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敛与外向交替演变：美国对欧政策史的周期考察
朱光胜1刘建华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 迄今为止，美国的欧洲外交政策经历了五个完整的内敛期和外向期，目前正处于第六个内敛期的末段。欧洲战争与和平，亚太、中东等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的实用主义民族特性、经济状况、党派斗争等因素共同驱动着美国对欧政策在内敛期与外向期之间交替转换。根据美国对欧政策周期的平均时长、美国政治的代际规律和近年来欧洲面临的种种危机推断，美国对欧政策的第六个内敛期可能在2025年左右结束，这意味着届时美国会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放到欧洲地区。
关键词： 美国对欧政策；周期；内敛；外向
欧洲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发源地，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自1776年宣布独立以来，对欧外交一直是美国全球外交的重点或主要支点。长期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与美国的独立、崛起、扩张与收缩息息相关，深深影响着美国的国运。当前学者对美国对欧政策的考察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短时段内的就事论事研究，注重在某段时间内对某些具体的事件展开论述。①另一种是从长时段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强调美国对欧政策的延续性或者线性变化轨迹。②通过对美国对欧政策史的考察，笔者发现美国对欧外交政策并非一直呈现外向扩张或内敛收缩的轨迹，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在内敛（收缩）与外向（扩张）之间交替转换形成一个个周期。然而迄今学界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一些美国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演变周期进行了探究，③笔者也曾经对美国亚太政策的演变周期进行了探讨。④然而无论是美国全球政策演变周期还是美国亚太政策演变周期，都与美国对欧政策演变周期在同步性、动因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长时段周期的角度来考察美国对欧政策内敛与外向交替演变的规律，探寻周期演变背后的动因，以期更好地理解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及其未来走向。
一、美国对欧政策在内敛期和外向期之间转换
内敛和外向是对外交政策倾向或活跃程度的一种描述。一般来说，“内敛”（introversion）指的是“一国不愿对他国积极施压”；而 “外向”（extroversion）则是指一国愿意积极对他国施加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影响。⑤对某地区的内敛性政策包括不批准针对该地区的领土兼并、与对手妥协、从海外撤军、在已取得战略优势的地方采取守势或者战略重点转移以减少对该地区事务的关注，等等。而外向性政策则主要包括领土扩张、扩充海军、海外用兵、发表强硬讲话或声明、对他国进行外交施压、对目标地区进行扶持、援助、结盟以确保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等等。
本文所探讨的美国对欧外交政策的内容，不仅指在欧洲本土上发生的影响美欧关系的事件，也包括在欧洲国家的属地、殖民地等地区发生的影响美国对欧政策的事件。考察自立国以来美国对欧外交政策演变史发现，有一些时期美对欧政策的外向性明显，可将这些时期划分为外向期；另一些时期的内敛性明显，则可归为内敛期。内敛与外向不仅与某一时期美国对欧外交的活跃程度相关，更与该时期内的政策基调相关。一般说来，内敛期与外向期相比，外向性的事件会明显大幅减少，其政策的基调是内敛性的，反之亦然。另外，我们还需要确立内敛期与外向期起止时间的划分依据。本文主要采取标志性历史事件划分法，即以美国对欧政策演变过程中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为划分的时间节点。因为这些标志性事件往往预示着美国下一阶段对欧政策的重大调整。当然，从内敛到外向或从外向到内敛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往往伴随着相对短暂的过渡期，如美国内战的爆发就孕育着美国的欧洲政策从外向转为内敛的调整，但由于时任国务卿威廉·西沃德的扩张雄心与老道的对外手腕等因素，美国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启的对欧政策外向期却延续到60年代末结束。因此，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不在每次内敛期与外向期发生转换期间单独划出一个过渡期，而是将相关时期以标志性事件为分水岭归入到内敛期或外向期。由于标志性历史事件并不能完全预示美国对欧政策出现新的调整，本文还以奉行不同外交政策思想的总统上台或下台作为内敛期与外向期交替转换的辅助依据。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某些时期，具有改革新思维的总统上台或下台往往预示着美国对欧政策出现新的转折。依据上述划分依据或标准，本文将美国自立国以来的欧洲政策演变史划分为如下几个周期（见表1）。
表1 美国对欧政策演变史周期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自1776年立国以来的欧洲政策已经历了五个完整的内敛期和外向期，目前正处于第六个内敛期。从上述五个内敛与外向周期时长约为20至30年之间推算，美国对欧政策的第六个内敛期也将在2020至2030之间结束⑥。这一推算也符合美国历史与政治周期（包括外交政策周期）时长约为一代人时间的规律。⑦
（一）美国对欧政策的第一次内敛与外向（1776-1824年）
1.第一次内敛（1776-1797年）。在发表《独立宣言》、争取欧洲主要国家对其独立的承认之后，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孤立主义成为该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⑧此时的美国在涉外事务上多采取中立、缓和与退让的政策。如面对英法交战，美国于1793年4月22日发表了《中立宣言》；面对英国为镇压法国大革命而采取的劫掠美国船只的行为，美国以丧失部分领土主权和贸易利益为代价，在1794年与英国签订《杰伊条约》以达到与英和解的目的。此后，又在1795年10月通过签订《平尼克条约》与西班牙和解。这些妥协与和解行为不仅使美国避免了在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再度与欧洲列强爆发战争的危险，也使其得以暂时置身于欧洲因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事之外，为刚刚独立的美国赢得了一段相当宝贵的和平建设时期。
