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国“大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文学史”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此后谢无量于1918年出版《中国大文学史》，再次用到这一概念。但早期文学史写作中所说的“大文学史”，因过于驳杂而不可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尝试以“大文学观”，开拓文学史研究的新路子，建构一种新的“大文学史观”。经过近二十年来的探索，“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已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并有了颇为可观的研究实绩。回顾这一研究历程，对于推进文学史观和深化文学史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大文学研究的背景与前提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文学观也曾发生过多次变化。其中尤以20世纪的变化最为明显，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全面接受西方文学史观，并逐渐以此作为衡量中国文学和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标准。如果从文学史观的演变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可以发现其间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文学史草创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是第一个阶段。此期的学者对文学的理解比较宽泛，举凡文字学、经学、哲学、史学等，都被他们罗列在文学史里面，其文学史更接近于学术史。20世纪3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作为对前一阶段文学观的反拨，30年代的一批学者，如郑宾于、刘经庵、刘大白、胡云翼等又转而提倡纯文学观，完全依照西方文学观来讨论中国文学，以为“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分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① 甚至以为“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② 此后的文学史写作可视作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过于博杂的文学观不仅与西方纯文学观大异其趣，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纯文学观也有相当的距离，而第二阶段全盘西化的文学观则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差较远。因此，此后的文学史发展所走的既不是第一阶段的“泛文学”之路，也不是第二个阶段的纯文学之路，而是在西方文学观的基本框架下，又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作了一定的修正和调和。
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时至今日，经过修正的西方文学史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写作约定俗成的规则。曾经在早期文学史家那里普遍存在的困惑——西方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实际之间难以忽略的不协调到底该如何解决？——也似乎被新的学术规则遮蔽起来，而不再被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学界所普遍重视。但因为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近数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尝试重新面对这一问题，并作出积极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的重新提出，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20中国世纪学术史上，提倡“大文学观”或“大文学史观”者，虽远不如接受西方文学观者众多，但是这两个学术概念却并不是新近才产生的。早在1909年，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就曾经出版过一部《支那大文学史》，③ 这恐怕是“大文学”这一名称见于学术论著的最早例证。稍后谢无量于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则将文字学、经学、史学等，都纳入到文学史中，有将文学史扩展为学术史的趋势，故其“大”主要表现为“体制庞大，内容广博”。这里的“大文学史”虽与第一阶段的文学史写作没有本质的差别，但这一名称的提出对于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却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就文学研究的实践来看，不少学者的研究其实并没有完全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左右，而是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如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注重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与风尚及文人心理等多种要素的综合联系中，来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及《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所收的不少论文，在坚持诗史互证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学与历史、宗教等的互渗互融的特点有过非常独到的把握；闻一多的《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说鱼》（载闻一多《神话与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名文，则是在更为广阔的、多学科相互影响的视野下，所作的一种研究；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载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则打通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壁垒，首次将言意之辨引入到文学和艺术理论研究中来。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50年间，可以举出不少。在这样的研究中自然也包含了作者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它与后来20世纪80年代后明确提出的大文学史观颇多相似之处。