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和平与对内认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流变与理性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理性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2-0080-09 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思潮和流派，还是一种社会运动，其影响力和号召力远远超过其他的学术思潮。由于民族主义概念多歧，迄无定论，本文使用的民族主义大致作如下表述：从内涵来讲，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之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外追求与理想；从外延来讲，民族主义既包括民族主义思潮，也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其主体价值、表现形式、激进程度、社会作用等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和表现。本文所论及的民族主义是相对于世界各主权国的民族主义，而不包括国内各民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等狭隘民族主义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频发，对政府的内外政策和民众心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梳理近百年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于理清30多年来民族主义的流动趋向，并提出塑造理性民族主义的理念与思路，以期引起学界和民众的深入思考与讨论，促进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一、独立与富强：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表达及影响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被逼出来的自尊、自强和救亡图存思想。它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巨大劣势下显现出来的。[1](P43)西方的工业文明，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价值追求。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人开始在政治方面接受民族主义观念。20世纪初期，梁启超第一次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概念表达引入中国。此后，立宪党人、军阀官僚派和革命派都对之有不同的意见表达和操纵利用。最终开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等人揭橥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它动员了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也迈出了建设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第一步。然而，民国政府的建立不仅没能改变外敌欺凌的事实，反倒造就了军阀之崛起，于是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与外敌和军阀相对的向心力量，分散的政治思想体系开始趋向结盟，并表达出更为清楚的理想——把中国从眼下的堕落状态里解救出来，[2](P7)向往统一成了社会各阶层与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国民大革命就是在这一社会发展大势下爆发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为了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一方面通过武力来消灭地方军阀和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来实现国家的整合。但是，它在日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而追求集权的做法，引起了中国地方省份和知识阶层的广泛抗争，导致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南京政府无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之下，民族主义成为救国的一面大旗，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就是在举国一致的基础上完成的。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接过民族主义大旗，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对抗和美国结为一体的国民党政府，并最终完成了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此前作为现实斗争纲领和意识形态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退却，其作用变得若隐若现。比如，面对美苏国家压力的战争动员，以及和蓬勃发展起来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等等。其间，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是以社会主义的强国梦想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爱国主义这一特定概念来表征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国际主义义务与民族主义价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苏联对中国的压力减轻，西方对中国的敌视进一步松动，在苏美之间中国获得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机会。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和高速发展的国内经济一时缓和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的中心话题亦从政治转向经济，“救亡”已从排外、抗击外来侵略与掠夺，转向充分利用世界文明成果来发展振兴。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国人追求强国之路的价值表达。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民族生存压力的减弱、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深入和对自我反思的异化，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开始有松散化的趋向，一股向往“蔚蓝色海洋文明”的思潮开始泛起，“民族虚无主义”甚至“逆向种族主义”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潮流由于其指向带有个人情绪化的特点，因而容易滑向彻底否定自我和全盘西化，这也使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从而产生了与现实民族、国家代表的政权的疏离倾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与之俱来的西方压力和敌视，在大大增强了中国人自豪感的同时，也勾起了中国人敏感的历史记忆；苏东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不仅要求中国调整和不同阵营的关系，也要求中国政府在内政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解释和坚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激起了国内的一些不满情绪。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坚持改革等争论开始出现；网络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给民间话语表达带来便利和相对自由的同时，也给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施政压力，这些都导致了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突然迸发。新世纪这一思潮不仅没有减弱，反因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以及中美、中日争端的频现而进一步彰显。同时，国内阶层分化的加剧使草根阶层更主动地介入到国家发展方向和具体规划中来，其参与的力度和表达的无序更使这一状况显得复杂而具不确定性。对此，中国政府也不得不竭力主导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西方学者于是很自然地得出中国民族主义复兴是中共巩固政权合法性之工具的结论——民族主义可以抵消民众的“三信危机”，即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国家前途信心危机和对党的信任危机。[3](P607、75) 二、冲击与内省：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中国近代曲折的发展历程造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多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发展和西方相对缓慢进步的现实，使国人自信心获得极大提升；新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失衡，导致中西摩擦频仍；国家不均衡发展造成的贫富分化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导致的阶层固化，致使民心不稳。