2.第一次外向（1798-1824年）。1798年，为了防止法国继续私掠美国船只，美国与法国进行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海战。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展现出积极强硬的姿态，也是美国对欧政策第一个外向期的开端。1803年4月，在拿破仑战争前夕，美国从法国人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1812年，为了捍卫中立权利、解决英国强迫服役问题以及实现向加拿大的扩张，美国与英国再次爆发了战争。在欧洲被拿破仑战争消耗得精疲力竭时，美国为了得到佛罗里达，积极向西班牙施压，迫使西班牙在1818年割让佛罗里达以换取美国“不帮助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叛乱或承认它们的独立”的许诺。⑨1819年，美国迫使西班牙签订了《横贯大陆条约》，使美国的领土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并为下一步向墨西哥扩张领土埋下伏笔，同时也大大增强了美国与英国争夺俄勒冈地区的地位。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进入“休养生息”阶段，在西班牙殖民地废墟上获得独立的拉美国家则面临来自欧洲“神圣同盟”的干预。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促使美国认真思考美欧关系。1823年12月，门罗总统在提交国会的咨文中宣称，今后任何欧洲国家不得将已经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重新殖民化，不得干预美洲事务，否则是对美国的不友好，此即著名的《门罗宣言》。该宣言昭示的门罗主义“以强烈的共和党人的语气为新世界宣布了一个美洲体系”。⑩
有时她自问，希望在他们身上得到什么。那个男人在图书馆里与她相识，一个小时之后，他邀请她一起去看电影。她去了。下雨的晚上，她身上穿的裙子略有潮湿，紧贴在腿上，露出少女般纤瘦秀丽的轮廓。在灯光熄灭的电影院里，他反复抚摸她手腕和耳朵上的皮肤，皮肤的触觉如同一条丝线，在黑暗中悄悄缠绵盘旋，逐渐产生麻醉。她知道自己一定会与他做爱，因为她意识和确认了彼此肌肤所产生的粘缠属性。分别之后，他发给她短信，说，手上一直留着你的香气。整个凌晨我用手指捂住脸入睡，只为嗅闻到你的气味。他们之后也只做两件事情，进入彼此，离开对方。如此循环，始终维持。
（二）美国对欧政策的第二次内敛与外向（1825-1867年）
1.第二次内敛（1825-1844年）。1825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上台，抛弃了前任总统门罗在贸易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硬政策，⑪提出在英国议会法令的基础上恢复美英贸易，以此向英国展示出和解姿态，这是一个新的内敛期的开始。1837年英属加拿大发生叛乱，为了维持中立地位，美国国会不仅修改了国内法律，还授权总统拘捕可疑船只和车辆以制止那些越过边界支持叛乱者的美国公民。同年，美国还拒绝了已经独立的德克萨斯主动要求合并的请求，而吞并德克萨斯是之前数任美国总统的目标。1842年，美国就俄勒冈问题对英国妥协，签订了《韦伯斯特—阿斯伯顿条约》。
2.第二次外向（1845-1867年）。1845年，以“合并德克萨斯和占领俄勒冈”作为竞选纲领的扩张主义者詹姆斯·K·波尔克上台，这是美国对欧政策一个新外向期的开始。波尔克先是支持国会参众两院以联合投票的方式批准对德克萨斯的兼并条约。然后于1846年在俄勒冈问题上对英强硬，迫使英国签订《俄勒冈条约》，从而使美国新增28万多平方英里的领土，由此取得了对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巨大的外交胜利⑫。1853和1857年，具有强烈的“年轻美国”扩张情绪的民主党连续两次上台，持续鼓吹合并西班牙在拉美的殖民地古巴。
在转子轴向振动幅值明显增大的5天之后，机组振动过大停机。停机过程中，转子轴断裂；断轴之前，轴向动态振幅达到382μm，解体检查转子靠近推力盘一侧轴断裂，转子断裂的照片如图4、图5所示。
（三）美国对欧政策的第三次内敛与外向（1868-1918年）
1.第三次内敛（1868-1894年）。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遭到国会弹劾，虽然仅以一票之差没被弹劾成功，但也意味着内战后总统向南美扩张领土的雄心因财政拮据、南方重建及党派斗争而受到抑制。此后上台的格兰特总统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对外奉行“中立主义”外交。1871年，“亚拉巴马号”索赔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这预示着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消除。该段时期内其他的内敛性事件还包括：处理“弗吉尼厄斯”号事件时克制战争冲动；在萨摩亚群岛与德国发生争端时表现软弱；在与英国就北大西洋渔业、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发生争执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而是寻求日内瓦仲裁；等等。
镁可以促进作物对磷、钾、钙元素的吸收和利用。每公顷玉米施镁肥（MgO计）66.7公斤时，植株对磷、钾肥料的利用率会分别提高18%和119%，有效增产6%。适量施镁可显著提高小白菜、番茄、辣椒、萝卜等果蔬类作物对磷、钾、钙的吸收，提升可食用部分的维生素C、还原糖等品质指标含量，同时产量也大幅增加。
（1）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范化发展。在此过程中应该重视结合自身资源，明确产业特点，积极深入干果经济林产业建设，重视发展与本地区经济同步的产业。
（四）美国对欧政策的第四次内敛与外向（1919-1961年）
1.第四次内敛（1919-1940年）。1919年11月，由于共和党人抵制及主流民意不赞同美国参加国联，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战略”胎死腹中，这成为美国对欧政策史上第四个内敛期的开端。这样，美国在“结束所有战争”之后选择了从欧洲撤出，同时强化了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提高了进口关税，并积极推动全球裁军运动，倡导和平主义。虽然美国在此期间采取了一些看似积极的对欧政策，比如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等，但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追讨一战时期的欧洲欠款。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签署则是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寻求乌托邦式和平的举措，这些措施都不算是积极主动寻求在欧洲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外交行为。20年代末发生的大萧条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民众的内敛情绪，以孤立求安全的观念全面复活，反对卷入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思想主导了美国外交。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美国开始了“新政”改革，专注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此种孤立主义情绪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