但严格地说，这在当时还不是一种普遍自觉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的正常化和思想的逐步解放，20世纪初期曾引发很多学者思考的文学史观问题，随着宏观文学史的讨论，再次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较早关注大文学问题的是杨公骥，杨先生早年的研究原本就体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他的《中国文学》（第一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及《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1980）、《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诗篇》（1958）等论文，与纯文学研究的路子都是大异其趣的。1984年，杨公骥先生曾以《先秦两汉大文学史》为题，申报过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编号为：840065），并与他的挚友公木先生多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虽然杨先生不幸于1989年6月辞世，这一课题似乎也没有成型的成果留下来，但是他独到的见识却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和回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为指导的大文学研究开始在学术界悄然兴起，并在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两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以说，儿岛献吉郎、谢无量和杨公骥诸位学者对“大文学”这一概念的运用和理论思考，陈寅恪、闻一多等学者超越纯文学史观的专题研究实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正是大文学研究兴起不可缺一的三大前提要素。
二、大文学的研究实绩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学者率先从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开始了大文学的探索，他们对大文学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积极探索的学术精神却非常相似。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些探索主要包括大文学专题研究和大文学史写作两个方面。
在大文学专题研究方面，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是集中出版的一批成果，④ 该丛书主编和作者倡导文化学、社会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主张“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⑤ 出版于90年代中后期、由陈伯海、董乃斌共同主编的《宏观文学史丛书》（7种），则以宏观文学史研究相号召，“更注重于宏观研究所必备的整体思维条件，也就是不把研究对象孤立和割裂开来看待，却是视其为有机构成的整体，力求把握其内在的血肉相连的贯通脉络”。并“就文学与某一相关的学科领域展开交叉性研究”⑥，这其实也是一种大文学研究。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则主要以唐诗与中国文化某一侧面的关系为研究重点，八种专著分别就儒家、道教、佛教、舞蹈、绘画、音乐、科举及庄园文化与唐诗的关系作了别具一格的论述，该丛书虽然篇幅都不算太大，但却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大文学的研究思路。
此外，如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版）、《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陈桐生的《史官文化与史记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天津出版社1999年版），程章灿的《世家大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普慧的《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版），吴相洲的《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⑦，黎国韬的《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齐洲的《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文利的《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一大批著作，从宗教与文学、艺术与文学、史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等方面切入，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讨，实际上都可看作是“大文学”的专题研究。
在大文学史写作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总纂的国家“六五”规划课题“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最初也曾称为“大文学史”，但后来正式出书时并没有采用这个名称。而从该系列已经出版的几部文学史来看，这一套文学史基本上还是采用了传统的体例和写法。从实际情况来看，赵明是较早进行大文学史实践尝试的一位学者。他曾为公木的学术助手，对于杨公骥和公木关于大文学的思考非常赞同，1988年他从吉林大学调入青岛大学， 而杨先生的弟子赵敏俐博士则早在1987年就已经来到青岛大学。从1990年起，赵明、赵敏俐及国内的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把公木和杨公骥提倡的“大文学史”思想付诸实践。他们用了整整八年多的时间，先后完成了总计一百七十余万字的《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先秦大文学史》从先秦文学“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并与宗教、民俗、神话、哲学、史学等，处于一种综合动态的结构关系中”⑧ 的认识出发，以五编二十二章，七十八万字的篇幅，对先秦文学史进行了有别于以往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对先秦文学文史哲互涵互动、文化内容丰富独特等特点的阐发，对文学史研究回归中国文学实际的追求，⑨ 以及恢宏的气势、开阔的视野，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九十余万字的《两汉大文学史》，规模更大。但从写法上仍立足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始终与哲学、史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⑩ 这一基本认识，把两汉文学作为大文学看待，并力图更为全面地揭示这一时期大文学发展的特点与成就。全书在论述的深度、广度和某些具体问题上均有所突破，体现出大文学史观的优长。按照文体分编的体例也基本与《先秦大文学史》一致，与以往文学史将时代顺序作为主要叙述线索，而割裂同一文体发展连续性的做法不同。虽然学术界对该书的认识或有不同，但它与《先秦大文学史》所作的探索之功却是不可埋没的。
