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美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思想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情，就有感情渲泄，就有乐，就有音乐鉴赏，就有音乐功用，也就有音乐思想。在七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系统的、独立的思想体系，著述浩瀚，哲人林立，影响于东方，影响于世界。
一、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乃独立体系
1.重要著述
中国自周至清有一系列音乐美学思想著述，最具代表性的有《乐记》《声无哀乐论》《谿山琴况》，专著中有专篇的有《墨子·非乐》《荀子·乐论》《韩非子·十过》《吕氏春秋》中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礼记·孔子闲居》《白虎通·礼乐》《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王充《论衡》、阮籍《乐论》、《隋书·音乐志》《宋史·乐志》、王褒《洞箫赋》、傅毅《舞赋》、马融《长笛赋》、嵇康《琴赋》、成公绥《啸赋》、芝庵《唱论》、袁均哲《太音大全集》、毛奇龄《竟山乐录》、蒋克谦《琴书大全》等，在《国语》《左传》《管子》《论语》《商君书》《孟子》《周易》《尚书》《周礼》《老子》《庄子》《列子》《文心雕龙》《晋书》《贞观政要》《白居易集》《梦溪笔谈》、苏轼《琴史》、陈旸《乐书》《朱文公文集》《焚书》《曲律》《衡曲麈谭》《乐府传声》等等中都有音乐美学思想的论述，这是中国也是世界音乐美学思想的珍贵文献。
2.重要思想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记述始见于公元前11世纪，统治阶级制礼作乐，以纪功德。
公元前8至前6世纪有史伯论“和”“同”、医和论“中声”“淫声”、晏婴论“和”“同”、单穆公论声心关系、伶州鸠的“中声”论、子产论哀乐等，这时期主要从哲学上探索音乐思想。
公元前5至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出现百家189，后汰为阴阳、 儒、墨、名、法、道德等九流、十家，是我国文化思想空前灿烂的时代。老子提出“道法自然”“音声相和”“大音希声”“五音令人耳聋”；庄子在“法天贵真”思想下提出“大美”“至美”“天乐”“中纯实而返乎情”“心斋”“坐忘”“天籁”“无为诚乐”“至乐无乐”；墨子以费时费财提出“非乐”；儒家以仁、礼、中庸为出发点，提出“中和”“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乐则《韶》《舞》放郑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提“与民同乐”“今之乐由古之乐”；荀子提“审一定和”“穷本极变”“治人之盛者也”“以道制欲”“美善相乐”“贵礼乐贱邪音”；《乐记》提出“物动心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乐必易”“乐以治道”“乐章德”“乐以治心”“乐与政通”“乐通伦理”“乐观民风”“乐美教化”“乐者乐也”“唯乐不可以为伪”“古乐新乐”；《尚书》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声克谐，无相夺伦”等等，这时期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已由音乐哲学向音乐本质、音乐社会功用等问题探索，有着强烈的社会哲学的色彩。
公元前2至公元2世纪的两汉，提出“意”与“情”、“无声之乐”、“本”与“末”、“天”与“人”、“内”与“外”、“主”与“客”、“动”与“静”、“天理”与“人欲”、“悲”与“乐”、“古”与“今”等等，这时期追求与自然的谐和。东汉张道陵倡导的道教，东汉入传的佛教，它们日臻成熟的音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日渐。
公元3至1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最重要的是“声无哀无论”。 嵇康提出：音声是一种自然现象，“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声音“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
公元10至19世纪的宋元明清，主要有深刻体现儒家音乐观的徐上瀛《谿山琴况》，它主张“淡和”审美观，提出一整套古琴演奏美学思想；李贽的《读律肤说》、《琴赋》等深刻地体现了道家的音乐观。
3.性质、对象、内容、功用、特点
以上概述说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性质是：研究音乐的本质与音乐的内在规律。
研究的对象是：音乐的本体、音乐的表现、音乐的鉴赏、音乐的外在功用；
研究的基本内容是：音乐本质、音乐内在结构，即构成诸因素的内在特性、音乐的内容与形式；
社会功用是：音乐的价值标准、音乐的继承发展、音乐与现实、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心、易俗、“乐也”等等。
以上概述还说明：我国封建社会是“以农为国”“以农为本”，这是封建文化的经济基础；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统关系为纽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关系，是封建文化的礼制基础，即伦理基础。尽管春秋有诸子百家，但影响中国二千年的却是儒道二家。那么，中国音乐思想的传统与特点是什么？
儒家贵刚尊阳，崇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统，认为万物“成形之大者为天”，天为“乾”，以天为阳为刚，所以先秦儒家一般以天为主宰，发扬阳的传统文化思想，儒家崇“有”，尚有为，主入世，重人事轻自然。
道家贵柔尊阴，崇尚黄帝、老子的道统，认为万物归藏于地，地为“坤”，以地为阴为柔，所以道家发扬柔的传统文化思想，道家崇“无”，尚无为，主隐退，重自然轻人事。
