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学会若干史实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学会曾被梁启超称誉为湖南“全省新政之命脉”，故历来颇获研究者重视，凡论及维新时期学会组织之论著，所有研究戊戌变法（尤其是湖南维新运动）及有关中国近代史之著述，皆或多或少提及南学会；关于南学会之专文，则有王尔敏《南学会》、汤志钧《论南学会》、卢智《戊戌维新时期的南学会》等。（注：王尔敏：《南学会》，《大陆杂志》第23卷第5、6期；汤志钧：《论南学会》，《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卢智：《戊戌维新时期的南学会》，《求索》1987年第2期。）然史学界迄今对南学会若干基本史实存有舛误，乃至以讹传讹。本文依据南学会学长皮锡瑞之日记、《湘报》等原始资料，就南学会若干史实加以考辨。
一、南学会讲学之人次
集会讲学为南学会主要活动，《南学会大概章程》规定：“讲论会友拟公举学问深邃、长于辩说者，请其讲论。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注：《南学会大概章程》，《湘报》第34号。）南学会自1898年2月21日开讲，至6月18日最后一场，近4个月内，究竟讲学几场？又延请了多少人来会中讲学？因南学会实际并未定期讲学，原始资料亦未明载，故迄今仍存不同说法。
汤志钧认为南学会共讲学13场，并详列如下：第一场，由皮锡瑞主讲“论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主讲“论政体公私必自任其事”，谭嗣同主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乔树楠主讲“论公利私利之分”，陈宝箴主讲“论为学必立志”；第二场，由皮锡瑞主讲“论讲学之益”，谭嗣同主讲“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邹代钧主讲“论舆地纬度之理”，黄遵宪续讲前次题目；第三场，由皮锡瑞主讲“论朱陆异同归于分别义利”；第四场，由皮锡瑞主讲“论学者不可诟病道学”，欧阳中鹄主讲“论辨义利始可有耻”；第五场，由皮锡瑞主讲“论交涉之理”，课嗣同主讲“论学不当骄人”，李维格主讲“论译书宜除四病”；第六场，由皮锡瑞主讲“论保种保教均必先开民智”；第七场，由皮锡瑞主讲“申辨孔门四科之旨”，陈宝箴主讲“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第八场，由皮锡瑞主讲“论孔子创教有改制之事”，谭嗣同主讲“论全体学”；第九至十二场，均由皮锡瑞分别讲“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论盛朝昭代之兴亡原因”、“论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然”、“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当暗求抵制之法”；第十三场，由曾广钧主讲“论开矿当不惜工本”。（注：汤志钧前引文，另见汤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282页。后来论著凡提及南学会者多类似。如林增平等谓南学会共演讲13次，演讲者主要有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邹代钧、欧阳中鹄、陈宝箴等（《湖南近现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林能士谓南学会共演讲12场，并详列如下：皮锡瑞12次，谭嗣同4次，陈宝箴2次，黄遵宪、邹代钧各1次，另由名士硕儒充任者5次。（注：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1972年印行，第53页。）李喜所以为南学会的集会演说共进行过14场，除第十三、十四场外，其余12场《湘报》都有明确记录，并认为谭嗣同在学会讲演4次。（注：李喜所：《谭嗣同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刘泱泱则说：“查阅《湘报》上有关南学会的讲学记录，总共是13场25人次，其中皮锡瑞讲学次数最多，达12次；其次为谭嗣同，共4次；再以下依次为陈宝箴、黄遵宪，各2次；乔树楠、邹代钧、欧阳中鹄、李维格、曾广钧，各1次。”（注：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丁平一亦云：“据《湘报》所载有关南学会的讲学记录，总共讲有13次，演讲者达25人。”（注：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上述各种说法，汤、刘、丁等皆据《湘报》所载南学会讲义，林氏则据《湘报类纂》乙集《讲义》，虽讲学场数有12与13之异，但总计则同为25人次。其实，各家于南学会讲学人次遗漏甚多。
