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夏分立的地缘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西夏论文,试论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11至13世纪由文化相对落后的党项人（羌人之一支）建立的西夏国，分立于祖国西北地区。其与宋、辽、金对峙长达近200年之久。也有曾经盛极一时的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雄居其西、南两边。在这样的政治地理环境、相对较差的自然条件、稀少的人口和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西夏长期延存使后世颇觉神奇。本文试就西夏的地缘条件作一分析，为解释西夏的存在提供环境条件的佐证。
一 西部强大民族的衰落为西夏扩张立国提供了“舞台”
早在西夏之前，就有回纥（唐元和四年改称回鹘）和吐蕃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雄居祖国西北和西南，它们对唐朝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夏在成长过程中与这两个少数民族的矛盾也最为突出。但由于后两者从唐朝后期到两宋逐渐分化衰落，因而有于利于西夏的兴起。
回纥是7世纪在推翻突厥、击灭薛延陀等政权后，在漠北成长起来的一支铁勒部族。8世纪中叶，其控地东到额尔古纳河，西到阿尔泰山，南到大漠。9世纪初，其辖境人口达四五十万。（注：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安史之乱暴发后，回纥助唐先后收复了东西两京。通过战争中的掠夺和唐朝每年的赐赠，回纥统治者有充足的物资过奢侈的生活，并腐化衰败。史载：“初，回鹘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唐赐遣丰腆，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注：《宋会要辑稿·蕃夷卷四之九至十》。）9世纪30年代，回纥内部发生内讧，加之饥荒瘟疫、大雪等灾害，840年，在黠戛斯打击下，部族逃散，除一支由乌介可汗带领南迁外，其余分三支西迁：一支奔葱岭以西楚河，一支奔安西（称西州回鹘），一支奔吐蕃（实为吐蕃占领下的河西走廊，因其部落以甘州为中心，称甘州回鹘）。后两者与西夏王国都有密切关系。西夏开国前为夺取河西地区而与甘州回鹘继续战争30年，立国后又与西州回鹘相邻。
回鹘迁入河西后，由于灌溉水源充足，水草丰美，农牧业有显著发展。史载“其地宜白麦、青稞麦、黄麦、葱、韭、胡萝”，并且“以橐驼耕而种”（注：《文献通考》卷二四七。），但畜牧业仍占主要成份。同时也实现了由游牧向半农半牧的转变。其次是回鹘居丝绸之路东段，贸易使其商业发展。生产力和物质水平的提高为回鹘抗夏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1028年，甘州回鹘在西夏的打击下最终灭亡。原因之一是回鹘内部缺乏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公主、宰相、枢密使、都督、巡检、将军等都独立地掌管一部分人口，握有很大的政治经济权力。很难组织统一有效的抵抗；原因之二，甘州回鹘没有联合吐蕃共同抗夏，甚至因为吐蕃首领唃厮啰纳不起聘礼而拒绝与其和亲，使双方交恶；原因之三，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河西的生产遭到破坏，丝路贸易也明显降低，甘州回鹘难以支撑。（注：段连勒《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4期。）西州回鹘也无大作为。终西夏一代，虽与其相邻，然始终未构成边患。
7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在西部兴起。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大举扩张，占领了陇右、河西、西域等地区。在8世纪末、9世纪初极盛时的疆域北至天山山脉及今中蒙边界，南至喜马拉雅山脉南缘、横断山脉北部，东至贺兰山、四川盆地西缘一线，西至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地区。辖境内人口达400万。（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8世纪末，王弃松德赞普死，吐蕃陷入内乱。9世纪中叶统治阶级内部分为两派，互相战争。此后吐蕃本部、河陇一带又先后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彻底崩溃。史载唐末“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注：《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其人口亦大减。