在经济全球化新时期，中国内部形势和民心随国际局势联动，由此形成了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型和特征。 其一，由“历史思想包袱”和发展崛起后不受尊重的心理落差刺激而成的盲目过激型民族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洞性和口号性特征。 历史是不能“选择”和“剪裁”的。“历史思想包袱”客观存在，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意识。中国古代的高度文明和辉煌成就是近代中国迟迟不愿意承认自己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和日本“工具型”、“学习型”的文化不同，中国“终极型”的文化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二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人的野蛮征服和欺凌而造成的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鸦片战争以来，在强国环伺之下，中国人必须敛气收声，昔日的辉煌和荣耀不复存在。这种耻辱感在历经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政府“百年耻辱”的民族叙事之后，成了今日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 现实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澳门的回归，加入WTO和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就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当中国人期待以自信、自尊的面目进入世界市场时，带有歧视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隐隐勾起了中国人心目中曾经遗留下来的民族耻辱意识和痛苦记忆；与此同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挫败感接踵而来，这让中国人感觉到美国等西方强国似乎并不太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反而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加以打压和制裁。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感，却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引起西方的怀疑和嘲笑，由此勾起的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主义情节就不仅是由“面子”引起，也不仅是由官方主导而勃兴的，[4]更多是中国人“把信仰光荣的过去与憧憬伟大的未来更直接地联系起来”，[5](P114)并对民族复兴充满了热切期望。 一方面，“历史思想包袱”在新时期中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开始显现出其强烈的自尊意识和表达愿望；另一方面，由美国引起和主导的中美冲突中，国人不断感到对方的敌意及其强加给中国的屈辱。这种受害者心理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当然，在口号式呐喊和空洞性激情增强了自我满足感之后，我们还必须更客观、理智地去处理由中美摩擦而引发的民族主义走向，利用其合理价值，在吸收其自尊、自强的民族情感的基础上避免盲目、自负和排他。 其二，由外部具体事件刺激导致的应激被动型民族主义，它带有冲击反应模式和短时间的阶段性特征。 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迸发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密切相关，双方的互动导致中国民族主义阶段性起伏，具有鲜明的“应激性”，这就是西方刺激和中国回应型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决定了它有短时间集中爆发和阶段性快速回潮的特点。 具体而言，影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事件大致有：美国方面，1992年以来的对台军售，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8年达赖访美、“考克斯报告”，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9年“无暇”号事件，以及美国每年出台的有关中国人权报告事件。日本方面，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歪曲侵华历史事件，2001年加剧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2003年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2003年西北大学日本学生辱华事件，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事件”，2004年北京“亚洲杯”事件，东海油气田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件。尤其是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和安倍首相不顾中韩邻国强烈反对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此外，还有2008年家乐福事件，北京奥运会圣火受阻事件，法国等意图抵制北京奥运会事件，2012年以来英国人、俄国人在中国的“非礼”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刺激了中国人敏感的民族情结而致使国内民族主义激化，但随着每一次事件的平息，这种情绪即开始退潮，下一次刺激到来时，又重新高涨。可以说，针对外来刺激的回应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这种回应的强度与外来刺激的强度往往成正相关。 中美之争既有空间之争，亦有话语之争；中日之争既有利益之争，亦有历史和尊严之争。美国刺激下之中国民族主义多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应激型民族主义情绪；同日本之争更多的是主权和尊严刺激下相对持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无论如何，从西方冲击这一角度而言，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防卫型的或称之为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它的波及面、影响力及对民族内部精英与大众的动员程度和表现强度，取决于外部所施加威胁、压力的强度，以及人们所能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6] 其三，由内部构建政权合法性而产生的国家工具型民族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主导性和引导性特征。 从性质上说，民族主义不具有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冲击一旦造成政府治理性疑虑，就会促使其去凝聚共同价值，重构合法性基础。民族主义是政府构建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来源。一来，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民族复兴”、“民族精神”和“民族强盛”等口号很容易被民众接受并能满足其对国家复兴的心理渴望；二来，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同样强调集体利益的社会主义信仰相契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的确立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官方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呈弱化趋向。与此同时，务实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出现，以弥补传统意识形态弱化而造成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民族主义的工具性被发掘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认为，中国政府主导了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表达经济改革、国家统一政策与对外政策，目的是形成合法化中共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7](P65)借以转移国内民怨集矢。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国情教育”：中国国情是独一无二的，“不能采纳西方的自由民主，相反现行的政体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这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8](P66)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亦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是政府对中央权力下降的回应，[9](P21)并指出，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之源更多的是国内的而非外部的因素。[10](P51) 正如前文所言，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之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历史背景，仅仅将其概括为中国政府重建合法性的工具是不合适的。