它们的音乐思想既并立、对立，而又融合、汇流。儒道二家，阴阳相和、互济互补，给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以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中，他们的论著符采彪炳，晖丽灼烁，在后世的思想中，或儒或道，都离不开它们。这应当是中国音乐思想的传统与特点。
二、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状况
1.五十年代前
20世纪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1900—1949年为萌发期。据可见的142种音乐期刊统计， 发表的论文只有15篇，著作1部，都集中在儒墨道的研究上， 有：杨濬明《我的墨子非乐经济观》、（注：北大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月刊第一卷第五、六合刊，1920年8月。）易韦斋《墨子非乐释义》、 （注：上海国立音专艺文社《音乐杂志》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7月， 第四期1934年11月。）雪庵《读〈墨子非乐释义〉后》、（注：上海国立音专艺文社《音乐杂志》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7月，第四期1934年11月。 ）周策纵《荀子礼乐论发微》、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注：《思想与时代》第七期1942年1月。）周通旦《墨子“非乐”辩》、 （注：《东方杂志》40卷第23期1944年12月。）杨荫浏《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注：南京国立礼乐馆《礼乐半月刊》第二期1947年3月， 第三期1947年4月，第五期1947年5月。）天华《墨子的非乐》、（注：台湾交响乐团《乐学》双月刊第二号1947年6月，第四号1947年10月， 第一号1947年4月。）方竑《〈论语〉礼意述》、 （注：南京国立礼乐馆《礼乐半月刊》第二期1947年3月，第三期1947年4月，第五期1947年5月。 ）杨荫浏《儒家的音乐观》、（注：南京国立礼乐馆《礼乐半月刊》第二期1947年3月，第三期1947年4月，第五期1947年5月。 ）黄友棣《中国历代雅俗乐之论战》、（注：台湾交响乐团《乐学》双月刊第二号1947年6月，第四号1947年10月，第一号1947年4月。）赵沨《从〈诗经〉的音乐看雅乐的音乐制度》、（注：台湾交响乐团《乐学》双月刊第二号1947年6月，第四号1947年10月，第一号1947年4月。）天华《〈乐本〉篇浅释》（注：台湾交响乐团《乐学》双月刊第二号 1947年6月，第四号1947年10月，第一号1947年4月。 ）天华《乐记的作者及其内容》、（注：台湾交响乐团《乐学》双月刊第二号1947年6月，第四号1947年10月，第一号1947年4月。）张清常《乐记的篇章问题及作者》、（注：《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独立出版社1944年。）戴天吉《论传统对音乐的观点——儒墨二级端及其影响与流弊》。（注：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音乐评论》月刊1948年9月。）这说明自20年代音乐学家开始注意这个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注以专力。
2.五十年代后
1949年至今，为发展期。1949至1976年，在激烈的社会改造与政治动荡中，音乐学者都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进行研究，这时期发表的论文只有30篇、论著5部，研究面不广，水平不高，甚至有观点错误。 专著一部是捷克留学生伍康妮著《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三家在音乐思想上的斗争》，“文革”中出版的三部《〈乐记〉批注》《商鞅荀况韩非音乐论述评述》《批判孔老二的反动音乐思想》（论文集），一部《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界在回顾前28年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萌发生机，成绩突出，在125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所见有365篇，出版论著8部，是本学科的发展兴盛期。 第一部《中国音乐美学史》（蔡仲德著1995年）的出版十分可喜。它把中国音乐美学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一、萌芽期（孔子前）；二、百家争鸣期（春秋末至战国末）；三、两汉时期；四、魏晋隋唐时期；五、宋元明清时期。它以历史朝代为经，以哲人、专著、专题为纬，对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和评述，这对建立与完善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科学体系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1）哲人研究研究最多的是孔子、墨子、老子、庄子、 荀子、嵇康、王弼，表现出对儒墨道以及嵇康音乐思想的兴趣和重视。其他还有公孙尼子、刘德、韩非子、商鞅、杨朱学派、宋尹学派、驺衍学派、董仲舒、阮籍、陶潜、杨坚、白居易、柳宗元、韩愈、苏轼、郑樵、朱熹、李贽等等的音乐思想。
（2）专著研究 《乐记》《非乐》《声无哀乐论》《论语》《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礼记》《汉书》《太平经》《诗经》《周易》等，研究它们所蕴涵的音乐思想，以及其他有关的问题。由于《乐记》《声无哀乐论》在我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85年4月1日至6日由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讨论会”，就《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与评价，以及“乐象”、音心对映等问题，《声无哀乐论》的意义、影响及对它的理解，二部专著的研究方法、态度与现实意义进行深入探讨。
