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时间无始无终，世纪和历日的起结，本来都是人为的划分。所谓世纪之交，本来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如今真的迫近了这个时刻，人们却还是觉得面临一个时间的“坎儿”，禁不住有点凛然肃然之感，从而产生出一些回顾往昔和展望未来的思绪，仿佛随着二十世纪的终结，许多事情也不妨画上个句号，以便在二十一世纪有个更好的开端。
近几年来，学术史日益成为研究、著述和出版的热点，也许就与这种普遍心态有关？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和改进以后的实践，这本是人类的特点和优长。一百年是个不短的时间段，以百年为单位，应该是可以看出学术演变的斑斑轨迹和进展的曲折途程了。许多学术史都以“近百年”为论述对象，显非偶然。
世纪之交为学术史研究的升温提供了契机，但“学术史”从来就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并不是到今天才受到特别的青睐。在科研工作中重视“学术史”的清理和分析，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该问题“学术史”全面透彻的把握上，是学术规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写成的论文或专著的篇末详细列出参考文献、引用书目，不过是这一学术规范的技术性要求而已〔1〕。
当科研工作者在拟制一个新课题时，当一个博士生在确立他的论文题目前，首要的一步，就是做好学术史的回顾，看一看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和时贤已经做了些什么，已经有了哪些不可忽略的成果？从而找到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找到自己研究的新角度和突破口。除了绝对的填补空白，没有一个人的研究可以脱离与之相关的学术史。学术史，或者说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做过的事情（包括成绩、失误和不足），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充分地注意及此，就埋头自做文章，存在着一种危险，轻则被讥为孤陋寡闻，重则可能被指责为剽窃抄袭。而只有做好这一步，即弄清楚该问题“学术史”的主要环节和前沿所在，才有可能使你的研究成为学术史上有意义有价值的新环节。人们常说，科学研究的要义是提供新东西，哪怕只比前人前进一小步，也是一种贡献。这种说法当然很对，而它的前提，便首先是要很好地了解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已做到了什么程度。
不过，就一个具体问题作学术史的回溯，与目前形成热潮的学术史著述也是有区别的。这区别不仅在于范围的大小，尤在于研究的目的。前者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立课题的价值并确立其出发点，研究的结果是要体现于所立课题的操作和实践之中，但不一定全都形诸文字。后者既以学术史本身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各种名目的《学术史》。这种学术史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历史，是人们按一定的需要与原则，摘取社会生活中人文活动的某一方面编制而成的历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炼学术思想，总结学术方法，并要对学术的成败得失从理论上进行评论剖析，要从学术的演变发展概括出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还应努力向哲学层次提升。
为了使我们正在进行的学术史研究更为自觉，有必要对已有的学术史著作从纵横两个向度上作一个大致的考察。所谓纵向的考察，就是看一看学术史形成发展和演进的历史——学术史本来就是一种“研究之研究”，然而时至今日，它自己也已经有了“史”，需要人们对它做一番“史的考察”了。所谓横向的考察，则是就浏览所及、从学术范型的角度对几种有代表性的学术史做一些分析比较，目的是在我们自己撰写学术史时能够承优去弊，取长补短，从而在一个合理科学的学术史范型中进行实际操作。
二
中国有着悠久的学术史研究传统。中国向来重史，历史记载和史学研究起源极早。中国的学术文明又早在先秦就十分发达。这就为学术史的形成和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先秦时代的《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等篇是我国学术思想史或学术思想概论的滥觞”〔2〕。也有学者将《礼记》中的《学记》、 《儒行》、《檀弓》等篇视为学术史的嚆矢〔3〕。
比较严格地说，至迟西汉时代就已有了学术史的萌芽。那时出现的目录书已经包涵了中国学术史的多种因素。汉成帝、哀帝间，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国家图书，最后编出一份分类目录。刘向编的，名为《别录》，据现存残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卷37），可知其对每书均作“叙录”，述说整理校雠的经过和依据，同时对该书内容作提要钩玄，对其学术价值与源流作简单评介。刘向去世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撮其指要，著为《七略》”〔4〕。他将全部图书分为六大类，每一类做成一“略”，即六艺略、 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每一略中又有一些小类（属），六略合计则为三十八小类。刘歆于六略之外，将这三十八类的“小序”收在一起，称为“辑略”，合以上六略遂成《七略》。
刘歆《七略》已佚，但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以其为蓝本的，借助班书尚可窥见《七略》体例。
《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既是最早的国家图书总目，也具备了早期学术史的因素。因为给众多的书籍分类，类下又分出更细的种、属，这本身已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意味，在这其中就隐含着编者的学术思想。而他们所写的小序、类序和总序，因其往往述及某一类书、某种学问的发展流变，也就更多地含有了学术史的成分。《汉书·艺文志》以后，《隋书》和《旧唐书》的《经籍志》、《新唐书》的《艺文志》，虽然详略程度不同，但在勾勒学术演变的线索上，多多少少也起着一些“史”的作用。
后世还有一些带类序、提要乃至评议的目录书，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直到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倘若认真搜寻，其中不乏学术史的宝贵资料。
