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183;问题及其特点——以延安文艺批评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延安论文,为例论文,现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延安文艺时间和空间的划定，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为了方便行文和收集材料，本文采用狭义时空界定，即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作为“延安文艺”的上限，下限则是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撤离延安。我们把发生于这近13年里，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作品称之为“延安文艺”。 狭义的延安文艺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开创和发展时期(1935.10-1942.4)，后期是新文艺方向确立与完型期(1942.5-1947.7)。“还原现场”一方面是这13年里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原有形态的还原，一方面也注意其继承性和延续性，包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对苏区文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因为说到底，延安文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文艺的汇流，同时，延安文艺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随行产物”。[1] 延安时期的文艺批评是延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安文艺批评史实的梳理，是还原现场的基础。与延安文艺批评事件、批评形态、批评质量与效果关系最为重大的两个元素是当时的文艺队伍组成成分和党的领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批评主体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批评特点。 延安文艺队伍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所属革命文艺队伍中的成员；二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党的文艺领导和文艺工作者；三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延安文艺队伍的开放性质，为其文艺创作和开展文艺批评奠定了良好基础。 延安文艺的品质乐观向上、生机蓬勃，带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形成这样局面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党对文艺的领导。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随行产物”，而党对文艺的领导则是通过多种方式体现。主导方式是以“指示”、“决定”发出，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执行。这在战争年代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延安文艺同时是对苏区文艺领导经验的发扬光大。苏区文艺领导经验表现在党直接领导文艺；组织文艺团队和活动的方法；文艺对革命斗争的配合方式；培养革命文艺人才；对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的发动指导和作品的收集整理[2]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党的领导人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对文艺带来的直接影响。 前期党对文艺领导的相关文本如下：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先以党内文件形式下达执行，后来又刊于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3期； 1940年9月，延安时期的党中央发布了第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指示即《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 1940年10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 1941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 1941年6月7日，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奖励自由研究》的社论； 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 1941年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努力开展文艺运动》的社论； 1942年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的社论。 这8个文件的关键词有“吸收知识分子”、“发展文化运动”、“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部队文艺工作”、“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开展文艺运动”、“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等。几乎涵盖了文化、文艺建设的方方面面，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为“自由研究”而专门发出的文件。党的领导以发出“指示”、“决定”为主导方式，同时又融入党的领导人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成分，形成强烈的战争色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特色，为形成延安文艺开创和发展期的开放性和“多元共生”提供有力保证，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繁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动员民众、服务战争、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延安文艺队伍、党的领导特色是延安开放性的主导方面，而开放性还表现在对延安以外和国外的诸多活动方面。其大事记有：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保安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 1939年，老舍代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抵达延安； 1940年2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为拍摄《塞上风云》外景路过延安，15日毛泽东、朱德接见电影队，16日边区文化界与电影队座谈； 1940年3月初，四川旅外剧队抵达延安，先后演出《雷雨》、《抓壮丁》等剧目； 1945年1月1日，鲁艺举行毕加索画展； 1945年1月10日，边区文协电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 1945年3月6日，毛泽东电唁A.