先秦是我国哲学思想史上最光辉的年代，是音乐美学的滥觞期，因此，它一直是中外音乐学家最关注的课题。研究这时期的专著8部， 如《〈乐记论辩〉》、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论》、郑锦扬《音乐史学美学论稿》、吕骥《〈乐记〉理论探新》、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 孙星群《音乐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等， 以及296篇论文都是关于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占论文总数407篇的72.7%。其次是嵇康及“声无哀乐论”、徐上瀛及《谿山琴况》的论文51篇，占总数的12.5%。
（3）专题研究 主要是“天人合一”“和”“音心对映”“大音希声”“声无哀乐论”“音声相和”等，其他还有“阴阳思想”“美善相乐”“礼乐相济”“移情法”、周代雅乐、“无声”“静”“虚”“意象”“含蓄”“琴道”“郑声淫”辩、古琴美学，以及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综合研究。
（4）研究特点
①史料的辑注出版这时期音乐学家对散见于“经”“史”“子”“集”、诗词文赋、笔记、杂考等古籍中的音乐文献作了较全面较系统的辑录与注释，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保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编《历代思想家、作家、音乐家论音乐》、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注：1962年由吴钊、赵宽仁、伊鸿书、古宗智等编，198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它们有着创始的意义。后者从先秦《左传》的“晏子论乐”文字始，到清末祝凤喈的《与古斋琴谱》中的文字止，选辑了公元前6至公元19世纪间，上下2500年的我国历代乐论。 吉联抗从《乐记译注》《春秋战国音乐史料》到《宋明音乐史料》辑录13部，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它们的相继出版，为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文献的译注、辑释工作开辟了一条路子，而且这些名为“译注”的史料，所饱含的译注者的思想与观点，也是研究的一个成果。
②少数民族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有两篇：一是乐山《〈“乐论”注疏〉的注疏》，（注：《音乐研究》1990年第二期。）乐山注疏的是明代西藏萨迦派著名学者阿旺·贡噶索南扎巴坚赞于1624年写的一部理论专著《〈乐论〉注疏》，阿旺注疏的《乐论》是元代西藏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所著，成书至今已700多年。 《乐论》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论音”，讲解音乐创作和演唱的基本原理；第二章“作词”，阐述歌词创作的一些基本要领；第三章“音乐运用的规定”，论述藏族传统音乐的艺术审美特征。阿旺的“注疏”是结合明代藏族音乐的理论与实践所作的注解。二是孙星群《道在宜民》，（注：《人民音乐》1993年第九期。）这是对消亡的少数民族西夏党项羌音乐美学思想的专题研究，论析了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提出的“道在宜民”“战斗为务”“忠实为先”的民众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美学意义。
③比较方法的采用如何把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80年代以来，学者作横向比照，取比较的方法。论文有：周畅《儒道音乐美学思想在历史上的分镳与合流》，（注：《音乐艺术》1990年第二、三期。）他提出：《吕氏春秋》前是分道扬镳，分镳构成战国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吕氏春秋》后到《淮南子》，儒道音乐美学思想是合流，到嵇康是有分有合，到《谿山琴况》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周畅在分析阮籍《乐论》时又说：阮籍将儒家推崇的“和乐”与道家的“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联系起来；将儒家的“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与道家的“自然之道”联系起来；将儒家推崇的雅乐与道家的“道德平淡”联系起来；将儒家推崇的“先王”与道家设想的“达道之化者”联系起来。（注：《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页。）佘树森《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传统》（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五期。）认为道家是自然主义之乐观，嵇康“首次在我国建树了主体性的地位和意义”，李贽推崇音乐的主体性和个性；儒家主张社会功能音乐观，提倡音由心生、音心联系和“乐统同”。这类论文还有赵为民《〈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初探》、（注：《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三期。）杨和平《儒墨道三家早期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注：《黄河学刊》1990年第四期。）
