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经济学语境——《巴黎手稿》的政治哲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巴黎论文,语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1932年分别在德国和苏联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引发了影响深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且对苏联哲学产生了深刻的触动。这部青年马克思未完成的手稿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阐释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为处于思想解放过程中的中国学界所热议，随后的实践人道主义研究引学界一时之风尚。因此，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凸显了该文本的启蒙意义，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由此开启的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视域——政治经济学批判。须知，马克思曾将这部手稿命名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与此同时，他摘录了16位英法著名经济学家的21部著作，留下了9册《巴黎笔记》。可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巴黎笔记》的摘录而逐渐丰富和深入的，马克思在这里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力图进一步颠倒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逻辑，改变工人的生活境况，具有鲜明的政治哲学内涵。因而，将这两组文本群视为整体的《巴黎手稿》并作政治哲学解读十分必要，从中浮现出政治哲学研究的经济学语境，彰显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要义。 一、《巴黎手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 在刚接触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马克思就重视理论的现实生命，并很快在他的法学老师甘斯编辑的《黑格尔全集》中汲取了法哲学的思维力量。在《莱茵报》时期他运用合乎理性的法哲学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展开官方论战，却遭遇了“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发现在黑格尔哲学中没有解决现实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答案，从此产生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正如他所说，“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页)后来，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开始是以何种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呢？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页)在研究这个“现代主要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进而得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412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确立的政治逻辑隐含着从国家哲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转换的学术视域，但这一转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并未真正实现。马克思固然说过“留待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时再来阐述”“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之类的话，“但单从保存下来的手稿中没有发现他对《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第182-256节)部分所作的摘要，也没有专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分析”。(韩立新，第23页)这一转变是从《巴黎手稿》开始的。在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撰写序言之际，已经研读大量国民经济学文献的青年马克思自信地表明：“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第3页)从下面这段被删去的文字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不懂国民经济学的空乏哲学评论的不满：“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者还用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同上，第3-4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不学无术的评论家”是鲍威尔，从跟随鲍威尔研究自我意识哲学到批判鲍威尔“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支撑他前行的力量正是政治经济学为解决当时欧洲社会现实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是青年马克思的旅法岁月。编辑《德法年鉴》之余，他在400×310mm的纸张上分两栏作了9册笔记摘录，其内容分别是：(1)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摘要、斯卡尔贝克《社会财富的理论》摘要和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摘要；(2)斯密《国富论》摘要；(3)《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和续斯密《国富论》摘要；(4)色诺芬《雅典的色诺芬著作集》摘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摘要和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5)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摘要、《普雷沃论穆勒》摘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摘要、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摘要和续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6)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摘要；(7)许茨《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摘要、奥先戴尔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或对李斯特博士工业力哲学的阐释。附一个来自乌托邦的祈祷》和《论民族的商业交往》摘要以及续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摘要；(8)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以及救济的难易程度》摘要、《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摘要和《论谷物的性质、耕作、贸易和利益》摘要，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摘要，一个关于罗马式的简要编年摘要；(9)比雷《论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摘要。(参见鲁克俭，第437-438页)“摘要部分篇幅共达18印张左右，马克思有关评注就超过2印张”。(Лапин，стр.287)当然，他在这期间近乎一气呵成的阐述主要体现在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参见姚颖，第72-73页) 关于两个文本群交叉写作的细节，苏联学者拉宾的考证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拉宾认为马克思这时的写作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初读恩格斯的《大纲》，摘录萨伊、斯卡尔贝克及斯密的著作(第一、二、三本札记)并完成第一个手稿；第二阶段“摘录李嘉图、穆勒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第四和第五本札记)，写恩格斯的《大纲》的提要，完成第二和第三个手稿。”(拉宾，第231-232页)另外四册笔记均写于1845年1月前，与前五册笔记的主题相同，因而应被作为整体的政治哲学文本群来看待。综观“巴黎笔记”文本结构可见，这组承上启下的文本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了翔实的文献储备，它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内容，延续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思路，同时涉及对共产主义文献的研究，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 二、《巴黎手稿》的政治哲学主题 《巴黎笔记》开始于《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马克思在这里几乎逐字逐句研究了1792年8月10日—1793年5月期间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党人的争论。从中发现：吉伦特党人的“实践局限于报告和演说”“这使他们成为不受大众欢迎的人”，而雅各宾党人为人民代言，他们看到了人民中“唯一的行为的动机”“唯一的对外和对内的反抗力量”，他们是“人民群众党派的山岳，有的是强壮的穷人和坚强的忠诚之士”，而已取得政权的吉伦特党人却企图扼杀人民的首创精神。(参见《关于巴黎笔记》，第41页)随着进一步研读经济学文献，马克思开始将思想的立足点从国家哲学转换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并非不再关心关于国家的哲学问题，而是以独特的政治哲学运思路径扬弃了传统国家哲学，在关注市民社会运转的过程中反思社会关系的弊端及其历史成因。