凡在南学会讲学者，作为学长的皮锡瑞均在日记中加以记载（仅漏载谭嗣同讲“论全体学”一回）。据其日记，除上述讲学者外，还有以下人员：第二场，“杨葵园（自超）讲天文”（按，《湘报》第16号刊有杨氏讲义）；第三场，“予说后，徐（仁铸）、黄（遵宪）二公各演一段，黄说知觉不在心而在脑”；第四场，“节吾（欧阳中鹄）、秉三（熊希龄），予讲后各讲一遍。秉三说时世，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中丞（陈宝箴）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第五场，“秉三未说，复生、李一琴（李维格）各说一遍，廉访（黄遵宪）至，说日本、台湾、印度极透彻痛切，云法人又有邀索两广利益、云南铁路之事”；第六场，“予讲保种保教，廉访说教旨略异，一琴说波兰事，娓娓可听”；第七场，“廉访说天主教必无剖心挖眼睛事”；第八场，“宣翘（戴德诚）与秉三说保卫、团练事……公度未讲”；第九场，“李一琴讲通商事……谭复生（嗣同）讲治兵亦切实，廉访未讲……方伯亦未讲”；第十场，“右帅（陈宝箴）来讲学，云香帅约共奏改科举……右帅以予所讲为善，予甚服戴君说中西教之精”；第十一场，“予与廉访讲毕，曾某（广钧）接讲保种保教”；第十二场，“两点钟登堂讲毕，秉三接讲一段”。（注：以上见《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七、十四、廿一、廿八日，三月初六、十三、二十日，闰三月初四、十一、廿五日，四月初十日，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1959年第1期。）
另外，皮锡瑞离湘后，南学会又讲过一场，主讲为谭嗣同和曾广钧。虽然关于谭嗣同此次讲学事及讲义均无明确记载（注：周秋光《熊希龄传》谓：“6月11日，光绪帝颁发了维新变法的谕旨。18日，已中断了20天的南学会讲论会又开讲了一次，由谭嗣同主讲。”但未明所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但曾氏讲义开首即谓：“顷谭佛生言新学益处及吾人当遵谕旨力振新学等语，至为剀切。据仆所见，指出新学不满于人之故，乃愈足坚开新党之心，而启守旧者之智，试申论之。”（注：《湘报》第92号。）由于此次之前的所有讲学记录中，均未见谭嗣同讲解“新学益处及吾人当遵谕旨力振新学”，故可以推测，谭应为本次讲学的主讲之一。
总计南学会自2月21日至6月18日，共讲学13场，先后在学会演讲者达45人次，即：皮锡瑞12次，黄遵宪8次，谭嗣同6次，陈宝箴4次，熊希龄、李维格各3次，戴德诚、曾广钧各2次，邹代钧、乔树楠、杨自超、欧阳中鹄、徐仁铸各1次。
二、南学会最后两场讲学之日期
自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至四月底，南学会共讲学13场。关于前11场讲学之时间，现有论著与皮名振撰《皮鹿门年谱》、皮锡瑞之《师伏堂日记》及《湘报》等一致；惟于最后两次讲学之日期则有不同说法。《皮鹿门年谱》定南学会第12场讲学为四月初三（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0页。），后人遂引以为据，如汤志钧《论南学会》定于5月22日，《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系于旧历四月初三，《戊戌变法史》则标明为5月22日（四月初三日）。李喜所、丁平一等亦以为在5月22日。至于最后一场讲学，汤、丁等论者以为日期不详。（注：汤志钧前引文；《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5页；《戊戌变法史》，第282页；李喜所前引书，第222页；丁平一前引书，第347页。）
