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庞德的史诗与儒家经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庞德论文,儒家论文,史诗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2年，庞德率先提出意象主义这一诗歌概念，标志着意象主义运动的出现，成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发轫。他又推动了旋涡派运动，提携了弗罗斯特、乔伊斯等后起之秀。虽然庞德称T.S.艾略特“无师自通地使其创作达到现代化的标准”，但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艾略特发表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又从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中理出头绪，使《荒原》得以成形。然而这位以勇于创新而遐迩闻名的现代诗人却常常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他在这一古老文明中的求索随着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开拓而日臻成熟。1909年他母亲曾建议他写一部“西方史诗”，他在回信中问道：“西方有何德何能， 值得为其修写史诗？ ”（注： Mary
D.Rachewiltz," Pound as Son:Letters Home."The Yale Review,75(1986),p.324.）庞德毅然转向东方，在那里发现了中国人的理想。 他的《诗章》就是这一理想的宣言书。他指出，西方“需要孔子”，因为“需要的含义在于缺乏，患病者需要求医，需要某种他不具备的东西。孔子是一剂良药。 ”（注： Ezra Pound," 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Impact:Essays on Ignorance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ed.Noal Stock,Chicago:Henry Rognery Co.,1960,p.203.）
庞德在儒学里看到一种充满和谐与秩序的美，这种美在儒家经典尤其是《大学》中、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绚丽文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于是他的诗歌便和这种东方之美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庞德在中国文化中的发现不菲，但是他在西方文学中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一面反映中华文化光辉的反射镜。庞德的贡献不只在于他传播了儒学的火种，更在于他用这一古老的哲学使西方诗歌获得新生，尽到他视为己任的“我们生火的职责”；“星星之火，微不足道／却能再现光辉。”（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796-7.）在这种意义上，庞德不只是一个传述者，而是艾略特所说的“我们时代中国诗歌的一位发明者”。（注： Hugh Kenner,The Pound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2,p.446,pp.447-8,p.103,p.103,p.160.）
一、以《大学》的哲理为格局
青年庞德痛感维多利亚时代诗坛陈腐之风盛行，立志为新世纪的诗歌注入自由与活力。1909年，他在《反叛》一诗中写道“我要让我们的时代摆脱懒散，要让／力量得以再现——取代暗影。”（注：Louis I,.Martz,"Pound:The Prophetic Vcice",The Iowa Review,75(1986),pp.374-5.）
这一年，庞德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以同样一种预言家的口吻论及史诗：“史诗其实就是从一个人口中讲出来的全民族的话语。”他的《诗章》就是这样一种预言。但是1924年他在致出版商比尔·伯德的一封信中却说：“这算不上什么史诗， 只是一首长诗而已。 ”（注：
The Letters of Ezra Pound:1907 1941,ed.D.D.Paige,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70,p.380.）这首诗最后长达109章，还有8 首未完成的草稿。批评界对这部长篇巨制毁誉不一，以奥尔丁顿为代表的学者称之为“卷帙浩繁的失败之作”，“毫无主体形式可言”的大杂烩。（注：Richard Sieburth,"The Design of the Cantos",The Iowa Review,15,2(1985),p.12.）
庞德的《诗章》是否真像这些批评家所攻击的那样杂乱无章呢？庞德在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进行评论时曾指出，诗歌除了追求艺术上的精湛之外，还要达到另一种必不可少的效果，即诗人应“朝着漫无边际的混沌冲锋陷阵，呐喊搏斗，尽可能从中夺得某种秩序（或曰美）， 并应看到， 在混沌之中总有某种潜在的秩序。 ”（注： " Dr.Williams Position",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T.S.Eliot,Norfolk,Connecticut:New Directions,1954,p.396.）庞德对威廉斯诗作的这一分析，对于他自己的创作也同样适用。我们很难设想像庞德这样一位把秩序与美视为同义词的诗人会写出一部混沌之作。那么《诗章》这部长诗的秩序又何在呢？