只是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实际内容有限，尤其是内争权利、外向发展的可操作性措施不多，才给西方以口实。 其四，由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导致的借机发泄型民族主义，它带有破坏性和群体性特征。 新时期，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旧格局已被打破，新体系正在形成当中。社会转型期不仅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阶层分化及固化，亦导致了不同观念的分歧和社会意识的冲突。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情况下，公民对私有财产的拥有和追求不仅得到了政策的肯定，而且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人们对私有财产的观念和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全民“皆大欢喜”的增长转变为“有输家”的增长，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由于收入分配关系没有理顺，调节手段还不健全，贫富差距一再拉大，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表达的自由、民主、平等、竞争、信用、法制等观念，促使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良好预期在增强，对体制腐败容忍度在降低，而社会矛盾的解决渠道不顺畅积累了社会矛盾，并使其激化和冲突的沸点在降低。 勒纳曾把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痛苦门槛”，是民众在社会转型期——原先的社会支撑物和社会结构突然崩溃之时的一种精神寄托。[11](P15)毋庸置疑，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积累的大量不良情绪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缓解和释放渠道，导致其易于转向民族主义以迈过“痛苦门槛”，群体性事件典型地表达出了借机发泄型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现实的游行中喷薄而出，更在网络上集中表达。2012年以来，由于中日冲突引发的无序性和破坏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即是社会转型造成的综合结果。一些地方反日游行的表达方式延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特征，即暴力性和群体性，它有借此发泄平日被压抑的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因素。这种情绪表达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爱国在中国从来都具有极大的政治正确性，在爱国的名义下，即使行为过火，只要目的崇高，政府就很难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一旦政府将之绳之以法，反而成就了其“爱国”的美名。这种“话语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的民族主义极大地表达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民间情绪，其暴力性和破坏性不言而喻。 三、和平与认同：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理性民族主义塑造 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方向是理性民族主义，即民族弱小时不自卑自弃，盲目媚外，言必称希腊；强大时不自大自傲，盲目排外，动辄以武力逞强。具体而言，它包括对外、对内两方面的内容。其对外表达以尊重他者、和平相处为原则；对内以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为归依，而最终的发展方向是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 第一，理性民族主义要以尊重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价值为前提，将本国摆在世界体系当中，以此来建构平等的民族主义，和平、和谐的世界秩序。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当今世界已经走出了完全依靠武力解决民族纠纷的前现代化时期，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为民族主义提供道德标准，即国际关系的“正义性”——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竞争。因为从德性上讲，“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12](P531)这是整个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超越国界和民族。如艾塞亚·伯林所说：“人类所有信仰的所有积极价值，到最后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蕴含在对方之中。”[13](P288)没有他者就没有自己，就没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表达应该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别人的排斥甚或索取。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塑造需要以此为基础来进行，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发展和未来进步亦应以此为契机，“使之能既有利于民族目标又能增进世界秩序”。[14](P134) 世界需要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和平表达，中国内政外交需要民族主义者发出和平的声音，长远来说，这两者是契合的。首先，中国必须让全世界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不具有对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预制性，另一方面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防御自强性质。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和为贵”的和平精神来强调互相尊重的价值共存，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个体自身具有的真理标准，始终主张以正义、平等、中和、诚信、礼仪、仁爱、节制等道德规范来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舶来品”，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产生开始就是自卫的而非扩张的，它是防御的、内敛的民族主义，而非进攻的、扩张的民族主义。中国以民族主义相号召实现了民族解放以后，即刻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国际主义精神”相辅助，渴望与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平相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要向世界清晰表达向外扩张不合乎中国的国情，有悖于中国国家利益之事实。目前的中国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在国际，边界纠纷和危机需要耐心和时间去缓和与解决，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国家形象亦需进一步营造；在国内，地区发展差异巨大，产业升级改造压力明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短时间内难以建立。社会发展转型期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正义缺失一时无法匡正。党内民主建设和政体改革成效还不够显著，为此导致的体制腐败和民心流失需要时间去弥补。社会稳定压力巨大，由地方群体性事件引发的政府威望和信誉的流失趋向急需扭转。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宗教文化纠纷需要慎重解决。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向世界作和平的表达。如胡锦涛曾表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15](P47)这是当今中国理性民族主义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世界的路径选择。 第二，理性民族主义要摆脱“工具”和“信仰”的符号性，政府应该通过完善治理模式来保障公民权利，进而赢得民众的自觉认同，而不能单纯依靠外向型民族主义来建构其内在的合法性。 民族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一种民族发展强大的精神资源而存在的，它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16](P6-7)它具有实用主义性质和国家主导的“工具性”色彩。但是，国家主导和引导民族主义的发展要适可而止，不可过度。民族国家和真正的民族主义基础是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的，这种基础是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的。[17](译序)因此，政府应该丰富民族主义的内容，让民众产生自觉认同。