然而，关于皮锡瑞主持南学会第12场讲学之时间，《皮鹿门年谱》实误。《师伏堂日记》闰三月廿九日载有“拟作初三讲义”之事及讲义全文，《年谱》可能以此为据，将皮氏在南学会最后一讲定为四月初三。然而到了四月初三，讲学未能按预期举行。至四月初十日，讲学方进行，皮氏于当天日记中明载讲学之事：“两点钟登堂，讲毕，秉三接讲一段。”皮锡瑞所讲之内容，即闰三月廿九日所拟“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当暗求抵拒之法”。四月十八日的日记又言“初十讲义已刻”，查是日《湘报》，登有《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注：以上日记见《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湘报》第79号。）故南学会第十二场讲学应为5月29日，即农历四月初十日。
至于南学会最后一场讲学，据《湘报》有关资料亦可确定其日期。第88号《湘报》（四月廿八日出版）刊有“南学会告白”，云“本学会定于本月三十日宣讲”。四月三十日，讲学按期举行，主讲人为谭嗣同和曾广钧，第92号《湘报》并刊有曾氏讲义。（注：《曾重伯太史南学会第十四次讲义》，《湘报》第92号。按，四月初十日是第12场讲学，此后学会即休讲，四月三十日所讲当为第13场，《湘报》误为第14场。）胡南学会第十三场讲学，亦即最后一讲当是在6月18日，即农历四月三十日。
三、南学会“停讲”与皮锡瑞离湘无关
皮锡瑞四月二十日离开长沙前往南昌，《年谱》谓：“公既赴赣，学会停讲，浮言更甚。”（注：《皮鹿门年谱》，第61页。）因皮锡瑞离湘前，叶德辉先后三次移书訾议，讽激他离开湖南，故现有论著大多以为皮锡瑞由于受叶德辉等攻击而赴赣，又以为皮锡瑞被迫离湘后，南学会即停讲。如汤志钧谓：“南学会的辍讲，和皮锡瑞的离湘有关，而皮的离湘，亦由于旧派环伺，叶德辉即以联语丑诋，皮终于被迫赴赣。”（注：汤志钧前引文；《戊戌变法史》，第291页。）刘泱泱认为：“皮锡瑞最后不能忍受太多的谣言而被迫离湘赴赣，致使有声有色的南学会讲演中途夭折。”（注：刘泱泱前引书，第424-425页。此外，以为皮锡瑞受逼迫离湘者，尚有王尔敏前引文，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2页），李侃等编《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4页），邓潭洲《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70-171页），宋卫忠《皮锡瑞的变法思想浅论》（《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然而，细检有关资料后，可知此论并不确当。
首先，皮锡瑞离湘，并非受人逼迫，而是依聘约赴赣以终经训讲席。
皮锡瑞自1892年以来，一直主讲南昌经训书院。1897年秋天，皮锡瑞返长沙后，与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交游往还，渐被诸维新官绅引为同调，又因他学识渊博，议论通达，善于言谈，熊希龄等人在筹创南学会时，即拟延聘他为学长。皮锡瑞虽在返乡前已接受经训书院续聘，但内心早已“不安于位”，他一再指出，江西风气不开，兴办学堂之事难成，维新事业无望；又“官不尊师，绅谋盘踞”，对他早有排挤之心，所以不愿再去江西。（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廿四日，十一月初九、十四、廿一、廿四日，十二月廿六日，二十四年一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廿二日。）而湖南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官绅，锐意革新，又十分器重皮氏才学，对他倍加尊重，所以他非常愿意留湘应聘。（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初二、廿六、廿八日。）然而，南学会要延聘皮锡瑞，固须获湘抚陈宝箴批准，而皮锡瑞要辞退经训书院讲席，亦须得陈宝箴同意。原因在于皮锡瑞长期主讲经训书院，每次科考，江西所举士子，以该书院所出人才为多。如1893年乡试，经训书院有13人中举，“一时皆庆得人”（注：《皮鹿门年谱》，第26页。）；1897年乡试，经训书院中式举人、获选拔贡和优贡者达32人，且乡试列前十名者皆出经训，“一时称盛”（注：《皮鹿门年谱》，第53-54页；《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廿五日。）。身为江西人的陈宝箴，因此极其看重皮锡瑞，一直向江西抚署、学政荐举他。1897年乡试之后，陈宝箴之子三立（字伯严）“极称江西闱墨，当为今年各省之最，谓非予之力不及此”（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廿四日。）。所以，当皮锡瑞提出辞经训馆事时，根本得不到陈氏父子同意。