傅璇琮更是一位大文学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他不仅于1985年就出版过《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并主编过前述的《大文学史观丛书》，而且后来又主持完成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和《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傅璇琮、蒋寅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 月版）两部大著，成为迄今为止大文学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学者。他关于大文学研究的思路其实在写作《唐代科举与文学》时就已经基本形成了〈该书“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来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11) 实为较早的大文学专题探索的一部专著，这一研究思路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和《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两部著作中，则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得到了更好的展开。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共四卷，二百五十余万字，以“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为指导思想，“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的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地编排”(12)，从而更为完整地展现了唐五代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和“立体交叉”的情景。论者以为“体现于这部书中的文学观，确实有异于数十年来颇见风行、直至时下仍然很有势力而实乃深受西方文论拘囿的所谓纯文学观。它是一种既具有现代科学气息而又更切合中国文学实际的大文学观；相应的，它也就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时下一般文学史著的、视野远为宏通开阔的大文学史观”。(13) 如果说此书受编年体的限制， 更多地是以史料的排比来体现大文学史观，而未能作展开论述的话，那么在由百余位专家合作、七卷三百余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中，傅璇琮和蒋寅两位先生更是自觉地以“突破现有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横向开展文学史的综合研究”为目标，将这种研究思路进一步贯彻到了文学史论的实践中，尤其是专论历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中编”部分，注重于“横向展开文学与不同学科的比较，通过文学与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来揭示不同时代文学的主导倾向”。(14) 其中涉及文学与哲学、史学、经学、（原始）宗教、艺术、地域文化、出土文献、语言文字、世族、社会环境、政治、传统思想、科举制度、文学传统、交通、幕府、妇女、社会生活等多种学科、多种领域之关系的专题讨论，集中体现了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研究的实绩，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大文学专题史研究。
曾参与《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写作的赵敏俐，则主持完成了《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与上述文学史著作不同，该书主要侧重于以艺术生产和消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歌诗，在著者看来，“歌诗是指可以演唱的诗歌，也包括可以入乐入舞的诗”，“是以感觉为主和以娱乐为主的艺术”，(15) 由此歌诗研究就是以歌诗的演唱性质，演唱方式，受演唱影响而形成的语言特色、文体样式和审美风格，歌诗的表演者、消费者，以及歌诗生产与演唱对古代诗歌的影响等为重点，这与传统重视意识形态和思想内容的文本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后者是静态的纯文学研究，那么该书则是在把歌诗与音乐舞蹈、歌诗与表演者（艺人）、歌诗与娱乐时尚、歌诗与大众需求等多种要素，进行综合考虑的立体式的背景下来展开思考的，它所体现的也是一种大文学史观。
此外，如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程千帆和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张可礼的《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乔力的《中国古代文学主流（十五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程千帆和程章灿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陈桐生等主编的《历代文人心态史（八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一批文学史著作，虽各自的努力方向不尽全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突破纯文学观念的学术追求，使大文学史的写作在实践形态上更加丰富多彩。
总的来看，近二十年来的大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虽然学者们对“大文学”的理解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大家在突破传统纯文学观念方面所作的各种实践探索，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普遍性，并显示出一种新的学术发展态势。当然，我们可以对“大文学”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也完全可以用别的概念来代替它，但无论如何，对这一学术变化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三、大文学的理论探索