2.第四次外向（1941-1961年）。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威胁，美国开始讨论国际形势并增加国防预算。在希特勒发动春季攻势之后，美国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运送大量的战争物资。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由此大大加强了对英苏等欧洲反法西斯国家的援助力度，并在珍珠港袭击后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这可以作为美国对欧政策第四个外向期的开端。随后，美国更是直接参战并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美国的对欧政策目标主要是联合西欧国家以遏制苏联，并为此积极推行大西洋联盟政策，包括实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成立欧洲经合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此时的美国通过和平时期驻军、结盟、经援等手段参与欧洲政治，其广度和深度明显超出以前。这意味着美国对欧政策出现了某种质的变化，也表明美国对欧政策内敛与外向的交替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周期运行轨迹。⑬此外，美国还积极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通过经济援助和政治施压等手段，帮助西欧建立一系列的区域性合作机构。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欧共体的煤钢联营谈判不可能取得进展。⑭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强了与前苏联的对抗。继杜鲁门政府在希腊、波兰、柏林等问题上对苏强硬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出“大规模报复”战略，旨在利用美国核力量优势遏制苏联的常规力量攻击。
计数资料百分比形式表示,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平均数±标准差(±s)表示,t检验;宫颈鳞癌中PTTG、VEGF-C、VEGFR-3、LMVD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数据分析用SPSS19.0软件处理,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五）美国对欧政策的第五次内敛与外向（1962-2000年）
①例如，赵怀普：“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论析”，《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李海东：“克林顿政府与北约东扩”，《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刘金质：“关于克林顿政府以武力在国外推进民主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赵怀普：“美国‘新欧洲’战略初探”，《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赵丽：“欧洲一体化初期的美国对欧政策初探”，《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等等。
2.第五次外向（1980-2000年）。1980年里根上台，彻底抛弃了对苏缓和政策，恢复对苏联的强硬遏制，并积极寻求西欧国家的配合以实施遏制苏联的战略，里根总统上台是美对欧政策第五个外向期开始的标志。里根投入巨额军费进行军备建设，并针对苏联推出了庞大的 “星球大战计划”。除此之外，里根还在欧洲部署新一代的美制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实现战略核武器的现代化，要求北约盟国与美国一道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等等。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将自由贸易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并积极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以期在政治和经济上影响欧洲。此外，克林顿政府还大力推进“北约东扩”进程，将军事同盟“扩展”到中欧和东欧的新兴自由市场国家；积极开展经济援助，以防止东欧和俄罗斯民主化进程逆转；在“新干涉主义”旗帜下军事介入波黑内战，对南联盟发动大规模空袭，促使科索沃进入和平建设进程，欧洲从此成为“和平区”。
（六）美国对欧政策的第六次内敛（2001-2025年？）
“9·11”事件导致小布什政府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中东和中亚，美国对欧政策也随之转为内敛。小布什为首的“新保派”政府先是对阿富汗开战，继而不顾法德俄的反对悍然对伊拉克动武，由此引发欧盟内部“老欧洲”与“新欧洲”分裂。这种单边主义政策表明欧洲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也导致了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下降。奥巴马上台后也没有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而是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内容包括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积极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同盟关系、加深伙伴关系、加强对华制衡等。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战略，要求欧洲盟友更多地承担起北约的防务责任，退出包括《巴黎气候协定》在内的诸多国际协议和框架，致力于推进税改、基建、增加国防预算等国内议程和朝核、贸易等外交议题。而且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由此导致欧盟对特朗普政府信任度降低，其对欧政策较之奥巴马进一步收缩。这一时期，欧洲虽然对美国仍然重要，但明显不是美国全球战略关注的重点。
二、用兵、访问与军费支出：美对欧政策交替演变的量化证据
为了证明美国对欧政策在外向期以扩张性政策为主，内敛期以收缩性政策为主，本文以美国在各周期内对欧洲国家用兵次数、1993-2009年间美国国务卿对全球主要地区的访问次数以及二战以来美国占北约军事预算份额的变化数据来证明美国对欧政策确实存在着内敛期与外向期的交替转换。
1.2.2 观察组 按皮肤护理可行性处置策略进行护理，包括以循证护理方式保证所获皮肤护理方案的可行性，以创新培训方式保证皮肤护理方案专项培训的可行性，以方案的多版本呈现模式提高目视提醒效应、保证皮肤护理方案执行到位的可行性。
（一）美国对欧用兵次数变化。虽然对外用兵或动武存在着派兵保护侨民、用军舰打击海盗、对敌国开战等规模上的差别，但总体上讲，美国对欧洲国家的用兵次数显示了美国对欧政策的强硬或外向性。美国对欧用兵次数见下图⑯：
图1 第一到第五周期内美对欧用兵次数
数据来源：BarbaraSalazarTorreon,InstancesofUseofUnited StatesArmedForcesAbroad,1798-2015,January15,2015.