④中西音乐美学思想比较一是先秦与古希腊的比较，一是嵇康与汉斯立克的比较。孙星群《音乐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将中国古代先秦以来以《乐记》为代表的、西方以亚理斯多德《诗学》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做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是国内外中西音乐美学思想比较领域进行系统的专门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还发表八篇论文。（注：《音乐艺术》1992年第一、二期，1993年第一、二期，1995年第三、四期，1996年第二、三期，《人民音乐》1994年第八期，《音乐研究》1994年第四期，《世界音乐》论丛第一辑。）他提出“一”“不一”说是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礼乐中和说是儒家音乐美学的伦理基础、治心说是儒家音乐美学的社会功能基础、物动心感说是音乐起源、美善说是形式与内容的基点、大乐必易是结构思维的基点、唯乐不可以为伪是音乐“真”的圭臬。曹利群《试论嵇康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文说：他们反对从音乐以外的内容来解释音乐，试图探索音乐自身的内部发展规律；他们反对用音乐外部事物来阐释音乐，试图总结音乐的艺术规律；他们试图探索情感与音乐创作、演奏、欣赏之间的特点关系；嵇康受老庄“大音希声”影响，赞美“无声之乐”“至和之音”，汉斯立克追求“精神内涵”“绝对理念”认为音乐美的本质在主体。但他们割裂了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自然与社会、自律与他律等因素的关系。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陈孝信、胡健《〈乐记〉与〈诗学〉的比较研究》、（注：《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二期。）杜卫《嵇康与汉斯立克音乐美学思想比较》、（注：《学术月刊》1990年第九期。）许瑞坤《论东西方早期音乐思想之异同》（注：台湾《音乐研究学报》1993年第二期。）等。
⑤台湾的成果台湾学者自1947年至1990年据所见在台湾的8 种报刊上发表12篇研究墨子“非乐”、儒家《乐记》、孔门礼乐、乐教、艺术精神、荀子《乐论》、《谿山琴况》的论文，着力点也在先秦的音乐美学思想。
⑥日本学者的关注1966年在日本下关市凌罗木乡台地的竖穴中发现有我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六音孔陶埙，这说明2500年前中日就开始了音乐文化的交流。据所见，日本学者自1968年至1993年有10位学者发表了17篇论文，其中儒家及《乐记》9篇、墨家1篇、嵇康及《声无哀乐论》4篇、阴阳思想1篇、阮籍《乐论》1篇、汉代音乐思想1篇。
三、论辩的问题
1.《乐记》之辩
《乐记》“囊括古今言乐之道，精粗之末，
缕无遗”（《律吕正义》），它的影响不局限在音乐之内，它波及诗词、戏曲、小说等广泛的文艺领域，著名的《毛诗大序》、《文心雕龙》，戏曲理论的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何良俊《曲论》、张琦《衡曲麈谈·曲谱辨》、徐大椿《乐府传声》、焦循《剧总》等都可以找到它的直接影响，并扩及东方与世界。对这样一部亘古通今的《乐记》，外国专门研究世界美学史的大部头著作， 对它只字不提， （ 注：如英国人 KatharineEuerett Gilbert和Helmut Kuhn 合著的《A History of esthetics,revised and enlarged》，1960年版。 ）有的著作虽然提到中国古代美学，但又十分荒谬地认为中国古代美学“没有象古代希腊那样形成美学学说”，“缺乏独立性和系统性”，（注：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1－32页。）他们对《乐记》无知或无视。我们有责任弘扬《乐记》的美学学说。本世纪国内外研究文章仅所见就有90篇，论著4部。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乐记〉论辩》，辑入30篇论稿，集中反映了4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乐记》研究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学术见解。
（1）作者与成书年代 古籍中的记载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公孙尼子所著，根据是：长孙无忌撰的《隋书·音乐志》记述了梁武帝“思弘古乐，……下诏访百寮”，“沈约（441—513）《奏答》曰《乐记》取公孙尼子”；（注：《二十五史》第3286页。）南齐刘
云：《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约与刘都是南北朝对古籍相当熟悉的学者，其言必有实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汉书·艺文志》儒家项内载“公孙尼子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三》和《新唐书·艺文志》第四十九部载有“公孙尼子一卷”。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马总《意林》、徐坚《初学记》、李善《文选注》等都引用过《公孙尼子》书的话，说明隋唐存有《公孙尼子》一卷本，唐代学者见过。一种认为是汉初河间献王及毛苌所为，其据是《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一种是宋代胡寅提《乐记》为周代子夏所作。