在这场与混沌的较量之中，庞德不同于其他诗人。他不是从荷马神话等西方传统中衍生某种秩序，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把边疆推进得更加深远，推向东半球，推向中国。在这一古老的文化当中他发现了儒学，其经典《大学》特别引起他的重视。他认为这部经典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所创造的秩序。正如休·肯纳指出的：“有了《大学》，孔子的思想才形成一个体系。”（注：Hugh Kenner, The Pound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2,p.446,pp.447-8,p.103,p.103,p.160.）庞德将《大学》译成英文，其中对社会秩序的一段论述尤其令他神往：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注：Ezra Pound, trans.Ta Hio,The Great Learni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28,p.8.）
庞德深信，惟有恪守《大学》所倡导的这种秩序，才能创造出一个太平盛世。艾略特曾问道：“庞德信仰什么？”庞德的回答是：“我信仰《大学》。 ”（注： Hugh Kenner,The Pound Er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2,p.446,pp.447-8,p.103,p.103,p.160.）正是《大学》的体系为他的《诗章》提供了哲学基础。但在创作伊始，他尚未充分意识到《大学》对这一诗篇的重大意义。1917年，他在致詹姆斯·乔伊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正着手创作一首长诗，它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类别……其中包罗万象。可望今春在《诗歌》上发表前三章。不知你会作何评价。也许过于杂乱无章、缺乏乐感，难合君之雅聪。”（注： Richard Sieburth,"The Design
of the Cantos",The Iowa Review,15,2(1985),p.12.）
庞德说他的诗篇“杂乱无章”，虽然是自谦之辞，但它涉及历史、神话、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等各个领域，确系包罗万象之作。这种表面的无序之中有何章法呢？各国学者众说不一，有的在荷马和奥维德的古典史诗中寻找源头，有的在但丁等中世纪诗人的作品及其他史诗里探查依据，但这些批评家都没有摆脱在西方文化中搜寻的窠臼。大卫·戈登却在《诗章》里看到了《大学》中的秩序观。他认为这种秩序观虽然与西方史诗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却形成了一个更加简洁、清晰的结构。（注：David Gordon,"The Great Digest:A Pattern",Paideuma,14(1985),p.253.）如果说庞德在着手创作《诗章》时对这一结构还在摸索之中，而他在1937年对此已有了明确的认识。这一年，他在完成《诗章》第50章之后以《论亟须孔子》为题撰文，强调“西方需要孔子，尤其需要《大学》的第一章”。（注：Ezra Pound," 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Impact:Essays on Ignorance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ed.Noal Stock,Chicago:Henry Rognery Co.,1960,p.200.）
正是庞德所推崇的儒家理想为其现代史诗提供了明确的秩序，奠定了哲学基础。《诗章》一书从始至终都贯串着《大学》所倡导的十个层次上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其中最基本的三种秩序：修身，齐家，治国。
《诗章》第52至61章通称为“中国诗章”。《大学》的哲学思想对这部分的影响尤为显著。庞德首先用修身、自律、自强来塑造题材，他写道：
成汤登山祈祷
在浴盆之上
书刻铭文
日日新，又日新。（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64-5.）
这段诗译自《大学》章句：“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人以沐浴、洗涤身体上的污垢来比喻正心修身，革除内心的恶念。（注：据朱熹解释，孔子文中的盘为“沐浴之盘”；“铭，名其内以自警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见《四书五经》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大学章句》第2页。）
在家庭的层次上，庞德写道：“黄帝发明制砖术，／元妃首创养蚕法。”元妃指黄帝正妃嫘祖。在诗人笔下，人文始祖的家庭生活正是原始社会生活的缩影；这里不仅有黄帝夫妇，还有人文第一家庭的其他成员及其艺术活动：
他于公元前2611年，
测定排箫长度
削竹管以制律吕
他立四妃，有廿五子。（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p.262.相传黄帝命伶伦制音律三年不成。一日伶伦路过凤岭，听凤凰鸣声悠扬。从此伶伦每日来凤岭偷听凤凰鸣叫，发现凤为雌，凰为雄，其叫声很有规律，凤鸣三声，凰鸣三声，最后再合鸣一声，共为七声。遂削竹并在竹管上钻眼，把凤凰鸣声通过管眼记录下来。关于黄帝的家族成员：黄帝的妃除元妃外有次妃女节、彤鱼氏和嫫母；黄帝共有25子，但得姓者仅14人。）
同样，庞德也用《大学》中关于治国的思想来组织题材，例如：
有巢氏教人折枝筑巢，
隧人氏搭台教人贸易，
教人结绳记事。
公元前2837年
伏羲教人种麦。（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62.）
当然，太古时代的治国不仅限于教人基本的生活技能，还要有率众抵御天灾、平息人祸的雄才大略。《诗章》第53章就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成就以及武王伐纣的伟业：
武王入商都
尽散府库之粟，
于九鼎之侧罢兵，
纵马于华山之阳
桃林之谷。（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第266页。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纣之后，“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乃罢兵西归。”“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见《史记全本新注》（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60—61页。）
