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之研究述评——纪念汪静之诞辰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诞辰论文,周年论文,汪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149(2002)03-0055-05
一、前言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五四”时代的“新诗先驱”汪静之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以第一个爱情诗人进入了现代文学史，虽然他并未自觉到历史赋予的重任，但是他的爱情诗里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他的诗曾因“放情地唱”起爱情之歌，既令人耳目一新，又确乎惊世骇俗。他的爱情诗受到“五四”大潮中惊醒的青年的热烈欢迎，又受到顽固派的恶意攻击，以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新派文人称他的诗“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1]他“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2]它“所引出的骚扰，由年轻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的论文还大的”。[3]旧派文人认为“汪静之的诗就是叫人堕落的极不道德的诗”![4]
今年是汪静之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借此机会，对汪静之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做一番回顾与清理，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评价汪静之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历史地位。
二、汪静之的诗歌创作
汪静之1902年7月生于安徽绩溪县一个小业主家庭，1996年10月在浙江杭州病逝。汪静之从小爱好文学，“幼时在家乡，有亲爱的姐妹们每于清风徐徐的早晨的园里，闲静时家人团聚的厅前，或铺满银色月光的草地上”[5]教他唱俗歌童谣，培养了他对诗歌的兴趣。他六岁进私塾读书，九岁到上庄求学，熟读了《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许多古典诗歌，十二岁开始学写旧诗。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对这些刊物上发表的鲁迅、胡适、康白情等的新诗特别感兴趣，开始学写新诗。从1919年到1920年夏，他在安徽创作了近三十首新诗，作者曾将部分诗作寄给在北京的同乡胡适，受到当时正在倡导新诗的胡适的赞扬和鼓励。1922年8月，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蕙的风》是一本情诗集，其主要内容，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歌咏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的恋爱。这才是孩子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气度!而表现法底简单明了，少宏深幽眇之致，也正显出作者底本色”。[6]
1926年春，汪静之将1922年到1925年写的诗编为《寂寞的国》。他在《自序》中说：“在这冷而硬的铁的路上的旅人，只有落寞，苦恼，厌倦，三者已凝为大气，把地球牢牢封了。我因为落寞，苦恼，厌倦，所以做诗，我做诗是为了消遣自己，和劳苦的工人边做工边喊着无意义的声调以减轻辛苦，解放郁闷一样”。这本诗集的前半部，还保留着《蕙的风》的内容和风格，后半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的演变历程。
解放后，汪静之写了许多歌颂党、歌颂解放的诗，但得到发表的只有一半。1958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二十一首》。这些诗的大部分是汪静之为配合50年代政治任务的奉命文学，诗人的个性受到压制，表现出标语口号化的倾向。此后，汪静之做诗的热情锐减，除偶尔在报纸上发表零散诗篇外，就再也没有出过诗集了。1994年底，汪静之把封锁箱底六十余年的《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交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只是把原诗删去一小半，并修改了字句，内容没有改变。《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是汪静之写的恋爱史，是他对六个女子主要是对妻子符绿漪的恋爱史。自从鲁迅1929年冬对汪静之说：“现在不是写爱情诗的时候了”。他知道是时局的关系。但是生活在爱情里，爱情的种子自然地长出诗苗，他又忍不住，不吐不快，偶尔还是要写的。但他尊重恩师的善意，决定不再发表。汪静之在《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的“自序”中说：“1932年春，因为说明婚外恋经过情况，安慰绿漪，偶尔写了约一百来首七绝，得到绿漪的谅解。我就索性把我的恋爱史用七言绝句全部写出，数月之间共写了一千首有零，和过去陆续写的诗合成一集，名为《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完全真事实情，无一丝虚构”。
三、新旧派文人之争
汪静之《蕙的风》的出版，像一颗炸弹一样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就是1922年到1923年，在评论界展开的那场关于如何评价《蕙的风》的大辩论。
当时，在思想上持否定态度、又比较认真地阐述自己观点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东南大学的学生胡梦华。他先后发表了长文：《读了<蕙的风>以后》、《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论》。这些文章对《蕙的风》作了一系列的抨击。
胡梦华认为《蕙的风》是一本“失败为零”的诗集。他列举了诗集中的许多诗句，如：“梅花姐妹呵，怎还不开放自由的花，怯怕谁呢?”“那夜的亲吻异样甜蜜”、“叫我拥抱你接吻你么”、“他们精赤着身体，亲亲切切的厮并”……，他责问道：这些句子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呢，还是“自己兽性的冲动之表现”呢?!“无赖文人是淫业的广告”，“汪静之的诗就是叫人堕落的极不道德的诗”!