回鹘在河西强大起来后，河西的吐蕃势力只有集中于凉州城外的“六谷部”。10世纪末，潘罗支被六谷部推为大首领，联宋与西夏抗衡。1015年，西夏攻陷凉州。六谷部余众逃往湟水流域依附唃厮啰。吐蕃在东部的政治中心遂南移至河湟地区。唃厮啰因为赞普之后而被河湟豪酋李立遵等拥为赞普。唃厮啰初居邈川时，史称其“有胜兵六七万”（注：《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1035年，在有名的猫牛城大战中，虽以唃厮啰智胜，但起初“厮啰知众寡不敌，壁鄯州不出”（注：《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西夏元昊称帝不久，宋一再使人往唃厮啰，使背击元昊，“厮啰知不可攻”（注：《西夏书事》卷七；《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可见其势力不很强大，而这正是其政权的上升时期。公元1050年，辽遣使“与即唃厮啰约举兵取河西，……唃厮啰辞以道远，兵难合。乃止”（注：《长编》卷一八八。）。河西富庶之地，厮啰缘何不取？除了其势力不敌西夏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唃厮啰家庭分裂。厮啰凡三妻，前两位系李立遵之女，生子瞎毡、磨毡，第三妻乔氏，生子董毡。李立遵死后，李氏失宠。瞎毡、磨毡与父结怨，分别据有河州、邈川，各抚其众，“厮啰不能制”（注：《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有此一重矛盾，唃厮啰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巩固自己家族在河湟的统治地位。因而其虽频频联宋，然对攻夏“终不能有大功”（注：《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1065年，唃厮啰卒，董毡袭位，瞎毡、磨毡各拥众据城邑，于是河湟吐蕃分裂为三，部众多有逃亡西夏者。此一重分裂对西夏至为有利。一度曾使夏蕃关系极大松动。1083年董毡死，其养子阿里骨继位。这时唃厮啰家庭血统与非血统之间的矛盾爆发了。阿里骨为转移矛盾，联合西夏收复熙河六州之地。这对于遭受董毡后期严重打击的西夏来说又是一个喘息的好机会。1096年阿里骨死，子瞎征继位。瞎征喜诛杀，部族携贰，湟水流域吐蕃陷入了分裂混乱状态。至此吐蕃已不复成为西夏的对立面，相反其与西夏联合而展开了与宋的战争。
吐蕃自9世纪以来的递次分裂，一层比一层深刻而彻底，这为西夏新政权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二 两宋时代我国境内的政治地理形势有利于西夏的分立
两宋时代的政治地理表现出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长城体系被打破，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共存于“中原”范围内；二是此前几个世纪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带动了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因而宋王朝能够偏安一隅；三是河西走廊被西夏占领，使宋朝失去了控制中国西部的基础。
长城是一种严密的防御体系。它以定向排列的烟墩（汉称烽燧）、障塞敌台等作为重点防御或攻击点，由点到线或以城墙相接或以天堑相连，再由线到面把军事重镇、关城、隘口甚至指挥中心——京城联结起来，形成军事上互为攻守、信息上互传互递快速反应的一个严密的军事体系。汉文帝时匈奴入侵，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明朝更通过烽烟与炮声结合传递准确的敌情。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以狄之所短（攻城），夺其所长（野战）”，确实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守边备塞劝农为本策》等史料中都得到反映，也正基于此，秦、西汉、隋、明等朝代大规模地修筑长城，甚至唐玄宗时也修长城以拒契丹。不光是中原王朝修筑以抗御狄夷，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曾以长城来防御更北方的少数民族。
长城位址设置得当可以增强防御功能。秦汉长城基本上是荒漠和草原的分界线。明长城也仍然是“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使虏绝牧，沙碛之地筑于外，使虏不庐”。长城与自然地理界线重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北方少数民族南来攻城，必得远涉沙碛，到长城下，风沙荒漠，饥土疲马，而为强驽之末；其次，处在长城以北荒漠中的游牧民族既缺肥沃的土地又缺有技术的人口，农业难以发展，而只能以畜牧经济为主，极不稳固，难以形成强大持久的政权。
自从五代时，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长城体系被辽打破。宋朝政权在长城以内与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在东部北宋与辽共平原，无险可守，受到契丹骑兵的严重打击。“北族以骑胜，宋非不知，故北宋防辽，常开塘泺以限马足”（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这种努力比诸长城的整体功能就显得微弱。澶渊之盟后，虽有宋辽百二十年不交兵，然而辽国如悬在北宋头上一把利剑，使其始终不能有所懈殆。这种掣肘也使北宋很难集中精力来专事对付西夏。
