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大一统”学术思想论略
叶晓庆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 要: 先秦诸子学术的兴起和发展,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诸子面前的切实问题。诸子学说虽争鸣各异,实质上却有着共同的学术来源与学术指归。它们承接“古之道术”,构建自家的学说体系,并希冀以此统一社会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大一统”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学术思想支撑。
关键词: 诸子百家 大一统 学术思想
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大师辈出,遂有“诸子百家”之说。但考诸文献,汉代之前诸子并无分“家”之论,战国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批评文章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等对战国诸子学说皆有缕析分类,并无称“家”之例。就目前所见文献而言,诸子分家最早始于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将先秦诸子学说分为 “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六类,诸子称“家”之说首见。其后的刘向、刘歆父子奉旨整理典籍,写成了中国较早的系统图书目录学著作《别录》与《七略》,可惜此两书早已亡佚。但《七略·诸子略》中的内容却被班固加以沿用改造,保留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一文之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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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诸子分不分家,先秦诸子都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产生于同一历史文化境域,有着共同的学术来源与共同的学术指归。傅道彬将其统称为“诸子文化集团”,并指出他们“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与文化上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向他们提出相同的历史使命”[1]。
一、诸子百家“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来源
《庄子·天下》篇认为诸子百家争鸣乃是“道术为天下所裂”的一种表现,诸子学说乃是“得道术之一察焉以自好”,诸子的学术来源在于古之道术,古之道术主要保存于“六经”文献之中。
《庄子·天下》篇指出: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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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文献可知,《易》《春秋》与《诗》《书》《礼》《乐》组合并称在一起,最早应该是战国末期之事。《庄子·天运》篇有“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说法,始有“六经”之名。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指出六经是三代先王治道与典章制度的典籍。《庄子·天运》与《庄子·天下》篇并未将六经视为儒家学派的专有经典,而认为他们是古代道术的总汇,是诸子学术的共同来源。
诸子之学创立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原有的社会“大一统”统治秩序及支撑这种秩序的思想观念体系都处于逐步瓦解的状态之中。如何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及社会的思想学术体系,成为摆在诸子面前的切实问题。诸子百家承接“古之道术”,从传统“六经”之中汲取营养,开始着手构建自家思想体系,并希冀以此统一社会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大一统”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学术思想支撑。
在传统礼乐秩序渐趋崩解,固有思想观念不足以为社会伦理和现实行为提供依据之时,老子一系的道者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以此重构社会的“大一统”秩序。他们的最终选择是上推天道,然后落实到现实社会层面,即从宇宙论再到人生论,最后延伸到社会政治论。
综上可知,诸子百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学术来源,即所谓的“六经”之学。
二、诸子百家“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指归
综观诸子各家思想的产生及主要思想特质,便可发现“六经为诸子思想的学术来源”一说所说不谬。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祖述尧舜”而“宪章文武”,思想直接源自六经;道家“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合于《易》道之谦让,而其所持“相反相成”的观点,很可能深受《周易》“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观念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道家的思想与《周易》密不可分;法家的刑赏理念与《尚书》可谓关系密切;墨子论说观点之时,常以“先王之书”为依据,《墨子》一书引用《尚书》达三十余次;其余的如《诗经》对纵横家的影响,《周易》对阴阳家的影响,《春秋》对名家的影响都是可见一斑的。
可见,墨子所有主张都围绕社会“富足”“繁庶”与“安定”展开,“富足”“繁庶”与“安定”恰恰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更是创建“大一统”社会秩序的重要物质保证。
老子思想的核心理念为“道”,以“天道”推演“人道”是老子思想的最大特点。可以说,以道治理天下是老子宣扬的一种独特的治世方略,这一治世方略的核心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就是遵循天道规律施政,“抱一为天下式”。老子认为这才是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根本,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2.道家的“大一统”学术取向
式中:分块平均灰度为μn,整个图像平均灰度是为系数方差。 αn和βn是控制图像畸变的因子。水印嵌入算法的步骤如算法1所示。