从广义上讲，民族内部认同是民众对本民族的多元化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等不同的层面；就当下中国国情而言，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更多是现实治理认同。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如习近平所倡导的：“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8]这既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长远需要，也将促使民众从心理上对政权产生自觉认同。 国家应尽力满足公民生存发展的经济权利。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P8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0](P103)然而，当今中国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现象严重；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民众表达利益的不顺畅导致社会矛盾积累。这需要政府坚定改革决心，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消化矛盾，在发展的进程中消除不公，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体现服务的原则和公平的价值，以此来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满足其现实的利益诉求。可以说，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尊重和激励而空谈民族主义，无法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民族的凝聚力将被渐渐削弱而缺乏活力。民众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的红利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也是民族主义能够和平释放、健康发展的条件。 切实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公民，其义务和权力从来都应该相符，公民外争国权的同时，政府要保证其内在的民权。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认识，即“人权是目的，族权是手段”，“要外争国权，就必须内修人权”，[21]“合理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22]可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性发展必将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法制和法治必须成为现代国家管理民族主义的有效手段和方式。无论在何种思潮和运动面前，法律的规定和法治的精神都具有最高的权威和约束。个体行为一旦超越法律规定的界限，就要受到法律惩罚。法制和法律在此必须扮演两方面的角色：第一是“去道德化”。任何行为和个人一旦触犯法律，不管其目的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感，都不能被认为是极端行为的护身符，都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是“理性化”。任何一个行为都包含着社会责任，受法律约束，在行为发生之前，大众必须思考该行为之后果。 在当前中国民族主义仍因缺乏实质性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而显得单薄之时，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去充实它。它的内容既包括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也包括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同时还包括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民族主义从狂热走向理性，从褊狭走向宽容，从“工具”走向自觉，从“信仰”走向“信任”，需要填充如上内容。反之，如果政府继续依赖外向型民族主义来构建合法性，民众的爱国暴力行为就难以杜绝，其社会整合的功能亦无从发挥。 第三，理性民族主义需要逐渐摆脱历史包袱，回归现实国情，重构表达上的平和与实践上的秩序，进而真正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 要塑造理性民族主义，就要求我们尽量客观冷静地对待历史问题，将之视为历史资源来激励国人，而不能完全将之作为历史包袱来仇恨别人。霍布斯鲍姆曾说：“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及其一切是它的现代性”。[23](P14)长远而言，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是真正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需要具备现代公民身份，这是近代世界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胡适曾言：“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24](P4-5)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其终极目标即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专制，实现中华民族自救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改良政治、发展经济、创新文化、建设现代意义之民族国家的任务。 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必须是开放性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诞生之日就具有反抗世界霸权的特点和义务，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作为一种进取性的政治思潮和运动，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超越政党、阶级、族群、信仰和地域的狭隘理念，成为一种通向世界现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义。当然，民族主义的开放性格不仅意味着对外的兼容并蓄，也要求其内部开放，即容许和引导民众在社会公共领域，对什么是最好的共同体生存方式进行自由的、平等的讨论，并且借助一定的社会空间进行试错性的社会实验。 现代民族国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自由主义”的表达和价值追求。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纠葛，在现实上和理论上都是难以理清的课题。当下，“自由主义”对理性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积极意义可以表现在如下两端：其一，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严复曾言：“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25](P27)也即是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提倡，与其说是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毋宁说是民族主义目标的驱使，因为只有个人自由，才有国家自由。胡适亦强调：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26](P663)其二，“自由主义”的某些价值导向可以促进理性民族主义的塑造。如“自由主义”中所包含的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等价值理念，将有助于引导当代民族主义走向理性、温和、宽容的发展轨迹。 现代民族国家的表现是和平和认同。对外和平是现代国家要遵守的国际规范，也是理性民族主义建设、发展国家所必备的外部环境。对内认同是国家赢得民众信任，进而能够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对于前者，国际和平与合作已经是一个历史大势，局部的紧张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体的和平状态，理性民族主义者在张扬国家本位的同时，需要立足于塑造民族国家的高度来约束自己应激性、短期性行为的强度，持久而严正地守卫民族的尊严和性格；对于后者，国家需要在秩序上、法律上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减缓矛盾，进而在政治制度文化和经济体制文化等治理模式上赢得民众的自觉认可，以此来收摄人心，最终达到政府和民间的相互认同和欣赏。 安东尼·吉登斯曾说，民族主义有两面性，当它导向主权时，就容易引发民族侵略；而当它导向公民权时，就引发启蒙的民主理想。[27](P262)长时间以来，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建构被简单地等同于口号式的爱国主义呐喊，民族国家的共和精神和民众的民主诉求或多或少地被忽略，民族自觉的人权观念被淡化。政府须从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和高度去引导它，在力谋世界和平的环境里完善政府现代化的治理模式，以此赢得民众的自觉认同，并在世界现代化的大势之下和西方文明共融共生，相与为用；反之，如果只是为了短期的目标而借题发挥，予取予求，则不仅放任了民间非理性因素的激流澎湃，冲击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也必将置自己于现代化的大门之外挣扎徘徊，不能够被世界真正接受和国内民众自觉认同。标签：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信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