进入长城内的契丹人到太宗时即有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道宗时，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十四次获得丰收，积粟几十万斛。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都设置了和籴仓，粜陈籴新，各处所积不下二三十万石（注：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辽有60%多的汉人，又有燕云十六州适宜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且五京都分布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促进了它由漠北的单一畜牧业向在长城内的农牧并重发展，更增强了实力。这是宋朝不能克服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城界线打破，使进入长城内的少数民族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尤其是政治上的进步对其国力的增强难以估量。夏、辽政权在与汉文化长期的融合过程中，使其原来的奴隶制度被较为先进的封建制度代替。辽在10世纪末圣宗时代就开始逐渐走上封建制道路。西夏自建立起，就同时存在着奴隶制和封建制，到12世纪后夏崇宗、仁宗时，封建制更占据统治的地位。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政权，也是在灭辽和北宋，进入长城以内后，才开始走上封建制的路子（注：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
中国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方以及跟着的文化中心和政治重心的东南移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是两宋时代政治地理的另一显著特征。东汉以后，北方频繁的政治动乱和战乱使人口大举南迁，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以致隋、唐、北宋已要凭籍漕运由南方向位于黄河流域的京都输入大量粮食。包丝洛在她的名著《农业发展的条件》（注：陈良佐《择地顺时——农业的自然环境》，《中国文化新论·经济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中认为：原始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造成的。耕作制度的改变，从长期休耕，渐渐转成短期休耕，由休耕到连年耕作，连年耕作到复种，都是人口压力使然。西汉时60%的人口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关东地区。隋大业五年（609年），北方与南方的户口之比大致接近于6比4，到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为5比6，南方超过了北方；北宋初年（980-989年），大约是4比6，到元丰年间（1071-1085年）已经扩大到34比66。（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人口数量增加，是促进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加上南方气候温暖，生长季长；雨量充沛，河湖密度大，发展灌溉条件便利；土壤肥沃等自然条件，使南方的经营在隋唐就成效显著，到南宋时代，已实现了稻稻、稻麦复种，是我国农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也是人口压力和自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的进步。陈正祥先生称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为“逼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注：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到宋代，南方的文化确实在北方之上。宋人晁以道言：“庆历年间人材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司马光与欧阳修为贡院逐路取士之争议，已反映出当时南方文化远比北方发达（注：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汉文化在南方的长足进步，使宋室后继统治者苟安一隅，不似此前一样为在黄河流域争正统而不懈斗争。
在两宋，尤其是北宋南北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大运河，它克服了我国大江河流多自西东流而难以南北相济的缺憾，勾通了黄河、淮河、长江甚至钱塘江，与唐宋时代物质文化交流的主方向吻合，促进了南北交流。北宋时汴京四面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呈辐射状。其漕运的粮食“以亿万计”，不但供给三军，而且还要满足京师士庶。这也是北宋建都汴梁的最重要的原因。张方平论其为“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但“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然北宋是历史上黄河含沙量高，决溢泛滥最严重的时期。黄河水中挟带的泥沙在汴河中淤积极为严重，每年都要挑浚泥沙，并且加高培厚河堤（注：《宋史》卷九三，《河渠志·汴河上》；卷九四《河渠志·汴河下》。）。春天由淮入汴常因水量不足而阻碍漕运，夏秋水量大时又因洪水而不能通航。11世纪中叶以后，汴口春开秋闭，每年只有一半时间通航，因此航运价值大受影响（注：邹逸麟《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漕运滞涩，南粮不得尽行北济，宋朝对于夏辽的进攻和防御就大受影响。
