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并重，全人发展——论马相伯的高等教育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人论文,文理论文,教育理念论文,论马相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4-0028-07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华民族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60年代，由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重臣倡导并兴起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但由于官僚结构、政治体制等种种原因，最终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宣告失败。在洋务派人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之梦被击碎的同时，许多仁人志士仍然在不断探索救国之道，以期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马相伯就是其中之一。
一、马相伯的教育立国理想
1840年3月，马相伯诞生于江苏丹徒县一个世代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传统的熏陶。他在12岁那年独自乘船离开家乡，探访在上海的姐姐。上海的繁荣与发展开阔了他的视野，他要求留在上海并就读于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创立于1540年、以教育著称的耶稣会(Jesuits)长久以来本着全人教育(All-round Education)的人文与科学理念，以系统和严格的学术标准来培养学生，使其成为全面发展、关怀他人、心怀世界的社会公民[1]。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马相伯除了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之外，也广泛地涉猎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哲学、神学、西方古典语言(拉丁、希腊文)以及其他现代语言(法文，英文，意大利文等)在内的人文科学。多年的学习使马相伯在学术、德行、人格等方面获得了良好的熏陶，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面对灾难重重的中华民族，马相伯也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不断思考自己未来人生的发展方向：是在世俗官场谋求一官半职，还是加入天主教耶稣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服务中华民族亿万同胞？在母亲的支持下，经过深思熟虑的马相伯于1862年加入天主教耶稣会，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程。1869年，马相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被祝圣为神父。他被派往安徽和江苏一带进行传教以及开展社会服务工作。1871年，马相伯被派遣回徐汇公学，担任校长直至1873年。
从1874年起，马相伯同时担任徐汇公学校长兼耶稣会初学院导师，协助培育年轻的耶稣会士。作为徐汇公学的校长，他提倡学校的课程应包括中国古典文化以及西方先进的科学、哲学、语言等内容，培养具有综合知识、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道德的公民。马相伯认为，中国的富强与发展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优秀的综合人才为基础。在徐汇公学工作期间，由于与法国耶稣会会士们在一些管理以及文化认同问题上存在着误解与分歧，马相伯于1876年离开了耶稣会，继续投身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以求振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他先后参与管理了由洋务派创办的重要军工企业——山东潍坊机械局和上海轮船招商局，之后还担任过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以及驻神户、长崎领事，并在李鸿章的任命之下担任了朝鲜国王的顾问。遗憾的是，中国晚清时代的落后与政府的腐败无能使马相伯这样的国家栋梁之才无真正的用武之地。但是这位受过良好中西文化教育与熏陶的宗教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在一系列的挫折面前，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依然满怀忧国忧民之心。他深知教育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基础，于是选择了另外一条救国之道——以创办教育来建设发展国家。“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2]1885年至1887年，马相伯出访欧美，这次的出访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中国的现代化教育必须综合欧美的特色，像欧洲学府那样重视人文，也要仿效美国高校那样重视科学。[3]
二、耶稣会教育对马相伯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
谈及马相伯的教育以及办学理念，如果忽略了耶稣会教育对马相伯的陶冶与影响，则无法一窥他深邃的教育精神与理念。所以我们首先对耶稣会的教育特色作一个客观的剖析。
