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寿及其《梦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0)01-0096-(09)
一、王逸父子生平事迹
东汉王延寿是一位著名赋家。他只活了20余岁，其生平附见其父《王逸传》，传见《后汉书》卷一百十七《文苑列传》。传记其父子生平极其简略，云：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作，甚奇之，遂辍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励。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
父子二人传记，仅此100余字。今据此及其他材料，略考其父子生平大概。
第一，王逸父子的生卒年。王逸于东汉安帝元初（公元114-119）中为上计吏。按东汉制度，郡（国）每年年终应派较高级掾吏（刺史则派属吏）入京汇报本地情况（包括户口、田、钱谷出入等等），称之上计吏（掾）。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五：“郡（国）每岁尽，遣吏上计。”（在今存范晔《后汉书》中），杜佑《通典》（官职·州郡·郡太守）：“汉制，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偕簿。”王逸既为上计吏，并能为朝廷选留，当不是初入仕途。（注：彼时做过上计吏的著名人物，如秦嘉，有《留郡赠妇诗》，可证明已婚。赵壹为上计，是在已颇多坎坷，作《穷鸟》等赋之后。皇甫规38岁，上书论西羌事，为郡功曹，举上计掾。）今假定元初四年（公元117）王逸为30岁或25岁，那么他当出生于公元87年（章帝章和元年）或公元92年（和帝永元四年）。据一般情况推测，他25岁生子，那么王延寿便约生于公元112年或公元117年。史载延寿只活了20余岁，那么，他的卒年便当在公元133年（顺帝阳嘉二年）至公元138年（顺帝永和三年）间。王逸的卒年也无考，其在顺帝时为侍中，时已40多岁，其后事迹少见记载。根据现有记载，如说王逸父子主要活动年代是在安帝、顺帝时期，当是比较可靠的。
但是，研究者往往将王延寿的生卒年定得很迟。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都将王延寿的生卒年假定为公元143年至公元163年，亦即汉顺帝汉安二年至汉桓帝延熹六年。作这样的假定，主要因为：（一）《古文苑》所载《桐柏淮源庙碑》，以为王延寿撰，而此碑开始即称“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二）郦炎《遗令书四首》文中称“王延寿，王子衍我之朋友也”。此书作于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郦炎终年28岁，上推其生年为公元149年，或以延寿生于143年，长其6岁，延寿死时，他14岁，以天才儿童论，或有交友之事。因为有这两条材料，研究者便将王延寿的生卒年大大推后了。笔者认为这两条材料都大有可疑，是不足为据的。
（一）《桐柏淮源庙碑》，是为当时南阳太守祭祀修整神庙而作，“一年再至”颇为重视。文章于颂赞之余，列举春、秋侍祠诸官属，有五官掾、功曹史、主簿、户曹史等，唯无撰碑者姓名。于秋侍祠官中，多出主记史宛赵旻一名。主记史当记祠庙盛况，赵旻或即此碑撰人。此碑文除见《古文苑》外，又见宋洪适《隶释》，洪书后出，但未署撰人，《古文苑》所题撰者难以作准。再说当时延寿年轻，未必有很高知名度，特地请他撰碑，似亦不合情理。退一步说，如因慕其文名而特邀撰碑，则无不署姓名之理。
（二）郦炎的《遗令书》是一篇很奇怪的文章，《遗令书》中称：
……下邳卫府君，我之诸曹掾，督邮济北宁府君，我繇之成就，陈留韩府君，察我孝廉，陈留杨君，辟我右北平从事祭酒。今我溺于地下，思恩则孤而靡报。汝（指其子止戈，才生二十日）有可以倒戟背戈，无孤之矣！陈留蔡伯喈，与我初不相见，吾仰之犹父，不敢以为兄，彼必爱以为弟；九江庐府君，吾父事之，张公裒张子传幼业，王延寿、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鲜于中优，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朝觐之；汝不敏，往从之学焉。汝苟往取任焉。