除了目录书，中国的史书，从司马迁的《史记》起，便写有《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这样叙述师友渊源关系的篇章，还开创了《儒林列传》的编写，后为多数正史所继承，其内容主要是考叙传习经书的源流派别，因而可以说是带有学术史性质的。两《唐书》改《儒林列传》为《儒学列传》，虽是一字之差，学术色彩却更明显了。到《宋史》，受朱熹《伊洛渊源录》的影响，又根据宋代理学发达的状况，于《儒林列传》外增加《道学列传》，那已是相当专门的学术史了。
从宋代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开始，最早的学术史专著就可说已经诞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此书云：“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受它的直接影响，清初有《圣学宗传》（周汝登著）、《理学宗传》（孙奇逢著）。性质上属同类而在内容的丰富翔实、体例的精细周密和断制的严谨公允上大大突过前人的，则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他草创而由他的学生全祖望最后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学案》影响极大，此后，“学案”就形成一种专门的体例和格式，成为中国传统的学术史著述的专门形式。例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虽未用学案之名，却有学案之实。唐鉴的《清学案小识》，不但全书以学案为名，而且内容也是以“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心宗学案”来分的。近人刘师培在本世纪初，也曾为总结学术史而写了一系列的“学案”（如《近儒学案》、《习斋学案》、《东原学案》）。直到今人杨向奎做清代学术思想史，在题名时还是采用成法，将其书命为《清儒学案新编》。
三
目录主要是一种工具书，尽管它具有学术史的某些性质，但毕竟不是严格的、规范的学术史著作。虽然如此，我们在追溯学术史源头时，却还是从目录讲起，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目录书实际上为学术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编排合理、提要精当的目录书，就是以书为纲的简明学术史。书，也就是著作，乃是学术最主要也最可靠的载体。即使有这样的学术家，平生从不著述，他的学术全凭口讲指划，而绝不肯落于言筌，但只要他真具有高水平的学术思想，那么他不写，他的学生也会把他所讲的记下来，他生前没有著作出版，身后也会有人替他整理，把他的学术公诸于世。后人要了解他的学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读他的书。因此，“以书为纲”实在不失为撰著学术史的好方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不是“史”，但我们看它的具体内容和各部总叙、各类类序，便不能不承认它们颇具史的意味。
试以与文学关系密切的“集部诗文评类”的“类序”为例：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甚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这篇类序之后，以两卷的篇幅列出了自刘勰《文心雕龙》到清人郑方坤所撰的《五代诗话》等六十四部诗文评著作（另有存目一卷）。读了类序，再看下面的目录提要，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脉络，便有了极粗浅的了解。如果说目录提要是文学批评史的具体血肉，那么，类序便可以说是它的骨胳间架，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文学批评史是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当然，二者也有区别。让我们再看一下《四库总目》的《经部总叙》，它的学术史意味就更强烈了，简直就像是后来出现的正规学术史的简明范本，所以尽管文字较长，我们还是基本照录：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唯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
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
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
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这里，将两千年来的经学史划分了六个阶段，指出了每个阶段学术的特点、代表性人物，以及过度偏至所带来的弊端，对此种弊端均以一个字加以概括。进一步，则更指出虽是六个阶段，但大分却只有汉学、宋学两家（派）。在对汉学、宋学的基本特征作了论述之后，乃加以总结，予以折中，认为汉学宋学，各有优长，任其发展到极端则难免弊病，而取长补短才有利于学术的进步。这可以说是提示了促使学术健康发展的方向。从上述内容看，这一段《总叙》应该说是具备了学术史的基本品格的。《总叙》之后是分类的类序，经部共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十篇类序既贯穿了《总叙》论述的思想（学分汉宋），又从各个方面补充并印证了《总叙》。类序之下便是书目。并不是逢书即录，编者有其一定的采录标准：“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四库总目》卷二六、春秋类小序）每本书的提要，写法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都是对《总叙》、《类序》所述学术史观点的具体化。
《四库总目》是传统目录书的集大成者，它所显示的学术史范型，大致就是如此。这种范型与正规的学术史著作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四
所谓“正规的学术史”，指的是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代表的一类著作，至于像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样明确标题之作，当然更在其内。
这里先说学案。
学案是远比目录晚出的一种著作形式。它与目录书的最大不同是在于，它不像目录书那样以书为单位，将同类的书集中在一起，在介绍书籍源流、评析其得失之中体现编者的学术史见解，而是以学术家（即以人）为单位和主体来排列和叙述。
以人为单位，用人物传记为主要形式，追寻各人的学术渊源和师承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划分出不同的派系，甚至列成表格来显示学术发展衍变的情况，这是学案所显示的基本范型。这个范型的实质，在于它构筑起一个人物的谱系。当然，在介绍一个学者的时候，不能不涉及他的有关著作，特别是要揭示其代表作所阐发的主要学术观点，而且学案的惯例是在案主传记之后选载其部分原著，因此学案实际上也离不开书籍的介绍，但学案和目录书的区别还是清楚的。