由此引发今人的论辩，主要意见有：一说、郭沫若于1943年在《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中提出：“今存《乐记》……主要文字仍来自《公孙尼子》”，“与其谓《乐记》出于‘剿袭’，毋宁认《乐论》《吕览》《易系》诸书之出于剿袭之为宜。”吕骥《〈乐记〉理论探新》亦持《乐记》出于公孙尼子，其据一，战国初确有公孙尼子其人，著有《公孙尼子》一卷二十八篇；二、《乐记》是一家，《王禹记》是另一家；三、在礼乐观上，公孙尼子有自己的规律，《乐记》中之礼注重于社会生活中礼的作用和重要性，荀子几乎谈不上有系统的礼乐观，其《乐论》中的礼只注重礼仪，尤其丧仪。二说、丘琼荪认为历史上“公孙尼子原有二人，一为儒家，春秋战国时人，孟坚尊之为公孙尼子者是也；一为杂家，汉武帝时人，孟坚但称为公孙尼者是也。此人的思想，与尸佼、荀况、吕不韦诸人相接近因而掇拾儒家经典及以上诸家之说而为《乐记》，自属大有可能”，认为《乐记》乃汉武帝时的杂家公孙尼所为，而非春秋战国时的儒家公孙尼子所为。三说、《〈乐记〉批注》提出：“《乐记》成书于汉武帝时代，作者是刘德及其手下的一批儒生。”四说、孙尧年提出：《乐记》应是西汉中期以前儒家论乐的综合著作，主要为荀子学派的作品。五说、赵沨提出：《乐记》“是先秦以来一种音乐美学思潮的总汇”。
由于作者问题涉及成书年代、涉及《乐记》在百家派系中之所属，成书年代涉及《乐记》的历史价值、涉及它反映的社会存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等内涵的不同，因此，讨论是重要的。
（2）认识论的评定《乐记》的思想唯物抑或唯心？ 多数学者持前者。杜国庠说“《乐记》认识论观点是唯物的”。（注：《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杨荫浏说：“对音乐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注：《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周柱铨说“《乐记》既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唯心主义思想”。（注：《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周来祥说“《乐记》唯物主义和素朴的辩证法思想和思维发展的历史特点，正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相类似”。（注：《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吕骥说“《乐记》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思想”。蔡仲德反之，说“《乐记》的音乐本源论与黑格尔思想在唯心论的本质上是一致的”，（注：《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动静说， 精致的唯心论”，（注：《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页。 ）“理欲说，露骨的唯心论”， （注：《乐记论辩》，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天人感应说，一种有神论”， （注：《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唯君子为能知乐论——一种唯心史观”（注：《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因此，蔡仲德提出在汲取《乐记》精华的同时， 彻底改造其体系，而决不能以它为基石去建立什么体系”。（注：《“和律论”质疑——兼论〈乐记〉》，《人民音乐》1989年第七期。）认识论性质的分野，涉及《乐记》的哲学分野，因此，也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3）学科的定位《乐记》属于什么学科， 多数学者认为是一部美学和音乐美学论著。郭沫若说“公孙尼子之后，凡谈音乐的似乎都没有人能跳出他的范围”；（注：《乐记论辩》第16页。）联抗说“《乐记》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注：《乐记论辩》第34页。）杨公骥说《乐记》“是论述音乐、歌舞的经典性的著作”；（注：《乐记论辩》第23页。）廖辅叔说《乐记》是公孙尼子“音乐科学建立系统化的理论”；（注：《乐记论辩》第74页。）董健说“《乐记》是我国的美学专著”；（注：《乐记论辩》第76页。）王善忠说“《乐记》是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珍贵文献”； （注：《乐记论辩》第123页。）周来祥说《乐记》是“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艺理论的奠基石”；（注：《乐记论辩》第190页。 ）吕骥说《乐记》是“中国音乐学的始祖”； （注：《音乐研究》1985年第一期。）又说“是一部以古代社会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美学著作”。李业道说《乐记》是“先秦的社会学”，（注：《音乐研究》1995年第一期。）其据是它的整体内容不是音乐学范畴而是社会学范畴，起于社会止于社会而不是止于艺术；《乐记》不是“乐”记，而是“礼乐”记。学科的定位，涉及《乐记》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因此，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4）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什么是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这是今天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王宁一说“应以反映论和主体性问题为重点”；蓝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这‘整块钢’”；（注：《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二期第33页、第35页。）