在第58章里，庞德描写了明末的腐败政治，与武王的治国之道形成对照：
明之亡在于内忧而非外患，
在于内部腐败而非东北的满人。（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319.）
实际上，这种儒家的秩序观不仅贯串于“中国诗章”的始终，而且在《诗章》中比比皆是。如在第13章中，庞德写道：
一个人若心术不正
岂能匡正他人？
一个人若自身无序
岂能使其家有序？
一国之君若自身无序
岂能使其国井然有序？（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59.）
第83章描写了卡洛勒斯国王生活简朴、王后为他缝补衬衣的情形。（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528.）第84章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从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班克海德、爱达荷州参议员波拉尔、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到商末的三位贤臣微子、箕子和比干。（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第537、540、539页。John Hollis Bankhead（1872—1946 ），1930至1946年任阿拉巴马州参议员；William Edgar Borah （ 1865 —1940），1907至1940年任爱达荷州参议员；John Adams（1735—1826），1796至1800年任美国总统。）最后是斯大林、丘吉尔和范登堡。（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 684;116:540.）这三人虽国籍不同，但都与联合国有关。斯大林、 丘吉尔都是联合国的奠基人； 范登堡是密执安州参议员， 曾作为美国代表于1945年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首届联合国大会。（注： John Edwards,Annotated Index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tornia Press,1956,p.235.）第85 章又进一步列举了商朝贤相伊尹、英国名将威灵顿、亚历山大大帝、罗斯福和成汤。（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p.543,p.548,p.555.公元前1753 年伊尹辅佐成汤幼子外丙继承王位。）这些政治家都是《大学》哲理中治国这一层次上的典范。（注：David Gordon,"The Great Digest:A Pattern",Paideuma,14(1985),p.256.）但“治其国”必须建立在“正其心”的基础之上，因此庞德写道：“唯有完善自我者，方为智者。”（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545.）
虽然《大学》中各个层次的秩序在《诗章》里反复出现，但它们在交替之间并无突兀之感，而是平稳自然，充满和谐，一如庞德所信仰的体系。如果说《诗章》是一架巨大的钢琴，《大学》中各个层次的秩序就是它的一排琴键。诗人娴熟的手指往来于琴键之间，奏出一曲迷人的乐章。有时诗人触到修身养性之键，发出富于社会凝聚力的音符。例如在第93章，我们听到他的信念：“人的天堂在于他善良的天性”，（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623.）听到莎士比亚的社会本能观：“人天生是友善的。”（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 684;116:626.）有时诗人触到温馨的家庭之键， 我们听到他自己家中的声音：“孩子／走在她的殿堂里。”（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628.）在第94章， 我们听到不同时代政治家的名字：比得罗德、拉什、林肯、约翰·亚当斯和梅迪契。（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633.）还有一个虚构的名字——太武子，可能是指亚历山大大帝。（注：Carroll Terrell,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570- 1.）诗人接着又奏出罗马皇帝安东尼、康斯坦丁大帝和挪威国王马格努斯等治国的音符。（注：Carroll Terrell,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634-41.）在这首交响乐里，我们也会听到不同的音符奏出的和弦。例如第105章就不仅有俾斯麦首相和喀努特国王等政治领袖， （注：Carroll Terrell,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746-51.）还涉及了家庭这一层次：有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以及英国王室谱系图。（注：David Gordon,"The Great Digest:A Pattern",Paideuma,14( 1985),pp.256-7.）第115章虽未完成，但在其草稿中这种和谐已见端倪：“温德海姆·刘易斯宁愿失明／却不肯停止思索。”（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794.）刘易斯作此抉择是自律精神的完美体现。（注：David Gordon,"The Great Digest:A Pattern",Paideuma,14(1985),p.257.）这一章不仅强调个人性格的坚强，还通过友谊预示在家庭以及社会层次上的活动同样不容忽视：
如果一个人的朋友互相憎恨
世界上何以存在和平？
我在青年时代目睹了他们的残忍
曾为之发指。（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794.）
