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储蓄—投资转化率和投资效率双低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形成、劳动投入、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相应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1]。哈罗德认为，“人们愿意储蓄多少决定着经济增长率。”[2]储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在储蓄的作用下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率来表示。哈罗德模型清晰地揭示了储蓄、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种理论用简明的方程式来表达。高储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经济发展中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石。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储蓄率达到10％以上”列为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之一[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高速增长，国民储蓄“功不可没”。国内学者实证分析显示，1978—2003年资本年均增长速度为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在GDP年均9.4％的增长中贡献近6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仍将是一种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推动“十一五”期间以及2010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仍将是快速的资本形成，其贡献率约在60％到70％左右[4]。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就一直保持在32％以上的高水平，并且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04年甚至达到47％的高水平(见图1)。作为发展中国家，高储蓄是中国最现实的、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增长来源。因此，储蓄向投资的充分转化和高投资效率是现阶段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环节。
一、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形成了低水平买方市场。在低水平的买方市场的背景下，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两大突出问题，非常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1.储蓄一投资转化率低：国民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有效投资。从1994至2004的10年中，我国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投资缺口10年连续为负值(见图1)。
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的恒等式，净出口等于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即：
X-M＝S-I
国内储蓄持续过剩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就表现为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即存在净出口。净出口增加意味着我国对外净债权，而这其中很大比重是对发达国家的债权，亦即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金，这是非常奇特的金融现象。
反复出现的经济波动容易使人们把投资与经济过热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误以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在于投资数量过大。从国际经验看，任何高速度的经济增长都需要更高速度的投资。在1955—1970年，日本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其中有4年的投资率超过40％，个别年份甚至接近60％。在此期间，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0％—20％之间[5]。同样，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都相继出现很高的投资率。当然，这些国家在当时的投资质量和效率都很高。与这些新兴国家相比，我国投资显然不足。由于投资不足，资金缺口持续出现负值，稀缺的资源被大量输往海外，没有用来提高本国居民福利和本国经济建设。从长期来看，这对我国资本形成和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民生福利的改善都非常不利。
2.投资效率低。投资效率反映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被有效利用的程度。在微观上可用企业资本收益率作为衡量投资效率高低的指标，在宏观上可用增量资本产出率作为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
从资本收益率来看。从1982到2002的20年之中，不论是所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率，还是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地，从1996年之后，所有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基本稳定在6％左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资金成本，而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还要低1.5个百分点左右，已经小于1年期短期贷款的利率[6]。
从增量资本产出率来看。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是指实际经济增长率除以投资率，其数值越小，表明投资效率越好；其数值越大，表明投资效率越差。近10年来，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一直在提高，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左右，提高到近几年的4—8，投资效率正在不断下降。按照2001—2003年平均值，中国将40.5％的GDP用于投资，实现了8％的增长率，由此可以算出增量资本产出率为5.1，也就是说，要提高1％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实施相当于GDP5.1％的新增投资。表1是我国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增量资本产出率的比较。
表2是我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投资效率的比较。从表2可以看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投资效率，我国最低。
投资低效率长期存在的结果是：资源经不起低效率的浪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将会受到削弱；效率低下的投资带来金融风险，最终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
二、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低消费率导致的市场主导的投资不足是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任何一个经济形态下，投资与消费都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不论经济活动的链条如何延长和复杂，消费始终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定时期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产品中包括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如果时间足够延长，真正能称为“最终产品”的只能是消费。而投资在短期构成总需求，在长期却形成供给能力。从长期看，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扩张情况下的引致需求，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投资的扩大就会因为消费需求的不足造成产能过剩，投资就会被抑制。这一点不仅适应于市场经济也适应于计划经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与消费紧密联系，生产资料的生产归根到底是为消费资料生产服务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以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为市场，如果消费资料生产没有发展，增长的生产资料归根到底就会没有销路，生产资料生产也就难以发展。如果一味地投资搞扩大再生产而压抑消费增长的话，社会再生产的正常循环就会被破坏，就可能引发经济危机[7]。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为实现赶超的目标，计划部门片面压低消费率提高积累率，结果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现代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投资的目的是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企业根据投资的预期收益与投资成本的比较来决定是否进行投资。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必然会降低产业传导链条上各个企业的收益，甚至不能抵补投资成本，企业的投资意愿就会减弱，投资需求就会降低。如果此时企业还一味地投资搞扩大再生产，那一定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相反，消费的增加可以拓宽产业发展和企业投资的空间，提高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意愿，拉动投资的增长。