从图1可以看出，在每一个周期内，美国在外向期的对欧用兵次数均高于在内敛期的对欧用兵次数。尤其在第一、第三和第五这三个周期，内敛期对欧用兵次数为零，而外向期对欧用兵频繁，内敛性和外向性表现非常明显。虽然在第二、第四这两个周期内外向期和内敛期的对欧用兵次数差别并不大，但若观察用兵规模，则不难证明这两个周期内的内敛性与外向性表现依然明显。例如在第四周期的内敛期和外向期，美国的军事介入次数分别为4次和6次，但是后者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以战争形式存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远非派兵打击海盗、前往侵犯美国海外利益的国家陈兵耀武、到发生内战的国家撤侨等小规模军事行动所能比，其意义显然超过了统计学上的数量意义，因而更能显示美国对欧政策的外向性。
（二）美国国务卿对欧访问次数变化。美国国务卿对某一地区访问的次数越多，占对外访问的比重越大，表明美国在该时期对该地区的关注程度越高，外向性特征越明显。因此，将不同时期美国国务卿访欧次数占同一时期对外访问总次数的比例进行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美对欧政策存在着内敛与外向之间的交替转换。本文统计整理了1993-2009年间美国四任国务卿对欧洲、中东、亚太三大主要区域内国家的访问次数，具体次数及占比见下表：
表2 1993-2009美国国务卿对外访问情况一览⑰
从表2可以看出，在1993-2001年间，美国国务卿对欧洲国家进行访问总计220次，对欧访问次数占海外访问总数的44.5%，尤其是在奥尔布赖特任期，对欧访问比重高达50%以上，这说明欧洲是这段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美对欧访问如此活跃，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段时期美国对欧政策的外向性。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访问比例，主要是因为这段时期克林顿政府大力推进北约东扩和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进程、关注和介入波黑内战、强力干预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等。这些外向性政策基本上反映到美国国务卿访欧次数上。但是到了2001-2009年间，美国国务卿对欧访问次数只有160次，比重也下降到了32.8%，回落近12个百分点。访问次数和比例的大幅回落说明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关注中不再居于优先位置。这段时期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是全球反恐，战略重心转向中东和中亚，这导致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关注减少，对欧政策处于内敛收缩状态，例证之一是美对2008年俄罗斯发动格鲁吉亚战争反应软弱。
（三）二战后美国占北约军事费用份额变化。北约成员国除了主要通过本国的军费开支对联盟的集体防务作出贡献外，还通过对由北约组织统一管理的民事预算、军事预算和安全投资项目（NSIP）出资来对欧洲集体安全作出贡献。其中的军事预算是用来支付北约驻比利时蒙斯市总司令部及其各欧洲附属地区司令部军事人员的行动与维持费用，以及管理联盟与军事相关的行动和组织的费用。由于民事预算的非军事用途性质和NSIP始于1994年，本文只选取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军事预算的分摊比例变化数据，来证明美国对欧政策的内敛与外向（见图2）。
图2 美国在北约军事预算中所占份额的变化（百分比）
数据来源： GAO,“NATO History of Common Budget Cost Shares”,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1998 May;CarlEk,NATO Common Funds Burden sharing: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CRS Report,April 22,2010;Patrick Goodenough, “US Pays 22.1%of NATO Budget,Germany 14.7%,13 Allies Pay Less Than 1%”,http://www.cnsnews.com/news/article/patrick-goodenough/
从图2可看出，从40年代末北约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对北约军事预算的投入占北约军事总预算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与这段时期美国对欧政策处于外向期基本相符。而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间，美国在北约军事预算中所占的份额基本持平，甚至还有略微下降的趋势，这符合美国在这段时期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对欧政策处于收缩的客观历史事实。而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美国在北约军事预算中的份额再次上升，且幅度较大，最高时候超过28%，而这段时期恰好处于美国对欧政策的外向期。进入21世纪后，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中亚和中东反恐，美在北约军事预算中的份额下降，美国对欧政策重新回归内敛。虽然导致美国占北约军费预算份额变化还有其他原因，但从整体来看，美国在北约军事预算中所占份额的变化与美国不断交替的对欧政策内敛期、外向期基本相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美国对欧政策的周期性变化。
三、美国对欧洲政策内敛与外向交替演变的动因探析
自立国以来，美国对欧政策在内敛与外向之间不断交替演变，是由一系列的国内国际原因造成的。从国际层面来讲，影响美国对欧政策的主要因素是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以及亚太、中东等世界其他地区的重大地缘政治变化。
首先，欧洲的战争与和平牵引着美国对欧外交的外向与内敛。欧洲发生的战争灾难为美国提供对外扩张的机遇，是美国对欧政策转为外向的一个重要驱动力。美国是在欧洲殖民大国的眼皮底下发展和壮大的，无论是其在北美扩张领土还是在海外拓展市场和政治影响力，几乎每一次都是在欧洲国家忙于应付战争或革命而无暇他顾的时候，而美国每一次都能巧妙地利用这样的“天赐良机”以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当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或霸权相互厮杀、自顾无暇时，美国一方面通过外交获得领土扩张、边界拓展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积极填补欧洲国家因战争而减少或中断的对外贸易，抢占市场，获得巨额经济利益。例如，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大国间战争，使美国可以不经过武力就解决了同英国（1794年）和西班牙（1795年）严重的边界问题；英法之间的战争纠葛使美国廉价购得路易斯安那；拿破仑战争使欧洲强国精疲力竭，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再支持孱弱的西班牙，致使西班牙不得不屈服于这个 “坚忍不拔的年轻的西方共和国”而让出了佛罗里达。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列强处于休养生息状态，美国对欧外交则转为守势，迎来了1825-1844年的内敛期。随后发生的1848年欧洲革命、1853-1856年英法俄克里米亚战争、普鲁士王朝战争等，不仅给美国在北美大陆扩张领土再次提供契机，而且为美国内战不受欧洲列强干预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普法战争后，欧洲进入新一轮的休养生息状态，欧洲新的和平时期加上自身内战后重建，使美国对欧外交扩张或强硬姿态收敛。一战爆发给美国提供了收拾欧洲战争残局和向世界兜售威尔逊新国际秩序理念的绝佳机遇。一战后欧洲重新恢复和平。尽管欧洲列强之间矛盾重重，但大体尚能维持和平状态，美国很难找到在欧洲扩张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机会，精明的美国人只能等待欧洲下一次灾难。很快，二战爆发，欧洲大国实力被战争严重削弱，美国乘机在欧洲扩展经济、安全、战略利益及民主与人权，一跃成为西欧的霸主。