16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的复兴与马丁·路德的改革影响并改变了欧洲单一的文化与信仰模式，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话来讲，这是一种“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4]。因应时代和天主教会的需要，西班牙贵族出生的军人圣依纳爵·罗耀拉于1540年在法国巴黎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创立了耶稣会——迄今为止仍具很大影响的以教育为主的天主教修会之一。随着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多，当时的欧洲君主和地方诸侯不但未肩负起教育公民的责任，反而更大程度地依靠当时的教会机构和修会来进行教育工作。事实上，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教育几乎都是由教会团体以及修会来主导和发展的。[1]鉴于此，依纳爵及其同伴为了帮助公民接受教育，在耶稣会成立不久之后便规定了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耶稣会本着服务的精神，除了向贵族及社会上层人士开放教育机构之外，也向普通家庭的孩子开放。在当时，许多国家和教廷政要都出自于耶稣会学校。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哲学大儒笛卡尔以及其他许多科学泰斗也都受到了耶稣会学校的栽培。
1599年，耶稣会发展出他们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计划(Ratio Studiorum)”，该计划系统地规定了耶稣会学校的目的与性质、课程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学校校长和教师在教学与管理中应当遵守的规则。“教学计划”旨在帮助促进学生心智、理智、知识和意识的平衡发展，强调并鼓励学生运用人文知识，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创意能力，使学生在科学、伦理、人性、社会责任心等方面得到整合与发展。[1]耶稣会创立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是：(1)希望培育学生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2)在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方面作出贡献；(3)给予具有理性的人们以优美的、完善的品质；(4)高等教育要建立以天主为中心的观念，具有深度的信仰精神。因其在各地开办许多优秀的学校，耶稣会士们曾一度被誉为“欧洲的教师”。[5]按照耶稣会教学计划的安排，学生们在第一年需要系统地学习古典语言(拉丁语和希腊文)和文学，第二年则要学习系统的人文知识。例如，演讲、修辞和辩论都属于必修课。第三年则需要学习科学以及相关的哲学知识等。教学计划的目的除了以循序渐进的启发式方法帮助学生认识自我之外，还培养学生敏锐的思维以及分析和表达能力。在耶稣会教育传承中，除了涉及教学、研究等，其领域还延伸至天文、史地、语言、法律、医药、政治、戏剧、音乐、农业、文学、艺术等，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服务”策略模式。耶稣会认为，科学可以培养和造就优秀的专业人才，而人文学习则帮助培养整合的人。缺少人文的学习和熏陶，其他的学习内容则只是一副没有血液和生命的躯干，而人文知识正是生命、动力与血液。[5]直至今天，该“教学计划”仍然是耶稣会教育传统的圭臬。但是，作为教会学校，耶稣会的教育理念积极提倡为学生提供信仰与灵修服务，虽然它也力图创造一种开放的学习和成长的环境，陪伴学生一起成长，使学生在知识、心灵、心理、人格、能力、社会责任感层面，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延伸。[6]
在马相伯的教育理念中，耶稣会教育对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强调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创始之初，耶稣会即强调通过教育来帮助社会的发展，并肩负起教育社会公民的责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耶稣会办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促进社会的发展，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传扬天主教的福音思想。在进入耶稣会学校之前，马相伯一直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尚未接受过西方的教育思想。在徐汇公学和耶稣会学习和生活的经历给马相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灌输了先进的西方教育理念，使他的知识与思想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脉络之中。马相伯因而深知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他创办新式的中国大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栋梁之才，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且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亲历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教育，马相伯非常清楚国家落后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唯有通过严谨的教育才能改变中华民族落后的局面。他在《复旦公学章程》中指出，教育的宗旨在于“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士”[2]458。第二，耶稣会长久以来倡导的全人发展、文理兼通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相伯的教育理念。[7]马相伯从中学到大学都接受了耶稣会的培育，及至后来还一度加入耶稣会。徐汇公学意大利籍校长兼教授晁德莅神父(Ange Zottoni,1826-1903年)是一位学问渊博、正直并对中国人民十分热爱的汉学家，他对马相伯的影响不仅仅在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方面，而且常常教导马相伯为国努力，成为忧国忧民之爱国人士，也可以说晁德莅校长是马相伯走上教育救国道路的引路人。受到这种思想影响，马相伯在其后来创办的震旦和复旦两所大学的课程设计理念中，积极倡导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创造性，成为对国家建设有用的公民。同时，他也主张“提举纲领，开示门径”，反对只停留于文字表面的训诲或者教条式的灌输。