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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①，但总体上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体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研究，还非常缺乏，致使对党的创新理论之间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定位解读不够深入。我们认为，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科学界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中国化过程
任何一种文化从一个地域传播到另一个地域后，如果要想获得人们理解或成为人们的某种信仰，就必须适应当地思想文化，逐步与本地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说明，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而是中国使佛教思想发生了转化，融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已经中国化了②。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必须通过文本互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置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语境之中，使之能够被中国人所阅读、所理解。否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会偏离文本的基本含义，以地域性的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难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甚至误读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用于表述基本理论观念的最基本范畴翻译成汉语语词，由此形成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汉语范畴体系，或者说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体系。这是因为，在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中，任何理论观念都是以命题的形式出现，而任何命题又都必然通过两个以上概念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范畴作为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概念，通过与其他一些从属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构成逻辑上可以相互推导出来的观念，这些观念又依其一定的逻辑结构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论域”，即某种观念体系，如“宇宙观”、“历史观”等等。在一个相对完整的论域中，范畴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居于核心的地位，它的含义或规定性只有通过它与其他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关系，才能得以完整地设定和表述。一个较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往往包含一系列彼此相关的范畴，其逻辑上的展开构成了该理论体系中各个论域的基本原理。
客观地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它的范畴体系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语言和词汇的本土化角度，得到有力的说明。仅就一些哲学经济学范畴而言，如社会、社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生产资料、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国家、革命、群众，存在、思维、物质、意识、唯物论、唯物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矛盾，实践、认识、思想、理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商品生产、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有了新的内涵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概念范畴基础③。其实，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中国化，强调要用民族化的语言和范畴体系，去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④民族形式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既有民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又有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形式等，其中，民族语言和范畴体系则是承载民族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最根本的是要用民族语言形式和范畴体系，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哲学范畴的形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中国化。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称刘德治学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意系指一种求实、严谨的学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将它加以改造，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⑤。从而使这一古老命题有了崭新的科学含义，把深奥难懂的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认识工具。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范畴，也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样，“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范畴，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为指导，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提出的科学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新发展。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与传播，并最终实现中国化，正是借助于这些创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达到中西思维方式的视阈融合，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提供了理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传播并最终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提出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体系固然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期就已开始，理解或阐释这一体系应毫无疑问地遵循历史的进程。但是，要对其深刻地把握，我们就不应局限于历史的自然顺序，而应从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阶段上加以考察。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⑥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里讲的“最新”，不是一个简单的“时序”概念(从时序概念来说，今天的每一新观点对于昨天来说都是最新成果)，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概念。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⑦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概括、新表述和提出的新范畴，它包括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范畴的提出，界定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范畴之间的关系，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创性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由于两次飞跃所面临时代问题和历史任务的不同，两次理论成果所形成的范畴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范畴的角度看，其核心范畴是革命，是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其中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不要简单地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想法，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则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如一般原理、中国特色、和平、发展、制度、体制、计划、市场、公平、效率、发展、稳定、速度、效益、民主、法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党的执政能力、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范畴。其中，核心范畴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的提出，充分界定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范畴体系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发展的关系。这一点，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理论宣传工作上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分歧。问题在于，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理论定位问题缺乏明确的科学界定，出现了“三大理论成果”和“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些提法的逻辑矛盾，出现了把邓小平理论界定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⑧这样容易引发歧义的提法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评价和定位的科学态度问题，因此，也一直引起我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的提出，就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起来了，把相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两大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评价和定位问题一致起来了。同时，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的内容而言，连词“以及”和“等”的使用，具有十分明确的开放性，说明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所产生或形成的一些理论成果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准确地阐明了这些理论成果的评价和定位问题，并为今后解决新的理论成果的评价和定位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范畴的提出，突出了理论主题，淡化了过去以“代”划分理论的简单方法，更科学地反映党的创新成果的时代性和继承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