此文见收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后汉文》（卷八十二），其所据则为《古文苑》。然而此文所称“王延寿、王子衍，我之朋友也”实不足为据。文章很特别，称“遗令书”。令即命令，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
按刘良云：“令，即命也。七国之时齐称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称令。”至汉王有《赦天下令》，淮南又有《谢群公令》，则诸侯王皆得称令矣。意其文与制诏无大异，特避天子而别其名耳。
曹操为魏王，故有《遗令》之作，郦炎一介平民，称其遗言为《遗令书》实不可解，其文也颇多费解。郦炎当时，州郡辟命皆不就，然其称卫府君为我之诸曹掾，称引荐诸人又颇感激涕零，称蔡伯喈“彼必爱以为弟”，亦甚无礼。据其文意，王延寿、王子衍此时尚存在，故命其子可朝觐之或从之学。而据王延寿（文考）的事迹，是绝不能活到此时（公元177年）的。郦炎这篇文章是他患有精神病以后所写，郦炎精神病发作，致其产中之妻惊死，为妻家控告系狱，在狱中作此《遗书令》。其称王延寿为“我友”，未必真有所交往。郦炎是河北人，未做过官，活了28岁；王延寿是湖北人，也未做过官，活了20余岁，他们交往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郦炎如此说，可能是慕名，且不知延寿已死，迳自称之为友，也如说蔡邕“彼必爱以为弟”（按蔡邕此时已45岁），头脑不甚清醒。还有一种可能，他所说王延寿，并非文考，而是另一个人，延寿作为名字是很普通的，所谓“子衍”很可能是这一位延寿的字，总之不能根据这一材料，就将王延寿的生卒年大大推迟。
从情理上讲，王延寿生年也不能太迟。若定于公元143年则王逸已任侍中多年，且已50年多岁，此时才生子，当属例外之例外。再有《后汉书》李贤注引张华《博物志》云：“王子山与父叔师到泰山从鲍子真学算，到鲁，赋灵光殿，归渡湘水溺死，文考，字子山也。”（注：今本张华《博物志》卷六《文籍考》所载未言父子同往，只言子山往从鲍子真学算。）照这条材料父子共学，年龄不应相差过远，王逸求学也当在任侍中之前，侍中为二千石尊官，似不会亲往求学。如设定其为30多岁带领10多岁的聪颖少年同去学算则是合乎情理的。
第二，王逸的任职与交游。本传说王逸在安帝时由上计吏举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王逸所以能被选为校书郎，当然是因其才能有所表见，或者其所作《楚辞章句》十六卷已成，献书于朝，得举为校书郎（注：汉明帝时，扬子山（终）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拜校书郎。是为先例。），也未可知。当时，朝廷又正有组织校书之事。《后汉书·蔡伦列传》云：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校家法，（“校”下原有“汉”字，据刘攽注删）令伦监典其事。
当时，邓太后又曾命刘珍、李尤、刘騊駼等编著《东观汉记》的纪传等篇。王逸被命为校书郎，当是为了参加此类工作。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曾批评王逸：“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刘知几认为他本不具修史能力，只是“多窃虚号，有声无实”而列名于后汉史的修撰。不管刘氏的批评对不对，即此可证明王逸曾列名于修史。汉顺帝时，王逸任侍中，这是加官，比二千石，任务是在皇帝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1]，地位清贵。史书未载其后如何，或据《北堂书钞·政术部·荐贤·举遗逸》所云：“王逸《临豫州教》云：为我答，能举遗逸于山薮，黜奸邪于邦国，给谷五百斛。”认为王逸曾任豫州刺史。又据唐写残本《文选集注》引陆善经曰：“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后（原脱“汉”字）校书郎中，注《楚词（原误作调）》。后为豫章太守也。”认为王逸又曾任豫章太守，王逸曾受外任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宦官专权，畏忌正直官吏，如张衡即由侍中被迫出任河间相，宋登也由侍中出为颍川太守。后来恒麟也因直言不能久在禁中，王逸是否有得罪宦官的言论，未见记载，但他作侍中时，作《九思》一篇，却有批评现实的含义。如《遭厄》一节：“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汩。何楚国兮难化，迄于今兮不易。”似隐指当世。至《守志》一节，称玉峦上的桂树，本应是鸾凤所居，而“今其集兮惟鸮”，似指汉廷。