庞德认为和平并非遥不可及，不只属于古代的盛世，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第116章，他用“宇宙”一词象征和谐的治国之道， 因为宇宙无时无刻不在有序地运行，他号召人类：“创造宇宙／完成一切能够成就的事业。”（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795.）而要实现这一切，惟有遵循《大学》的准则：“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注：Ezra Pound,trans.Ta Hio,The Great Learni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28,p.8.）庞德在孔子的秩序观中，看到连接社会各个层次的纽带：“一个没有爱的家就是一无所有的家。”（ 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796.）这就一语概括了《诗章》全篇以及整个儒家理想。正如戈登指出的，爱是“维系修身、齐家、治国这一系列秩序的分子纽带。”实现庞德“创造宇宙”的理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简单易行，因为只要“家中有爱”，就能使世界产生和谐。 （注： David Gordon,"The
Great Digest:A Pattern",Paideuma,14(1985),p.257.）庞德把爱比成光，因为光不懂得什么叫边际。一点火光就足以照亮整个宇宙：“星星之火／不畏浩瀚的黑暗。”（注：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795.）
在庞德的《诗章》创作结出硕果的同时，他的其他著作也反复提及上述哲理。在他的心目中，这些秩序代表着一种崇高的境界：“我们西方需要从《大学》第一章学起……这一章和西方最美好的思想并行不悖。”“只为理解和珍视欧洲的历史，我们也需要孔夫子。”（注：Ezra Pound,"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Impact:Essays
on Ignorance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ed. Noal Stock,Chicago:Henry Rognery Co.,1960,p.203.）像孔子一样，庞德认为这一哲理的应用要从自身开始。“你要先使自身有序，了解自己的行为及其动因，才能使周围的环境秩序井然。 ”（注： Ezra
Pound,Jefferson and /or Mussolini:Fascism as I Have Seen It, New York:Liveright,1935,p.112.）
庞德在其散文作品中表达的类似观点，都为以上的论述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是如何把儒家的秩序观作为《诗章》的一种美学和哲理格局的。
二、以历史与神话为例证
庞德不是把《大学》视为僵化的教条，而是看作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真谛，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而是以史实揭示这种真谛并为之提供例证。这与中国文化中“以史为鉴”的传统完全相符。庞德采纳这种历史观与他从起初把史诗定义为“一个美丽的故事”到后来称之为“一篇包含历史的诗歌”的转变是一致的。这种从述事到记史的变化反映了他为现代世界赋诗的夙愿。古典史诗不应是超越时代的绝对权威；史诗的范围也要适应现代派诗歌的需要。庞德有志开辟史诗创作的新天地，他不仅以《大学》的哲理作为撰写现代史诗的一个主题，还用历史加以烘托。（注：Christine Froula,To Write Paradise:Style and Error inPound's Canto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2.）孔子修订《春秋》，为诗人树立了典范。在第82章中，庞德借用孟子的话，对那个以这部鲁国编年史命名的时代进行评论：
春秋无义战
即战线两边没有一方
完全代表正义。（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525.）
孔子身处乱世，目睹诸侯争雄、周朝名存实亡的现状，对周朝昔日的辉煌无比怀念。他仰慕两位开国君主文王和武王，对武王之弟、制定祭祖之礼的周公尤为推崇。 （注： James Burton Longenbach," A Scene of the Past:Pound,Eliot and Modernist Poetics
of History",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85,p.146.）庞德追随孔子，也对一个已被历史湮没的王朝充满眷恋。1918年初，他在发表《诗章三首》之后写道：“我愿把这首长诗继续写下去，我愿听到一个古老王朝的音乐（实际上业已聆听了）。”（注： The Letters of
Ezra Pound:1907 1941,ed.D.D.Paige,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0, p.128.）庞德像周公和孔子一样，听到前代王朝的乐曲，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大学》——中的秩序观。在诗人以史为例陈述这一哲理的过程中，“中国诗章”里的范例最为显著。这20章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百科全书。同时，中国古代往往是历史与神话互相交融，彼此难分。受此影响，庞德在《诗章》中也是历史与神话并用。上文引用的“有巢氏教人折枝筑巢”，黄帝“削竹管以制律吕”，“大禹治水”以及武王“尽散府库之粟”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其他实例还有“黄帝首创货币”，“死后葬于桥山”以及五帝中其他几位——黄帝之孙高阳（即颛顼）、曾孙帝喾、玄孙放勋（即尧）等贤帝的业绩。（
注：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62.）《诗章》是这样描写尧的：
尧如阳光雨露
观天象以定仲春
观星象以正仲夏。（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62.）
在第53章，史前传说与历史事实融为一体。在这里，庞德描写了夏朝初年的一场政变：“相妃逃亡时， 腹中怀少康。 ”（注：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 116:264.）据史书记载，寒浞杀帝相自立，“相妃归母家有仍氏，”生少康，后少康“灭寒浞而立”， 复兴夏朝。 （注： Carroll Terrell,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p.204.有宁氏在今山东济宁。）