其次，亚太、中东等世界其他区域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也影响美国对欧政策的潮起潮落。欧洲并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太、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变化对美国全球霸权同样重要。除极少数时期外，由于美国缺乏可以在全球所有地区同时采取扩张性政策的国力，因此，当亚太、中东等其他地区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变化严重影响到美国霸权时，美国则会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战略投入，相应减少对欧洲地区的关注，其对欧政策也随之转为内敛。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加紧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升级越南战争。越战耗费了美国巨大的战略资源，并束缚了美国的欧洲政策，使得美国对欧政策趋于内敛。这也使得一些西欧国家不再紧跟美国的脚步，而是为了国家安全及其他利益自行其是。“9·11”事件使美国聚焦全球反恐，将全球战略重心锁定在中东和中亚，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随之下降，其对欧政策也转为收缩。而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把美国的力量更多地集中在亚太地区，虽然欧洲依然重要，但显然没有处于美国对外战略关注的核心位置，对欧政策依然处于内敛期。
虽然当前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导致欧美双方在防务、多边贸易、气候变化、难民等问题上疏离倾向明显，但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间断对欧洲的战略关注和投入。从奥巴马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和增加北约在东欧的军事投入，到特朗普重申对北约的支持、不放松对俄制裁、在访欧时改口表示对英国脱欧感到担忧，并同欧盟协商建立欧美贸易“行动计划”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美国重视欧洲的连贯性。
第一，美国的实用主义民族特性促使美国对外政策在内敛与外向之间周期性转换。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⑱作为唯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必定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美国的内政特别是外交。实用主义重视理论和行动的实际效果，这非常符合美国人那种求真务实的价值观念和进取精神，因而被美国民众广为接受。面对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力状况和国际环境，美国通常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当国内发展受挫，或出现危机时，它能够迅速地收缩国外阵线，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⑲当国力充足、欧亚大陆发生大国战争或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时，美国则乘机对外扩张和干预。实用主义赋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使美国对欧政策随着时局、国力的变化时而孤立主义，时而国际主义；时而现实主义，时而道德主义（或理想主义）。
第二，美国国内经济的繁荣与危机、国家实力的消长也会驱动美国对欧政策在内敛与外向之间循环转换。经济的繁荣会使国家积累起可观的财富，国家的军事实力也随之增长。当实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家往往会选择外向性政策以扩展市场和地缘政治影响力。而当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导致民众生活困难或国力受损时，国家又会自然地将大部分资源和精力放在恢复国内经济及其他内部问题的处理上。例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大生产使美国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也使美国积累了实施对外扩张的雄厚经济实力，美国对外政策开始转为外向。先是因商业问题对法不宣而战，后又因中立国商业贸易中的中立权利和强迫服役问题与英爆发战争。1873、1882、1893年的三次经济危机则让美国人民饱受其害，高失业率还让社会稳定蒙上了阴影，而美国历史上的对欧“外交低谷”也刚好发生在这段时间。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之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良好经济条件的支撑下，美国在1898年发动了美西战争，实现了美国领土和国际影响力的双扩展。再如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大萧条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此时国家实力的削弱是美国对欧政策保持内敛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战之后，得益于战时经济恢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其他大国被战争削弱等因素，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这为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巩固西欧资本主义阵营、控制西欧、对抗苏联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越战失败等因素则导致美国国力大损，迫使美国对欧政策再次转向内敛。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三高三低”、持续117个月之久的“新经济”增长奇迹。雄厚的经济实力奠定了克林顿政府在欧洲地区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的物质基础。
第三，美国民众情绪的变化导致美对欧政策在内敛与外向之间转换。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国家，民众的情绪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影响民众情绪的因素很多，一般说来，国内经济的疲软、对外战争失利等因素会滋生民众的孤立主义情绪。而国家实力的增长、周边国家或殖民宗主国的衰弱等因素则会刺激美国民众的扩张主义情绪。另外，国内的一些流行思潮，如孤立主义、天定命运、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也会影响民众的内敛或外向情绪。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例如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国力孱弱、社会动荡，孤立主义成为民众的主导情绪，也是早期美国政府对欧政策的基石。而19世纪40年代的“天定命运”思潮则激发了美国民众的扩张情绪，驱动美国对墨西哥开战并攫取大片土地。随后惨烈的内战再次让民众产生孤立主义内敛情绪。而19世纪末出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边疆学说”、“文明兴衰规律论”、“海上实力论”、“新天定命运论”等思潮或学说则再次激发了美国民众的扩张主义情绪，驱使美国在委内瑞拉边境危机爆发后对英强硬、发动美西战争、对列强提出“门户开放”照会、频繁出兵拉美，直至奔赴欧洲参加一战。而一战后美国民众对政府卷入欧战动机的怀疑及孤立主义情绪，又使政府在对欧政策上显得格外小心谨慎，导致决策者对欧洲事务采取极其有限、消极的国际主义，亦即试图通过缔结多边国际条约，利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⑳