一般说来，一种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该理论体系最核心的范畴，它是研究对象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反映着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以胚芽形式包含着研究对象整个发展过程的一切矛盾，与研究对象历史上最初特征相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不能简单地根据各范畴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顺序排列，而应找到自己的逻辑起点，并根据逻辑起点建立自身的逻辑范畴体系，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过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紧密相连，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没有从逻辑起点开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建立起自身独有的范畴体系，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按顺序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拼在一起⑨。这势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理论尚不成熟。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目前大体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⑩。实际上，初级阶段只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客观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而不是最简单、最一般本质的规定，难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解放思想(11)。这里的问题是，解放思想究竟又是为了什么，是什么原因促进人们解放思想？应该说，解放思想是结果而非始源性依据，更不是最简单、最一般本质的规定，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并不准确。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改革(12)。此观点的问题在于，改革只是一种手段，本身不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的一切矛盾，不具自足性，难以作为逻辑起点。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13)。将社会主义本质作为逻辑起点，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由于逻辑起点是对象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以胚芽形式包含整个矛盾，而社会主义本质本身是有待证明的最抽象、最一般规定，显然不能成为逻辑起点。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可以也应该将“以人为本”作为逻辑起点。首先，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始终从唯物史观角度，将人作为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明确地宣称：“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十分明确地把“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称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14)。就马克思主义整体而言，如果说“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那么“人的解放”就是逻辑起点，贯穿马克思主义始终，其他理论都是围绕着主题和逻辑起点而展开的。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5)。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强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把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不仅同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完全一致，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的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等范畴一脉相承，而且用了中国化的语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其次，以人为本包含着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需要与现实条件难以满足之间的内在矛盾，以胚芽形式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整个发展过程。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不断变化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6)。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断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始源性矛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看，无论是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和发扬、改革措施的实行、发展道路的探索，还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追问等，都是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源于对现实人的生存状况的关切。所以，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内容，理所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逻辑架构
根据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内涵、地位及逻辑起点的考察，我们可以尝试用以下框架结构来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
第一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总体性范畴。总体性范畴是指在所有范畴中能够起统领、统摄作用并居于核心地位的范畴。它包括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统领性，能够标示范畴体系的根本性质，有效区分各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是统摄性，涵盖了其他范畴的问题域，决定了其他范畴的范围；三是根本性，所有范畴都围绕此范畴展开，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按照此特点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总体性范畴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以主题的形式统领、统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全过程。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探索都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的。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文献，都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范畴(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统领、统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是一个总括性的范畴。其次，从范畴体系的角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范畴，而且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所涵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范畴，解决了原有范畴体系之间不协调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体性范畴，能够整合三个范畴的内容和逻辑顺序，从根本上解决不协调问题。
第二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基本范畴。基本范畴指在范畴体系中能够作为标准、原则或原理的范畴。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基础性，指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并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向；二是原则性，能够作为衡量其他范畴合理性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所包含的一些最基本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最新成果的根本概括，它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这些基本范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构成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切基本范畴的哲学基础，是阐释其他基本范畴必须遵循的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对我国当代所处历史方位的实事求是概括，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概括，它解开了禁锢人们多年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提供了审视和判断事物合理性的新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科学发展都是在初级阶段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需途径、方法的基本概括，其中，每个基本范畴还包括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如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
第三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实践范畴。它是指基本范畴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领域具体化而形成的一系列范畴。实践范畴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具体性，指这些范畴都是基本范畴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领域的实际相结合形成，生成于生活世界之中，蕴涵具体的生产生活观念和方式方法；二是多样性，是指它们形成领域多样，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党的建设等领域，形成了具体的范畴体系；三是开放性，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已形成的范畴不是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必然会不断增添新内容。就此特征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的实践范畴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国防与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战略、党的建设。这些实践范畴本身又包含着一系列的范畴，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范畴就含有三步走发展战略、小康社会；经济建设范畴包含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物质文明、先进生产力、共同富裕、合法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主义新农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增长极、现代市场体系、开放型经济等；政治建设范畴包含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公平正义、法治理念、公民意识、服务型政府等；文化建设范畴包含精神文明、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谐文化、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精神家园、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等；社会建设范畴包含民生、公共服务、教育公平、财产性收入、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生态建设包含生态文明范畴；外交战略范畴包含全球化、非传统安全、和谐世界、地球家园等；党的建设范畴包含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先进性，等等。这些日益丰富的实践范畴，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生活世界的重要途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必将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参见汪信砚：《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②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③参见杨谦：《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1-8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⑦《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⑧参见魏晓东：《“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王健、朱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
⑨参见荣长海：《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框架结构》，《学习论坛》2008年第6期。
⑩参见张静、陈红娟：《轨迹·逻辑·后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读》，《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
(11)参见崔常发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肖贵清：《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王真、周健人：《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探索》2007年第5期。
(12)参见赵智奎：《马克思的范畴学说与辩证逻辑方法——邓小平理论范畴体系构建的学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
(13)参见徐崇温：《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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