关于大文学的理论探讨，几乎是与大文学专题研究和大文学史写作同时出现的。在这方面，赵明的思考也是比较早的，他在《先秦大文学史》的长篇“导论”中，对“大文学史”就曾作过如下的理论说明：“称‘先秦文学史’为‘大文学史’，不仅仅是因为这时期史的跨度极长，兼有几个社会形态的文化，为后来的断代文学史所无法比拟，最主要的，还在于它是文化发端期的文学，具有更为突出的文化性征和综合形态的特点。……一部先秦大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对具有突出文化性征的先秦文学进行文学的文化发生研究，或文学的文化综合动态关系研究。”他认为先秦大文学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一是“蓄积久远的文化内容”，(16)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赵明既是较早尝试从源头上确证中国文学的大文学特征，也是较早立足于大文学观，提出大文学史观，并积极实践的一位学者。此后，他仍在不懈地思考着这一问题，并陆续发表过一些非常精辟的见解，如他提出的“文史哲三个高峰”的观点，庄子为“哲诗”，屈原为“诗哲”的观点，均从文史哲互涵互动的前提下，对大文学观作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17) 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完成于1998年的《两汉大文学史》的“导论”中赵先生再一次写道：“先秦以来，迟缓的学科分化，使我国文史哲在互涵互动的发展中得以由表及里地渗透；晚来的文学自觉，也使‘纯文学’从她的母体中吮吸了更丰足的文化滋养。魏晋以后，文学固然已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此后的文学已带有更多‘纯文学’的意味，但我国文学的发展始终与哲学、史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觉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仍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受文化建构过程中整个作用所驱动，同时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先秦两汉文学之后的文学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本质，‘纯文学’的发展仍与哲学、史学息息相通，并在整体文化建构中确立自己以审美为中心的地位。”(18) 这一理论观点无疑为从大文学的角度研究整个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其实，这一点在由赵敏俐执笔的《先秦大文学史》的“结语”中，就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虽然也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的变异，但是形成它的原初遗传基因却是维持其种族生命长久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文学，乃是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确定了的。”“尽管中国后世的文学已经和史哲分流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但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改变这种对于‘文’的基本认识，也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对于先秦典籍的学习。”(19) 这也就是说，作为发生奠基期的先秦文学，它的“大文学”特征对于后世文学实际上具有遗传基因式的决定作用，而由于后人自觉的学习，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决定作用。因此，魏晋以后文学的自觉并不意味着“大文学”时代的终结。
大约在2000年前后，这种思考逐渐普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大文学和大文学史的认识逐渐由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扩展至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比较文学等其他学科领域。
如贾植芳在为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所作的序中提到：“我所期望于这一科研群体的是，在这部专著出版后，再接再厉，写出一部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为两翼的，中外文学双向交流影响的《中国现代大文学史》。”这是把将通俗文学和中外文学交流的内容纳入到原有的纯文学中，以扩大现代文学史范围的文学史称为“大文学史”。董炳月在《鲁迅＜故乡＞阅读史》的译后记中也谈到了“大文学史”。他说：“而恰恰是这部最小的文学史，以20世纪中国的文学空间为背景，涉及了许多大文学史未曾涉及或较少涉及的学科领域。……在这方面，《阅读史》所做的工作也有启发性。类似的‘小文学史’写作也许是‘大文学史’写作的重要途径。”(20) 这里所谓的“大文学史”，是与研究《故乡》阅读史这样的局部问题相对而言的，与贾植芳先生的“大文学史”虽不完全一样，但突破传统“纯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通俗文学、文学交流、文学传播及文学阅读等被传统文学史研究摈弃的问题作为文学研究的正题，却是二者的共同点。
还有不少学者在谈到“大文学”时，明确地把从文化视角对文学的研究作为“大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如天粒在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时说：“它（笔者按：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几乎是以全所的力量，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从文学的角度透视人类文化。它研究的是一种‘大文学’，是当今极有前途的‘大文学’学派的开拓者和实践者。”(21) 其中“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也就是研究文学的文化特征，这正是赵明所界定的“大文学史”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界定多有不约而同的肯定。如黄曼君不仅称赞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采用“以现代化为视野的大文学史观带来了史的框架的新因素”，(22) 他自己也力主一种“大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研究应当“同时从东方的和西方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美学和文艺学、民俗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交叉学科中汲取营养，实现创造性的转换，进而形成一种所谓‘大文学理论’统摄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格局”。(23)
以上所举的例子，主要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其实还有不少文艺学学科的学者也发表过大致相类的观点，或也在倡导一种“大文学理论”。比如王先霈在为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所写的书评中，就曾对近几十年来文艺学领域的“大文学理论”研究的趋势作过如下的描述：“近二十年来，文艺学既要突破‘左’的文艺思想，又在应对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挑战，其间包含着诸多的困惑与迷惘，从‘主体性’的伸张到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从文艺学现代化的吁请到对多元综合的‘大文学理论’的倡导，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正在这一进程中走向成熟。”(24) 王岳川则从另一个角度谈到了文学研究在当代所发生的变化：“从关注小本文，即词语、人物、情节、喻意等，转向大本文，即阶级、性别、文化、社会、话语及权力运作等层面。这些分析原先可能是社会学、政治学的，现在文学也要从事这方面的分析。因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接受者、文学传播机制（如网络文学）、文学的价值功能都在发生变化，文学不再仅仅具有审美欣赏的功能，而具有了一种大文化功能。”(25) 另一位学者葛红兵在他的《文学概论通用教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也表现出建立“大文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品格。