这种范型并不是从黄宗羲《明儒学案》才有，但却是在他这本书里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以至于梁启超会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5〕此后的学案类著作，大体即以黄书为范本。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讲了他编著此书的几条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准确地提炼出案主学术思想的“宗旨”：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为学者作传的方式来编写学术史，必须对每一个案主的学术观点吃得很透，对其思想的核心和本质把握得很准，并能够用极简洁的语言将其概括出来，予以表述。试举黄氏书中的几个例子：
先生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久之自成片段，所谓“敬义夹持，诚明两进”者也。（崇仁学案·吴与弼）
先生一生得力于敬，故其持守可观。（崇仁学案·胡居仁）
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钮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白沙学案·陈献章）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之病。（师说·王守仁）这里引的都是黄氏对各学者学术特色的总概括，然后在下文据此加以解释说明，像王守仁，先在书首特意辟出的《师说》一篇中作此总说（并略论王与朱熹、陆九渊之异同），然后又在《姚江学案》中予以详细阐述。
由于做到了这一点，学案中的传记既十分简练，又非常具体生动，写得人各一面、富有生气，如同梁启超所说：“我们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案，便觉得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6〕当然， 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准确地依据学术宗旨之同异而“分源别派”，厘清门户传承的关系。
学案编撰者对每个案主是否应当有自己的看法呢？这在黄宗羲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自己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家，而更是一个思想家。但黄宗羲把两件事分得很清，一件是作为编者介绍案主的学术观点，一件是作为论者来批评、衡估案主。前者的关键是严守“忠实”的原则，切不可按己意去取，在介绍时更不可掺以己见，否则便可能是歪曲。他之所以批评周汝登的《圣学宗传》为“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周一字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就因为周氏本人主张禅学，“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四库总目·圣学宗传提要》），也就是说，周是按自己的偏好来选录案主的言论，态度有欠客观公允。黄宗羲则要求学案编撰者在介绍时尽可能全面客观，而在评论中充分表述自己的观点。介绍的不客观和评论的无独见，都是黄宗羲所不满意的。
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黄宗羲为范例，概括做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去取；第二，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7〕四条的核心便是“全面客观”四个字。
显然，要达到这个要求，靠简单随意地罗列材料是根本不行的，学案编撰者必须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有总体上的准确把握，他应当站得比传主高，必须有高屋建瓴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向度上批评传主的见识和能力。在这个基础上，黄宗羲又特别强调学术的独创性。这既是针对各学案案主的，也是用来要求学案编者的。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8 〕这就为学术史悬起了一个高标准，当然也就增加了编撰学术史的难度，然而，正是在此等处，表明学案的学术史价值比目录书大大前进了一步，并至今仍对我们有启示作用。
《学案》范型的又一个要求，是在人物传记之后附载精选的传主原著资料，这些资料既是案主传记的依据，也是对编撰者评论的支持。黄宗羲在这方面以其实践树起了很高标准：“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9〕这里的要点是， 一要用第一手资料，不可转手于他人，二要精选、选得准，能够很好地为显示案主的学术思想宗旨服务。
这样，《学案》就具备了学术思想史和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双重价值。
五
但是，尽管《明儒学案》等书的价值很高，毕竟是旧式的学术史。它们的有些做法做过了头，也出现不少弊病。如一味寻求学术的统系，有时不免牵强，有时不免繁琐，这方面尤以《宋元学案》最为显著，它在每一个学案中总要拉出一个相当复杂的网络，于案主外列出“讲友”“学侣”“同调”“门人”“私淑”“家学”“续传”等名目，将一些在学术上并无多大干系，或至少材料很缺乏的人，也勉强排列于后，这就太重视了人的身份与关系，而没有突出学术的本位。至于后附的学术资料，由于编者思想水平的限制或参与者态度的马虎，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杨向奎批评徐世昌主撰的《清儒学案》“主传实鲜学术思想内容，而原著选编又多失当……盖徐氏显宦不通晓清代学术思想源流，而假手众人，取舍未免失当”〔10〕。
从黄宗羲到清末，中国学术又发展了二百多年，西学东渐也有了一段时间，而且又正值世纪之交，历史显然已到了将要发生大变局的关头，这时，各种思想非常活跃，学术思想自不能例外。于是，就有比较敏感的学者想到了回顾和总结以往学术史的事。
刘师培于1903年起开始关注中国学术史，他曾有撰著《近儒学案》的打算，在一、二年内就写出了一组有关序文，纵论近三百年学术变迁的大势，并拟出了《近儒学案》的目录。接着在以他为主要撰稿人的《国粹学报》（1905年创刊）上发表一系列学术史研究专著与论文，如《周末学术史序》、《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以及一批学者传记，至1907年还写了《近儒学术统系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论著，应该说，他是很得风气之先的〔11〕。
