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化政治乌托邦的幻灭和启示——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政治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场中进行美学和文艺学思维，把文化问题凸现于革命的前台，从审美中寻求社会解放的道路，确是一种特殊的文艺政治学。这种极其政治化的美学和文艺学，在马克思早已超越了席勒美学神话的地方又退到席勒，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乌托邦化，终因对现实的改造无能为力而走向幻灭。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可以从建立科学的文艺政治学、重视大众文化和通俗文艺、加强文艺需要和功能研究等方面得到启示。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艺政治学 文化革命乌托邦化 大众文化 需要体系
当瓦·本杰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前言中提出“艺术政治学”这个概念时，他算是画龙点睛般地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寻求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解放和人性解放的革命道路，试图提出一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革命学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主题。但是，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们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化问题上，而文学艺术又首当其冲。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革命似乎愈来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更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文艺和文化问题，竭力发掘文艺和文化的政治潜能，企图通过文化革命去实现政治革命所不能完成的革命目标。尽管这些思想家们研究的重点和角度各不相同，具体的结论也歧异互见，但都围绕和关联着这个政治性的总主题。这就使他们的美学和文艺学主要成了文艺政治学。在这里，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先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密切联系，后来逐步扩展到一般人性的解放，到了马尔库塞等人，更把这种解放归结到性解放和建立“新感性”的领域，并进而把艺术的美学形式也赋以政治的潜能。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社会现实，这种文艺学和美学尽管自有其重大的批判文化意义，却在实际上不能有所触动。毫无疑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语境是根本异趣的。但是，这两种语境并非绝缘。当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增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对话时，当现代高科技对文化的渗透已经跨越国界，从而使两种文化语境出现某种程度的叠合与交融时，更由于在寻求无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和人性解放这个出发点上的某种一致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治学对于我们的文艺事业和文化建设是大有可资借鉴之处的。而这正是我们对这种美学化的政治乌托邦尚有兴趣的原因所在。
极力介入政治场的文艺和美学思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他们有的本来就是革命家乃至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有的是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士，有的是社会政治活动家，有的即使是单纯的学者，也有过政治活动的经历或对社会政治斗争充满热情。他们都置身于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场中。他们对文艺学和美学问题的思考，或者被纳入其政治思维的总体范畴之内，或者把文艺学和美学问题本身政治化。总之，无论其文艺学和美学思维的出发点还是归宿，都是政治性的。他们的文艺学和美学思维，在整体上极力介入特定政治场的产物。
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葛兰西和卢卡奇被看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特定的政治场中展开其文艺学和美学思维的，这就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治学开了先河。他们以其“总体性”、“总体革命”和“主观革命”的观点，把文化革命提到了与经济政治革命同等重要的高度。“总体性”的观点是卢卡奇针对所谓“经济决定论”提出来的。他认为，资本的专政不仅表现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的方式、消费的模式以及劳动、思维和生活的方式上，这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上的总体专政。因此，单纯的经济改革或政治改革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用一个全面的替代物即“总体革命”去与之进行斗争。为此，葛兰西强调了“主观革命”的意义。针对资本的总体专政，他们提出了“总体性社会主义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必须增加货物和服务的数量以消灭贫困，而且要改变生存的性质，改变人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这个总体性的革命，包含了物质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和渴望的彻底改变，包含了意识和情感、工作过程和闲暇的彻底改变；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道德的和美学的天地。基于这种总体性的设想，也由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革命的特殊困难，文化革命就被推到了最前面，文艺和审美的问题也就凸现在革命的前台了。
葛兰西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建立“民族——人民”文学。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文学才能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物欲，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种文学是民族的，它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这种文学又是人民的，从而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相区别。针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他特别重视通俗文学的问题。他一方面肯定文艺的艺术特性，同时强调革命政治对新文学的作用。他吸取克罗齐的“诗歌不产生诗歌。孤雌生殖是不存在的”这一见解，指出：“文学不能产生文学。……它们的诞生，不借助于‘孤雌生殖’，而是借助阳性元素的参与，即历史、革命活动的参与。”①在葛兰西看来，无论是要发动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这个革命的目的本身，都是要创造“新人”。这种“新人”决不消极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客观性状态，而是建立起一种“反主导”的世界观，同时，他还具有同资本主义的剥削、自私和个人主义等相对立的道德面貌。要创造这种“新人”，必须有“民族——人民”的文学；而要创造“民族——人民”的文学，作家们首先必须成为这种“新人”。
