专业化知识场域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难得的补充，至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了启迪。
3.在研究内容上，不仅要关注矛盾对立的双方及其一般的表现形式，而且还要重视它们彼此之间的中介系统及其特殊的存在方式。这里所说的中介系统，主要不是指近年来已有人在进行的报刊、稿酬等制度研究（大多是具体个案的研究），而是指一体与异质冲突过程中连接双方并对它们进行上下沟通协调、起到缓冲和化解矛盾功能作用的特殊的“中介物”，具体由作协文联等准官方的机构和以周扬为代表的领导型的批评家组成。它的存在及其特殊角色功能的运用，曾对当时整体文学包括内在矛盾关系的调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它在协调矛盾关系的过程中，自身也经常陷入难以自拔的怪圈，其荣辱毁誉与“十七年文学”息息相关，并成为整体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作为作协、文联领导和著名批评家的周扬、冯雪峰、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甚至郭沫若、茅盾是很具代表性的。作为特殊的中介角色，他们负有宣传和阐释国家政府文艺方针政策的任务，必须服从最高决策层的领导，而厚重的文化素养，又使他们深谙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反对政治对艺术的粗暴干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领导者角色与知识者角色的抵触，一种因自我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危机。为什么周扬在50年代初文坛能较顺畅进行平衡调节，而在60年代后则日趋明显地扮演一个上下不讨好的悲剧角色，原因即在于此。有人提到，“每次运动之后”，周扬“都要开许多会议，作一些内部讲话，调子与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同，重在强调文艺发展的规律”(20)。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在中介系统的其他人物身上也普遍存在，曾对“十七年文学”产生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主义文学计划化、组织化的属性特点及其内在矛盾，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4.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关注具体的文本解读，展示它的“无法消泯的异质性”，还要重视超文本研究以及它们彼此的纠缠迎拒的互动关系。文本解读是这几年学术研究的亮点，不少学者根据解构主义有关文本“矛盾事物的同时并存”的理论和中国传统的感知体悟的批评原则，在呈现“十七年文学”遭受创伤的同时发现了不少被遗忘、遮掩和涂饰的多元复杂的内涵。这较之前些年“重评”时曾有过的用政治定性取代具体艺术分析，而对“十七年文学”采取一概否定的简单化作法，无疑是一大进步，它表征了学界一次重要的理性回归。但是，毕竟“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显性乃至隐性层面都明显地烙上那个时代共有的印记。“十七年文学”的文本解读有必要强调语言与现实的“互文性”：一方面深入文本纷繁复杂的内部世界，注意它的形象性、情感性和审美性；另一方面又要跳出文本，开放式地将它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情景”中去审察，包括作文献史料学意义上的辨析。这样，文本与超文本的融通，可使我们的研究少一点主观随意性，多一点历史质感和实感。开放式文本的解读，也许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摆脱文学与政治的这种二元对立，在具体文本的敞开阅读特别是与外部社会文本关系上找到了一条道路，为文学研究反思政治文学，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
5.在研究态度上，不仅要注意理性的批判和审视，而且还要对历史抱以应有的同情和理解。“十七年”距离今天毕竟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它的许多思想艺术原则至今仍在延续，与当下现实有着深刻的关联。而且从第三世界的语境，特别是从处于现代化矛盾与选择中的中国现当代历史发展看，无论是把文学文本当作“民族寓言”（詹姆逊）来阅读，还是把它视为“工具合理性”（韦伯）来审视，我们在历史评价时没有理由对它采用一种轻慢或崇拜的态度，而是将它“调整到‘互动’的、‘同情’的和稍有‘距离’的状态”(21)。站在21世纪，我们没有理由将时代所赋予的在文化上的“在场”优势，当作自己高人一等、傲视一切的资本。无论如何，对历史的冷漠和无动于衷都是不可取的，它只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粗浅和鄙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十七年文学”作怎样评价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对话的开阔视野和豁达胸襟。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后结构主义式的非人文态度，以客观、理性、从容的心态开展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使之具有更加深广的历史包容度。
注释：
①②④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8页，第88页，第189页。
③ 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2页。
⑤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3页。
⑥ 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第45页。
⑦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⑧ 夏中义：《历史无可避讳》，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⑨ 参见彼得·伯格《文学体制与现代化》，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⑩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11)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2)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13) 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220页。
(14)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210页。
(15)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6)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17) 参见余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
(18) 李杨：《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问题——从“当代文学”的“说法”谈起》，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19) 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9页。
(20) 周健明：《我所见到的周扬》，《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21) 程光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