其志向是：“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阶兮炳分。相辅政兮成化，建烈业兮垂勋。”太微是天之中宫，应是指汉之朝廷。最后又说到志向不得实现的悲哀：“目瞥瞥兮西没，道假迥兮阻叹。志稸积兮未通，怅敞罔兮自怜。”这应该是夫子自道了。从《九思》所表现的思想，王逸必也会与宦官产生矛盾，他的命运也当如张衡、宋登，任侍中不久就被外任了。其任豫章太守比较可能，《北堂书钞》所载“豫州”恐有错误，或为豫章之代称，也说不定。东汉桓帝时，外戚梁冀专权，吏治更坏。王逸任豫章太守当亦不久（否则史书应有记载），桓帝即位，他已约60岁，从年龄讲，也应去任了。
王逸的交游也无可多考。除前引李贤注言其曾从鲍子真学算外，又知其与著名隐士樊英颇有交情。《后汉书》卷一一二下《方术·樊英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云：“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喻，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谈者失望也。”樊英是南阳鲁阳人，与南郡相近，王逸与之相善是可能的，樊英就聘，实由朝廷逼迫。王逸之劝，则说明他多明古事，有用世之志。
第三，王逸父子的著述。据本传，王逸有《楚辞章句》行于世，又有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按通例，文士著作每先言诗，并且既言“凡若干篇”，已是统计总数，不宜再言诗、赋，除非其他性质的著作。如言杜笃，在“凡十八篇”后云：“又著《明世论》十五篇”。言刘珍，在“凡七篇”后云：“又撰《释名》三十篇”，都不是一般诗文之作。所以此处“汉诗百二十三篇”必有错误，而且王逸即为汉人，称作“汉诗”也不伦不类。据张政烺《王逸集牙笺考证》云：江夏黄氏衡斋《金石识小录》著录之象牙书笺所刻王逸著述，称“又作《汉书》一百二十三篇”，以为这是指《东观汉记》之别本而言，并不是说王逸写了一百二十三篇，“亦犹云，又撰《东观汉记》而已。”此说可供参考。[2](P149)即使“汉诗”二字不误，也可怀疑“作”为“辑”之误，汉代作者存诗无多，辑得百多篇，亦为有意义之举。《隋书·经籍志》载梁有《王逸集》二卷，录一卷，已亡。《隋志》又称：“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后汉侍中王逸撰……亡。”另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三，顾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等均著录王逸作《广陵郡图经》，另《书钞》引《折武论》，吴淑《事类赋注》称王逸《至论》，或不在《正部论》内。严可均《全后汉文》载有《机妇赋》、《荔支赋》、《九思》，是现存的王逸的创作。
王延寿的作品有：《鲁灵光殿赋》、《梦赋》、《王孙赋》，皆见收于严书。又《岁时广记》卷十六载其《千秋赋》，仅存序言数句。谓千秋，鞦韆之古称云。[3](P347)又严书收《桐柏淮源庙碑》一篇，《古文苑》以为王延寿作。笔者疑为非是，说已见前。按《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王延寿集》三卷，已亡，佚失的作品不在少数。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甚著名，《文选》作为宫殿赋的代表。《文心雕龙》许之为“辞赋之英杰”十家之一，评之以：“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又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于《王叔师集》云：“东汉文苑，王叔师父子皆有文名，考《灵光殿赋》与《梦赋》二篇，世共传诵，叔师文少有习者，读《离骚》乃见之矣。”说明延寿文名超过乃父，《梦赋》一篇也是广为传诵的。
第四，王延寿之死。王延寿20余溺水而死，记载均无异辞。《文选》五臣张铣注引别本《后汉书》，称王延寿溺死于汉水。《古文苑·梦赋》章樵注云：“《后汉文苑传》：王延寿……年二十四过汉江，溺水死”。然而李贤注引《博物志》则称“归度湘水，溺死。”《水经注·湘水注》亦云：“黄水又西流入于湘水，谓之黄陵口，昔王子山……二十一溺死于湘浦，即斯川矣。”都认为溺死于湘水。从地理言，从鲁地返回南郡，自以渡汉水为是。而研究者以为其如由宜城前往豫章省父，则往返均经过湘水，[2](P149)这当然也是很有可能的。
二、《梦赋》当出于虚构
