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研究中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以金碧社区的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范式论文,金碧论文,社会工作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有规律的实体。“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实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推到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注：华勒坦等：《开放社会学》，牛津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页。）到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发表，他采取了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将实证研究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证实了许多先前的假设。（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彬博士2000年8月授课内容。）“在20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位一体，从而巩固了他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注：华勒坦等：《开放社会学》，牛津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页。）因此，直到今天，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仍以实证研究为主。
社会工作研究是指“为了发展社会工作而进行的研究”。（注：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方向不同。社会工作源于社会慈善事业和睦邻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是一门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通俗地说，社会工作是“先有实务，后有理论”，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务。因此，“对人和社会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科学家不能通过寻找真理和本质、而是通过获得知识来理解自身和人类社会”。（注：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侧重在实践中助人自助，试图通过帮助受助者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恢复其社会功能。社会工作研究就主流的方法论而言，由于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找到一种放之四海为皆准的助人方法，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各种非实证范式的观念——“投入理解”（韦伯）、“共识真理观”（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哈贝马斯、阮新邦）、“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地方性知识（吉尔茨）、“强烈的价值介入”（韦伯、哈贝马斯、阮新邦等）、建构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的视角（这些概念参看后面的具体阐释）。
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也就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虽然应该侧重非实证研究和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虽然笔者认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笔者非常赞同林斌先生的观点：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解决，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可以用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彬博士2000年8月授课内容。）
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可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下面笔者以金碧社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居委会）的研究为例，具体阐明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方法论的选择
方法论是根据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是思维层次上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注：袁 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首先必须认清价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区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时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个中立的态度和旁观者的姿态去参与工作，而应该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区中做“深度访谈”，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样形成的认识最终才能有效地指导当地人的实践。比如我们发现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这个“五心”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和共识真理观，它不一定适合其它的文化处境，但一定适合金碧社区的实际情况。
这些认识的获得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实证方法论，我们坚信在金碧社区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于其他地区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寻一种永恒的规律，但只要我们愿意理解和沟通，就会达成共识。
在这里的“五心”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当地经验中提升理论，“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注：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这样我们的介入就会更有效。取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需要我们提供整体的说明和量化的数据，我们不能用个别的案例来回答政府的评估，否则政府很难下决心支持我们的项目。
例如，我们对金碧社区的戒毒工作进行评估时，用大样本调查的方法评估“治疗效果”和“戒断巩固率”：
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毒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断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2年以上戒断巩固率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注：选自金碧社区提供的总结材料。）
以上结论和数据增强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颇具说服力。
非实证定性研究和实证定量研究是互补和互相支持的。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如果是探索规律，评估结果可能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如果是干预研究，则较多地采取非实证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也可以两种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论的选择中，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也是非常有效的。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会思潮。女权主义“对解构主义、语言和话语权力的问题的重点研究，使我们对叙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认识到权力的地理——政治关系是第三世界妇女建构成‘她者’的根本原因。后现代女权主义因对普遍认识持怀疑态度，它对不同观点及解释较宽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注：马元曦主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三联书店出版，2000年版，第74页。）女权主义方法论对我们的启示：在知识的建构中应该有女性的声音；用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可以令我们得到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视角可以令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以增强女性的权力。（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彬博士2000年8月授课内容。）在金碧社区的戒毒学员中，我们非常注意倾听女性、少数民族的声音，注意“贴近”他们，“与他们一起”叙述，使他们成为戒毒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者。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现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是具体地被建构出来的；在认识论上持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是创造出来的；在方法论上持阐释的辩证的方法论。（注：陈向明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运用扎根理论试图建构一个新理论模式，然后再用这一模式指导实践。（参见具体研究方法部分）
范式的选择
社会工作研究是一个多元范式的并存，但应该侧重另类范式（主要是指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实证范式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可以被证实。社会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规律，可以采用实验的、操纵的方法论对假设进行证实，主要采用计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实证范式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层面的问题研究。