梁启超在学术史研究上的起步，也不比刘师培晚。他于1902年即发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而且后来没有中辍这项研究，于1920年至1925年间，著述并发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先于刊物连载，后者为大学讲义，均于后来修订成书）两部专著，此外，尚有分五部撰著《中国学术史》的计划，惜后未果。但仅已完成的两部，已足以奠定他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清代学术概论》原是作者应蒋方震之请、为蒋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的序，但因下笔不能自休，写得太长，结果便独立成了专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涵盖的时间略长，前及晚明，后至民初，所涉也更广，所以篇幅也更大，作者特地声明二者“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比较起来，后者的体系性确实要强些，所涉及中国学术的学科也更全些，至于具体论述，后者也详尽细密得多。但是，若就学术史范型而言，则二者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后者虽与前者有种种不同，但尚不是根本异于前者的另一种学术史范型。所以，我们在以下的论述中看它们的一致之处较多，并不是无视它们的区别。
这两部学术史基本上都是先将学术分类，然后“以人带书”的写法。学术家是全书的主体，但一个人之所以能称为学术家，必是在某一方面写过有份量的著作，所以论此人之学术地位，也就不能不以评介其学术著作为主。它们自然也要讲到学术渊源、师友承续关系，但不像学案那样绝对而繁琐。
《清代学术概论》共三十三节，其中除一些用以综论外，大体上一节讲述一位大学者（如第四节顾炎武、第六节黄宗羲、第七节颜元）或合论几位相关的学者（如第十二节论戴震弟子和后学段玉裁、王念孙父子），或介绍某几门学问及这些领域的代表学者代表著作（如第十四节谈经学、小学、音韵学、方志学，第十五节谈地理学、天文算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如此，其分章列节的办法，大体是综论和学者专论两种，而学者专论的具体内容则是通过评介其学术著作，揭示其学术宗旨，论述其学术渊源、影响、地位等等。
这两种学术史都改变了人物传记后附学术资料的做法，但引文较多。所有的编史者都会在自己的著作中遇到这个陈述和资料的矛盾。像《明儒学案》那样，在案主传记之后辑录原作，并将二者合为一书的做法，到了近现代多改变为史归史，资料选编归资料选编，各自成书了。补救的措施则是增多引文，但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为一种学术史范型，梁氏二著与《明儒学案》有个很大的不同，即在所述学科的范围方面由专变泛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一部理学史，只论理学这门学问。梁氏二著则是一部国学史，把中国的传统学问整个儿囊括进去了，理学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已。
这种由专变泛的倾向，对于学术史研究有很大影响，直到现在仍有后继者。这与中国传统学术虽然门类繁多，但又强调“文史哲不分”，实际上常把人文学科诸门类（比所谓文史哲的范围更广）打通的学术传统分不开，也与学术界存在着各科皆能的通才有关。梁启超已经发现，到他那时为止，自然科学在中国是不发达的，使他想介绍而无可介绍，只能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不但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中国也是不发达的，所以，虽说是“由专变泛”，却仍然是在人文科学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并未越出“旧学”之雷池。
梁氏二著表现了一种在国学范围内的综合趋向，他的学力和视野也使他能够胜任。但这种趋向随着学科门类的日益分化（因此不得不详细地分成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四级学科等等），随着各学科研究日益深细，学者的术业大多由博通转向专攻，而渐渐发生了变化。到近年，学术史表现出愈分愈细的倾向，以文学研究史而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艺美学和文学史，就都需要有自己单独的学术史，很难用一部著作予以全面涵盖。如要总揽各学科，则必须众人合作。即使在文学史这个分支之下，也还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和各种专史之分，更多的则是既断代又分体的专史，所以单说文学史的研究史，其范围就相当大。再往下，还有以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为对象的研究史，如杜甫研究史、红楼梦研究史之类，有的以“某某学”的名义出现，其中也包含研究史的成分〔12〕。
作为一部学术史，梁氏二著在“综合性趋势”这一点上，范型意义已很有限。然而，体现于梁氏书中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借鉴参考，特别是以下诸点：
第一、充分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首列“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用上、中、下三章篇幅加以系统而酣畅的论述。作者认为学术总是受环境变迁与心理感召的制约，而政治现象关系尤大。在这三章中，他论到明清易代与种族统治、清统治者政策乃至个别统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对学术大势和风气的影响，论到朴学兴盛的时代条件和政治背景，论到随着清朝政治腐化，国势日危，新的经世致用之学兴起，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强烈，“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巨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上的剧变。前波后波展转推荡， 至今日而未已”〔13〕。这样来论，符合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因而是科学的， 其所显示的观察角度，至今也没有过时。
第二、充分注意学术的历史渊源和变化的律动；
二书在进入清代学术之前，都强调必须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及其末流的种种弊端讲起，把清代、特别是清初的学术风会当作对明末理学的反动来看，这就避免了把学术分期与朝代递嬗等同，或把一种学术的产生发达当作空穴来风的倾向。《清代学术概论》开篇即借“佛说一切流转相”将学术发展的规律分为四阶段或曰四期：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并说：“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1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未再这样说，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总之，梁启超对学术发展演变的律动颇有真切的感受，而且有意识地作了探索和总结，这正是学术史研究者所应该做的。