春秋时期,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以复归西周礼乐文明,重构社会“大一统”统治秩序为毕生追求。孔子援仁入礼,根据时势改造西周礼乐文明,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孔子创办私学教育,将“大一统”的思想诉求熔铸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塑造之中;孔子整理典籍,修订《春秋》,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寄寓其中。孟子服膺于孔子之学,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命,自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按司马迁的说法,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可谓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其学术使命就是“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故而“匡正统一社会思想,重构社会‘大一统’秩序”就成为孟子重要的人生追求。孟子之后,儒家学术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之时,齐国稷下学宫学术繁荣,墨、道、法、名、阴阳乃至黄老等学派的学说在社会上均有较大影响。荀子批判继承了各家学说,构建了自身的思想学术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生当战国末期,社会经过长期分裂动乱,亟待重新一统。适应这种形势,荀子极力宣扬“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为一”的思想主张,认为当此之时,结束分裂割据状态,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乃是人们的共同要求和愿望。为实现这一目标,荀子从学术思想角度出发积极探求规范社会的有效途径,其“群分合一”及“礼法并重”的思想对于“大一统”社会秩序的构建意义重大,并对汉代的公羊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讲庄子之学“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细究起来,庄子的思想与老子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庄子只是汲取了老子思想中的某些方面作为自己学术创造的基础。从《庄子》内七篇来看,庄子追求的主要是逍遥自由的人生境界而非治理天下之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庄子所谓的“逍遥游”恰恰源于对混乱社会现实的不满。当社会秩序已不能靠外在礼法维护之时,庄子选择向原始回归。庄子认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社会崇德行、兴治化,以礼乐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朴素而纯真的本性逐渐丧失,人性之“恶”开始萌生,社会秩序只能靠礼法维持,人类本来自然和谐的社会秩序去而不返。重构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是回归原始,所以,庄子反对人为文明,主张向原始秩序回归。
3.墨家的“大一统”学术取向
儒墨曾并称为世之显学,相较于其他诸子而言,墨子的思想有强烈的“现世实用主义”倾向。墨子认为统治阶级有“三务”:一是“富之”,即使百姓生活富足;二是“众之”,即使社会人口繁衍;三是“治之”,即使社会秩序安定。若要实现社会“富足”“繁庶”与“安定”,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4.法家的“大一统”学术取向
1.儒家的“大一统”学术取向
一是主张任用贤能,遵循先王圣导,开创清明的社会政治环境,君正臣贤,是为“尚贤”“尚同”;二是主张人们“兼相爱”,以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为“兼爱”;三是反对战争,墨子认为战争戕害人们的生命,破坏社会的正常生产,损耗社会资财,为最大的不义之事,因此,主张“非攻”;四是反对奢靡的礼乐活动,墨子指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故而“非乐”;五是反对厚葬久丧。墨子指出:“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但厚葬久丧不仅疲惫人们的身心,而且消耗社会财富,更不利于社会生产,故而“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是为“非葬”;六是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俭,是为“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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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以来,社会礼乐进一步崩坏,法家思想逐渐为人们重视。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的法制主义思路逐渐抬头,如申不害就主张“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慎到也主张“据法倚数”;商鞅更是主张“以赏禁,以刑劝”且“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以达到“法任而国治”的目的;战国末期的韩非更是集法家学术之大成,极端推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葛兆光先生指出:法家“就是希望达成一个严格、有效的官僚管理系统,形成整齐、规范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早期的基于血缘亲情的伦理规范,取代基于心理自律的道德自觉”[2]。可以说,法家所走的路线就是以“法”实现和维护君主专制,从而实现社会的“大一统”。
司马迁说:“法家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也。”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家思想的弊端,即法家的非道德主义立场与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传统大为抵牾,它无力构建适合统一政权的思想文化秩序,故终不能一家独大。
然后根据目标函数计算残差平方和E,判断E是否满足精度要求,若不满足,根据公式(1)~(3)反向逐层调节连接权值,并重新计算正向计算结果y1、y2、E,直至满足所设条件。
原先对阵双方都是两肘弯曲,互相角力。这一次秦铁崖深呼吸之后,两臂前推,将肘子抻直,拉大与对手间的距离。他两臂奇长,这一招对他极为有利。两人之间距离拉开,李太嶂的头槌无法撞击目标,并且将头顶暴露在对手面前。
综上可知,春秋战国礼乐的崩坏既是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变革,又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统格局的破裂,诸子百家即是兴起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故而“大一统”秩序的重建便成为诸子百家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诸子学术思想源自 “六经”之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乃是其共同的学术指归,司马谈“夫阴阳、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的论断,大体是不差的。故而诸子百家虽然争鸣各异,实质皆是治世之术,它们有着共同的“大一统”学术取向。
参考文献:
[1]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542.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51.
本文是2016年哈尔滨商业大学青年创新人才支持项目“《春秋》‘大一统’思想研究”(2016QN0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