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与化西——西学东渐规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近十几年中学术界长谈不衰的课题，最近一些报刊和学术会议，仍在讨论，本文选择在文化传播学上最有典型意义的晚清时期，就西学传播规律问题作一探讨。
一
从马礼逊东来，到清朝统治结束，西学东渐一百年，以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相比，可以清楚地发现，西方文化对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生活用品，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教育制度，课堂读本，日常语言，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西方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洋布、洋线、洋火、洋油、洋钉、电灯、电话、火车、轮船、洋物充满国中。从学术方面看，数学是西方的体系，物理是西方的体系，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学，无一不是西方的体系。连历史悠久、素称发达的医学领域，也大半被西医占领了，无庸讳言，到民国年间，中国在许多方面确实已经西化了。
但是，西方文化的某些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尽管一再灌输，中国并没有全盘接受，有的基本没有接受。例如，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虽已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并未为整个社会所认同。有些内容传入以后，经过解释与加工，严重变形。自由观念，在西方本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自由，一经译为中文，有人便把它理解为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因为单从字面上，确实可以这么解释。害得《天演论》的作者严复冥思苦索，不得不用“群已权界”来界定它。再如，议院制度，在西方本是作为体现、保障民主自由的制度而出现的，晚清人们却简单地将它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将它视为上下一心、合力拒外的有效组织形式加以追求，出现了一边呼吁开议院，一边竭力反自由的奇特局面。至于将总统视为皇帝，将议员等同官绅，已是我们所熟知的误读例证。
显然，晚清中国对西来文化，有吸收，有排斥，有扬弃，有改造，有西化。那么，吸收什么，排斥什么，先吸收什么，后吸收什么，哪些方面西化，哪些方面化西，其间的逻辑是什么呢？
学术界对此有过一些解释。最流行的是三个层面说。即将西来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坚船利炮属于物质层面，议会制度属于制度层面。伦理道德属于精神层面。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依这三层次拾级而上。从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再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吸收西来文化，就是沿着物质—一制度—一精神这样的顺序演进的。其二是两个层次说，即将西来文化分为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生产工具、物化技术属于表层文化，价值观念、心理意识属于深层文化。表层文化穿透力较强，易于传播，深层文化穿透力较弱，难于传播。汤因比说过类似的意见：“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象在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汤因比“《历史研究》节录本，上卷）
这两种解释，都能言之成理。但是，联系西学东渐的实际，思之再三，我总觉得他们都有言犹未尽之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晚清知识分子为什么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优越性的认识会先于对议会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为什么生产工具等表层文化易于传播，而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难于传播？这是一个涉及到文化演变的根源和逻辑的根本问题。我以为，对真善美认识和追求的逻辑，才是西学东渐的内在逻辑。
二
真善美是自康德以来哲学界倍受关注的问题，也是言人人殊、久争不息的问题。尽管对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时代常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通性，人类对真善美的理解也有相通的地方。事实上，任何文化交流，都是以交流双方对真善美判断的共同性、互通性为前提的，否则，便没有交流和融合，只有排拒或征服。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交流的频繁、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地球村居民对真善美判断的共同性、互通性呈不断增长趋势。不然，联合国的存在，国际公法、国际惯例的订立和认可，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共识的达成，便是不可思议的了。基督教传入以后，有些教规、教义，受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但是，有些并未受到非议，而是受到赞扬和认可。例如，《圣经》里的“摩西十诫”，前四诫在晚清受到非议甚多，即只信上帝，不信他神；不拜偶像；不妄称耶和华上帝之名；第七日为安息日，不可作工。但后六诫很少有人反对，即教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作假证陷害人；不贪恋别人妻女财物。这说明，诚实、守信，反对奸盗等，是人类的公义，太阳底下没有哪个民族是以虚伪、失信、盗窃、奸淫为美德的。这也说明，人类对文明的判断和追求，有相同或相通之处。马克思在其名著《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曾就历史上民族的征服与文明的演变发表过著名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我想，这一规律之所以永恒，就是因为它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天性、与人类真善美标准的互通性联系在一起。
三
用认识和追求真善美的理论和逻辑来分析、解释西学东渐的历程，很多问题可以涣然冰释。明清之际，西洋历法之所以能够取代中国先前使用的大统历，回回历，南怀仁之所以能击败杨光先，因为前者较后者更能准确地反映天象运动规律，更真。晚清，西洋化学知识之所以会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因为元素说、化合分解说较传统的五行说、炼丹术更能揭示物质内部运动规律。坚船利炮取代木船土炮，就是因为前者较后者优良，更能满足人们克敌制胜的愿望。西医之所以会被中国接受，就是因为在许多时候，中医治不好的疑难杂症到西医那里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林则徐请伯驾治疗疝气，荣禄请德贞切除肿瘤，谭嗣同的继母、李鸿章的小妾，都请传教医师治病，都是出于这种心理。人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所用的许多判断：长技、先进、良善、优越、进步、更好，等等，都包含着真善美的价值判断。
真善美是与假恶丑相对而言的，是在与假恶丑的比较中得到承认的，但是，比较，判明真善美和假恶丑需要过程，需要时间。三者之中，真与假相比，标准容易统一，客观成份最大，主观成份最小，因此，判断真假所需时间最短，最容易取得交流双方的共识。天文台上一经比试，大统历、西洋历孰优孰劣，立刻可见分晓。几道数学题一解，中西算法何者简明、何者繁难，马上可以判明。现在，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千差万别。但自然科学上的标准已无太大差异，诺贝尔奖的权威性举世公认。这也说明，真假比较方面，客观成份最大。至于对善恶美丑的判别，标准较难统一，主观成份较大，受人们的文化素养、历史背景影响较大，所需时间较长，难度自然也大，以专制制度与议会制度而言，如果中西隔绝，不相往来，不被纳入统一的世界格局，各自都有其发展的历史和存在的理由，谈不上善恶之别。中西会面、交手以后，清朝一败于鸦片战争，再败于英法联军之役，三败于中日甲午战争，人们这才从影响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中，发现政治制度是重要因素，才认为议会制度与专制制度有善恶之分。中国吸收西学的步伐之所以沿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阶梯拾级而上，就是因为这三类文化的可比性越来越低，比较、鉴别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也决定了，在物质文化层面上，西化程度很高，在精神层面上，化西比例很大。
四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又是非常讲究现实的民族。前者构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资本，但在与西方世界接触之初，这又滋长了民族自傲的心理。后者形成了勇于面对现实、见贤思齐、不断进取的品格。这两者结合起来，铸就了近代中国既善变又慎变的性格。所谓善变，就是对于在实践中已被证明确实真善美的东西，便坚决效法、学习。开同文馆，办制造局，设招商局，百日维新，阻力不能说不大，但从奕、李鸿章到康有为、谭嗣同等，不为所屈，立意图变。所谓慎变，是指对于在实践中还没有被证明确实优越的东西，便谨慎从事，不肯轻易变更。例如，西人崇法治、中国重人情，西人尊个性、中国重整体，西人好动、中国爱静，当年严复、李大钊列举的种种中西文明差异，原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问题，其间优劣高下，原不象坚船利炮与木船土炮那样明晰，这方面的变动也就比较缓慢。善变，造成了物质文化方面广泛的西化；慎变，造成了精神文化方面不断的化西。
追求真善美的天性，悠久、丰富而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决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彻底化西，只会在西化与化西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