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经济学——意义内涵论与外延论的辩证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知识论文,外延论文,经济学论文,内涵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2)06-0046-05
经济学的方法论明显的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主要是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其中的运用所产生的科学经济学与科学知识经济学(ESK)研究。按照基于SSK研究纲领(包含有反身性疑难)的ESK的研究与发展是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了SSK意义的有限论与外延论理论，以及迪菲德(2008)关于意义的内涵论辩护，提出两者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强调一种“外延论与内涵论的综合解释”，将为SSK与ESK的研究提供出路以及发展方向。
一、科学知识经济学(ESK)研究的发展及其困境
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从科学经济学到科学知识经济学的发展，是与从科学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相互平行的，后两者为前两者提供理论基础。所谓科学经济学[1]，它是对科学的目标如何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分析。它不考虑科学知识的本质和科学知识的内容的经济学分析，只是考虑科学研究中资金的投入等外在社会和经济因素对科学知识的产出效率和研究趋势等的相关分析。与此相对，被称为科学知识经济学(ESK)[2]的，则是指基于爱丁堡学派布鲁尔(David Bloor)等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基础上提出的对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知识的内容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前者考察科学研究的外在经济学变量因素，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内在本性；后者考察科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本质的经济学变量等因素分析，具有更为激进的一面。
从一方面看，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为科学经济学与科学知识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基础，反过来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视角为科学以及科学知识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方式。前两者与后两者的互动关系是十分明显的。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中的皇后”，并且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与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布鲁尔的强纲领提出了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认为科学家根据不同的利益形态作为激励行为的方式影响着科学知识的本质。与此相对应，经济学家也用利益解释微观个体的行为和结果，微观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方式显然是它们共同的解释基础，这充分说明科学经济学与科学知识经济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韦德·汉兹(1994、1997、2001)[3-5]对科学经济学与科学知识经济学进行细致划分和归类，得出运用经济学思想分析科学家行为及科学知识的研究，有自发(无意识)与自觉(有意识)之别。如下：
(1)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中自发使用“经济学思想”去分析科学家行为与科学知识的：
①拉图尔和伍尔加在《实验室生活》中指出，科学家对可信性的投资产生了市场，在市场中有信息的投资与需求，信息因而具有了价值。科学家随时都在对信息进行评估，将他们的“信用”与“可信性”投资到可能获取更大回报和影响力的地方。拉图尔与伍尔加无形中利用可信性市场分析科学家依据什么工作、什么工作是最好的、投资回报最大的以及最终什么会成为科学知识。
②卡琳·诺尔-塞蒂娜在对实验粒子物理学家中的科学实践分析，提出了一种经济学似的“交换策略”：科学家在两个研究目标或者研究效用中进行权衡，一个效用只能以牺牲另一个效用才能被获得或实现最优化，然后出清那些效用上“事倍功半”的项目。
③皮克林在《建构夸克》中对1960年～1980年间高能物理学的社会学历史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语境中的机会主义”去理解科学实践：科学家面对未知的复杂的现象，将他们的才智投资到那些许诺给他们的投资以最大回报的领域。在这一投资决策中不是传统科学哲学的因素起支配作用，而是在语境中的机会主义的博弈的过程。皮克林无意识地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或科学家个体进行分析。
(2)自觉清晰地使用“经济学思想”去分析科学家行为与科学知识的(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哲学家)：
①最早的、超前的研究来源于皮尔士的研究(1879)，利用边际效用分析科学知识的有效的投入与高效的产出，也就是关于研究项目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2]。这可以被看做是科学经济学。并且，皮尔士对科学知识的实用主义[6](更确切地说，是实效主义)思想分析，则显示了知识中的经济学因素。真理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对真理的追求就像经济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一样，使每一个科学家关于实在的研究和观点向它的“自然价格”收敛，利用实用主义思想分析知识的本质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科学知识经济学。