二是出现了关于大文学史观的集中系统的专论。董乃斌、杨义和陈伯海等学者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26) 董乃斌在题为《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27) 的论文中，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对“大文学史观”作了系统的探讨。他认为20世纪的文学史观经历了传统的大文学史观、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纯文学史观两个发展阶段之后，新时期以来，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新的大文学史观阶段。而第二个阶段的文学史写作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以‘纯文学’和突出‘一代之胜’作为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使大量有用的、应该注意的文学史料被舍弃，从而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也造成了因将历史现代化而推动或削弱科学性的弊病。”“在将许多原先不受重视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和历代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一些所谓‘下里巴人’的东西请进文学史殿堂的同时，却把不少很有特色的传统文学样式驱逐出了文学史。”鉴于此，董先生指出：“站在中国文学的本位之上，我们不应该无视古人的文学观（事实上，它也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更不可削中国文学史实之足以适西方‘纯文学’观念之履。于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文学史观’，便成了时代的要求。”他不仅把宏观文学史观和大文学史观都看作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既是它的产物，又对新的文学史范型之产生有推动作用”，对这种新型大文学史观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且对它的特点也作了初步的论述：
新的大文学史观与第一阶段以庞杂混沌为特色的传统大文学史观念不同，它是反思数十年文学研究现代化历程后所获得的理论自觉，表面看来似有某种“回归”色彩，但实际上是文学观念和研究经验经由“否定之否定”之路螺旋式上升的结果。这种新的大文学史观是现代通行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自然发展和科学修正，二者在基本点上并无根本冲突，但它同时主张充分尊重各个时代人们所持的文学观，尊重他们对文学范畴的界定，全面、辩证地对待一切文学史现象，对待一切可以搜寻的文学史料，包括注意研究一切在历史上存在过并有所建树的文学文体。所以，那些曾被前一阶段文学史舍弃的文体和它们的代表作家，应该被视为每个时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参与到文学史流变之中，并恢复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此外，他还指出，新的大文学史观不仅应当“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而且还“要深入到创作主体丰富而又活跃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的开启，将大大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概括来说，新的大文学史观的“根本特点是宏通开阔，是对大文化背景的宏观和对心灵世界的微观的良好结合，是对学科交叉互渗研究方法的重视”。这篇写于20世纪最后一年的论文，对于“大文学史观”发展演变的梳理、对于“大文学史”的学术特点的总结，无疑是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文学史”研究实践和“大文学史观”理论思考的基础之上，因而能作出更为系统的理论总结，标志着“大文学史观”的进一步成熟。
与董乃斌相呼应，杨义也是近年来“大文学史观”的积极倡导者。他也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明确提出了所谓“文学三世”说：“有所谓‘文学三世’：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在充分肯定20世纪文学研究的前提下，杨先生指出“提纯的洗礼带有某种人为的阉割性，使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被割裂了，因此在进化中隐藏着某种退化”。这就注定了“纯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三大缺陷：
一在本体论。当人们引进他者眼光对文学进行提纯处理时，它很可能把一些历史学、文化学的知识排除在文学体验的边缘或圈外。二在功能论。西方观念源于西方文学经验，往往与中国经验存在错位。小说、诗词、戏曲，更不用说骈文、辞赋，中西方都存在着叙事学、诗学原理原则和智慧方式的偏离与歧义，在发生学、形态学和源流学上都有各具千秋的历史发展系统。不经辨析、校正和融合，就轻易地套用西方观念，也就很难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很难从本源上发挥中国文学思维和理论概括的优势。三在动力学。从西方引进的五花八门的文学思潮，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具有提供世界视境的巨大启迪作用的，但它们与中国社会发展、人生方式和文化现实之间存在着许多距离与脱节。单纯追慕新潮而忽略中国经验和生命神韵，是很容易产生类似于邯郸学步的负面影响的，这也许是一些不乏才华的创作缺失大家风范和传世素质的一个原因。