自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储蓄率也在逐步提高。储蓄率高为投资的扩大开辟了广阔的源泉，但储蓄率持续高，消费率必然持续低。改革开放后，消费率首先经历了一个增加的过程，然后就进入了一个不断降低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在80％左右，而我国1990—2001年间平均消费率不足60％。2000—2004年中国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55.4％、53.0％。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消费率一般为70—80％左右。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两者占GDP的比重分别称为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我国最近20多年来，二者比例的变化不大，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波动幅度只有约两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的升降基本由居民消费率的升降决定。这样，居民消费率偏低，必然使最终消费率偏低。我国居民消费率之低，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2002年仅为46.81％，全世界平均水平大约为60％左右。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分析，人均GNP在1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61％，2002年我国人均GNP已接近1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还只有46.81％，比国际平均水平低得多，甚至比国外居民消费率最低的东亚国家还要低[8]。
市场主导的投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消费率长期偏低，使我国市场主导的投资失去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撑，导致产能过剩、供求失衡，引发企业投资利润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等问题。长期如此，消费不足的经济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低消费率—市场疲软—投资利润率下降—市场主导的投资减速—生产下降—失业增加—收入预期不好—低消费。在消费低迷、投资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银行的“惜贷”行为应该是理性的，银行的理性行为绝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的原因。
我国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有效投资的问题也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广为关注。武剑(1999)从我国资金的供求关系分析了投资压抑的形成原因，认为政府对投资规模的过度压缩、银行的大量坏账、信贷偏向等是主要原因。肖红叶、周国富(2000)则从储蓄缺口大小、投资内部构成以及储蓄资源在区域配置情况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储蓄一投资转化的有效性[9]。包群、阳小晓、赖明勇(2004)认为作为我国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的关键中介，我国银行体系效率低下是主要原因[10]。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低消费率导致的市场主导的投资不足是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根本原因。在消费低迷的制约下，任何其他方面的改进都无济于事。
2.政府以非市场经济方式主导投资是造成投资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和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来激励企业进行投资。在我国市场主导的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投资来填补市场主导的投资需求的不足，那么经济必将出现持续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的稳定，更影响各级政府的政绩。在政绩的激励下，各级政府采取了非市场经济的方式对企业的投资进行激励，这种方式能够显著刺激企业投资。但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整个经济的自生能力非常弱，政府采用非市场经济方式激励企业进行投资的结果是扭曲投资，降低投资效率。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主要通过承担企业投资的部分成本这种非市场经济方式来激励企业进行投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承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通过金融抑制压低利率，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把70％以上的银行信贷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企业的坏账可以不还，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而银行却背上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最后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负担。尽管从上世纪末政府就着手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但2004年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810亿元[11]。
第二，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中国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征用权，他们能够以非常低的土地价格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然后又以非常低的价格给企业出售土地使用权。而失地农民的安置和生活保障又成为政府的一项社会负担。
第三，扭曲资源定价和企业不承担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由于资源定价扭曲，企业不承担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企业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环境污染与破坏为代价。企业的外部成本增加了直接或间接的财政负担。
第四，政府长期忽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企业的工资成本被降低，但社会保障欠账增加，成为中央政府的隐性债务。
政府以非市场经济方式主导投资的结果是投资效率的降低，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政府承担的企业投资成本也应计算在企业投资成本中，这样企业的投资效率必然下降。二是从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角度分析投资效率的下降。在政府承担企业投资风险等成本的条件下，企业必然会进行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投资，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即使在消费能力旺盛、存在消费热点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非市场经济的方式激励企业进行投资也会出现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十几年前，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电、冰箱等家电产品消费需求旺盛，在地方政府的激励下造成了各投资主体的投资冲动，然而曾几何时，由于投资过度，竞争激烈，很多家电生产线开工不足，甚至处于停产状态。
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就是投资效率下降，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行业产品价格大跌，效益大幅滑坡。2005年以来钢铁价格大幅下跌。与此同时，许多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效益明显滑坡，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利润大幅下降；石油加工、化纤制造、建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利润均为负增长[12]。二是存货投资增加。长期以来我国存货增加占GDP的比重为3％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该比值通常低于1％，超过1％的情况非常罕见[13]。由于存货增加主要属于非意愿性投资，因而产成品存货增加将导致企业效益下降。三是开工不足，资源闲置浪费。目前已经出现明显过剩的行业如铁合金、电石行业企业开工率已降至不到一半，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逐步下降；在未来一两年内，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低于70％，严重过剩的客车、电力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会跌到50％[14]。
三、充分利用宝贵的储蓄资源，提高投资效率
根据前面的分析，消费率低是造成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根本原因。而政府以非市场经济方式主导投资又造成投资的低效率。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提高消费率，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是充分利用储蓄资源、提高投资效率的必然选择。
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前面已述，最终消费率的升降基本由居民消费率的升降决定，提高最终消费率主要是提高居民消费率。中国当前的消费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是制度性的原因导致的过剩，为此必须从制度上着眼考虑提高消费率的措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使GDP的增长与本国居民的收入增长保持一致；千方百计提高就业率，提高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消费的后顾之忧；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消费率提高后，储蓄率会下降，现期国民福利将会增加。
降低政府对企业投资的激励。通过制度变革，加强各级政府、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减少直至消除政府的隐性担保，使政府对投资的激励降低，使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的成本，迫使企业提高投资效率。
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的政绩观。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和经济虽然有关系，但这种关系通常是一种“保持距离型”的关系。政府在法制的约束下是一个有限政府，要致力于保护产权、维护信用，从而为市场形成规则创造条件，给企业和居民良好的长期预期，为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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