为了把自己装扮成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胡梦华一再声称：“美与爱是人生的要素，歌咏他，赞美他，正是人生的正务，诗人的天职”。但他接着又说：“《蕙的风》虽为自我的表现，而非活动的表现。虽为性灵的流露，乃为呆滞的流露。好像照相机一样，不过愚笨地把像照下来，够不上说书工的高妙呵!这也是因为达情与思想的堕落，所以艺术表现又此失败”。这种失败，胡梦华认为也应归咎于汪静之对已往大师的作品缺乏研究，学习，在未有良好的训练和模仿之前，便轻易为之。他把汪静之的诗分为三类——堕落的、纤巧的、性灵的。“大概言两性之爱都流于堕落轻薄，言自然之美的皆失于纤巧，然二者之中亦有性灵之作”。以此看来，他把汪静之的“失败”归纳为两点：一、有不道德的嫌疑；二、未曾有好的模仿。因而“应当严格取缔”。
对《蕙的风》首先做出肯定的是为其作序的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和后来参加与胡梦华等论战的章洪熙、周作人、于守潞、曦洁、鲁迅等人。其后，又有宗白华、沈从文、赵景深、朱自清等人多次撰文，肯定《蕙的风》的价值。
他们与胡梦华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点：一、用什么道德观去评论文学?二、《蕙的风》究竟是宣扬了健康的道德还是不健康的道德?三、《蕙的风》是否“未有好的模仿”。
章洪熙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一文中认为，诗只有好与不好，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一切文学艺术都不能用普通人的道德来批判的。胡梦华言《蕙的风》的诗“破坏人性之天真”，章洪熙反问道：请问“人性之天真”是什么东西?道德难道是与人性之天真相悖的吗?他进一步认为：“肉欲”和“兽性冲动”并不算坏事，阻止它或不正常的发展它才是坏事!恋爱和单相思是道德的，捧戏子、打茶围、娶小老婆才是不道德的。汪的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乃是青年们难免的事，应是很道德的事!。[7]
周作人则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道德与不道德”的界线。他责问胡梦华，说汪静之的诗变相地提倡淫业，应当严格取缔，难道就是汪的诗讲到了性爱?“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增加罪恶?我想论者如不是自残肢体的禁欲主义者，便没有否认我这个疑问的资格。倘或以为这是做得说不得的，那是可怜的伪善者，还够不上理学家的称号”。中国即使性教育一点都不发达，青年们也不至于一见接吻拥抱的字样便纷纷堕落。周作人例举了近代西方大文豪，都曾被当时绅士们斥之为“堕落派”、“无行文”。他指出：“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献丑’”。他用英国诗人斯温朋的话来点破胡梦华之辈的道学家面貌：“世间唯一不洁之物便只是相信不洁的念头”。原来兽性冲动不在别处，正在胡梦华之辈的脑袋里。[8]
胡梦华面对进步知识分子的四面讨伐，大声疾呼中国已经“行尸走肉”，悲哀的青年已受到时代的牺牲，为此他一面继续疾呼注意道德，一面“泪已盈眶了”。
1922年11月17日，鲁迅署名风声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又一次严厉地抨击了胡梦华的观点。他说：“我以为中国之所谓的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想到了《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如此不净”。鲁迅说：“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则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我们已经看到，新旧派文人之争的焦点是在“道德”问题上。以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作品，这个问题恰好折射出了当时个性解放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文学领域正面冲突的情形。新的文化运动并不是纯粹文学内部的革命，并不仅仅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运动，而是有思想革命带动起来的，从精神到语言全面革新的文学运动。
四、政治权力话语下的汪静之
解放后的汪静之研究可以198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汪静之几乎被人遗忘。“《蕙的风》的诗歌，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又如流星的光明，即刻消灭于时代与兴味旋转的轮下了”。[9]这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因为从30年代起，汪静之就从诗界文坛淡出，他听从恩师鲁迅的意见“现在不是写恋爱诗的时候了”。偶尔动笔写点东西，也是为配合50年代政治任务的奉命文学，体现诗人个性特色的诗作几乎没有。经过岁月和斗争的洗礼，诗人似已无暇顾及于“要把灵魂的牢狱毁去”之事，而在无数革命文学家面前自愧弗如。他说：“解放后读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乔林的《白兰花》等诗，感到汗流浃背。他们唱的是民族独立阶级斗争的战歌，而我在五四时代唱的不过是个人爱情的悲欢。为民族为阶级而唱，自然伟大，为个人而唱，自然渺小”。[10]诗人在这里把当年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看作是个人主义而与民族、阶级割裂并对立起来，明显地是违背诗人原意及五四时代精神的。