由此可见，宋代南方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是其重心南移的引力，而北方自五代至宋初的频繁战争，生产力破坏和少数民族入侵则是推力。北宋建都汴京，一是为了利用运河获取南方经济发展的成果，二是为了对付东北强大的敌对政权——辽国。这给西北的西夏以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北宋咸平初年，夏王李继迁攻打灵州，宋真宗诏群臣商议，有大臣明确主张放弃灵州，退守环庆（注：《宋史》卷三○五，《杨亿传》。）。元丰四年（1081年），宋五路军进攻灵州，种谔、王中正军因供给不足而溃败；刘昌祚的泾原路军进驻灵州城下，因受环庆路军首领高遵裕节制，坐失攻城良机。五路大军压境，终因北宋朝廷鞭长莫及不能审时度势而失败。此后，北宋再难有如此举动。
两宋时政治地理形势又一特点是河西走廊这一汉唐两代平靖羌胡打通西域、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意义的地区落入西夏手中。河西走廊南北非崇山峻岭即茫茫沙漠，而唯有走廊为洪冲积平原，地势土质尚好，又有祁连山融冰化雪之水，宜农宜牧，成为古代西北重要的经济区，也是汉唐丝绸之路的最佳途径。
西汉以来向河西走廊大规模的移民，使这里开发成效显著。唐代武后垂拱二年（686年），陈子昂至河西甘凉等地，其言：“地广粟多，……苍田广野，仓庾丰衍。……但人力寡乏，未尽垦发。”（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开发尚不充分，即有如此之成效，说明河西走廊的农牧业生产潜力巨大。《新五代史》称“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注：《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传》。）是中原战马的供应地。从《宋史》和《宋会要辑稿》的统计，从961至1026年，河西地区先后39次向宋朝贡马，其中有数目记载的11次共贡马12430匹。咸平四年何亮上安边书中指出：“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后，无匹马南来，咸取足于西戎，……夏贼桀黠，服从诸戎，俾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四。）这也成了后来北宋不得不开和市而不能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的弱症。宋不能得河西走廊之利，反而使西夏因拥有河西地区而经济能力增强。
在政治方面，汉武帝“凿空西域”，即为“隔绝南羌、匈奴”，使其不能联合为患。唐代回纥与吐蕃也想越过河西，而共同打击唐王朝。北宋时，西夏也曾与吐蕃联合打击宋军。正如顾祖禹所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其斥西域城”（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河西四郡与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着每一个中原王朝的盛衰，保住了这两个地区，就是一个兴盛的朝代；反之，就是一个衰败的朝代。
在军事方面，宋有河西可以形成对西夏的夹击，反之西夏据有河西则无后顾之忧。咸平四年，兵部尚书张齐贤上言真宗：“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在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丑之势减矣。……若缘边兵得及五万余，更诱蕃部，逾十万，但彼出则我归，东备则西击，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注：《长编》卷四八。）做宰相后，他又上真宗曰：“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唯西凉而已”。“真宗有其议，……俾犄角攻讨”（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八，安边御寇唃厮啰。）。于是形成了宋与河西吐蕃等少数民族的联盟，也曾取得了击毙夏王李继迁的胜利。西凉六谷部瓦解后，甘州回鹘又成了牵制西夏的一支重要力量。宋景德二年，回鹘大败西夏张浦军，祥符九年又攻下西夏统治的凉州，这些都给西夏以严重打击。西夏夺取河西后，则势力更涨。经过几年的休养之后，便与宋展开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大规模的战役。宋“三经大战，军覆将死，则用空虚，天下嗷嗷，困于供给”。更严重的是使西夏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权和宋无法去除的西北边患。正如吴广成所言：“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腰，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根固”。（注：《西夏纪》卷七。）
三 西夏国土的政治地理特征
西夏的国土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注：《西夏书事》卷一二。），或称“方二万余里”（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这一广大范围内所包容的土地类型、人口数量、社会形态和对外边界的特征等等是西夏立国的根本。从西夏版图的形状看，近似于长宽比为二比一的长方状，周围边界均向外突出，具有稳定性。