托尔斯泰逝世； 1946年7月，中央党校俱乐部举行珂勒惠支逝世纪念展。 保持对内对外的开放性，不仅为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充分显示延安文艺的良好的造血功能，显示了延安文艺及其文艺批评发展中的恢弘气派。 前期的延安文艺批评大事记如下： 1938年1月，关于诗歌朗诵问题的研讨； 1940年5月，关于文学才能问题的讨论； 1941年4月，陈企霞与何其芳关于诗的争论； 1941年8月，萧军和雪伟关于文艺批评的争论； 1941年7月，关于周杨《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的争论； 1941年8月，力群与胡蛮关于美术创作的争论； 1941年11月，杨思仲与魏东明关于果戈理评价的争论； 前期的延安文艺的重要方面还有“概评”形式，是总结性的文艺批评，有的是针对延安文艺的总结，有的是面向全国的俯瞰与归纳。有艾思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1941.8.20《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欧阳山《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1940.4.15，《中国文化》刊发，23000字)、张庚《戏剧的一些成绩和问题》(27000余言)、胡蛮《抗战以来的美术运动》(1941年第3卷第2、3期合刊《中国文化》，16000字)、冼星海《边区的音乐运动》(1940.1.8，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每一篇“概评”都洋洋洒洒几万字，既充分总结成绩，也一针见血指出相关之不足，并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供了素材。 延安时期对马列文论的译介情况，也与延安文艺批评关系密切。1939年5月初，萧三从苏联回延安，按照毛主席的建议到鲁艺工作，筹划并成立了延安专门的翻译文艺论著和作品的机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翻译处，萧三任处长，曹葆华、天蓝为主要成员。 1940年5月，出版发行了第一本马列文论译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由曹葆华、天蓝合译。 1943年4月，读者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列宁论文化与艺术》，是萧三根据1938年苏联国立艺术出版社《列宁论文化与艺术》和伏莱德金纳的“引言”翻译的。 1944年3月，周扬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选录了上述两个译著中的许多段文字，还收录了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 为配合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现名《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等5篇论文。有的为《解放日报》社长博古新译，有的由毛泽东办公室加了按语而发表。 1942年1月15日，《谷雨》第1卷第2、3合刊发表《列宁与艺术创作底根本问题》，是曹葆华翻译的亚尔特曼为纪念列宁逝世16周年而撰写的论文。 这些译文或译著既有完整的译著，也有选本或选段的编辑本；既有建设马克思文艺理论体系的考量，也有配合当下形势而做出的选译即俗称的“选本”。“选本”的长处是帮助读者在较短时间里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不足是带有选者个人视野的局限性。 在没有接触到延安文艺原始材料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存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以为延安文艺包括延安文艺批评是从毛泽东的《讲话》后出现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这看法显然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延安文艺前后期的发展有一个合理的轨迹，如果说前期“多元共生”是原生态的必然体现，那么后期的确立新方向、强调为工农兵服务则也是原生态的必然体现，其中的变化存在一个复杂、渐行的过程。通过对延安文艺批评及其相关历史的还原，我们可以说，延安文艺前期的“多元共生”与延安文艺后期的高歌“主旋律”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没有前期“多元共生”的繁荣就不会有后来文艺的新方向与新气派。 延安文艺批评是文艺批评实践、领袖个人贡献和全党集体智慧的产物，从学理上分析，延安文艺批评涉及面极广，有的关乎文艺批评一般性或根本性问题，有的则是延安时期的特殊问题。梳理问题的立足点仍然是历史的现场：主要是延安文艺批评实践活动和毛泽东的《讲话》。《讲话》是对前者的集中和提炼，并融入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用现在的话说《讲话》是一个非常缜密的“顶层设计”。 延安文艺批评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可以从上述“现场还原”的关键词和《讲话》内容中归纳，有关《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重要因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延安文艺整风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讲话》之前，毛泽东曾做过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如先后找舒群、欧阳山、艾青、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周扬、丁玲、李又然、肖向荣和刘白羽谈话；(三)座谈会和《讲话》细节。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27日分发100多份请帖，名单由周扬和舒群草拟，毛泽东补充审定。《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事先(1942年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要点征求意见，得到会议的一致同意；“结论”讲话后的第5天，又在中央学习组上宣讲《讲话》的主要精神，“以统一全党认识，贯彻文艺新方向”。[3] 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时间和形式则是更加应该重视的问题。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引言”部分，1942年5月23日作总结报告，内容就是《讲话》的“结论”部分。迟至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才刊发《讲话》部分内容，原因是毛泽东作“结论”部分讲话时说过：“这个讲话不是最后结论，同志们还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等到中央讨论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结论。”后来，毛泽东嘱咐秘书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胡乔木在速记稿基础上，参考他自己的笔记调整了《讲话》次序，将“引言”和“结论”合成一篇交给毛泽东审阅，最后由毛泽东又细细修改并定稿。