（2）第三次外向（1895-1918年）。 1895年，为了防止英国扩大殖民地疆域，美国介入英国与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从而引发了委内瑞拉边界危机。这可以视为美国对欧政策第三个外向期的开端。美国在争端中态度强硬，并最终使英国屈服，同意美国对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国界的争端进行仲裁。1898年的美西战争进一步表现了美国在该段时期对欧政策的外向色彩。美国在战争中迅速击败了衰弱的西班牙，胜利的喜悦刺激了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扩展影响力的欲望。1899年，针对欧洲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海·约翰国务卿向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要求“机会均等、利益均沾”。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通过倡议召开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成功地调解了德国与法国围绕摩洛哥问题的纠纷，避免了一场军事对抗。在长期的利益争夺过程中，美国与英国结成了盟友以共同反对俄国和德国。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美国调整了对欧政策，即由原先的警惕性中立转变为谋求欧洲均势，这一调整为第一次大西洋战时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一战爆发后，美国与交战国双方大做战时贸易，最后加入到英法协约国阵营对德国宣战，并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主导了战后的“巴黎和会”谈判，积极推动将国联条款写入《凡尔赛和约》。
作为整个学校的信息服务中心的图书馆来说，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要求更为严格，潜在的知识挖掘和数据分析等服务已经萌芽[5]，医学院校图书馆在大数据方面有很大优势，由于医学院校的专业相对单一，各种结构化数字文献，文献检索及资料查新，实验仪器和实验数据等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都符合大数据的要求，为了更好的将图书馆的服务价值从单一化过渡到多元化，要展开多元的理性思维，将传统的学理性服务研究向技术性范式转变[6]。大数据时代能满足读者和用户需求，帮助读者和用户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的检索出对自己需求的信息。
第四，美国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潮汐涨落规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国家在发展中的心理状态类似于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精神状态，既有情绪高涨的时候，又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外活动也遵循一定的张弛节律。对外扩张成功的喜悦会点燃进一步扩张的热情，而过度扩张或扩张失败则很可能会抑制国家继续扩张的热情。具体来讲，一方面，一次扩张成功会刺激进一步的扩张。例如美国在1803年成功地以低价购买路易斯安那刺激了美国继续扩张领土的欲望，毗邻路易斯安那的佛罗里达便成了下一个目标，美国人通过以商业移民为主的“和平征服”手段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佛罗里达。海湾战争的成功不仅使美国走出了“越南综合症”，而且刺激了美国对波黑、科索沃接连实施的军事干预。另一方面，过多或过度（领土、军事）扩张会带来国力损耗、内部矛盾等问题，由此导致对欧政策内敛。例如伴随着美国在19世纪初扩张大片领土，南部和北部对于在新增领土上设置自由州或蓄奴州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由此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内敛。例如1837年，美国南部和北部在奴隶制上的争执迫使政府拒绝了德克萨斯“孤星共和国”主动提出的合并于美国的要求，因为新得到的领土无论实行哪一种制度，都会被支持另一种制度的人民反对。假如不是为了奴隶制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德克萨斯在它的独立一旦得到世界承认的时候是会毫不延迟地合并于美国的。㉑
美国内战本应该让美国对欧政策变得妥协，但在共和党杰出的扩张主义领袖、国务卿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的引领下，美国有效抵制了欧洲列强对美国内战的干预和对拉美的殖民扩张。美国先是援引国际法的原则来制约英法这些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后又封锁了南部联邦与英国的海上贸易。1861年，美国查尔斯·威尔克斯舰长在不合法的情况下截停了英国“特伦特号”油船，强行逮捕了船上的两位南方联邦使节。联邦政府还强烈抗议英国允许南方联邦在英国港口建造战舰的行为，为此，国会于1863年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总统签发捕获特许证。此外，美国的抗议和强硬态度也是造成西班牙入侵圣多明各和法国占领墨西哥均遭失败的重要原因。内战结束后几年，美国对欧政策仍显积极。1867年西沃德成功促成了从俄国人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交易，美在“亚拉巴马号”索赔案中对英强硬，使两国关系在一段时期内无法真正和解。
最后，影响美国对欧政策在扩张与收缩之间交替的因素还包括美国国内的党派斗争、制度冲突、地区之争等。如建国初期以汉密尔顿、杰伊为首的代表北方资本主义利益的联邦党人不顾南方民主党人反英亲法的情绪，对欧洲推行亲英抑法政策，从而导致了1798年对法国不宣而战的海战，由此开创了美国对欧外交的第一个外向期。而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美国北方资本主义民主制与南方蓄奴制之间的矛盾冲突牵制了联邦政府对欧采取扩张政策。19世纪40年代代表南方蓄奴制利益的波尔克上台。波尔克为了让南部的蓄奴制在国内的权力斗争中不输给北方，极力推行通过领土兼并以增加蓄奴州的扩张政策。19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牢牢支配着美国政治，府会权力之争削弱了美国外交强度，软弱的行政权力转化为了外交政策上的被动和无所作为㉒，美国由此放弃了购买丹属西印度群岛等地的尝试。而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中期，代表南方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总统先后两次上台，与内战前的对外扩张相反，内战后的南方转向孤立主义外交。克利夫兰的目标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美国在海外的介入，亦即尽可能使美国孤立，以便让它得以享受共和政体的自由，而又不会出现一个专横的联邦政府或一支过大的军队。㉓
四、对美国的欧洲政策转向第六个外向期的预测
当前，美国对欧政策正处于第六个周期的内敛期。按照美对欧政策每个内敛期的时长约为20到30年之间进行估算，该周期的内敛期大概会在2020到2030年之间结束，从而迎来该周期的外向期。届时，美国对欧外交政策将转为外向，并增加对欧洲地区的战略关注。这种推论既是基于美国对欧洲政策平均周期转换的时长和美国历史与政治周期的代际规律，也是基于对当前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发展态势的考察与分析。