当年闪光的思想，如今变成忏悔与反省的对象，这个转变发生在曾作为个性解放运动先锋者的诗人身上，确实意味深长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不幸，它恰恰说明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当时在中国革命阵营中所处的地位，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二是解放后，在独尊现实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延安窑洞里出产的“工农兵文艺”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以权力话语的方式强行进入文艺批评领域，社会、历史、政治的批评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唯一合法的批评话语。抗日救亡历史背景下生成的战争文化审美规范统摄了解放后的一切艺术领域，“五四”诗坛上以抒写爱情自由、个性解放著称的汪静之，要么无法进入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被认真对待，深入研究，要么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更有持否定态度，把汪静之列为“颓废文人”、“反动文人”一类的。前者如1952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7年出版的刘授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1979年出版的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同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但他们就是只字不提汪静之和湖畔诗社，似乎新文学史上压根儿就没有汪静之和湖畔诗社。后者则以1955年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他们认为，“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则狂热地要求抒发个人情感，‘使自己之意识情感一一著于文中’”。由此看来，解放后现代文学史界不仅否定或贬低了汪静之早年诗歌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而且也否定和贬低了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学中，甚至在实际生活中，个性解放成了“资产阶级情调”的一种表现。这不能不归咎于中国五四运动的基本思想和要求还没有充分发展就被左倾思想不合情理地压制下去，这实际上导致了远远未被铲除的封建主义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又泛滥成灾。
五、广阔学术背景上的重新观照
所喜的是，80年代以后的学术界，更多的是将汪静之的诗置于具体的时代语境下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一批新诗研究者，引入新的理论资源，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上对汪静之的诗歌做出新的阐释和具体的历史评价，如谢冕、陆耀东、贺圣谟、范亦毫、郑择魁、王文彬等，对汪静之及其诗歌都有精辟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既有偏向于史的发展、流变和文学渊源的梳理，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或者是对具体的诗作文本进行解读。
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汪诗具体的思想意蕴、主题倾向、艺术特征、表现技巧的研究；二是汪静之在中国诗坛出现的原因、历史背景的探讨；三是汪静之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以及与现代白话诗的关系。
(一)汪静之诗歌的思想内容
80年代以后的学术界对汪诗思想内容的理解都秉承了朱自清的观点。他在1922年出版的《蕙的风》序中认为，“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的恋爱”。
郑择魁、王文彬还认为，汪静之在人生的征途上，亲身感受到旧势力的压迫，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他本来希望用情丝织成长乐的幕来遮拦住人间的苦恼，现在却看到了：“黑暗世界是苦恼的根源”!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新的认识，必然促使他诗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蕙的风》里他尽情唱着“恋爱的甜蜜”的“愉快之歌”，此时，他唱出的已是诅咒旧社会的《秋风歌》和《劳工歌》。他的诗歌的基调也由天真清新转为忧郁深沉。[11]
总之，从诗集《蕙的风》到《寂寞的国》，汪静之的诗大体是涉及人生的体验，是个我人生的柔唱。
(二)汪静之诗歌的表现技巧