第三、全书固然是对学术史的历时性回溯，但却未忘现实的针对性，毋宁说作者在论述某些问题时，心中是有所指的；
这实际上是贯穿在二书中的基本态度，与作者民主革命宣传家的身份有关。在论颜李学派时，把这点意思讲得最为明白。颜习斋鉴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走到了崇尚空谈、严重脱离实际的邪路，乃极端地反对读书，强调实践，强调力行。而梁启超则有感而发，写道“中国念书人思想笼统，作事颟顸，受病一千多年了，人人都好为阔大精微的空论。习斋专教人从窄狭的粗浅的切实练习去，他说：‘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何只当时， 在今日恐怕还是应病良药罢”〔15〕。又在引用颜氏对宋儒雄于空谈而救国无能的批判后， 写道：“既属一国中知识阶级，则对于国之安危盛衰，自当负绝对责任。说我自己做自己的学问，不管那些闲事，到事体败坏之后，只叹息几句了事，这种态度如何要得？”〔16〕这些应该都是有感而发的。
第四、在回顾学术史时勇于自我介入，表现出严肃自省的精神；
梁启超创“新文体”，笔锋常带感情，在撰写学术史时，依然是这种风格，在对前人学术思想和成就的叙论中，往往明朗地表现出他自己的个性。这应该算是一种介入。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自我介入”，其意义尚不止此。因为梁氏所述学术史一直延伸到他当时，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应在论列范围之内。梁氏没有回避，而是正视，并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明确表示：“‘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唯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力求忠实而已矣。”
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他对自己学术道路的检讨，“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所以他只是自比“新思想界之陈涉”，算是一个草莽英雄式的人物。同时，他强调自己的学问还没有定型，但抱负甚高，认为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也就是说他并不安于做“陈涉”。他在书中引用给女儿的一首诗，指出了自己做学问的两个缺点：“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真正使他颇感后悔的是一度过多地介入了政治，他自叹“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17〕。从事政治活动和专心治学无疑是存在着矛盾的，关键是你要做怎样的人。梁氏一度积极投身于政治，甚至为此亡命海外，后期改志向学，所以对此体验比一般人尤为深切，忍不住在书中流露出来。
第五、忠于学术，批评不避贤者、师长；
可以说作者实行的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最突出地表现于他对本师康有为的述评和师生关系之介绍。他并非不尊师，对康有为用“今文学”讲诸经，借以宣传改制，以及空想性质的《大同书》，均作了相当客观的评介，但也不隐晦自己与康的分歧，不止一次明确地写道：“然启超与正统派（引者按：指朴学）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18〕
第六、努力从史述中提炼一般性结论，并上升到哲学层次；
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篇即对有清一代学术主潮作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的概括，这是对朴学精神的高度浓缩，而后又在不同的地方反复论证之。概括清代有一学术支流，为“排斥理论，提倡实践”。即指颜李学派，亦用此法。当然，也有用此法而显出武断之弊者，如谓“要而言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所敢倡言也”〔19〕。但总的来说，还是精辟者居多。特别是对学术本位，即所谓“为学问而学问”“学问之有用无用”以及由此引出的学者人格、学问之本质与价值等问题，都提出了直到今日仍对我们极具启发性的观点〔20〕。
第七、运用比较的办法，以西方学术为参照系；
这或与《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的序有关，其中屡屡以希腊当日情景与清代相比，虽不无勉强之处，但这种意识还是好的，也是后来作学术史者所应予发扬的。
六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多成为专题研究必要的先行阶段，凡受过正规学术训练，懂得学术规范者，无论做哪个专题，总要对该专题有关的学术史作一番调查，以为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并不一定将此写入著作。另外，随着学科分别日细，学术史也自然地出现由泛变专的趋势，恰与梁启超那时的由专变泛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梁启超式以综合各学科为特色的学术史专书，就难得产生了。而且几十年来就连范围较小的专题学术史数量也相当有限。钱穆与梁著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1931—1936年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有份量、有影响的著作，但其写法基本上回到学案式，即以人物传形式出现，一个大家后附若干与之有瓜葛的中、小家；每家附载原著，亦如学案，唯不是简单附载，而有钱氏的讲解分析，则不同于以往之学案。
时光如逝水，转眼又到了一个世纪之末，而且又正值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回顾往昔、展望未来，成为学术界人士的普遍心态，各类各型各种量级的学术史也又一次应运而繁荣起来〔21〕。这里暂举文、史两科新出的两部学术史为例，对这类著作范型的变化，作一个简略考察。