与董乃斌强调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相关，杨义更进一步，他强调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中华五千年和多民族的文化，是具有充分的魄力和元气涵养自己的文学之大家风范和大国气象的。”也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够对20世纪“纯文学史观”的缺失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关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学所面临的普泛化、快餐化、通俗化和个人化的危机，认为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了“文学参与全球流通和竞争的身份证”。这两点，无疑可以看作是重构“大文学史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前提。因此，他的“大文学观”就“不仅是一种知识构成或知识重组，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胸襟”。(28) 也是被提到了重建中国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高度来认识的一个学术概念。此后，杨义在接受记者舒晋瑜的采访中，又一次提到：“我们需要返回到一种大文学观，以世界的视野重新建构，既融合纯文学观的精审，又融合杂文学观的渊博，从这里探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使文学与文化结缘。”(29) 这已经把“大文学”与中国特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陈伯海也认为：“如果说，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以建立，那么，纯文学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要在两难之间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提升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文本与可能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合点，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能才有可能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绾结起来而又不至于使其陷入‘杂’的境地，它突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以为‘大’的合理的归结点。”他认为对传统的“缘情绮靡”进行创造性阐释，“不仅能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甚且好拿来同西方文论中的某些观念（如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说）开展对话与交流，而大文学史之‘大’，便也会在这古今中外不同文学体制、精神的碰撞和融合中逐渐生成”。(30)
杨义与董乃斌作为同在文学所工作多年的两位学者，他们的观点肯定都曾给予对方以启发。而陈伯海则不仅与董乃斌有过多次的学术合作，而且与赵明交往颇深，几位先生关于大文学的理论思考虽然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但又不乏共同之处。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进行理论的探讨，而且也都身体力行，积极地将“大文学史观”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除前述赵明主编过《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外，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杨义与郭晓鸿合作的《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董乃斌与程蔷合作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都是有意识地将“大文学史观”用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的例证，而董乃斌也有以“大文学史观”重写唐代文学史的学术计划。在这一点上，几位先生实有非常一致的选择，他们与傅璇琮先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当然，一种新的文学史理论，是需要经过学术界长时间的实践尝试和理论探讨，才能逐渐趋于系统和完善的。新的“大文学史”观正式提出并应用于文学研究中，也不过才20年左右，对它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则只是近十年来的事，相关论述中存在不足和粗疏之处是在所难免的。其中关于大文学史的特质、内涵与外延，关于20世纪大文学史观的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问题，都还有进一步细化、深化的必要，即以近年对“大文学观”发表意见最多的杨义先生来说，他的“文学三世”说将几千年文学史全部用“杂文学”来概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同阶段中的文学纯化现象，以及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以中国文学实际修正西方文学观的种种努力就都有考虑不周之嫌。(31) 尽管如此，回顾学术史，我们仍然坚信“大文学”研究是回到中国本位立场的必然选择，在下一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中，它的魅力必将为越来越多学者所认识。
注释：
①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上海，北新书局，1932。
② 刘大白：《中国文学史·引论》，上海，大江书铺，1933。
③ 此书的“古代编”出版于1909年，参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8页相关说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 该丛书包括陈书录的《六朝烟水》（研究六朝社会风气与文学的关系）、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研究唐代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研究唐代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张宏生的《感情的多元选择》（研究宋末元初民族意识与文学的关系）、韩经太的《心灵现实的艺术透视》（研究历代文人心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等五种专著。
⑤ 《大文学史观丛书》总序，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
⑥ 陈伯海、董乃斌主编《宏观文学史丛书》总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98。该丛书包括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992年）、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1992年）、夏咸淳的《晚明士风与文学》（1994年）、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年）、陈伯海的《中国文学史之宏观》（1995年）、叶舒宪的《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1997年）等七种专著。