（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记：“伯严云明年总须留住，再行设法。”廿四日记：“伯严云明年必须一往。”）这样，一边是黄遵宪、熊希龄等要聘皮锡瑞主讲学会，另一边陈氏父子坚决不答应，“秉三云右帅总不允，有留我恐江西人骂之语”（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公度欲留我在湖南，右帅、乔梓必欲我在江右，我反为此所误”（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皮锡瑞几乎身不由己，他虽想留湘，却碍于情面（陈氏的荐举，使皮锡瑞得以长期坐馆经训，解全家生计之忧），不好坚辞江西馆事，只好转托汪诒书、熊希龄、邹代钧等，请求黄遵宪出面商请陈宝箴父子同意。于是，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等人，极力说服陈宝箴聘请皮锡瑞主讲南学会，黄遵宪更是态度坚决。（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三日记：“（汪诒书）云右帅不允，即作我黄公度请，其意甚殷。”十五日记：“公度言已属沅帆等与伯严说明，可以不到江西，尽可退关，如右帅以留我为嫌，即作我公度请。”）最后，汪诒书等提出的折衷方案得到陈宝箴的允准，即经训馆事不辞，暂在学会主讲，然后再到江西“终局”。皮锡瑞还想荐贤以代江西馆席，但无法再获陈宝箴同意，他无可如何，只好将就。（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二、十四、十五、十九、廿二日。）皮锡瑞后于答叶德辉书中，述受聘一事云：“湖南官绅立南学会，留弟讲学，既应湖南之请，当却江西之聘，而学会本中丞主议，中丞是江西人，欲弟在彼造就人才，劝勿他适。伯严同年至好，谆谆以江东子弟见嘱，将欲却聘，不能不告中丞，告中丞而不允，学会诸君乃为调停，有先开讲后到馆之议。弟之迁就，势非获己”。（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可见，皮锡瑞担任学长，聘用时即已确定非长久之局，终归仍要去江西了结经训馆事。
此外，根据皮氏三月初十日的日记，还在三月初，皮锡瑞即已确定在端午节前赴赣。三月十九日拟答叶德辉书，皮锡瑞告以“再讲数次，当往江西”。皮锡瑞闰三月初三的日记云：“刘一来问行期，告以总在四月。”第二天，皮锡瑞又“问伯严轮船事，属其留意”，开始作赴赣准备。这时南学会和皮锡瑞皆未曾受到剧烈攻击，而皮锡瑞离湘赴赣的行期已大体确定。又，皮锡瑞每次演讲，都要提前数天准备讲义，可是他在闰三月廿九日“拟作初三讲义”后，再也没有拟写新讲义，可能预计讲到四月初即须赴赣。再，四月十四日的日记云：“得芰舲信，嘱带《湘报》。”当时湘赣间书信往返，一般需时月余，可见江西方面亦早已获知皮之大概行期。所以，当叶氏四月初一再次致信皮锡瑞，明言“欲公之去”，皮锡瑞答以“弟有江右之行，讲学属之宣翘”，表明讲学事早有安排；初七日答书，在辩解自己受聘南学会始末后，更以激烈语气反驳叶氏：“公闻浮言，欲弟速去，自属见爱之甚，然江西既未却聘，自当到彼终局，作计早决，不待公之激也。”（注：以上各见当天日记。）
至四月初，黄遵宪还想挽留皮锡瑞在湘襄赞新政。皮锡瑞四月十二日的日记谓：“公度见面即云有事奉商，课吏堂五月开，乔茂宣回电不来，欲留我在此，勿往江西。我云已到右帅处辞行，不能不去。彼云将自往见右帅，看说得通否，劝再等两日。课吏事予固不敢应……江西此刻必须一往，有事早回尚可，右帅必不允我留湖南，恐公度亦空头人情，日内须等轮船，看彼如何说法。”正如皮锡瑞所料，陈宝箴已不允许他再留湘中，黄遵宪只好约他早归：“公度廉访约学会一叙，饭后到学会，公度旋来，云课吏事得一同乡暂开办，约我早归，以三个月为期，此刻不便强留。闻江西有信催去，中丞亦不允也。”事实上，陈宝箴早已安排好轮船，于四月二十日专程送皮锡瑞经汉赴赣。（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十九日。）
其次，皮锡瑞离湘后，南学会并未“停讲”，而是因“天热”曾休讲。