贺圣谟在《“五四”诗坛的蕙兰》一文中认为，他诗的“艺术技巧”主要表现在他敏锐地发现了现实中新的方面-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感情美。为表现这种美，他固然也常采用象征或隐喻，但更多的是直写自己的体验，白描自己的直感。因为以现代意识体验爱情，以“发现了自己”的人的眼睛观照爱情，他不期而然地把握了生活中新的审美侧面，所以哪怕是不讲究技巧的直写或白描，都有了好的艺术效果，令读者耳目一新。一方面，当读者神游于他的爱情“新天地”时，很少有人会对这些诗的艺术技巧作苛求；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诗确也于不经意间达到了“无技巧即最高技巧”的境地。他还认为，汪静之诗歌的语言和形式如今看来似乎不见得有何特色，但在当时是很得读者赞赏的。当新文学对人们的审美眼光进行再造之初，人们都感受着白话新工具和自由体新形式为诗歌拓出新天地的历史性的喜悦。当时诗人每每苦于不能爽利地挣脱浸淫已久的旧诗词的影响，汪静之脱颖而出，令前辈自叹弗如。在“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的风气中，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正与无拘无束“放情地唱”的内容相得益彰。汪静之的新诗语言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而杯水泻地式的诗歌形式，在形式的发展上所作的贡献无疑也是不应被忘却的。[12]
范亦毫在《论“湖畔派”的诗体探索》一文中认为，在当时，自由诗大都被写成分行的散文的情况下，“湖畔”诗人(包括汪静之)却是属于少数既勇于踏破旧形式的藩篱，同时又开始精心于自由诗诗艺建设的诗人之群的。他们把情思视为第一性，而把形式视为第二性的，这比就章句谈章句，就音节谈音节高明多了。因此，“湖畔”诗人在诗艺上才有自觉的追求。他又认为，从诗体角度看，“湖畔”诗人自由诗的创作，总的来说有两点必须充分肯定。一是十足体现了“五四”时期“诗体大解放”的精神。二是他们又自觉留心于诗艺的建设，有相当的成绩。如他们写的格律诗，格不预定，根据抒情的需要而制定格律。所以其格律的形式与内容情感多是浑然相合的。[13]
(三)汪静之诗歌产生的历史原因
汪静之出现在20年代的中国诗坛，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具有十分深刻、丰富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文学史现象，它主要是中国新诗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贺圣谟认为，综观“五四”诗坛，作为时代新声的新诗迟早要推出它的代表人物去体现时代和新诗的进程。这样，汪静之的爱情诗就应运而生了：虽然他并不训练有素，声音也稚嫩，可谁也没有他清脆浏亮；虽然他并不是自觉的战士，但他进行的却是一场战斗。他还分析了汪静之当时正处于青春期，他对心底萌发的爱情感受得特别强烈真切；成年人被世事磨钝了的心灵不再能感受到的，他敏锐地摄取了；阅历较浅，思想上较少因袭的重担，成年人碍于身份、格于礼法不便直说的感情，他能无顾忌、无讳饰地直抒出来；受旧诗的影响不深，没有躲躲闪闪去追求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境界；这种种因素交汇于这个“五四”大潮中醒来、“要把灵魂的牢狱毁去”的青年诗人身上。[14]
(四)汪静之在中国白话情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陈曦认为，中国向来缺少情诗，坦率的告白恋爱更少，汪静之等人的出现，证明“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湖畔诗社翻开了中国情诗新的一页。[15]
贺圣谟认为，汪静之的《蕙的风》是一本充溢着青春气息的诗集，以“赞颂自然，咏歌恋爱”为主要内容。爱情题材自古有之，在当时亦很普遍。但是，自来“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16]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们也写情诗，却大多是重弹“流连光景惜朱颜”的老调，在精神上还是承袭了清末封建文人的颓废格调。虽然在体裁上有时采用新诗形式，但却完全不能反映出时代的进步，与“五四”运动的反封建主义文化的进击精神无缘。新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诗歌大多以社会问题为主要题材，以说理为主要特征，直抒其情的很少，以个人爱情为题材的更少。郭沫若的《女神》轰动诗坛，可是全书只有两首爱情诗。康白情、俞平伯多不以爱情诗见长：《草儿》一集只有两首爱情诗；《冬夜》里只有五首属爱情诗范围，这些诗不脱“寄内”、“忆内”情味，和抒发未婚青年恋情的诗毕竟不同。“湖畔诗社”四诗人中其他三位写爱情诗起步稍晚，收入《湖畔》中的爱情诗只有六首，数量既少，质量较之汪静之所作亦逊一筹。文学研究会八诗人合集《雪朝》收诗近二百首，其中只有八首爱情诗。散见于当时报刊的爱情诗偶有所见，毕竟影响不大。[17]
有的研究者认为，早期新诗运动中的胡适、沈玄庐、刘大白、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诗作，虽然已经开始注意到现实人生的具体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包含着浓厚的启蒙精神。但是，他们一是还不能摆脱“绅士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怜悯观念”。二是又不能完全冲破旧体诗格律上的拘束。因此做起诗来，既缺乏鲜明的时代精神，又不能在诗体语言上放开手脚，真正解放自己。而汪静之与当时写情诗的旧文人不同。他才二十岁，他的思想完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熏陶之中形成的。他的诗具有高度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热情。[18]
综上观之，汪静之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着特殊意义。
收稿日期：2002-05-18
标签：诗歌论文; 蕙的风论文; 汪静之论文; 汪静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爱情诗论文; 道德论文; 爱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