现实主义问题一直处于卢卡奇的文艺学思维的中心。他不仅把现实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反复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态度和观点，而且还把现实主义同民主直接联系在一起。他说：“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作品和描写里，总是民主的同盟者。”又说：“民主文学的必然性就是现实主义”②。他对“客观整体真实性”的强调，他肯定“体验”和“叙述”而贬抑“观察”与“描写”，他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向内转”倾向的批评，他对现代艺术自由的主观形式内涵的揭露，无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密切联系。卢卡奇根据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观点，特别重视现实主义的能动性。这导致他把现实主义定于独尊，并直接引起过政治性的批判，认为他忽视甚至反对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必要性。而实际上，卢卡奇的本意正是要作家通过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和实践，去战胜和克服世界观的消极因素对创作的影响，至少确保文学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这在他看来，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需要的。
存在主义没有直接表明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为出发点。但是，在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与本质尖锐对抗的异化现实的揭露和抗议中，在其对“左”派学生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中，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思潮的政治倾向。存在主义的政治内涵是以人学问题的方式表达的。文学成了他们形象地——审美地表达其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的有力形式。在萨特的作品中，政治生活题材被从人学的高度加以审视，使其在人性异化实质的哲理性揭示中得到更具普遍性的否定；非政治的题材，也经过人学的审视而显示出与政治的关联。这些作品表现了暴力政治、强权政治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造成的存在与本质的严重错位，表达了对这种政治的残暴、专横和权术的愤慨，并由此引出对人生困境的哲学沉思。他从“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出发，要人们用自己负责的“选择”来维护自身的自由。萨特把自由的理想寄托于社会主义，并表示要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加入为彻底改变现存社会而采取的行动。他在自己一生中确实这样做了，而文学就是他的重要武器。正是出于这种政治热情，他在文学理论上主张“倾向性文学”，并提出了著名的“介入”说。他认为：“正因为作家们选择了写作，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他们介入”。他说：“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介入什么？人们会问。保卫自由。“显然，萨特所主张的文学，不仅是倾向性的，而且是战斗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学把你投入战斗”③。在萨特看来，文学不仅是“以未来的名义对现实的审判”，而且是作者对读者改变现实的豪情的召唤。在文学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获得自由的体验，但这种体验不是轻松的享受，不是惬意的安抚，而应该是激起慷慨与豪情，运用自己的自由去承担起政治的和社会的责任，去介入改变现实关系的政治和社会的斗争。正是出于这种主张，他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客观性表示了明确的不满。
以社会文化批判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特色的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和文艺问题以同政治直接同一的方式而更加政治化了。对现实政治革命的彻底失望和无能为力，促使他们把社会和人性解放的希望几乎全盘寄托于审美。他们也在“总体性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对当代资本主义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广泛地揭露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和“操纵意识”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剥夺。“文化工业”凭借高科技生产大量的文化商品，艺术成为纯粹消费性娱乐的东西。由高科技和消费意识操纵的大众文化，对社会意识进行催眠，全方位地轰击着人们的意识，使人完全陶醉于感官的满足并随时顺世、随波逐流，几乎完会失去了对社会和人生进行反思的功能。这样“单向性”的，即完全以现实享受为单一目的的社会，生成的也只是“单向性的人”，即只对现实秩序持赞同态度，并极力顺应而决无批判态度的人。这样一来，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用文化手段所同化，完成了过去长期用政治手段未能实现的目标。他们认为，由大众文化创造出来的这种“单向性的人”，正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斗争的主要障碍，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这种单向性的人。怎样改造呢？在现实革命似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马尔库塞重新搬出了席勒的主张，即通过审美去实现人的解放。而审美的这种解放功能，则在于它能培育人们的“新感性”（即新的感受力）。马尔库塞说：“新的感受力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在罗列了新的感受力的种种“政治性表现”之后，他指出：“革命必须同时是一场感觉的革命，它将伴随社会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重建过程，创造出新的审美环境。”④马尔库塞还把审美的艺术形式直接同政治联系起来。同以往人们对文艺内容的政治性的重视不同，马尔库塞把文学的革命性归结于形式。他说：“艺术的潜能在艺术本身之中，在作为艺术的美学形式之中。”他认为：“文学并不因为它为工人阶级或为‘革命’而写，便是革命的。文学只有从它本身来说，作为已经变成形式的内容，才能在深远的意义上被称为革命的。艺术的政治潜能仅在于它的美学方面。”“艺术品越带有直接的艺术性，便越是削弱了疏隔的力量，缩小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波特莱尔和韩波的诗，比起布莱希特的说教剧，可能更富于破坏性的潜能。”⑤总之，“艺术的批判功能，它对解放斗争的贡献，寓于美学形式之中”⑥。在马尔库塞看来，正是艺术的形式同实践的距离和疏隔，才构成了作品的解放价值。而这正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优胜之处。正是基于此，马尔库塞以及本杰明、阿尔都诺分别从“疏隔”、“震惊”和“颠覆”的作用上来揭示现代主义的政治潜能和革命作用，从而对现代主义艺术进行了最鲜明的政治辩护。
上面，我们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发展时期中的几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文艺学和美学观作了一个十分简括的检视。即此亦显然可见，他们确实都是在自己时代的政治场中展开文艺学和美学的思维，并极力要发挥文艺的政治潜能以介入现实政治。本杰明所说的“艺术政治学”正好是这种文艺学和美学思维的主导倾向的准确概括。