接着庞德回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在历数从伏羲到禹等贤君之后，他记述了商初的一段历史：
成汤之时，经年旱象，
滴雨未降，
粮食奇缺，价格暴涨
故公元前1760年成汤开铜矿
制通货，币圆而孔方
散予百姓
以利其购买谷粮（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64.）
成汤铸币一方面是为了便于粮食购销，另一方面也含有禳灾目的。他所采用的货币形式隐喻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神秘信念，意在向天地祷告，祈求丰年。虽然百姓货币在手，但直到上天接受成汤的祈祷，普降大雨，赐民丰收，他们才有粮可购。上文提到的“成汤登山祈祷……／书刻铭文”也是为了禳灾。成汤这些直接或隐含的祷告都说明他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处处顺从人民的利益。 （注： Carroll Terrell, 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05.）
纣辛却与其先祖成汤截然不同，庞德在《诗章》中记述了他的叔父箕子对其苦苦谏诤：“杯盏皆是宝石／你每餐必食熊掌。”（注：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p.265.此语出自《尚书·尧典》，见《尚书》（汉英对照本），杜瑞清等译，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第30—31页。）纣王实施暴政的同谋是其宠妃妲己，他们在鹿台上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用大理石建鹿台以碧玉做门／宫殿十年才修成。”（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65-6.The Cantos of Ezra Pound,p.265.此语出自《尚书·尧典》，见《尚书》（汉英对照本），杜瑞清等译，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第30—31页。）纣辛恶贯满盈，终为周朝所灭，上文引用的“武王入商都”等句讲的就是这段历史。诗中提到的“九鼎”据说是大禹治水后所铸，上边分别刻有九州的地理山川、山精水怪，以供黎民辨认。它们既代表着华夏九州的领土， 又是一分远古的钟鼎文文件。 （注：John Edwards,Annotated Inder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tornia Press,1956,p.155.）成汤灭夏以后将其移至商的都城。武王灭商后，“于九鼎之侧罢兵”，携九鼎西归。（注：Carroll Terrell,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06.）武王对夏禹留下的这份珍贵文件所表达的崇敬，宣告了周朝将重振华夏往日的辉煌， 重申了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绝。 （注： PhilipFuria,Pound's Cantos Declassified,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p.78.）武王这种对文献的重视上承文王演《周易》的精神，下开成王、廉王重礼仪之先河。庞德这样描写成王立遗嘱的庄严仪式：
太仆为王着冕，
把玉石摆上几案，成王依案说：
“在这临终时刻，我向你们留此遗言。
保持和睦，
保持和睦，关心人民。”
寥寥十行，要言不烦。（注：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p.267.这一仪式载于《尚书·顾命篇》。见《尚书》（汉英对照本），杜瑞清等译，第306—307页。）
庞德在描写成王之子康王即位的场面时也同样把文件和玉石并列起来。这一登基典礼是由召公主持的：
召公命史官
把白紫花缎铺上几案，
玉器陈列其上，一如成王受众王子朝拜
之礼。
宝座西面几案上
展示先王遗训
以及弘璧和琬琰两种玉石，
东面几案上有华山贡来的美玉。（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p.267.这一典礼载于《尚书·顾命篇》。见《尚书》（汉英对照本），杜瑞清等译，第310—311页。）
庞德在这一页诗里把重要文件和珍贵玉石并列两次，意在强调治国之道：国君的真正财富不是他的珍宝而是指导他治国的文件。 （ 注：Philip Furia,Pound's Cantos Declassified,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p.78.）
庞德不仅列举许多中国的历史场面，还引用大量西方史实，即使在“中国诗章”里也不例外。庞德在这里详述了亚当斯家庭的历史，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范例。约翰·亚当斯曾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大陆会议（1774）、并担任过美国驻法特派员（1777—1778）、驻英公使（1785—1788）、华盛顿总统的副总统（1788—1796）、第二任美国总统（1796—1800）。（注：John Edwards,Annotated
Inder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tornia Press,1956,pp.2-3.）庞德还追溯到其祖上。第62 章从托马斯·亚当斯开始讲到亨利·亚当斯和约瑟夫·亚当斯父子。（注：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341.）1629年英王授予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宪章时，托马斯·亚当斯是接受者之一，亨利是亚当斯家族在北美的创业者，1640年，他被授予40英亩土地，（注： John Edwards,Annotated Inder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tornia Press,1956,p.3.）这处田庄最初叫沃兰斯顿山，后来几度易名：