近些年的欧洲局势呈现动乱之象。先是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引发美欧对俄制裁及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势力与乌政府的对抗。接着2015年发生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的难民危机。再接着2016年英国公投中脱欧派获胜。英国脱欧也鼓舞了欧洲其他国家形形色色民粹主义政党的疑欧、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同年，意大利修宪公投惨遭失败，意大利总理因此黯然离职。2017年，德国选择党所代表的右翼势力则借助民众对难民危机的担忧在大选中异军突起，第二大党社民党拒绝参与新政府组阁，政党间的意见对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德国民意的分裂。而在同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代表的极右翼势力脱颖而出。虽然最终被代表中间派的马克龙击败，但勒庞所领导的“国民阵线”并没有被边缘化，不排除将来勒庞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极右势力的坐大给欧洲政治造成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欧洲传统政治价值理念，加深了欧盟内部的政治分裂，也给欧盟、欧元的未来走向投下了阴影。除此之外，欧洲还一直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困扰，法国、比利时、英国都先后遭受恐怖主义袭击。随着乌克兰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欧陆极右翼势力崛起、恐怖袭击接连不断等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可能导致未来欧元区难以为继、欧盟内部进一步分裂、欧盟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等现象。
欧洲的稳定对美国维持全球霸权至关重要。虽然自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进行贸易保护并退出多个国际协议，似乎是在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对世界的领导权，而只是对其维持霸权地位的方式和手段的调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出发点是重振美国实力，并用这种压倒性的实力优势来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恢复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与欧盟既是联盟又共享价值观。欧盟的富裕、国际政治影响力、全球治理中的分量等因素，决定了欧洲在美国全球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欧洲的不稳定必然会吸引美国的关注，并导致美国的战略倾斜。
总而言之，建筑节能设计十分重要和必要，符合国家战略导向，是绿色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意义重大，建筑节能设计作为一项系统化工程，应从屋顶节能、外墙节能、门窗节能以及再生能源利用等诸多方面进行考量设计，未来关于此类课题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影响美国对欧政策在内敛和外向间交替转换的因素包括美国的实用主义民族特性、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危机、民众情绪的变化、国力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潮汐规律，以及国内的党派斗争、制度冲突、地区之争等等。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共同驱使着美国对欧政策的变化。
而且，特朗普是作为美国政坛的一个“异类”当选美国总统的，无论是其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还是其反全球化的政策倾向，都与美国传统领导人有很大的差异。“特朗普现象”折射出来的是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精英政治的不满，对政治失望的宣泄，对改变现状的尝试。特朗普一上台就叫停了奥巴马竭力推进的医改，紧接着又退出了奥巴马引以为傲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倡导的“美国优先”战略富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其反全球化政策是对美国传统政治理念的颠覆。但是，如果特朗普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及其“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不能为美国民众带来想要的改变，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终将会回归传统。届时，特朗普继任者可能推翻其施政理念，回归传统政治。所以，特朗普回归国内的收缩战略不太具有连贯性。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每年都确定一个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开展监督。聚焦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和医养结合工作,是今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确定的重点。
一旦美国回归传统政治，那么为了维护其国际霸权地位，必须选择一个战略重点区域。中国在亚太的崛起虽然令美国陷入霸权焦虑，但较之俄罗斯外交的强硬风格，中国的外交更显柔性，难以让美国将中国锁定为现实威胁。中东的“伊斯兰国”虽然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但现已丧“国”失土，溃不成军。所以，从欧亚大陆三大战略区域的地缘政治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来看，除非发生爆炸性的地缘政治事件，如朝韩爆发战争，否则2025年左右欧洲由“后现代”“和平区”向传统地缘政治回归的可能性比较大。美国对欧政策也会逐步回归重视跨大西洋联盟遏制俄罗斯的传统，从而将美国的对欧政策引向新的“外向期”。
五、结语
周期并非历史宿命，而是自然法则和人类社会法则相结合时所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美国的欧洲政策也遵循这种规律。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美国的对欧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隔一段时期在内敛与外向之间交替转换。迄今为止，美国的欧洲政策已经历了五个完整的内敛期和外向期，目前正处于第六个内敛期的末段。如果推测正确，美国对欧政策的这个内敛期可能将持续到2020到2030年之间结束。
本文划分的美国对欧政策周期与克林伯格所划分的美国的全球外交周期㉔节拍基本一致，但在某些具体的时间节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移有关。由于美国全球外交政策的外向或收缩不一定总是从欧洲开始，因此会导致美全球政策与欧洲政策周期在时间上的差异。例如克林伯格认为美国新的外向情绪在1891年开始流行，同时政府还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在拉美独立国家——智利登陆，所以将1891年视为美国全球外交政策第三个外向期的开端。但美国对欧政策的第三个外向期则始于1895年爆发的涉及美英关系的委内瑞拉边境危机，两者在起始时间上相差4年之久。另外，本文划分的美国对欧政策周期与笔者划分的美国对亚太的政策周期㉕也存在差异，表现为两者的时长和转换节点都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与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欧交往频度等因素相关。早期的美国对欧政策很大程度上聚焦于西半球、甚至亚太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在美国崛起为强国之前，美洲和亚太地区处于欧洲国家对殖民地和霸权争夺的漩涡之中。如在笔者划分的对亚太的政策周期中，美国的第三个外向期在1967年才宣告结束。但在美国对欧政策周期的划分中，该时期为第四个外向期，且其结束时间为1962年。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升级越战并深陷其中，导致其对欧政策内敛。但与此同时，越战本身是一个针对亚太的外向性事件，直到1968年美国决定从越南抽身，美对亚太政策才开始转入内敛。
师：很好！函数f(x)=ax2+bx+c(a≠0)的值为0时的实数x，起到了联结方程与函数的作用，我们将这个数称为函数的零点.