美学的乌托邦化及其在政治现实中的幻灭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从一诞生就置身于激烈的政治场的复杂关系中。今天，西方的“马克思学”在同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和文艺学论战时，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策略。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常常被指责为“经济主义”和“赤裸裸的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学则被极力歪曲为庸俗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整体性受到怀疑和否定，甚至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美学。与此同时，今天又出现了一种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新模式。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不再指责它轻视审美因素，而是说它过分重视审美因素，把它说成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美学乌托邦。德国的金兹里和美国的所罗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金兹里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审美者才是共产主义的人的榜样，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观念不外是“世界末日论的美学”，是“马克思所特有的唯美主义理论的投影”。他在阐释马克思关于“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的观点时说：“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将具有享受的性质。因而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便与唯美主义不谋而合……马克思力图使唯美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的人的榜样。‘粗陋’的‘感性’变成‘人的’感性在它那里被描写成一定形式的审美教育。”他还说：“马克思只是追求美的享受，很少注意行为与善相适应，他的共产主义的人多半是一个审美者，而不是一个着重于伦理的人。”⑦所罗门在他所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一书中，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人成为生产的目的、人的感觉的形成和解放等论述，都放在“革命与乌托邦”的标题之下。在这本书的第七章“艺术的走向”中，他明确地认为马克思承认“对于人类发展的未来阶段的乌托邦式的预言”，并论及“马克思的乌托邦思想所由产生的基点”即“艺术中的超越成分”。
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乌托邦或审美的乌托邦，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的曲解。这种观点抹煞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决不只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的继承，而是把它放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加以了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在作为马克思学说胚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表现得十分鲜明。这既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影响，更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需要进行全面审视并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人们曾经不无根据地谈到马克思的思想与康德和席勒的联系。但是，无论这种联系何等密切，他以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美学观摒弃了席勒的唯心主义的美学乌托邦，却是毋容置疑的。即使在《手稿》中，马克思也已把包括审美感觉在内的人的全部感觉看成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是由于人的本质对象化造成的人化了的自然界的产物。同时，他把人性的复归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也放在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的基础上。
然而，确实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美学的乌托邦了，其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马尔库塞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弗洛伊德主义化而使之沦为乌托邦的。他的“性解放”、“新感性”和“形式政治”观点，都是用弗洛伊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修正”之后形成的。而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修正”的过程，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意识的“疏离”以至于根本上背离的过程。在《美学方面》中，他一开头就明确表示：“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流行的正统观念提出质疑，以期有所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他的“艺术的政治潜能在艺术本身之中”的观点，就是把人的解放首先诉诸主观性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相反”⑧的。十分明显，滑向美学乌托邦的路，正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在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席勒的美学神话的地方，他们却又退到席勒，用现代的话语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席勒化”，重新祭起美学救世主义的灵旗。
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乌托邦化不是一天完成的。在卢卡奇、葛兰西的“总体性”和“总体革命”及“主观革命”的思想中，就已埋下了根子。应当说，“总体性”也好，“总体革命”和“主观革命”也好，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历史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系统，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的革命，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革命改造并最终造就“真正的人”。但是，他们看来，在构成社会整体的诸因素之间，是有其确定的结构和决定关系的，它们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而革命应当遵循社会结构和历史运动的固有规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是前提，是首要的。思想文化包括审美的解放，从根本上说要以政治和经济的解放为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审美态度和审美能力作为审美活动的前提条件的论述，从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即已说明了这个道理。须知，没有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根本改造，思想文化上即使取得某些超前性成果，也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扎根。但是，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观点却在对“总体性”的强调中，不同程度地忽视或抹煞了这一根本精神。在抽象的“实践”观念中，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的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被淡化，甚至置之不顾了。这就为唯心主义的侵蚀开了方便之门。存在主义美学表现了“介入”现实政治斗争的高度热情，但是它的哲学出发点是抽象的存在与本质错位和冲突这个人自由所面对的问题，它把人道主义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把“异化”作为核心范畴，在政治思想上则陷入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存在主义化时也就唯心主义化了。它所关注的是道德问题，人性的异化与复归的问题，个人的自由体验和维护问题。即使是对责任感的呼唤和高扬，出发点也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存在主义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乌托邦。但它毕竟还关注并积极投入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主义，文化和审美的政治潜能被空前地凸现出来，对现实社会改造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文化批判乃至艺术审美形式本身对现存秩序的反叛上，寄托在感性骚动的激发上。他们对社会改造的执著精神是可钦佩的，但对文化批判功能的自我夸张之虚幻又确实可笑。