麦丽山变成布雷恩特利，一处庄园靠近
威士顿，
沃兰斯顿成了麦丽山庄，
十头牲口四十亩地，每亩地价十先令。
第一代亨利经营六年，创立酿酒业。
约瑟夫·亚当斯子承父业，
依法令留下麦芽作坊。（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341.）
第52章中的《大学》哲理和第62章托马斯·亚当斯的遗产代表着中美文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准则。庞德把中美两种文化相提并论，读者尽可体会其中的异同之处。这二者都是开明的社会模式，但前者一直延伸到五千年前传说中的时代，后者则仅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亚当斯家族参加了独立战争，迎来了年轻共和国的诞生。正像亚当斯家族的启蒙思想和儒家的道德观并行不悖一样，这个家庭的历史和中国历代王朝也不乏共同之处。“中国诗章”这样把中美两国历史并列在一起，和《诗章》前50章中讲述的欧洲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庞德相信中美两国代表着一种“人民奋发向上”的“建设性精神”，而前50章中描述的欧洲人却“备受情感支配”，其文化是一种失败的文化，与中美两国的文明判若云泥。（注：Richard Sieburth,"The Design of the Cantos",The Iowa Review,15,2(1985),pp.26-7.）
其实，庞德不仅在“中国诗章”里，而且在《诗章》通篇中都在运用《大学》哲理与历史、神话这两个主旨，使这部史诗虽然内容庞杂，但却井然有序。诗人尽管从哲学和历史两个角度组织题材，却并不将其孤立起来，而是以历史与神话对哲理加以诠释，使这二者相辅相成。因为庞德讲述的历史与神话虽然跨越了广阔的时空范围，横贯中西两种文化，但其中“慈善的王朝周而复始，却总要回到儒家哲学上来，”尤其是《大学》主张的各种秩序上来。（注：Forrest Read,76:One World and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302.）庞德相信， 我们不仅可以在诗歌中建立这种秩序，而且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其他文艺领域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建立这种秩序。他的这个信念在《文艺复兴》一文中可见一斑。他在文章里写道：“我们的机会比达·芬奇要优越得多：我们有更多的营养，我们要复兴的不是一种古典传统，我们还有中国。”（注： Ezra Pound,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T.S.Eliot,Norfolk,Connecticut:New Directions,1954,p.224.）
三、以汉字做形象的说明
庞德对现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就是他在《诗章》里使用了大量汉字，这一创新之举赋予英美诗歌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效果。但是这种写作方式的采用不像《大学》哲理和历史、神话那样贯串全诗，而是直到第51章才出现。这种写法到20年代才成为他进行诗章创作的主体结构之一，他称之为“ 表意符号法”。（注： George Kearn,Guide to Ezra Pound's Selected Cantos,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2,p.5.）
有些批评家提出，大部分西方读者都不是汉学家，他们既没有字典等工具书，又未学过中文，要看懂《诗章》中的汉字谈何容易。（注： John Cayley,"The Literal Image:Illustrations in The Cantos",Paideuma,14 (1985),p.230.）其实庞德本人也并非汉学家，他对中文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厄内斯特·费诺洛萨，尽管他无缘结识这位美国汉学家。1913年他在一次晚会上遇到了寡居的费氏夫人，无论对于已故的费诺洛萨还是对于庞德及其现代诗歌来说，这都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由于这次会面，至此一直默默无闻的费诺洛萨日后才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次会面也为庞德展现了一个中国文字的崭新天地，之后他从费诺洛萨夫人那里得到了费氏手稿，如获至宝，立即认真研讨。这部著作使他看到汉字当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诗意，是意象的源泉。他深知他所倡导的新诗虽已破土萌发，但仍然娇嫩脆弱，正需要这一源泉的滋润才能得到活力。于是庞德开始以“表意符号法”进行诗歌创作。他虽然并未给这种方法下过正式定义，但它所强调的显然是“表达具体、形象的、言简意赅的诗意”，与“以逻辑的、抽象的表达方式”为特点的 19 世纪诗歌截然不同。 （注： Yao- hsiChang,"Chinese Influence in Emerson,Thoreau,and Pound", Diss.Temple University,1984,pp.216-217.）