西夏北部与辽界于今天的中蒙边界中段附近，以北是辽国的上京道，兵力布署薄弱，且距边境遥远。这条界线从西汉到今天的两千多年中，是一条相对稳定的政治界线。从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到契丹在中原王朝强大时，都基本以此与中原王朝（或其它政权）为界。边界的两则是寸草不生的戈壁。在这样一条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带的中央形成了一条自然政治等压线。要越过这条线必须粮草饮水俱备，很不容易。但西夏境内有两条河流向北伸各北部边界，东部是黄河，一直延续到阴山山脉南；西部是弱水伸向居延海。它们是地处漠北的少数民族向南扩展的“桥梁”。在这两条河流延伸的最北边，都是富庶的农牧业区，即居延垦区、河套垦区，如同两个“桥头堡”。若守住这两个地方，则军队无供需之急、远涉之苦，可以逸待劳。元昊建国初在居延的黑城置有黑水镇燕军司，在阴山南麓有黑山威福军司。
西部边界以北山的西侧和罗布荒原的东侧与西州回鹘为界。这两者之间即是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故道，其位置大致在今疏勒河以北。成吉思汗最后一次进攻西夏其中一支就是从西辽境内沿着这条道路进入河西走廊。所以说西夏的西界主要是把住这一咽喉。
西夏西南以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为界与吐蕃和黄头回纥相邻。祁连山支脉大雪山东西横亘于边界上，其整体高度由海拔4000米以上向北降至河西走廊的1000米左右。其坡降大，坡度陡峻，在宋代其上森林灌丛茂密，山顶冬半年有积雪覆盖，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在这一边界上主要是守住武威的庄浪河谷口、张掖的扁都口、敦煌的当金山口等几个重要的山口。当金山口的南侧是黄头回纥，因其保持半部落半独立的状态，且人数只在数万，因而对西夏构不成威胁。河西走廊中段民乐县南的扁都口是由高原进入走廊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由长安出发，经西宁即由此进入河西走廊。这也是西北的少数民族经合罗川进入青藏高原的必经之地。元昊建国初在这里置“右厢甘州路，以三万人备西蕃、回纥。”（注：《西夏书事》卷一二。）
11世纪初，西夏击败凉州吐蕃后，元昊在庄浪河谷口设置了卓啰和南军司专门对付河湟吐蕃唃厮啰政权。这里是祁连山东段的出口，也是青藏高原由海拨4500米以上向陇右地区海拔2000米左右的过渡地带，是吐蕃王朝时期由西藏腹地通往周边的四条重要路线之一（东北路线），8世纪吐蕃攻唐即经由此。
西夏的东南边界在黄土丘陵地区，先是与强大的北宋王朝对垒，靖康之难后又与金国对峙。这段边界推拒变化较大。在西夏前期强大时，基本上以黄河一级支流的分水岭为界，如柔狼山、天都山、乐山（今罗山）、横山（今白芋山）等。西夏据险固守，使强大的北宋军队一度莫能克服。11世纪末，宋朝从西夏夺取天都山和横山一带后，战局形势一下子发生重大变化，严重威胁西夏。这一边界的重要性正如曾布所说：“朝廷出师常为西（夏）人所困者，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灵州，既无水草，又无人烟，未及见敌，我师已因矣。西人之来，虽已涉沙碛，乃在其境内，每于横山聚兵就粮，因以犯塞，稍入吾境，必有所获，此西人所以常获利。今天都、横山尽为我有，则遂以沙漠为界；彼无聚兵就粮之地，其欲犯塞难矣”。（注：《长编》卷五○○。）因为这一边界不如西夏北部、西部、西南边界那样自然特征明显，又与其最强大的敌人相邻，因而也是西夏兵力集结，战事最频的边界。西夏在这一边界置有西寿保泰军司、静塞军司、嘉宁军司、祥祐军司、左厢神勇军司等。（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真可谓重兵把守。
西夏的东部边界在河套以内以鄂尔多斯东缘、河套外以阴山与辽为界。沿黄河及后套是进入西夏的便捷途径之一，元昊在建国初，“自河北（黄河今乌拉特前旗至土默特右旗境）至午腊蒻山（今大桦背山）以七万人备契丹”。所以河套北固若金汤。在河套东“夏国与契丹仅隔大河，尚无城堡可守”。何况辽在河套内还有金肃州、河清军作为桥头堡。西夏这一带的边备也很松弛。11世纪中期，在夏辽河套的两次战争中，契丹都是从河套内鄂尔多斯东北入攻西夏。并长驱直入贺兰山，甚至兴庆府，重创西夏。此后由于西夏重视修复和维护夏辽关系，这条边界争端不多。
统观西夏四周边界，多为险山恶地，地文特征显著，而西夏又善于利用。西夏生产发达、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河西、河套地区被沙漠戈壁、高山丘陵等包围，而置于西夏腹地，拉开了战场与农田牧场的距离，使生产受战争的影响相对较少。这种地缘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对西夏来说是潜在的、巨大的。但在其边境上也存在一些与周围国家通畅的关隘。西夏没有根据变化的形势充分估量这些关键部位的作用，而导致了一些重大失败。
四 结论
唐宋以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衰落，强大的少数民族相继在东北部兴起；加之东南地区的长期开发成绩显著，经济的发展带动文化的迅速进步，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随之东南移，因而给西北部的西夏政权的形成和延续以良好的时机和环境。西夏本身的地缘环境也有利于这一政权的巩固。其国土范围内既包括祖国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最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又有地文特征明显的边界来防御周边政权或势力的入侵。因此，西夏立国长久也有重要的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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