1943年3月13日，为配合延安文艺界遵照《讲话》精神掀起的下乡热潮，经毛泽东同意，这才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讲话》部分内容，是《讲话》首次公开发表。1943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7周年，《解放日报》用第1、4两个整版和第2版的三分之一版面，正式发表《讲话》全文。紧接着，1943年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贡献，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解决任何问题应该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4]1943年10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通知》全文。1943年10月30日，晋西北根据地《抗战日报》转载《讲话》和《通知》全文。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次日《解放日报》刊发全文。《抗战日报》11月26日又全文转载此《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合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合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的教育材料”。[5] 《讲话》是直接针对文艺界，又超越文艺界直至文化领域和其他所有领域，其“顶层设计”目标与建立新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我们的视线延至中国共产党1947年撤离延安后的历史，尤其是“延安文艺大军分赴新区”艰难却成功的历程，我们可能会恍然大悟，延安文艺与建立新中国的紧密联系，革命战争时期文艺功能的服务、工具、武器等色彩确实存在合理的一面。 通过还原现场，让问题的复杂方面展示出来，避免将鲜活而复杂的文艺批评理论问题变成是与非的简化问题。在所有延安时期文艺批评提出的问题里，我以为，可以将它们划分成两类，文艺批评一般性问题和延安时期的特殊问题。先说延安时期的特殊问题。比如文艺是应该“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 按照周扬在1978年4月接受美籍华裔赵浩生采访的记录，“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我为回答他们写了一篇文章……那是在整风以前。我的思想也没有改造。当然那篇文章不会很有力量，但是我是反对他们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延安有五个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有萧军、艾青。还有白朗、舒群”。[6]延安文艺整风中挨了批评或批判的作品有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和杂文《三八节有感》、艾青的论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峰杂文《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杂文《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有就是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这些文本的共同特点，是“暴露”延安的阴暗面。延安时期的文艺，就不能抒写延安的阴暗面吗？我们知道文艺作品从来就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某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文艺创作是作家“不满”的产物！暴露延安问题的杂文或小说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到王实味《野百合花》被国民党特务收入“反共小册子”中，我们是不是会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在延安时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但在今天，就只是一个常识问题。我们今天没有必要为常识问题而争论。像这样的常识问题还有哪些？我们应该一一辨析清楚，通过还原现场，这类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还有一类问题，表面上是延安时期的特殊问题，通过还原现场，问题可一目了然，但往深处思考，其实蕴含方法论的意味，比如有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为什么延安时期那么重视文艺的普及工作，延安时期的“演大戏”昙花一现，而秧歌剧却红红火火？《讲话》以后更是如此。这好像也只是一个简单问题，我们仍然可以用战时的工具论、服务论解释，但这是不够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中国化的根本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结合，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看似简单，不是问题，而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大问题，既涉及方法论，也关系到认识论。 提出“普及与提高问题”重要基础是战时的工具论与服务论，这是不错的。具体说就是当时、当地的文艺受众状况决定了普及重于提高。要知道，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延安是全国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也是文化教育的荒原。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据《解放日报》统计，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的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到百分之九十五，学龄儿童在学的只有四分之一，[7]所谓的贫穷、落后，反映在物资的、文化的、地域的、时代的诸多方面，这就是延安文艺面对的艺术受众与现实的最大特点。鲁艺的演“大戏”，开始为了学习技术，开阔视野是可以的，后来把“大戏”的演出与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以表示为政治服务的热情，结果显得文不对题。如欢迎周恩来等回延安，演出罗穆的《钟表匠与女医生》等。关键还在于，当时的延安处在战事频繁、物质匮乏、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环境里，要演好大戏十分困难；大戏演多了也不合时宜。在飞沙走石的年代，纯艺术的追求总是被大打折扣。所以说，“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也关系到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典型的延安文艺批评问题，又具备文艺批评理论的一般性，属于应该举一反三的问题。 延安文艺批评风格清新，平实，富有“革命精神”和“现实意识”，与当时文艺创作形成伴生和互补关系，延安文艺批评同时也提出文艺批评一般性理论，带有原始创新因素。本文第一部分提到前期的延安文艺批评7件大事、延安文艺批评的“概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译介等史实充分证明了这个特点。文艺批评一般性理论则主要从毛泽东有关文本中体现出来。 文艺批评的“现实意识”即关注当下文艺现象，是延安文艺批评实践最显著特点。以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为例。