研究美国对欧政策时起时伏的周期规律不仅为我们解读美国对欧外交史提供了一种内敛 （收缩）与外向（扩张）“双重变奏”的新视角，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当前对欧政策并预测其未来走势，有利于我国透过长时段历史周期视角来制定政策预案，应对欧洲地缘政治变化及美国对欧政策周期性调整给我国带来的影响。
注释：
1.第五次内敛（1962-1979年）。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肯尼迪意识到强硬对抗苏联的危险性，并开始用和平和削减军备来取代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夸耀，⑮将遏制政策重心转向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这标志着美国对欧政策进入一个新的内敛期。美国此后一步步升级越南战争。旷日持久的越战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束缚了美国的欧洲政策。深陷越战的美国无暇顾及欧洲，导致西欧国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寻求国家利益，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显著减弱。例如，法国出现了反对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谋求以大国地位为核心的 “戴高乐主义”；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总理则推行“新东方政策”，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东德相互承认。由于越战引发的严重后果，美国在对苏政策上也开始寻求缓和，以谈判代替对抗，以和平代替战争，与苏联进行了系列谈判并签订了多项缓和性的条约，美苏冷战也由此进入缓和期。
②例如，门洪华：“美国霸权与美欧关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赵怀普：“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等等。
由于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主体多样化，也就导致了科技创新政策目的的多元化，如何保证不同的制定主体的科技创新政策最后形成政策合力，对我国的科技创新形成促进作用，对其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综合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过程，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与综合协调，对于各部门制定的科技创新政策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力争将科技创新政策冲突减至最小。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要加强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协调力度和政策冲突性审查，针对互相冲突的科技创新政策要督促相关部门进行及时整改。
③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4,No.2,1952,pp.239-273;Roskin Michael,“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 and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89,No.3,1974,pp.563-588;Eugene R Wittkopf,Charles W.Kegley and James M.Scott,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Process,p.271;G.John Ikenberry,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etical Essays,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5,pp.298-319;Jack E.Holmes,Th?Mood/Interest The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5.
④㉕刘建华：“美国亚太政策的交替演变及其动因探析——基于长时段周期视角的考察”，《当代亚太》2013年第3期。
⑤L.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4,No.2,1952,p.239.
⑥本文取2020到2030年之间的中间年份2025年作为第六次内敛期结束的时间点。
⑦例如亨廷顿认为“从周期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历史，在寿命上大约是一个代际”。SP Huntington,“Paradigms of American Politics:Beyond the One,the Two,and the Man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1.89 No.1,1974,pp.23-25.罗斯金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干涉主义”与“非干涉主义”范式间的转换大约经历一个代际,亦即在执行一种外交政策范式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后，与老一代精英相比，新一代精英对美国是否进行海外干涉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两代之间的妥协变得不可能。随着老一代的退休和离世，他们所倡导的范式逐渐被新一代所支持的范式取代。Roskin Michael,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 and Foreign Policy”,p.587.
⑧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73页。
⑨⑩〔美〕S.F.比米斯著：《美国外交史》（第一分册），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8、228页。
⑪在1815年商约及1818年续约中，英国禁止美国同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在时任国务卿后来任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一连串的法案（1817年、1818年、1820年），用差别对待来对同美国从事殖民地贸易的英国船只进行报复。参见[美]S.F. 比米斯著：《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2页。
⑫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 （第二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人民出版社，第 245页。
⑬美国对欧政策内敛与外向交替性质与克林伯格关于美国全球外交政策内敛与外向转换性质基本相同。克林伯格认为，对美国而言，外向期和内敛期的交替出现在性质上很明显是“螺旋形”而非 “环形”。 参见 Frank L.Klingberg，1970，Historical periods,trends,and cyc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4,No.4，pp.507.
⑭赵怀普：“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论析”，《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第10页。
⑮Stephen E.Ambrose and Douglas G.Brinkley,Rise to Globalism: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Ninth Revised Edition,Penguin Books,2011,p.61.
⑯由于第6周期仍处于内敛期，尚未进入外向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故不做量化分析。另外，本文对用兵次数的统计既包括美对欧洲国家在海外殖民地的用兵，如1898年美西战争；又包含美对欧洲本土地区的用兵，如1917年美国派兵开赴欧洲参加一战。
溯源的本质是信息传递，而区块链本身也是信息传递，由数据做成的区块，再按照相关的算法生成私钥、防止篡改，再用时间戳等方式形成链，这也恰恰符合了商品流程化生产模式，肉类食品在流通时，就是流程化的，肉类食品从养殖场基地经过一道道工序生产出来，信息也是从原产地的信息到一道道加工的信息出来的，从原材料到加工到在供应链上流通，最后销售到消费者手中，是一个以时间为顺序的流程化的过程，区块链内信息同样也是按时间顺序排序并且可实时追溯的，两者刚好完美契合。肉类食品溯源及查询：
⑰本文在统计国务卿访问次数时将短时期内对某国的多次来回访问视为对该国的一次访问。如1996年4月20日到4月26日，为了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克里斯托夫在短短6天间在以色列、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往返11次，本文按美国务卿对三国分别访问一次统计。
建立养护成本的管理模型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的制定养护的方案和计划，合理安排相关的养护工序，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我国的养护成本管理模型主要有养护费用模型和养护管理模型。成本养护的费用模型是根据分析同一个养护的路段的工程单位造价得出的，我们建立一个坐标轴，以PCI为纵坐标，即Y轴，以不同的造作为横坐标，即X轴，通过分析这一模型，我们不难看出，在临界点之前采取预防性的养护措施是最有效的。
⑱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⑲刘建飞：“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85页。
⑳王立新：“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第97页。
㉑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页。
㉒〔美〕法利德·扎卡里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古田校，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㉓〔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下），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7页。
㉔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4,No.2,1952,pp.239-273;
Alternative Evolution between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Periodic Examination on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s Europe
ZHU Guangsheng1LIU Jianhua2
（School of Law,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2.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Issues,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64,China）
Abstract: Until now,U.S.European policies have experienced five complete outward periods and inward periods,and currently are in the sixth inward period.War and peace in Europe,geo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Asia Pacific,the Middle East and other regions,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American Pragmatism,economic situation,party politics and other factors drive the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s Europe to shift between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periodic duration of the U.S.policies towards Europe,the inter-generational law of American politics and various crises in Europe in recent years,we can deduce that the sixth inward period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Europe may end around 2025,which means that by that tim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uropean region.
Key words: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s Europe;cycle;introversion;extroversion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8）06-0089-10
收稿日期： 2018-09-14
作者简介： 朱光胜，男，湖北孝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建华，男，湖北仙桃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杨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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