1995年11月，一部由大学青年教师合作编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出版〔22〕，这是古典文学学科第一部综合性的研究史，也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很有特色的学术史，值得我们从范型的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本书的性质属于通史，它从先秦时代一直讲到晚清，涵盖了从孔子到十九世纪末这样漫长的时间。叙述两千多年的文学研究史，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分期。该书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多费心思去别出心裁，而是沿用了王朝更替的习惯分法。这样做既方便，也有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研究”，所以它的分期最好能同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等相关学科对应，而一般的文学史和批评史多数还是以历史朝代划分章节的。有人说，这样的划分显得文学是政治、甚至是改朝换代的附庸，看不到文学本身的规律性。这批评自然有道理，但创造新的分期法不容易，也不是这部书的任务，作者们暂不在这一点上费功夫，无疑是明智的。事实也证明了，按王朝分期完全不妨碍对学术史的论述。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并没有采用一般文学史或批评史通常使用的“以时代为序，以人物为纲”的方法，当然也就与前述学案式或梁启超式“以人带书”的学术史有明显的不同。本书《绪论》在陈述编撰体例时说：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我们描绘和评述的主要对象，不是这一时期个别的研究家的活动，也不是某个派别的研究家的活动，而是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主要方法和主要问题。也就是说，本书的主要部分没有采取通常所见的以研究家和研究著作为主、依次排列、逐个评述的方法，而是抓住每一个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相对集中的一些领域、方法和问题，作专题性的描绘和评述。简言之，这是一种既不以“人”为主，也不以“书”为主，而是以“问题”为主的方法。通检全书，大致涉及了这样一些文学研究的“问题”，或曰“方面”：
一是文学阐释；先秦诸子大抵都有这方面的议论，表达了他们对于文学（广义的）的理解。这可以说是最初形态、最起码的文学研究，但它既以文学为观察和论说对象，便不能不承认它具有文学研究萌芽的性质。到汉代，文学阐释已趋成熟，并已形成“诗经学”、“楚辞学”这样的专学，特别是“今文学派”、“古文学派”两种阐释方式，其影响则一直贯穿到清末。
二是作家作品评论；批评产生于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之上，它侧重于价值判断，或从伦理与功用、职能的角度来衡估，或从艺术表现的得失给予评价，实质上都是一种文学研究。被批评的可以是一篇作品，也可以是一位写过多篇作品的作家。至于研究成果的形式，可以是直接的论说，也可借助人物传记，从叙中见义。
三是文献整理；从最初的搜集、校对、分类、编目、提要钩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对文学文献（如许多赋和《文选》）的注释疏解，再到编纂类书和诗文总集与别集，几乎历代文学研究都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而到了清代朴学家手中，其校勘辑佚、考证辨伪及笺解注释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是文学史研究；这自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只要文学发展有了一定的历史，人们就迟早会从“史”的角度去研究它。本书认为，汉代人就具备了某种文学史观，有了最早的文学史研究。此后，直到清代，则更是无朝无之。正因为如此，虽然在整个中国古代并无名为《文学史》的著作，但今天当我们试图写一部《文学史学史》时，却不能不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讲起。
五是对古典文学文体分类以及各体文学、文学创作技法、风格流派的研究；这大体相当于现代西方文论所说的“文学内部研究”。这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费了不少篇幅去按各时代文学研究之实际加以概括叙述。如本书认为，文体分类意识在魏晋时已随文学的自觉而发生与觉醒，至南朝梁的《文心雕龙》、《文选》而渐趋细密且有了一定的理论。此后，几种大的文体，如诗、散文、辞赋、词、戏曲、小说等，其文体特色之研究均形成独立的学科，并分别在不同的时代达到其高潮。创作技法和风格流派的总结探讨，与各文体研究关系至为密切，而形式则多种多样，除了专门的论著外，序跋、书信、随感、杂谈乃至各种圈点评说，都可以用作载体。本书对此作了相当详尽的介绍评述。
六是对文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这是一种“研究之研究”，反映了学者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自觉。本书认为，清人于此表现最为突出，能在对前人的批评中建立正面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故设两节（清前期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清后期的文学研究方法）予以详论，对这种“研究之研究”又作了一番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具体内容当然还有很多，但概括言之，要不出上述六大方面。有了这六大方面，“古典文学研究”就具体化了，“古典文学研究史”，即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明确了，从而该学科自身的范畴也就确立起来，它同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这类因有密切联系而极易混淆的兄弟学科也就区分开了。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史，其范型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七
下面要讲的另一部学术史，不属于文学范畴，它是张岂之先生主编，王宇信、方光华、李健超三人撰述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23〕。我们也主要是从学术史范型的角度来考察它。
这部学术史既非学案式和梁启超式的，也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不同。主编对本书的性质、它和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的异同作过深入思考，并有明晰的看法。他认为，学术史的内容应该是“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和历史意义（对于当代社会以及后来社会有什么影响）〔24〕。据此，遂把史学学术史的内容规定为两个方面：一是史学成果，二是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全书就着重述评中国近代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演变和所取得的成就。体现在章节安排上，第一编史学哲学，第二编史学方法，第三、第四编为史学学术成果（包括中外历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三方面）。这种安排显示了本书对理论和方法的重视。