这些以严肃甚至狂热的态度制造出来的乌托邦鼓噪，不过是一阵阵话语喧哗，它在文化场中偶尔激起的小浪花很快就湮没在消费性的文化狂潮里。对于社会改造，这种美学化的政治乌托邦是无能为力的。不仅如此，现存秩序对其话语喧哗的容忍，还以宽怀大度的姿态显示了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同化和消解能力。在现实的政治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政治化的美学乌托邦终于在对现实政治改造无能为力的悲叹中走向幻灭。马尔库塞说：“伟大艺术中的乌托邦决不是对现实原则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超脱的扬弃，过去和现在在扬弃过程中对乌托邦的实现投下了阴影。真正的乌托邦以回忆往事为依据。”剩下的只是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去寻求变革世界的斗争的动力⑨。一种只有在“回忆往事”中讨生活的“革命”，还会有什么真正的革命精神可言呢？
倒是被称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伊格尔顿等人比较清醒。伊格尔顿的文艺学也是旗帜鲜明的文艺政治学。他在《文学原理引论》中先是按时序分别评述了本世纪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然后以《结论·政治批评》一章对之加以概括。他在回答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的问题时，说得极为直率：“实际上并不需要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以南非的体育运动为例，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所说的政治无非是指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它所包括的力量对比关系；我通过全书想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又说：“这并不是说，文学理论是政治性的，因此值得反对，也不是说它常常无视政治而试图造成误解，真正应该反对的是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的性质。”他还进一步指出：“认为存在着批评的‘非政治’形式的想法，只是一个神话，它促使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更为有效。”⑩他重视话语的权力及其对人心的改造作用，但他是在历史中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复杂联系的。他并不认为文化工作是绝对重要的，他说：“男人女人都不是光靠文化过活的，在历史上绝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靠文化过活的机会，现在少数人之能幸运地靠文化过活是由于那些不能这样做的人的劳动。任何文化或批评的理论如果不从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出发，并始终牢记这一点，我看，那是没有多大价值的。”(11)至少，他在主观上明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精神。
话语喧哗沉寂后应有的理性择取
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和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甚至退回到马克思主义早已超越的美学乌托邦。但是，它们所制造和激发的话语喧哗，在历史上确实热闹了好一阵。不能否认，这些富于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的观点，尽管对于现实的革命改造是无力的，却不乏某些深刻和独创之处。根据系统思维，一种思潮的意义是受其文化语境深刻制约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乌托邦由于脱离和否定了经济和政治革命的基础而只能陷于空泛的话语喧哗，那么，在已经实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它的意义就应当受到重视了。在这里，文化革命的地位得以还原到它应有的位置。经过理性的拣择，我们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以有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我国目前的认识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重视在政治场中对文艺和审美文化的审视，建立科学的文艺政治学。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学主要是文艺政治学。应当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特征和理论趋势的合理继承。纵观历史，文艺政治学的思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中国先秦儒家就已经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性质所决定，对文艺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考察和揭示，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思维的重心。当社会主义的文艺和文化建设成为现实的课题时，文艺问题被纳入无产阶级政治的总战略去考虑，对文艺和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成为党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政治学就以其理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而受到重视。列宁和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政治学的形成和确立，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今天，在经历了历史的挫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邓小平又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文艺政治学。但是，在现实生活和文艺理论研究中，一种淡化政治、疏离政治的情绪已萦回多时。“文艺政治学”几乎成了一个公认的贬义性的概念，就是这种情绪的表现。作为对过去长时间流行肆虐的“唯政治主义”和“泛政治主义”的惩罚，这种情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毕竟不是科学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场中对文艺学和美学的思考，不仅一般地说明了文艺与政治的文化联系之不容忽视，而且也启发我们，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的侵袭下，在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消费性后现代主义文化浪涛的冲击下，应当制定出正确的文化对策。而文化和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必须以科学的文艺政治学为理论基础的。