⑦ 在此基础上，作者《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一书，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⑧ 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导论》，4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⑨ 该书《导论》中说：“对先秦文学提出‘大文学’概念，作‘大文学史’的研究，不仅符合先秦文学史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导论》，5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⑩ 赵明等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导论》，89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11)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序》，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12)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4～5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13) 董乃斌：《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文学遗产》，2000(5)。
(14) 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总序》，2、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15) 分别见赵敏俐等著《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导论》，47、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 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导论》，4、6～10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17) 参见赵明《由早熟到辉煌的文化史路——先秦文史哲互摄中的文学建构》，《社会科学战线》1996(5)；《哲学的诗化与诗意地沉思——诗哲屈原与哲诗庄子》，《齐鲁学刊》1996(1)；又参见赵明《文化视域中的先秦文学》“代序”及21～40、150～166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此外，赵先生在近期所完成的未刊稿《关于“大文学”观的几个话题》一文中还对大文学史观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就中国古代情况来说，正由于知识分化过程相对迟缓，它在某种意义上倒发挥了‘综合’、‘交融’固有的‘优势’，因而有利于文史哲之间的渗透由表及里，相互滋润，有利于文学本身深入全面的发展，而得以避免单科独进的偏执与蔽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载体的文史哲，长期在互涵互摄中发展，文化上形成了由早期的文史哲不分，到后来的文史哲互渗，这一特点，不仅保障了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不被割裂，而且使得文学从相关学科，特别是从哲学、史学等领域吮吸了深刻的思想精髓和丰富的文化营养。文史哲的长期浑融共处和相互渗透，曾使中国古代文学在疆域广度、精神深度和文化厚度等方面，显示出自己凝重而丰厚，雄浑而绚丽的风貌。这就是我的‘大文学史’观，是我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学史》的学理依据。”
(18) 赵明等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导论》，89～90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19) 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结语》，981、985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20) ［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董炳月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21) 天粒：《民族文学研究：摘下一支红透了的苹果》，《民族团结》杂志网络版(http://www.56—china.com.cn)2000(12)。
(22) 黄曼君：《用新视野考察中国文学发展》，《光明日报》，2000。
(23) 周思明：《思、诗、史的统一》，三石图书文化传播网(http://www.3stonebook.com)畅销书评一。
(24) 王先霈：《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艺学学术史》，《人民日报》，2001。
(25) 王岳川：《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的精神脉动》，《文学自由谈》，2001(4)。
(26) 此外，对这一问题发表过明确意见的学者还有不少， 典型的如栾栋的《文学的疆域——有感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块垒化》（《光明日报》，2003年1月5日B②）、刘跃进的《咸阳石刻的启示》（《人民政协报》2003年5月27日学术家园）、王宁的《我看文学和文化研究——写在〈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出版之前》（《人民政协报》2003年5月27日学术家园）等，读者可参看。
(27) 《文学遗产》，2000(5)，以下所引董乃斌的观点，均见此文。
(28) 以上引文均见《文史哲三家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杨义的《认识“大文学观”》，《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7日，又见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附录540～5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9) 舒晋瑜：《给中国文化或文学发张身份证——访著名学者杨义》，《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22日，又见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4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0) 陈伯海：《杂文学、纯文学、 大文学及其他——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问题探源》，《红河学院学报》，2004(5)。
(31) 刘纳在《“大文学观”的生动范例——读〈京派海派综论〉》（《人民日报》2003年5月13日）一文中也说：“虽然杨义尚未来得及对‘大文学观’做更深入更细致更系统的阐释，目前它还是一个带有伸缩性和模糊性的概念，而‘大文学观’的提出，已经显示了文学研究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可能性。“其实，迄今为止，所有持“大文学观”的学者们都还未来得及对它进行更深入、更细致、更系统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