据《后汉书》本传称，王延寿“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励。”《水经注》卷三十八亦云：“昔王子山有异才……年二十而得恶梦，作《梦赋》。”均认为《梦赋》确为记梦之作。然而我们根据种种情况，可以推测此赋基本出于虚构。理由如下：
第一，汉赋多用虚构。如楚太子、吴客的对话（《七发》），子虚、乌有、无是公的对话（《子虚》《上林》赋），虚设宾主是汉赋常用的手法。此外，汉赋中许多夸张的描写，也多出于虚构。溯其源，先秦子书、史书中便多有虚构的故事，庄子寓言虚构最多。屈原、宋玉作品中，也多假设成文，给予汉赋很大影响。《梦赋》既以赋称，继承这一传统，沿用作赋通例，虚构以成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二，在王延寿之前，见于载籍的言梦之事不少。如《诗经·小雅·斯干》中，梦见熊、罴、虺、蛇，然而是吉兆。《天羊》中牧人之梦，也属吉祥，《尚书·说命》载殷高宗梦得傅说事。又如孔子所谓不复梦见周公，以周公入梦为复兴周道的象征。《庄子》则有梦为蝴蝶的寓言。古籍所载的较复杂的梦，如秦缪公、赵简子曾昏迷数日，梦登天，受到天帝款待等事。还有比较恐怖的、见到鬼怪的梦，比如晋楚城濮之战前，晋文公“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楚主将子玉则梦河神索要琼弁玉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又如浑良夫参与卫国宫廷变乱，被杀，“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左传·哀公十七年》）。载籍记梦，自然会给王延寿以启发。《梦赋》“乱曰”即列举古人之梦均能转祸为福以为一篇之要旨。其文云：“乱曰：齐桓梦物，而亦以霸。武丁夜感，而得贤佐。周梦九龄克百庆，晋文盬脑国以竞。老子役鬼为神将，转祸为福永无恙。”（注：“齐桓梦物”见《庄子·达生》。“周梦九龄”见《礼记·文王世子》。“老子役鬼”后世葛洪《神仙传》有记载。）古籍既有许多关于梦的记载，而前此又无人赋梦，王延寿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第三，《梦赋》中讲到的鬼怪有18个之多。其中有的见载于《山海经》，如“三头”（注：《山海经·海内西经》有三头人，《淮南子·地形》有三头民。），有的曾见于《楚辞》，如“纵目”（注：《招魂》：“豺狼纵目。”），有的见于《论衡》如“魍魉”（注：王充《论衡·解除》、《论衡·订鬼》均言魍魉鬼。），有的见于张衡赋，如“游光”（注：萧统《文选》卷三《东京赋》：“殪野仲而殄游光。”薛综注：“恶鬼也。”）。其中有一些只是形容其形状特殊，作为恶鬼则未见所本。如“苕荛”是高貌。“髯鬣”是须髯很多的状貌，“尖鼻”，也是形貌特点，“赤舌”言其舌赤，然《太玄》“赤舌烧城”则是指谗人之口。还有一些是联绵词，用来形容一种状态的，如“睥睨”“睢盱”，将这类词语当作异物的名称，早见于《庄子·达生》，其云：“水有罔象，丘有崒，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彷徨”“委蛇”本指一种状态，却成了精灵神怪，这很可能是庄子寓言中的语言技巧，恐并非神话传说中的神怪，《梦赋》将这些兼收并蓄，可见不是实写。《梦赋》描写与这些鬼怪打斗，遵循汉赋铺陈排比的写作方法，使用了18个不同的动词，如：戢、斫、捎、撞、打、仆、蹴等等。梦境中不大可能同时出现这么多鬼怪，并且各知其形，各知其名，还各以不同方式予以打击。由此可知《梦赋》的内容，基本出于虚构。
三、《梦赋》的思想根源
《后汉书》本传说王延寿写作《梦赋》是用以自励。我们既不相信其为如实记梦，也就难以接受“自励”的说法。《梦赋》的写作自有其思想根源，也可能有它特定的目的。
就其产生的思想根源而言，可有以下几点：
第一，古代神话的影响。王逸父子对于古代神话是熟悉的、爱好的。王逸编注过《楚辞章句》，“楚辞”本是古代神话的渊薮，王逸为作章句，必然对神话作过研究。受家学影响，王延寿对神话也很熟悉。其《鲁灵光殿赋》描写灵光殿的壁画说：“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这里记载的就是神话故事。《梦赋》中描写“鬼神之变怪”云：“……则蛇头而四角，鱼首而鸟身，三足而六眼，龙形而似人。”这种种异常、合体的形象，本来就是神话中常见的，《梦赋》作者无疑受到其影响。中国古代神话从来具有积极的精神，如大禹治水的神话便有镇压破坏治水的相柳、无支祁的故事。关于后羿的神话，便有射九日、诛凿齿、杀九婴等为民除害的故事。关于门神的神话，又有神荼、郁垒擒恶鬼以饲虎的故事。这些勇于斗争战胜恶鬼的故事，给予后世以相当积极的影响。从神话中汲取材料的《梦赋》，对于这种积极精神，当然会有所继承。