由此我们方能理解马克思何以深切批判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有益影响的斯密等“启蒙国民经济学家”，从而避免将马克思的思想泯然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一种，造成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缺席的境遇。 马克思在对萨伊著作所作的唯一评注中写道：“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没有加以论述的现实，然而这个现实却形成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所以没有私有制就没有政治经济学。因此，整个国民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现实的基础上的。”(《关于巴黎笔记》，第44页)在马克思看来，庸俗政治经济学受私有财产和私人利益支配，因而是反历史的。他在批判李嘉图主义者的时候指出：“国民经济学的卑鄙在于，在被私有财产敌对分开的利益的前提下研究问题，却似乎利益并没有分开，财产仍然是公共的。从而它证明，我消费掉一切，你生产出一切，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消费和生产处于正常状况。”(同上，第45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正常状况”是以“卑鄙”的国民经济学为根据的，为此他将视野转向遭受资本摧残的工人的实际生活境遇。例如，马克思在摘要李嘉图著作时指出：“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价值只在于必要的生产费用，而工人只是为生产纯收入，即为资本家争取利润和为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而存在的。”(同上，第53页)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分析工人阶级状况，而且评价了从颁布第一个济贫法到19世纪40年代的政府措施，并对此作出双重批判。他在摘要比雷著作时指出：统治者没有解决贫困问题的良方，却将贫困视为工人的罪过，“劳动阶级中开明的一部分越贫困”，“这部分人就越不安分，越好争辩，越不听天由命”。(同上，第56页)由此，反对资本逻辑的现实运动势在必行。 基于《巴黎笔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深刻揭示了“人的异化”及其扬弃的现实路径。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即“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采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它的规律”审视私有财产的形成过程，看到工人的生活等同于苦难，他们劳动的结果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以及人本身相异化。工人在资本逻辑的运转中陷入命运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他们劳动的最好结局是，准时获得维持糊口和家庭基本生存的工资，在资本逻辑框架内探讨他们的幸福和自由的问题都是空话。为此，马克思将政治哲学视野转向现实的经济生产生活。他在这里“从经济学入手，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从经济上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作说明，但写作中思路转向共产主义问题，依据劳动实践论述了私有财产的产生与扬弃以及人的发展，提出了完整的劳动实践历史观，并且对这一历史观的哲学理论来源作了分析阐述”。(安启念，第54页)如果我们能在政治哲学的经济学语境中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结构，就能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定已经蕴含在对异化的规定中。他看到人的精神如果表现为技术理性的产品，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难免摆脱欲望的束缚而表现为异化。他批判的不是国民经济学家所言的经济基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而是他们分析经济生活的理论前提。 几乎完全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家温情的话语，马克思倡导在工人现实的运动中颠覆资本的逻辑，从而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超越异己的力量。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凸显了由政治解放转向人类解放的逻辑，也从对德国国家制度的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他在这段著名的表述中描述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第81页)由此可见，马克思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方案是共产主义，具体论证主要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使人们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通过劳动创造幸福。 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同，《巴黎手稿》的政治哲学主题不够明晰，但因此将《巴黎手稿》排除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外无疑是一个失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道出了超越现代政治逻辑的根本路径。当资产阶级国家哲学将工人的贫困视为由底层民众的愚昧造成的社会弊端，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诉求在社会现实中必然成为空话。马克思正视工人贫困的根本成因，深切批判资本逻辑的神话，指责欧洲各国当时在改善工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方面乏善可陈。这在他写于同一时期的政治哲学文本《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标明该文写于“1844年7月31日”)中得到深刻体现，而《巴黎手稿》为市民社会批判提供了经济学根据。我们应当在这种理论视域中理解马克思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始命名和《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相似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缺席时所作的政治哲学分析极易沦为虚无之思。 《巴黎手稿》主题的深刻之处恰在于真正构建了政治哲学的经济学地基。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逻辑结构时指出该文本内容的六个“开端”。其中第一个“开端”即《手稿》按时间顺序以对私有财产问题的研究作为切入点，“资本的利润”是该文本的研究起点(参见拉宾，第239页)，也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点。马克思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研究的：“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马克思，第21页)在第2册《巴黎笔记》中摘录《国富论》的时候，马克思“并不是顺着章节次第摘抄”，而是先摘抄关于资本的本质问题，讨论“资本的利润”，然后才回过头来摘抄“论收入的来源”一章。(参见姚颖，第81页)从中可见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着眼点。此后，马克思为超越资本逻辑倾注了毕生心血，同时在由异化转向物象化的途中冷静地指出经济关系对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的意义，由此实现了思想的自我超越，在经济学—哲学语境中凸显了物象化逻辑的双重意蕴。 三、经济学—哲学：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学术语境 哲学和经济学早已成为各自独立的现代学科，以精细化的现代学科意识分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并非易事，因为弗格森、斯密、李嘉图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研究的乃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解决现实生产生活实际问题的人类知识，这种知识在法学和政治学语境中达成领域合一。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不乏“去政治化”的努力，但实际上现代哲学和现代经济学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剥离这种政治性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自《巴黎手稿》开始，马克思就超越了法哲学和自我意识的纯粹思辨话语。他在汲取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旨趣的同时开启政治哲学新视域，在经济学—哲学语境中提出了彻底改变工人贫困与社会不平等状况的现实方案，确立了人类解放的精神向度。 青年黑格尔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历是我们思考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语境的切近路标。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认真阅读了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并受其影响开始研究《国富论》。可以说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本质、需要和劳动、分工和各种身份的资产、救济制度和福利行政、租税等所有思想，从结果上都集中于他对斯图亚特的经济学的德语翻译所作的批判性评注中。卢卡奇恰当地指出了黑格尔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学术关系：“黑格尔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是作为批判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亚当·斯密及其老师弗格森的学生。”(
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国民经济学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巴黎手稿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