茅原提：音乐美学哲学基础“需要的是整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二期第33页、第37页。）高为杰提“音乐美学的多元化”；（注：《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二期第33页、第38页。）修海林提“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主体论哲学，是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注：《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二期第33页、第41页。）居其宏提“把音乐美学的哲学立足点转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注：《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二期第33页、第45页。）韩钟恩提“唯人主义”、（注：《中国音乐年鉴》1993年第126页。 ）宋瑾提“心灵的真实”（注：《中国音乐年鉴》1993年第126页。）的哲学观； 罗小平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三、四期。）赵宋光提“从人类本质论分化出来的认识论、驾驭论、价值论三个领域的联结”。（注：《中国音乐年鉴》1992年第10页。）以上都是以现代观点论之。孙星群据《乐记》《国语》《左传》《老子》《庄子》《论语》《吕氏春秋》中的大量论述，提出“一”“不一”说，即对立统一是哲学的命题，又是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注：《音乐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318页。）
（5）雅乐的理论反映 吴毓清在《儒学传统与现代音乐思潮》（注：《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四期第11—12页。）中说：“《乐记》对我国传统音乐艺术实践的影响是颇为有限的。”他把音乐分为“情真意切、素朴自然”的民间音乐和“来自先秦道家哲学美学、儒家养性论与和谐说”的文人音乐，这是“非商品、非功利”“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音乐”；还有“礼乐——宫廷雅乐，即仪式实用音乐。《乐记》实际上恰恰是此类音乐实践之理论反映”。“宫廷雅乐不是真艺术，是非生命符号，是政治的象征符号，是无意味形式，僵化形式”，“《乐记》反复论述的亦恰是此类音乐的社会功能、意义、性质和缘起”。这是对《乐记》的又一种否定评价。
2.“非乐”之争
墨家在战国时“言盈天下”（孟子语），是一个能与儒家相抗衡的哲学学派，在中国文化史上与儒家共享“显学”地位。“非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1920年以来，音乐学界所见发表的论文有20篇。这里简述金钟（注：《墨子的美学观点和“非乐”理论》，刊《光明日报》1961年7月7日。）与李纯一（注：《墨子“非乐”理论的一些问题》，刊《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5日。）关于墨子“非乐”的功利性、墨子是否反对人民正常音乐享受两个问题的争论。
（1）金文说：墨子论证了“美感的功利性， 认为美的事物应该是有用有利的”。李文异议，说“墨子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狭隘功利主义”，他把“凡是能够直接解决人民群众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政治两方面问题的事物和行为，都看作是有用有利的，都是仁的义的”，在墨子的眼中“音乐艺术不但不能直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反而是这两方面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2）金文认为墨子“不是反对人民正常的音乐和艺术享受”。 李文诘之，墨子在《三辩》中把农夫“息于瓴缶之乐”也给反对掉了，说“我以为墨子是反对人民正常的音乐和艺术享受的”。
3.“音心对映论”之议
李曙明发表《音心对映论——〈乐记〉“和律论”音乐美学初探》（注：《人民音乐》1984年第十期。）后，牛龙菲发表《“音心对映论”评价》、（注：《人民音乐》1985年第四期。）蔡仲德发表《“音心对映论”质疑》，（注：《人民音乐》1986年第一期。）以后又相继发表七篇文章，展开论驳。“音心对映”突破了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模式，具有系统思维的性质，把问题推向哲学的层次。如何立足于《乐记》来理解“比音而乐”；李文提出：“音乐有内容，但不在音响中存在，而是对映着音响，借助音响的功能在人的主观内心世界中运动；音乐有形式（即音响），但它不包含内容，它对映着心灵，借助心灵的功能在客观物质世界中运动。”牛文提出：“音乐并不表现情感，而只征示心运。”修海林在概述这一讨论时说：“音心对映论”之论议若能从音乐审美情感诸问题的角度伸展下去，当然也应该把“音”“心”因何而对应，而又如何对映等问题深入地探索下去，会收到一项有相当意义和理论建树的学术争鸣。
多难的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已蓝图可鉴，硕果满枝，但应当说还没有对古代所有的音乐美学专著、所有的音乐美学问题、所有先哲的音乐思想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究；研究中，宏观的抽象、梳理与微观的探赜、细究还是少，而泛论、概述的相对多；着眼点多半集中在先秦、汉魏晋，乐于就一些思想家的言论探幽阐微，限于理论家的案头玄谈，因此，视野要再开拓，角度要再探新，问题要再深思，史料要再挖掘，考古要新发现，方法要再多样，学者自身也要重视基础建设，古今通贯，中外无界，应是我们的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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