全书首论历史哲学，次论史学方法，实际上是把它们当作史学学术史的核心。这也说明编者对“史学学术”有更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尤其是历史哲学，诚如本书主编所说，“它并非哲学教程或哲学讲义，而是史学成果中最深层次的、理论性很强的抽象思维。在史学学术史的研究中，提炼出‘历史哲学’，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但是在操作方面是相当困难的，用‘沙里淘金’来作比喻，也许比较恰当”〔25〕。但本书突出的新意和作者理论思维的功力，本书作为一种学术史范型的意义，也就充分地表现在这里。
在述评近代史学哲学和方法论时，本书的做法有四点值得提出：
一、其叙述一律从对古代的追溯开始，从古代而至明清之际，然后到乾、嘉、道光时期，到鸦片战争、戊戌维新时期，前面基本上是略述，讲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加详。这样，本书虽号为“近代史学学术史”，其实却上贯古代，所论者均渊源有自，既做到发展演变的脉络清楚，有很强的历史感，同时又是详近略古，比较得体妥当。
二、主要是讲学术史，讲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的演进，但同时充分而适当地注意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的影响，这几乎体现在本书的每一个章节中。主编在《序》中特地说到：“史学学术史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一般地说，它和政治以及政治史有着不同程序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而必须实事求是。所以主编认为在本书中“似乎不必在每一成果的分析上都和政治挂起钩来，但是需要从学术史的总体上阐明一定的政治和史学学术的联系，在具体的解剖和分析上又必须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将是任何学术史都会遇到的，本书的做法富于启示性。
三、对着重评介的近代新史学哲学和方法，从“流派”和“体系”的角度作了分析和综合。这样，在近代史学的开山章太炎、梁启超之外，划出了三大史学哲学流派和相应的三大史学方法体系。划分的依据是各派的思想理论基础，简言之，第一个是“传统文化主体论”派，代表人物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徵；第二个是“文化西化论”派，代表人物是胡适、傅斯年；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派，以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为代表。各派代表人物之间并没有师弟关系，而是本书作者分析他们的研究路数后概括出来的。所以本书虽也谈流派体系，却不同于以往那些主要强调师承关系的学案。
四、贯彻“‘学术’的载体主要是著作”的思想〔26〕，在介绍评论每一种历史哲学和方法时，把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的代表作作为主要依据。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延续了梁启超学术史甚至黄宗羲学案的传统，也是再一次显示了学术史著述的基本规范。但本书又根据自己的编写体例对此成法作了很大的变动。这变动主要就是本书并不像黄、梁二氏之书那样把一个学术家集中在一篇传记或一个章节里评介完毕，而是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成果等各处加以分别介绍。这是一种利弊两见的做法，值得加以探讨。从好处言，这样做，在说明一个问题时，易收集中突出之效，给人印象较深。就弊病言，则每一位史学家均将受被割裂之苦。像上面提到的诸位史学大家，无不屡见（也就是散见）于全书许多章节，一般读者难以形成对他们学术成就的完整印象。读者如若想以人为单位，全面系统地了解某位史学家的思想和著述情况，就必须由他自己把分散于各章节的材料和论述汇总起来才行。而此后最后又没有附人名索引，这是本书用起来不方便之处。又因本书系多人分头执笔，把一个史家分成几部分介绍，所论和所引资料前后的重复就所在难免。
八
从书籍的目录提要到史书的《儒林传》和一般的学者传记，从诸种《学案》到各种名目的《学术史》、《研究史》，中国的学术史研究经历了漫长的途程。前人和时贤的经验有哪些可以沉淀下来，成为规范或被当作范型来利用的呢？根据上面简单的回顾和抽样分析，笔者以为可以提出以下几点供学界同仁考虑。
第一，学术史无论是通代的，还是断代的，无论是综合的还是专题的，都可以有多种形式。就其基本范型而言，主要的是三种，即以“书”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这三种形式，功能各有长短，使用起来各有利弊，应该互补，而不宜偏废。
以“书”为中心，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书目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算晚出的集大成的一部。这类书在分类、提要述评和各级小序中见出编者一定的学术史观点，给读者的具体材料较丰富，并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但是，书目毕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体例限制编者，使它不可能系统而酣畅地阐述自己的学术史观点，书目提要提供的只是学术史的原始资料。
这种著述形式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至今也不断有新作产生。在文学方面，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陈玉堂，合肥黄山书社，1986）、《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论著提要》（乔默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等。由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组编的《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按“学”列目（如易学、先秦儒学、理学、陆王心学之类），每一“学”除简述其主要内容外，大抵以介绍这一领域中的代表性著作为主，于重要的研究者则亦略作评介，所以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以书为中心”型而又汲取了其他型的内容，是具有某种综合性的学术简史汇编。