第二，驱鬼民俗的影响。古代有一种大傩的祭祀，用以驱除疫鬼，后来成为盛大的歌舞表演。司马彪《续汉书》记载云：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详，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
其祝辞是要12神将种种不利于人的祸害吃掉，其中某神食什么，往往得自久远的传说，如“伯奇食梦”在云梦所出秦简《日书》中即有记载。其所记祷词云：“皋！敢告尔
（即伯奇，专食恶梦之神），某有恶梦，走归 之所。强歙（饮）强食，赐某大福：非钱乃布，非茧乃絮。”[4]可见先秦时期已有此说。这种种早有流传的习俗，在汉代的大傩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在张衡的《东京赋》中更有极生动的描写：
尔乃卒岁太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地，绝飞梁，捎魑魅，斮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魑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慴，况魃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请，罔有不韪。
《东京赋》所写与《礼仪志》不同，它不是写祭祀，祈祷神灵来驱除恶鬼，而是描写了具民俗特点的驱疫舞蹈，侲子万童手执挑弧棘矢，到处追杀恶鬼，还有郁垒、神荼，拿着索苇，将剩下的恶鬼全捆绑起来去喂虎。《东京赋》中提到的一些鬼怪，也在《梦赋》中出现。其“捎”、“斮”、“斩”、“殪”等不同动词的运用，也直接影响了《梦赋》，《梦赋》没有采取“伯奇食梦”的传说，祈祷伯奇来把恶梦吃掉，而是依靠自身力量，与恶鬼打斗，战而胜之。这是与张衡所写的大傩的精神是一致的。
第三，精神力量的泉源。《梦赋》中写作者所以不惧鬼怪，并敢与之斗争，是因为“吾含天地之纯和，何妖孽之敢臻。”纯和就是纯和之气，也就是其后所云“陇陇磕磕，精气充布”中所说的“精气”。纯是纯粹之意，是古代哲人所追求的（注：《庄子·刻意》：“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荀子·赋篇》：“明达纯粹而无疵。”都是赞美纯粹之言。）。和指“和气”，即自然中和之气。《素问·气交变大论》：“其德敷和。”《淮南子·俶真》：“被德含和。”均指此。古代哲学认为万物都是阴阳二气和合而生。所以《老子四十二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荀子·天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礼记·郊特牲》：“阴阳和而万物得”。“和气”也就是“精气”。《易·系辞上》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孔颖达疏云：“云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论衡·论死》也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人秉自然精气，精气充沛，秽气就被汰去。《楚辞·远游》云：“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发扬纯和之精气，不仅可以战胜疾病，而且百邪不侵。《庄子·达生》云：
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却，物奚自入焉！
保守其纯和之气，则“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似乎便是《梦赋》的思想依据。（注：《梦赋》“乱曰”云：“齐桓梦物，而亦以霸”，即据《庄子·达生》。《达生》言齐桓公在野泽中打猎，见鬼物，惊吓生病，皇子告敖问之，知所见为“委蛇”，“见之者，殆乎霸。”桓公欢笑，病乃痊愈，由此可见《庄子》对《梦赋》大有影响。）《庄子》中的至人也叫真人。《庄子·刻意》云：“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天下篇》称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淮南子》解释真人云：“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精神》），“真人，真德之人”（《览冥》）。真人与至人，意义是一样的。《梦赋》中说：“嗟妖邪之怪物，岂干真人之正度”，“其天守全，其神无却”即真人之正度，妖邪岂能干扰，真是“鬼魅敢尔！”《梦赋》强调的是要发扬人的自然禀赋，发扬正气，去战胜那些妖魔鬼怪。