②当代哲学家杰拉德·拉德尼斯基明确地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思想运用到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看看可能获得什么。他认为，这种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科学家为什么选择一个研究纲领而不是其他，为什么科学家坚持一个范式，即使出现否证也不肯丢弃。知识从科学批判的竞争性市场中出现的方式与经济福利从竞争性市场过程中出现的方式相同，都是由“看不见的手”导致。
③塔洛克《探究的组织》(1966)将公共选择类型用于对科学的研究中。认为科学是一个自愿合作的系统，根据科学团体的行为可以辨识出相关的约束与激励。
④博兰(1971)认为，传统方法论的研究不可能达到一种均衡的、确定的结局。必须运用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取而代之。
⑤戴蒙德(1988)和威布尔(1991，1991a)他们利用贝克尔理性选择模型对科学中的特殊问题进行了分析，例如：科学中的抄袭和欺骗问题[2]。
韦德·汉兹认定ESK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虽然他已经看到，任何基于SSK的ESK研究也都会面对“反身性”的疑问，不过在他看来这并不能算实质性的困难。
本文接下来要分析的是，SSK的“反身性”疑难的根源就在于布鲁尔片面的“意义的外延论和有限论”。我们认为，必须同时考虑一种内涵论或基础主义认识论，唯有这种综合的考虑或辩证地看待问题的方式才能真正化解“反身性”困境。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意义的有限论理论与反身性疑难
科学知识社会学由布鲁尔等提出，后在批判强纲领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宏观的利益规则说明、微观的实验室分析及科学家的话语及文本分析。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旨在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传统认知论题，用社会因素分析科学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对所有信念不管是真是假(按照对称性原则)都要对之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而且强调这种说明模式同样可以用于SSK自身。“反身性”困境受到了强烈的批判。
SSK提出的社会说明类型基于两点：①真理符合论所说的理论与实在符合，属于模糊概念，语义上不明确；②人们不能置身于自身之外对理论与生活世界做比较，因此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符合关系。据此布鲁尔提出，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是由它与实在的符合所决定，而是由外在的社会规则等因素，由理论的评价机制和方法论所决定。
布鲁尔提出：“[意义]有限论是SSK的核心理论，是知识的社会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它揭示了所有的认知的过程的最为基本的社会特征：认知过程就是从概念的一个事例向下一个事例的扩展和应用的过程。”[7]意义有限论认为，任何词的意义的扩展和应用是根据认识是从分类基础出发的。分类有两种：一种是对经验的意识，将相似性的事物汇聚在一起；另一种是依据分类传统，通过事例学习而获得了事物的认识。经验活动是科学的基础，最初形成的经验知识的相似性分类成为后来学习描摹的先例。对词或理论的意义的获得是通过事例学习的扩展而获得的。布鲁尔采用儿童认知心理学的论据来加强自己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论证。他举例说：
我们让一个小孩用“1+”其他的数字，以测验他的数学能力，小孩不停地数“1、11、12、112……”等，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小孩不能给“+”下定义(说出概念的内涵或本质属性)而责备小孩没有理解“+”，实际上他们能够正确地使用它，人们只能通过事例的扩展在使用中学习。由此可见，对于小孩来说，“+”的意义不是内涵的，而是外延的，布鲁尔进一步认为，“+”的意义是由社会规则等因素决定的。“+”的意义是由它所包含的已有先例的分类决定，而在任何给定时间里，词的已有先例(外延)的分类都是社会规则等因素决定的，都是有限的，可以修正的，因此词的意义向一个新的事例的扩展和应用在逻辑上是非确定的。这就是意义的有限论。
巴恩斯等人则进一步概括出，有限论有5个核心主张[8]98：(1)术语或概念的未来应用永远是开放式的；(2)没有哪一种分类活动是永远正确的；(3)所有的分类都是可以修改的；(4)对一种概念的连续相继使用并不是孤立的；(5)不同概念的应用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意义有限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揭示了社会过程渗入知识领域的内在方式。这是因为，表现为每一个概念应用活动中的偶然性也包含了社会偶然性。例如：概念应用者的目标和目的，概念应用所显示的利益，概念应用的传统导向，概念应用所依从的惯例，以及当下支撑或决定概念应用的力量等”。[8]123
这种意义的有限论是SSK的理论基础，它认为科学知识并非由内涵给予意义，它用规则、规范、约定、惯例、习俗等解释社会主体的行动，社会语境下的“行动参考框架”决定了科学家的行动，决定了概念的意义和发展。SSK用一种“被内化的社会规范”代替规则的内涵论的因果解释。然而，若把这种启发性的、深刻的新思想推向极致时，却又太过于片面化和机械化了，也就忽视了个体在规则下的自由意志与非理性行动。
意义的有限论，一方面提出了意义在逻辑上的不确定性和非基础主义，另一方面又将科学知识的可靠基础转移到相互作用社会本体论上，这样意义的有限论与社会规范、惯例遵循等联手确立了SSK的激进的思想。问题在于，尽管我们坚持意义的有限论，却不能确切告诉我们事件将来的状态。尽管强调“交互作用论”的社会本体论规则，然而社会规则也是不确定的，而是需要由其他的因素决定的。这会导致一种循环状态，以至于其概念没有固定的意义和可应用基础。类似地，如果经济学因素能够用来分析科学的本质，那么同样的分析方式应该可以用来分析ESK论题自身。