近年出现一种系列丛书，收书规模大致在三、五十种左右，每种实为一位或数位学者学术论著的选集，而书前有编选者的前言，或有长篇总序，论述这些学者学术思想的内涵、特色、成就和发展变化的轨迹等等。这是一种有学术史意识的资料丛书，虽然它还不是史著而是选本，但从编选到作序，处处渗透了学术史的观念和追求，写得好的前言和总序本身也就是有价值的学术史论文。由于它篇幅较大，所以又弥补了目录书和学案式附录的某些不足。前几年在新儒学方面出过不止一套这类丛书，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有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以“人”为中心的学案，是以学者和学术派系为载体，将学术发展体现于人物言行活动、人才的培养赓续和学派的成立衍化。这种形式继承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它突出了学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能够集中地叙述每位学者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对其学术思想和方法特色作深入的剖析和批评。优秀的学案能将案主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刻画得十分丰满而生动，这是它明显的优长。
以学者为中心来讲学术史，当然也离不开评介他的学术著作，正如“以作家为纲”的文学史，实际上也必须大量介绍作家的创作成果一样。所以这种形式一定程度上可以涵盖前一种，只不过因为它是以人、而且往往以学术大家为单位，所以在资料的齐备、系统和分类的清晰方面往往不及书目提要。
这类学案式的著作在黄宗羲手中定型以后，后继者不少，出现于现代的，如曾得国学大师章太炎指导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作者支伟成，上海泰东书局，1925初版），就是一部相当系统的学术史。又如《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叶衍兰、叶恭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全书虽以刊出人物画像为主要目的，但其中“传”的部分，也有一定学术史意味。另外，由北京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合编的传记丛书《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1982.5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至1990年共出十一辑）， 也是极有价值的一种。该书主要收入自传，少数传主已故，由其亲属或学生撰写，传后均附著述目录，有的目录编得十分精细，如程俊英为其丈夫、心理学家张耀翔编的著作目录就极赅备而清晰。山西人民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共十辑，1982—1987）近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已出二十八种），是一套有着更为明确的学术史意识的学者传记丛书，其雄心在于以一整套的学案式传记，来证明清末民初堪与春秋战国、宋明时期比并，是大师群起的“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像这样的书，实际上也带有学术史三型互补的性质。
所谓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就是如前所述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它们虽在提炼“问题”的方式和程度上有所差异（后者似更概括），但其书在打破以“人”和“书”为序的编排方式上则完全一致。二书均将所述之学者与学术著作分附于各“问题”之下，而以学者的思想言行及其著作的内容作为论析“问题”的依据，对“问题”的论述则力求其理论化，从而把学者列传式和书目提要式的准学术史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虽然这种形式在具体运用中还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目前尚未达到成熟的境地，但其作为“学术”史的性质却最为纯正，因此前途甚为远大。我们集体编著学术史，应当以此为基本的范型。
第二，作为一部学术史，尤其是一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哪些内容是必须包含的，也就是说，它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弄清这一点，对于搜集材料、思考问题和实际写作，都是十分必要的。从本文上述纵横考察来看，以下四个方面应是基本的，可以说是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是梳理学术思想的演变。
学术思想是学者的灵魂，是其全部学术活动的精神支柱，也就是贯穿于其全部学术活动（以其论著为主体）的基本观念。学术思想是一位学者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它们可以是一致的，这是通常情况；但也可以存在矛盾，一个世界观并不先进的学者，其学术思想却可以相当先进（例如，是唯物的，甚至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当然，这情况也可以反过来。学术思想与政治态度的关系更是如此。因此，在论析学者的学术思想时，对其究竟属于通常一般还是特殊情况，是需要时时考虑并细加分析的。
梳理学术思想的关键，还在于把它尽可能上升到哲学层次。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具体学科或任何一位学者的学术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学术思想，实际上都是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为指导、至少为背景的。如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分析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了学术研究。有些学术思想的重大问题，不从哲学思想上追根溯源，就不可能讲清楚。这是其一。其二，每一门学科在它的发展史上，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研究范围由具体细小到抽象宏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一定会产生出本学科的哲学来。例如，史学为历史哲学，文学则为文学哲学，文学史则为文学史哲学，语言则为语言哲学等等。而这种学科的哲学，往往就成为学术思想的核心，当然应该予以特别注意。事实上，一门学科能否理论化、哲学化，一位学者能否自觉把具体研究往哲学层次上提升，乃是衡量该学科和学者学术上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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