第二，重视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艺的研究，将其更加有效地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艺的重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突出的特征。从葛兰西到马尔库塞，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于此。本杰明主张通过文艺生产方式的变革来增加文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打破文艺被少数精神贵族垄断的局面，使文艺真正属于人民，就必须重视文艺的大众和普及。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曾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文艺建设的过程中，大众化长期是热门话题。人们曾以极大的热情进行理论的探讨和寻求实践之路。毛泽东曾从文艺家思想感情上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角度对之从主观因素方面加以解决，同时也通过对文艺普及的重视而在客观上开启了文艺通向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大门。葛兰西对通俗文艺的重视，正是从建设“民族——人民”文学的需要出发的，应当说他同列宁和毛泽东是同致的。但是，随着高科技和消费性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媒介和活动方式迅速地把文艺推向大众。“快餐”性质的大众文化，把传统文艺的精神气韵消融在娱乐性的感官刺激和情绪渲泄之中。一方面是文化生活上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外观，另一方面是自主选择受到限制的被动接受。一方面是强烈的感官刺激和信息轰炸，另一方面是理性深度的消解和削平。一方面是形式的花样翻新和价值的多元交错，另一方面是整体性的失落和主导中心的瓦解。一方面是文化消费日益高档化中的超前追求，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理想的淡化和鄙视。文艺的大众化，在形式上由于生产方式和传媒的改变而在转瞬间似乎就成为现实。但是，冷静地考察一下它的价值内涵和社会功能，却又同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存在着明显的甚至令人震惊的距离。在对大众的追逐中需要通俗，在对通俗的追逐中有意地媚俗骨子里则无非是瞄准了大众的钱袋。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加以研究。以高科技为依凭的大众文化传媒无疑应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通俗文艺因其与大众的广泛联系也令我们不可睥睨视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文化和文化霸权所制造的“单向性的人”和“平面人”，决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更加清醒地面对已经迅速掀起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潮流的冲激。在这里，文化自发性崇拜固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和文化发展的，而真正有效的调节和引导也应当以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前提。
第三，重视对文艺需要和功能的研究，使文艺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工程中最有力的组成部分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需要和功能的研究，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也不乏积极的成果。在这方面，他们对马克思在《手稿》里面关于人的需要的思想，予以了高度的重视。而这在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中却是长期未得到应有注意的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揭示了人的需要的社会本质和丰富性，论证了人的需要在实践中开发和形成的无限可能。他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对人的需要的压抑的同时，还批判了两种共产主义：一是“还具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即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二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还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共产主义”。他指出，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由于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并且还不理解需要的属人的性质，所以他还为私有财产所迷惑和毒化”(12)。由此可见，“理解需要的属人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十分重要。当社会主义的实践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的基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作为“旁观者”对需要的多样性和超越性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葛兰西强调“新人”的道德和审美文化方面，萨特重视人的自由体验，主要致力于文化批判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则着重研究了人们的文化和审美需要。马尔库塞在论及政治斗争必须伴随意识变革这个“老生常谈”时指出：“必须记住，这种变革不只是政治意识的发展，它以一种崭新的‘需要体系’为目标。这种体系将包括一种从剥削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感觉、想象和理智。”(13)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不同的需要追求不同的对象和活动方式来满足，需要的改变乃是人的存在和本质的改变，因为它既体现又激发和创造人的“感觉、想象和理智”。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新人实际上是有着新的“需要体系”的人。这是什么样的“需要体系”？怎样去生成和满足它？怎样建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与此相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和审美文化的功能特别是政治潜能的的研究，也较之传统的认识更为广阔。他们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客观性与主观性，真实性与向内转，内容与形式，艺术生产方式和技巧，审美的娱乐与文化霸权等问题的争论和思考，都是围绕其政治潜能展开的。“净化”、“介入”、“生产”、“疏隔”、“陌生”、“震惊”、“颠覆”、“霸权”、“反主流”、“补偿”、“升华”、“纯化”等等，就是他们揭示和描述文艺为主的审美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基本术语。应该说，他们对文艺的功能的感觉是敏锐而细致的。在我们看来多少有些“泛政治化”的思维中，自有他们的深刻。要使我们的文艺有效地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工程，一方面必须真切了解人的需要体系的构成和生成规律，另一方面要掌握以文艺为主的审美文化所可能发挥的享受与生成的功能。这两个方面应当高度统一起来。而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是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受到触动和启发，并以之为重要借鉴的。
注释：
①《论文学》，第12页。
②《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1卷，第308、324页。
③《萨特研究》，第2-24页。
④⑤⑥⑧(13)《现代美学析疑》，59页，1-3页，8页，1页，46页，25页。
⑦⑩(11)《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第195-196页，714页、715页、730页，736页。
(1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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