《湘报》第75号所刊《南学会申订章程》云：“天时渐热，人多气郁，难以宣讲。本学会议暂停止，俟有阴雨凉爽时，或所得新理及新闻时事，须集会友讲听者，当择期预行刊报布告。”这里已申明南学会仅因天气太热而决议“暂停止”，一旦天气转凉，或有“新理”等就会复讲。过半月，即四月廿八日，《湘报》第88号就刊出“南学会告白”，云：“现在天气凉爽，本学会定于本月三十日宣讲，愿来听者请先期领取凭单。”四月三十日，讲学按期举行（见前文）。可见，皮锡瑞离湘前，南学会做出的只是“休讲”决定，皮锡瑞离湘后10天，南学会就恢复了一次讲论。另外，据皮锡瑞称，早在湖南新旧两派斗争尚不激烈的三月初，陈三立即准备南学会在天热时停讲。“往见伯严……彼云：可候端节去，秋节归，此间天热，亦须停讲。”（注：《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有研究者认为：“据《湘报》载，南学会是因‘天时渐热，人多气郁，难以宣讲’，从而辍讲的。但最后一讲也只五月，还不炎热，不能成为理由，它的辍讲，实遭封建势力所破坏。”（注：汤志钧前引文；《戊戌变法史》，第291页。）实际上皮锡瑞四月初十日记云：“两点钟登堂讲毕，秉三接讲一段。天热，人气薰蒸，殊不可耐，三点钟止。听讲者亦有二百余人。”因为人多而场地小，演讲者和听讲者都受不了“薰蒸”，故较往常缩短了一点钟。王闿运曾逐日记下戊戌年湖南的天气状况，留下难得的史料。据其日记，本年5月5日（农历闰三月十五日）即立夏，所记闰三月（4月21日至5月19日）湘潭天气，为“晴，热”，“大晴，甚热”，“晴，煊，南风似夏，烈日灼人”，“大热，单衣犹汗”，所记四月（5月20日至6月18日）衡阳天气，则“晴热”之天近两旬，如初四日“晴，热，南风似伏日”，初八日“晴，日烈如火，墙壁皆烧”。（注：马积高主编、吴容甫点校：《湘绮楼日记》第4卷，岳簏书社1997年版，第2138-2152页。）南学会商议以“天热”为由休讲，及皮锡瑞日记中所记“天热，人气薰蒸，殊不可耐”，正好在这个时候。另《湘报》第134号“示期开馆”告示云：“时务学堂前因天气炎热，所有各班学生自五月十八日、二十日起分别放假各五十日。”《湘报》第150号“藩宪牌示”又谓：“照得本学堂定章，暑假原只半月，前因本年异常酷热，特宽假至五十日之久。”可知，1898年的湖南确实热得厉害，南学会议事会友在四月初做出休讲决定，“天热”确是原因。
南学会虽因天热不便集会讲学，但其他活动仍在积极进行。
如添设月课，其对象为加入南学会的时务学堂学生。《申订章程》规定：“时务学堂学生额数至百名之多，功课极繁，现议将该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月课，自五月初一日起，由学长命题、校定、核示，择尤赠以奖资，但须会中之人得应此课。”《湘报》第95号（五月初八日出版）刊出南学会课题七道，并说：“以一艺为完卷，能多作者听，约十日缴卷。”后《湘报》第149号、第151号、第153号登出南学会课取的一、二、三名试卷。从交卷到阅卷、评定等次，往往需要一段校长的时间，可见南学会自五月至七月，一直在做月课的事。再如放幻灯片。南学会改章后，特向时务学堂借来各种科学仪器，供会友观测。《申订章程》说：“时务学堂购到各种图器，有大天文镜，可以测行星，大显微镜，可以查微物。兹逢金星（傍晚时出）、土星（每晚十点钟时出）出现之时，本学会已向学堂借观。各会友愿阅者，请先期遣人持入会凭单挂号，以便订期约观。”章程刊出后不到半月，《湘报》第84号登出“南学会告白”云：“南学会定期于本月二十五日戌刻看天文镜，二十六日未刻看显微镜，各会友愿看者，祈即遣人持入会凭单挂号。”又如添置书报。《申订章程》说：“本学会所藏书籍，准人领取阅书凭单入内流〔浏〕览，现计每日有数十人之多。兹将添购各种新闻报章，自本月十五日起，愿阅报者，照章领凭择观。”并附列各种报刊名目及份数，除《湘报》、《湘学新报》各10份外，计有《时务报》、《申报》、《万国公报》、《知新报》、《苏报》、《国闻报》、《大公报》等外埠报刊22种58份。
此外，五月以后，《湘报》还陆续刊有南学会问答、捐助书籍题名录、捐赀题名录，以及《巴陵县周馨之明府至德在奎光阁开南学分会讲义》、《沅州设立南学分会公启》、《向味秋院长上文在沅州府南学分会讲义》。这些无不向省内外表明，学长虽已离湘，南学会仍然在正常进行各项活动。而远在江西的皮锡瑞，多次写信询问学会是否仍在讲学，并说自己不想郁郁久居江西，极愿回湘继续讲学。如五月初三日致信黄遵宪说：“公去后无人护法，中丞不能常至，讲学一事，未知能否复行？”六月廿一日致陈三立信中说：“课毕当在暮秋，南学会犹讲学否？若须弟早归，即提一课，重阳后可归。”七月初五日，皮锡瑞接到黄膺来信，知新政大受阻挠，“学会将散，孝廉盘踞，宣翘已去，伊亦将辞，修金不能全送”，可知南学会在守旧势力的打击下，此时才真正有生死之忧。另由“修金不能全送”，可见皮锡瑞虽然离湘，仍然兼掌学长之职。七月廿四日皮锡瑞在日记中称，黄膺又来函，“云朝政维新，新党之气大伸，旧党已如爝火……学堂总办属颂年（汪诒书），教习请沈子培（沈曾植），学会仍请我宣讲，劝我于中秋前赶到”。（注：以上各见当天日记。）可见湘中仍在努力维持南学会和其他各项新政，并想利用北京维新之机，再次大干一场。可惜北京不久发生政变，湘中新政也随之俱毁，南学会遂于八月二十二日以“迹近植党”，由张之洞电饬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