秧歌剧是“大鲁艺”的产物，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投身于工农兵群众之中，认真研究民间艺术，热情地向群众学习流行于陕北农村的一种歌舞形式——秧歌，在群众性秧歌的基础上，熔歌、舞、剧于一炉而创作出的艺术形式。其情节单纯，人物少，道具、化装简便，载歌载舞。代表作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动员起来》、《宝山参军》等。当年在延安秧歌运动红红火火，却少有文艺批评理论工作者及时的研究与总结，艾青《秧歌剧的形式》填补了这个空白。 艾青说：“秧歌剧之所以能很快的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它体现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一边舞，一边唱，一边打鼓，动作粗壮有力，节奏明显，歌声嘹亮，充满劳动者的健康和愉快。”艾青的文章还分别论述了秧歌剧的表现手法、音乐、歌曲、唱词、舞蹈、化装、服装、道具等。[8]这篇在当时堪称最为系统论述秧歌剧的文章，立刻就引起广泛的关注。据艾青本人回忆：“在一个晚会上，我遇见毛主席，他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我知道这是对我的鼓励。”[9]艾青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阅，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外，还被印成小册子，作为学习的“范本”。艾青自己也因为主动承担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和写作《秧歌剧的形式》等突出贡献，于1945初荣获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16名甲等奖之一，即“甲等模范工作者”。由此可见延安文艺批评对“现实意识”和理论研究的迫切需求和高度重视。 具体到对文艺批评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则主要以毛泽东的《讲话》为蓝本。《讲话》结论第4部分是对文艺批评的专论。 毛泽东首先将文艺批评看成是“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同时承认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在许多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中，选择了“批评标准问题”。认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紧接着分别阐释什么是政治标准，什么是艺术标准；两者关系如何，当时的延安文艺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长期以来，有些涉及《讲话》文艺批评标准的文章，常常是强调一方而忽略另一方；或者以自己的理解取代原文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辩证性。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讲话》全文，就不难发现其中哪些论断是基于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的理论问题，哪些又是显然超越了延安文艺的时间和空间，显示了文艺批评理论的原创性、包容性和复杂性。比如把文艺批评看作是“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同时承认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前者留有战争年代的烙印，后者又分明遵从文艺批评的特殊性；再比如，原文提出的两个“容许”：“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而两个“容许”存在的前提，恰恰是文艺批评存在的理由，面对复杂而多元的文艺存在，文艺批评应该发挥其甄别作用和引领作用。 《讲话》里有关文艺批评的文字不到5000字，内容平实而简洁，却充满逻辑力量。凡是认真阅读的人，都能清晰了解其主要内容。然而，对其中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理论思维辩证性的认识和把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讲话》针对现实问题作出的理性分析和主张，是今天的许多人所不愿意面对的系列难题。 延安文艺批评理论还涉及“语言问题”和“民族形式的讨论”等文艺根本性问题。因篇幅有限，这里只以语言问题为例。 延安的整风运动包括对学风、党风和文风的整顿。整顿文风的主要文本是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首先肯定“五四”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以及反帝精神，是“极大的功绩”。紧接着说，“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了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其逻辑关系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它同时秉承了“五四”文化中正确与错误两种东西；而“五四”在文化上的主要错误就体现为洋八股，所以，洋八股就是党八股，党八股也就是洋八股，在毛泽东那里，二者实一、等量齐观，没有分别。毛泽东的原话是“洋八股或党八股”。[10] “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白话彻底取代文言，同时运用大量外国词汇、术语，包括西式语法来改造中国口语，使之成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白话即“现代白话”。这种语体，与文言相比是大众的，但与真正的民间日常语仍然存在巨大区别，它带有知识分子的烙印，是知识分子文化、价值观的产物……包括鲁迅在内用现代白话写的新小说，受众也主要是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既认为洋八股、党八股违背五四精神，同时认为它们是“五四”的一部分，是“五四”自身一种内在缺陷。这个看法极其难能可贵，“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转折意义”。[11] 再看毛泽东的《讲话》。“引言”共讲了四点——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其中，工作对象问题的重点是语言。当然，1942年毛泽东力谈语言问题，主要目的不在文艺，而是从整体扭转现代思想和文化方向。文艺只是突破口，一个便利而有益的依凭。因此我们可以说，“就社会层面而言，延安语言革命的根本作用是促使文化重心下移。其文化意义即便不说比‘五四时代’更重要，起码也可以与之并驾齐驱”。[12] 延安文艺批评理论提出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延安文艺批评的特殊性问题，一类是超越延安时期的文艺批评一般性问题。对于延安文艺批评特殊性问题，有的可以通过还原现场而让结果一目了然，有的表面看似特殊，其深层里却也关系到方法论和认识论。延安文艺批评里那些超越延安时期的一般性问题，许多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存在的问题或者难题。而延安时期的方针策略、具体方法，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中国化的努力成果，显示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结合，才可能使我们的文艺批评理论真正富有原始创新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