庞德对汉字的迷恋有其历史渊源。多年来西方人一直梦想能有一种世界通行的语言，庞德从中文里看到这一古老梦想有望实现。他体会到构成这种语言的汉字本身就包含着古代圣贤用以表达的哲理。他自称“信仰《大学》”，因此他信仰用来书写这部经典的文字，认同见微知著，从自然界之中洞悉文字奥秘的华夏传统也就顺理成章了。 （注： Eva Hesse,New Approaches to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311.）在第51 章结尾由“正名”二字引入了《诗章》直接使用汉字的新篇章。这个词出自《论语》。（注：见《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四书五经》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论语集注》第54页。）君王问政，孔子认为首要之事在于“正名”；庞德以“正名”开创英语诗歌的新篇章，同样合情合理。庞德选择这两个字不仅仅是考虑到文体上的需要，而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伦理上的原则。（注：Eva Hesse,New Approaches to Ezra Poun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22.）虽然《大学》里并未出现这两个字，但始终贯串着这种原则，成为这部儒家经典的一个潜在的主题。庞德看到在上文所述的各种社会秩序中无不存在着这一准则。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归根结底就是在每个层次上恪尽职守。这两个字的含义就是实事求是，首先要不自欺才能不欺人。庞德曾这样诠释孔子的一段名言：“用确切的词来表达心声，也就是说不要对自己撒谎，正像讨厌恶臭或者喜爱美人一样，这又叫做尊重自己的鼻子。”（注： Ezra Pound,Confucius:The Great Digest and the Unwobbling Pivot,London:Peter Owen Ltd.,1952,p.47.此语出自《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见《四书五经》上册，《大学章句》第4页。）
在“中国诗章”开篇之前，庞德用了几乎占据整页版面的一个“耀”字，对《大学》中“明明德于天下”的哲理作了十分形象的说明。（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 116:254.）在第53章他用“尧、舜、禹”三个字，作为国君的典范；用“皋陶”作为贤臣的楷模。（注：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63-4.）皋陶曾先后辅佐舜、禹；发布命令。他在考察案情、使用刑罚时务求公允得当。（注：见《尚书·皋陶谟》，《尚书》（汉英对照本），杜瑞清等译，第70—71页。）这五个汉字从视觉上重申了庞德的理想——君臣通力合作，治理国家。
接下来的“新”字是庞德在研读汉语中的一大发现。他在莫里森编写的汉英字典中查到了这样的解释：“源于斧、立、木。清新；更新；改进；恢复良好的状态；可用于人之增进德性，草木之日日增生。”莫里森的诠释揭示了“新”字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庞德和莫里森一样，不是静止地看待这个字，而是从中看到一种动作：一把举起的斧子正去砍一株树。（注：Hugh Kenner,The Pound Er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2,p.446,pp.447- 8,p.103,p.103,p.160.）由于受到这个字的启迪， 庞德才写出了“日日新”等隽永的诗句。
庞德这一发现对于他的史诗创作意义非浅，因为他领悟到这一个字当中不仅浓缩了《大学》里的整个秩序观，而且概括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据《论语》记载，孔子在回顾夏、商、周三朝历史之后曾预言：周以后百代的历史都将重演同样的模式。（注：见《论语·为政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四书五经》上册，《论语集注》第7页。）庞德在一封信里也讲到这种“历史的重复”。 （注： Ben D.Kimpel & T.C.Dunean Eaves,"'Major Form'in Pound's Cantos",The Iowa Review,15,2 (1985),p.60.）然而，正如“新”字所揭示的道理一样：斧子是同样的斧子，动作是同一个动作，但每次举起斧子来所砍的枝叶却不同。商、周也并非前朝的复原，而是“一种新生， 有着道德上的变化。 ”（注： Carroll Terrell, 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05.）如果说这种更新精神始于在三代里面居中的商朝，“汤之盘铭”就是它的集中体现。庞德把成汤的铭文简化成四个汉字“新，日日新”，在译成英文时又进一步将其浓缩成三个英文单词“Make It New”，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信念。 他不仅在上述“日日新，又日新”等诗句旁边写下“新”、“日”二字，还在以后各章多次使用“新”字。第93章中他在“日”、“新”二字的拉丁字母拼音后用了这两个汉字：
“更新”
如汤之盘铭
更新
jih 日
hsin
更新 新（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629.）
在第94章中，庞德又在日、新二字的拼音之前分别使用这两个汉字：
制造光明
日jih
新 hsin（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642.）
在第110章中，庞德将“新”字并排使用两次。 他还把“汤之盘铭”简化成“日日新”，多次使用，成为他在诗坛倡导现代主义的一个口号。
如果说成汤建立夏朝，开创了三代当中承上启下的一个枢纽朝代，庞德也在用第53章，特别是其中的成汤铭文作为贯串《诗章》全篇的一个枢纽。第53章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在于它集中体现了《大学》的秩序观和历史观，还由于其中有这些意味深长的汉字。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庞德在第53章里只写了夏、周两朝的名字而没有使用二者之间的“商”字。（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65-8.）诗人略去此字并非由于疏忽，而是由于这一枢纽王朝及其更新精神已在成汤铭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因而毋庸赘述。庞德却把“周”字重复了两次，使第53章以这个朝代的名字结尾，并在这两个字之间使用了孔子的名字“仲尼”。（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272.）这种安排独具匠心，因为周朝有西周、东周之分。作为三代之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成熟的一代，周朝孕育了孔子及其思想。孔子生于东周末年，却向往西周初年的文武盛世，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见《论语·八佾篇》，《四书五经》上册，《论语集注》第11页。）