四、《梦赋》的余响
古代作家与鬼神之事，往往托之梦境，作者并不真正相信鬼神，假托梦境则有种种方便。梦中幻象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验，故述梦之作也每能邀读者注赏。最早写到梦境的赋，当推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然其主要篇幅并非写梦。在王延寿的《梦赋》之后，汉末的徐干，曹魏时的缪袭都写过《嘉梦赋》，以嘉梦为名，似乎要表明与王延寿的恶梦不同。又《陈书·徐陵传》称陵之子份“少有父风，年九岁，为《梦赋》，陵见之，谓所亲曰：‘吾幼属文，亦不加此’”。这位徐份也只活了22岁。其赋今不传，陈末还有位僧人释真观，做了一篇《梦赋》，假托梦中与一位“奇宾”辩论，批评“奇宾”人生应当享乐的思想，宣传佛教超脱思想。魏晋六朝写梦之赋可考者大致如此。
唐AI写作梦之赋就比较多了，而且内容也比较丰富。其中，借写梦以抒情的，如萧颖士《爱而不见赋》，是一篇思念旧友之作。赋中写到正与友人作天外之游，忽为风涛惊醒，其形容为风涛惊醒的情状说：“广莫忽而号怒，鲸波汹而腾张。俄惊魂以辍寐，问穷发之茫茫。将揭厉以后从，骇风涛之匪量。”此赋作于安史乱前，其云风涛，或出之对危机的预感。柳宗元被贬逐永州之后，写过一篇《梦归赋》，赋中描写梦魂飘游于天地之间，忽然看到了故乡凄凉的景象：“原田芜秽兮，峥嵘榛棘；乔木摧解兮，垣庐不饰……山嵎嵎以岩立兮，水汩汩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陨轼。”逐臣怀乡，心情尤为惨苦。祝尧《古赋辨体》云：“《梦归赋》，赋也。中含讽与怨意，其有得于变风之余者。中间意思，全是就骚体中脱出。”唐人写梦，往往具有讽刺的含意。如独孤及《梦远游赋》，假托梦中远游，下见种种，时有讽刺。如写天宝之乱，许多达官贵人，或只顾逃命，或投降敌人，赋篇云：“见伊川大道，鞠为戎狄，历阳故人，半作鱼鳖，曩之奔命于市朝者，如纷纭飞驰，嗫嗫嗤嗤，蹩躄蹁跹，肖翘陆离，若虮虱之聚坏絮，蜘蛛之乘游丝。吾乃今日识群动之变态兮，莞然倚长空而笑之。”对这些达官贵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又如何讽写过一篇《梦渴赋》，受夸父逐日神话的启发，作者写其酒后入梦，渴极狂饮，九江、五湖、沧海都被饮尽，以至“百灵稽首，乞留濡溉”，“水府万族，咸乎帝阙、帝且不闻，吾饮未竭”。作者自称写作主旨是“见自古不足者之心”，当是讽刺贪婪无厌的诛求者。唐代末年讽刺批评文学有大量的写作。写梦之赋如皮日休的《霍山赋》，其中写到霍山神见梦，说到往昔盛时情况，而现在，天子不再巡狩，不来祭祀，“余之封内，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济者，是圣天子无由知之”，侧面的对晚唐政治进行了批评。又如孙樵的《大明宫赋》，可说是一篇赋化的古文。赋也假借大明宫神见梦，盛赞唐朝往时情况，而哀叹如今则国力衰微，民生凋敝了。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假托斥神夺人之功以为己功，政治兴衰责在当政宰臣与神无关。然后以处处反讽之语赞美当世。神听完后，“退而笑曰：孙樵谁期乎？欺古乎？欺今乎？吁！”讽刺极为巧妙。
唐赋渐近小说，往往具故事性。写梦之赋即表现了这种特点。前引皮日休、孙樵之赋可为证明。还有传奇小说作者沈亚之，其传奇作品即有《异梦录》、《秦梦记》等言梦之作。其《梦游仙赋》也就像一篇传奇小说。赋写其梦登九天、上玉堂，睹一丽人，待以饮食，享以音乐，并赋诗二首。最后是忽然醒来，依然“魂迷念兮情牵”。唐人好以人间恋情托之神仙梦境，此赋或亦此类。晚唐律赋中，“咸通十哲”之一的周繇写过一篇《明皇梦钟馗赋》，是以民间传说的钟馗故事为根据而写成的。赋中描写唐玄宗患病，梦见钟馗来舞，觉而痊愈。善捉恶鬼的钟馗，是勇敢与正义的化身，而且颇为诙谐可爱。钟馗敢于与恶鬼斗争，与《梦赋》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梦赋》之后写鬼神之梦的一篇力作，唐以后赋梦之作甚少，这里就从略了。
收稿日期：199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