各类非实证范式（另类范式）使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丰富多彩。
各种非实证范式都强调解释中的理解 后实证范式强调知者对被知者可以进行“客观的”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理解行为者的内在动机，主观地判断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注：袁 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到了社会定义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构范式更强调“投入理解”，互为主体，理解是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注：陈向明著：《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兹强调“在解释之上的理解”，“格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注：〔美〕格尔兹著、王海龙等译：《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非常注重对“地方性知识”（当地人的知识）的创造性阐释和双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话语和感受。
金碧社区一名戒吸学员曾真诚地对笔者说：
从第一期活动起我就参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动我还是坐在这里。说实话我曾经也有不想来的念头，为什么坚持下去了呢？因为这里给了我一个期盼，我们来这里能够真正找到自己，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我做人的尊严，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可以昂起头、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们不需要躲躲闪闪、贼头贼脑，我们可以很得体、很体面地站在别人面前，有一种人的尊严的回归。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样，一天到晚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来到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开阔。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来这里的，但他们的真心话是不愿意对自己父母讲的，在这里我们就愿意对陈大姐、李伯伯说。我觉得人一旦遇到困难不说出来太难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别强，只要别人信任我，哪怕一点点，我都会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欢到这里来，我来到这个“家里”可以从李伯伯他们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这个“家”的含义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在这个“家”里自己身心舒畅、人格得到尊重。这就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所以，我把这里称为“家”。（注：根据金碧社区学员的录音整理。）
通过批判阐释建立共识真理论（哈贝马斯语）这也是非实证范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地方性的。哈贝马斯认为“共识真理论和相应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触觉的客观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绎的基本现象。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成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注：阮新邦著：《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我们通过在金碧社区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阐释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识真理观——金碧模式实质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爱亲情的‘仁爱’精神。”
价值介入是非实证范式讨论的核心问题 人们对于“价值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实证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好坏与善恶，而只在于判断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而人文主义者则反对“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社会研究应当像人文学科那样为人类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注：陈向明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韦伯认为研究者在选题时应该“价值介入”，而研究过程则应“价值无涉”。
20世纪的诠释学者，特别是伽达默尔（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的哲学阐释学提出了“双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贝马斯（本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批判理论所倡议的强烈价值介入论”，这与韦伯的价值介入已经完全不同了。
作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必然涉及“应当如何”的主观愿望，而服务对象也会有自己的态度，所以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时，必然有两种价值判断：一是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案主，这很可能引起价值冲突；二是先处境化地“双向理解”，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是最理想的价值介入状态。
价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在“家庭般温暖”的社区环境中，有时也存在工作者对学员的价值操纵（家长作风），缺乏平等意识、学员自决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试图在社区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价值观的整合。
因此，对价值观和文化的警惕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责任。
研究方法的选择
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实证范式与另类范式，从总体而言有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质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笔者非常同意陈向明先生的观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相辅相成之处”（注：陈向明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在实证范式中主要是计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质的方法；在另类范式中主要是质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计量方法的使用。根据本文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中，除宏观政策研究和回应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实证的计量研究方法外，实务层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在众多质的研究具体方法中，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层描述”、过程中“扎根理论”方法和后现代思潮下的“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研究最具深远意义。
在质的研究中，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风格，其主要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
金碧社区研究中“扎根理论”的具体运用：
第一步：一个真实的金碧社区——居委会、戒吸班、吸毒学员、政府官员、规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样的观察方式——与学员和工作人员交谈、观察和个案记录、录音等，对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第三步：形成底层理论——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论——把爱心、真心变成对学员的尊重；把耐心、信心变成对学员价值的肯定；把心换心变成双方的一种平等意识、一种同理的态度。
最后，让我们关注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等首先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动研究在今天对社会活动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因为行动研究的目的是改进行动的质量；强调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注重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注重参与和对实际行动的反思。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国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社会工作研究应该关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社区行动等。行动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金碧社区的研究，我们首先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戒毒学员等共同组成行动研究小组，通过双向理解和沟通进行评估，制订行动计划，再根据计划具体介入，从实践中提升并发展理论（经验型的）；第二阶段是把发展出的理论付诸行动试图创新和反思。最后通过反思又使经验性理论得到提升（产生新的金碧模式）。
附记：本文是作者参加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高级文凭课程的专业论文，由北京大学林彬博士和香港理工大学阮曾媛博士指导，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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