庞德在莫里森的字典里还发现了“旦”字，并在它旁边写道：“何等壮观的表意符号！”（注：Hugh Kenner,The Pound Er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2,p.446,pp.447- 8,p.103,p.103,p.160.）太阳跃出地平线这一视觉形象激起庞德的无穷想象，他在《诗章》里多次使用这一汉字。在第91章中他写道：“他们熟悉取火之道／ 能读懂旦tan，黎明。”（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615）
在第97章里“旦”字出现三次，其中一次是放在“新”字之下，两个“亲”字之间：
新枝
新叶 新
持斧开拓
亲ch'in旦tan亲ch'in（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675.）
庞德在这里暗示“旦”与“新”含义切近。他把这两个汉字里面的意象结合起来，从中体会到一种自由感。无论你是一个“持斧开拓”者还是一个迎接旭日的人，庞德看到其中都包含着同一种自由。对于诗人而言， 你都是“一个即将开始某种新经历的人”。 （注：
Colin McDowell,"As Towards a Bridge Over Worlds:The Way of
Souls in the Cantos",Paideuma,13 (1984),p.199.）
在这章的另一处，庞德似乎在坚持让读者务必分享几分他对“旦”字的陶醉：“……至少应当有几位人士看到这个旦 tan。”（注：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677.）
有些汉学家嘲笑庞德这种追溯词源的方法无异于“在讽刺中寻找风”。但是庞德从自然的过程中考察汉字也有他的道理，正如他在第87章中写的那样：
自然界有种种信号
无须词语加以描述
橡树叶岂能变成梧桐叶。（注：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5,98:684;116:573.）
正是这种自然界的信号“使得草籽长出青草，樱桃核结出樱桃”。（注： Hugh Kenner,The Pound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2,p.446,pp.447-8,p.103,p.103,p.160.）许多人却对此视而不见，而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所看到的东西也各不相同。生物学家看到了DNA， 但是仓颉却看到其中存在着一个自然符号的系统，某种构成语言的要素。庞德对汉字的解释酷似传说中的仓颉对这种文字的认识。尽管批评家们对庞德的观点多有异议，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些文字既然是在自然当中发现的，就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凡是有眼光的人都无法忘记这些词语当中蕴涵的力量——一种在自然的进程中存在的活力。”（注： Hugh Kenner,The Pound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2,p.446,pp.447-8,p.103,p.103,p.160.）
自然界的这种活力在于其更新的进程。冬去春来，生死相继。成汤的铭文“日日新”中所隐寓的就是这种自然的进程。正是对这一真谛的理解使庞德不倦地追求新的起点，但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一场诗学上的革命，还不如说是“一种更新，一种古老传统的复苏。”用庞德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致力于一场文艺复兴”。（注：P.E.Firchow," Ezra Pound's Imagism and the Tradi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18(1981),p.381.）他认为“凡是创新总包含某种古老传统的更新”。（注：P.E.Firchow,"Ezra Pound's Imagism
and the Tradi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18(1981),p.379.）庞德在诗作中采用汉字正是这种更新的典范。
总之，庞德的《诗章》虽然貌似晦涩，但一经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解读，读者就会感到豁然开朗。以儒家经典《大学》为主体，有中国古代历史和形象的汉字作辅助，这部现代史诗便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庞德尽管从中国文化中借用了这三种传统，但从不视之为静止的成分，而是把它们看作有生命的、运动中的要素。他在《大学》里看到一种从个人的层次开始盘旋向上、不断朝着至善至美运动的体系，他在朝代的更迭中看到了明主与暴君的周而复始。他在汉字里看到的不是一些静止的符号，而是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成汤铭文就洋溢着这种盎然生机。庞德领悟到其中的真谛，他不仅在诗中引用这一铭文、撰文时反复提及它，而且把它作为贯串《诗章》通篇的一种创作准则。在他的散文集《日日新》中，他感叹到：“美不过是一个陈词滥调与另一个陈词滥调之间的片刻喘息而已。”（注：Ezra Pound,"Notes on Elizabethan Classicists",Make It New:Essays by Ezra Pou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5,p.114.）庞德从不满足于陈词滥调， 正是他对“日日新”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实践赋予他一种化陈腐为新奇的灵感。他所采用的材料也许是古老的，但是在他的笔下它们却获得活力而能够“日日新”。虽然他从儒家经典中汲取养分，但他绝不仅仅是儒学的传述者，而是一个诗学新篇的创作者。在《林·塞尔温·毛伯利》一诗中，庞德描写了一位“力求为死气沉沉的艺术注入活力／复兴诗歌”的人物。这两行诗句正是对庞德本人一个惟妙惟肖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