不过，“反身性”特性并非毁灭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信念的相对可信度，它与对信念“真与假”的绝对二分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往科学哲学对于被检验的科学知识“非真即假”的评价标准太刚性化了，现在SSK的“可信度”更加具有柔性。反身性并不是什么缺点，而正是它的特点。社会行动主体当然具有自我指涉性、反思性等相关的社会特征。SSK承认社会说明也可以用于自身，对SSK的可信度考察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可信度是一个社会现象并不意味着是非理性的， SSK的反身性是能够自我满足的，这是一种“解释学的循环”，而绝不是一个形式逻辑所禁止的“逻辑循环”。
其次，SSK只承认“真”或“假”信念区分的相对确定性，但它没有否认一个独立于我们世界的存在方式。SSK认为，改用“信念度”解释知识的产生和接受的原因，更加契合实际，更加合理，它可以避免独断论。当然，不应该把“区分的相对性”推向极致，否则就导致极端相对主义。因为理性判断的必要前提是真假信念之间的明确区分。然而，具有辩证法的常识的人都知道，否定绝对分明的界限，不等于取消任何界限。
再者，SSK所坚持的意义的有限论原则，认为意义的本质不是内涵的，而是外延的。意义的已有使用不能决定意义的将来使用，而且将来的应用没有一个内在本质上的确定性基础，只有外在社会规则的约束，而社会约定同样遵从意义的有限论原则，那么对规则、意义与词来说都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终极基础。在这里，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我们生活其中的概念之网的反身性与自我指涉性是不可避免的。
三、意义的内涵论与外延论的辩证综合
其实，SSK提出的相互作用社会本体论与意义的有限论理论并非必定不相容。然而，绝对地坚持一种内涵论与绝对地坚持一种外延论都会有片面性。
例如，迪菲德(2008)在对SSK的有限论与外延论理论的批判的同时，完全倒向了意义的内涵论，他所依据的是巴斯卡尔的先验实在论的方法[9]，认为概念、词与规则的意义在于内涵或内在本质属性。他以为通过这一方法可以解决SSK的困境。迪菲德所坚持的“意义的内涵论”或先验实在论的论证如下[10]：
(1)如果SSK是正确的，那么外延论是正确的
(2)如果外延论是正确的，那么意义的确定性是不可能的
(3)如果意义的确定性是不可能的，那么SSK是不可理解的
(4)∴如果SSK是正确的，那么SSK是不可理解的(从(1)(2)(3)推论得出)
(5)意义的确定性是可能的
(6)那么外延论是错误的(从(2)(5)推论得出)
(7)如果外延论是错误的，那么内涵论就是正确的。
(8)所以：内涵论是正确的(从(6)(7))
由此，迪菲德认为SSK致命的不可理解的结果，是因为没有考虑一种“意义的内涵论”。他认为规则的内涵本质属性确实存在的，在意义的确定性上扮演着重要的因果角色。
我们认为，迪菲德的根本问题在于，他的“非此即彼”的两极性思考方式。他应当说的只是“单纯的外延论得不到意义的确定性”，而不是“外延论得不到意义的确定性”。人们可以“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根据同样道理，“单纯的内涵论也是得不到意义的确定性的”。如果迪菲德的内涵论陈述是正确的，那么这一陈述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迪菲德的分析在逻辑上也存在悖论。
迪菲德抬出了一种巴斯卡尔的“先验实在论”，认为概念的意义在其本质属性之中，它是确定性的。若问作为演绎推理的最初前提的“本质属性”如何被发现?如果没有它的导引，又如何才能对有限的事物进行属性分类呢?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科学家探索之前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决定就是由社会约定、方法论约定所“承诺”，对概念术语的意义给予确定性上的保证。其实这就像奎因所说，分析与综合命题不能绝对二分，分析性的同义词辞典的来源却是靠经验性的约定俗成而定。如果这样，看起来又回到了一种意义的外延论理论，那么最初SSK所面临的问题又回来了。因此，绝对的意义的内涵论同样也无法解决它。
布鲁尔在后期提出“约定论”(Conventionalism)，用来减缓意义的不确定性。他希望挽救关于意义本质的危机，也正是尝试着对意义的内涵论与外延论进行某种整合。
布鲁尔面对SSK所面临的困境，感到需要提出一种约定论，“约定不是任意的，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约定，在社会生活中任意的决策很少，对什么可以成为一个约定、词或制度等的约束，社会可信度和实际效用起到关键作用。约定既不是自明的、普遍的，也不是静止的。”[11]“约定的遵循揭示了的因循行为取决于大量的其他持续性的一致符合。集体在使用概念上不是任意的。一定会有一个被认识到对使用集体有效用，并且与使用集体内在认知倾向具有一致性，被集体内在认知倾向持续下去。例如，它们的模式匹配机制的自然操作。”[12]看来，最终布鲁尔像是要把意义落实到罗蒂所提倡的“文化共同体”的约定俗成之中。
四、结论
SSK提出“意义的有限论及外延论”，而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反之，迪菲德提出的先验实在论解释“意义的内涵论”，以为可以给予意义确定性。但是，还是无法解释最初的命题的来源与发展。以上相互竞争理论的每一方，都对意义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重要的认识视角，却都存在片面性与局限性。对解释意义的本质、形成与发展的复杂性及其困境，应该综合辩证地分析意义的内涵论与外延论理论，吸取双方的理论优势，采取一种更为多维度的认识视角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SSK毕竟为ESK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理论基础，尽管一劳永逸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知识经济学研究同样需要找出影响知识产出的经济学因素的分析。在如今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因素的影响，放弃这样一种基于 SSK的ESK的分析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来说是重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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