耶稣会注重会士的修辞和演讲能力，并要求会士们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修文学。马相伯在创办震旦、复旦后，也定期召开演讲会、讨论会等，目的就是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和沟通能力。第三，耶稣会对科学的重要性的强调也对马相伯的教育理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耶稣会从创立之初，其服务范围就广泛地涉及科学领域。19世纪中叶，耶稣会积极倡导在华科学传教的策略，以科学回应社会的需要。来华的耶稣会士中有很多都具有深厚的科学背景。马相伯在耶稣会生活和学习多年，他深知科学不仅仅能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的繁荣，同时也能帮助公民培养良好的人生观，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更持久的发展，以回应救国之需。因此，在他为震旦大学制定的规定中，第一条便是“崇尚科学”。马相伯指出，“立国于20世纪科学之世界，必赖科学发达，始足以自存。中国今日之危亡，实根因于科学之落后。”[2]912同时在国内，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及至后来的五四运动，科学救国成为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指南，处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马相伯，毋庸置疑地受到了这一先进思潮的影响。
三、马相伯的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理念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等许多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以营造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和社会环境，便于基督教的传播。马相伯虽然身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的办学目的与其他教会学校截然不同。1903年，马相伯捐出全部家产和积蓄，创建了震旦学院。学院的中文名“震旦”寓意着中国美好的未来，而学院的外文名“Aurora”则有“黎明、曙光”之意。虽然建立震旦学院的初衷是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但是马相伯为震旦的发展制定了三个方向：第一，强调科学的优先性；第二，推崇文艺；第三，毋涉及任何宗教的教理。简言之，马相伯认为震旦的办学宗旨应当是“崇尚科学，注重人文”。[2]1107崇尚科学在马相伯的理念里主要是指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推崇文艺则指的是中西广博的人文知识，而非狭义的文艺知识。[8]同时，马相伯也积极主张学校应该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马相伯在创立震旦之初，便根据自己在耶稣会学校生活和学习的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和教学方法。首先他倡导实行“学生自治制”，由学生们推选一些代表以委员会的方式参与学校行政管理，使学生们在学校所学的管理和领导知识在日后能够应用于社会生活。其次他提倡“学术自由研究之风”，也就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思想自由，民主治校，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1902年，马相伯亲手制定《震旦学院章程》，将课程分为两大部分，即文学与质学。其中文学的核心课程包括古文(拉丁、希腊文)、其他现代语言(英、德、法、意)、哲学(包括逻辑、伦理、形而上学和心理学)、历史、地理、政治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法)。而质学(科学)部分的核心课程则包括算术、物理学、化学、相关的自然科学、绘画、歌唱等。这一课程的设计参照了耶稣会的“教学计划”，旨在培养学生拥有丰富的知识、良好的教养和良知，成为社会的精英，并且具有批判精神和崇高的道德操守。科学教育的内涵涵盖科学知识、技术、理论、应用以及自由独立的科学精神。马相伯所设计的震旦教育课程体系，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与教育特色，也展现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互补。
1925年，马相伯与英敛之合创了与北大、清华、燕京同誉为北平四大名校的辅仁大学。当时，马相伯为辅仁大学设计了五大类课程，分别是：神学与哲学；中文与外语；自然科学；社会学与历史；矿业与建筑。[9]在他的理念中，神学与哲学是基础，语言则是研究的工具。通过学习神学和哲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然科学，学会关爱他人与世界，懂得敬畏生命。此外，神学与哲学这两者都建基于天主所创造的有规律的宇宙，都能彰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精心编著了哲学教材《致知浅说》，指出“中国民族如果要救亡图存，发挥光大，一定要设法培养全国人民的哲学思想，就是说，要使他们人人能用他们的头脑去思想，去分别，去分析，去判断，夫然后才有民权自由可言”[2]1140。
在马相伯的理念中，现代的中国大学要在哲学、人文以及科学方面齐头并进，并且将它们融合起来为中国建立现代化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他希望大学拥有足够的自主和自治权力来对课程进行改革与创新。[10]大学教育是一种自由和人文教育，其目的是全人，尤其是在理智方面的成熟与智慧。为此，马相伯认为哲学思潮，尤其是西方的哲学，除了具有启蒙功能外，还可以帮助“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2]41，而“哲学第一任务就是教人怎样思想”[2]1138。所以，他除了编撰教材，还亲自为学生教授哲学、拉丁文、法文、数学等课程，将中西人文及哲学思想传于中华之莘莘学子。马相伯的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思想对近现代教育与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学生蔡元培所倡导的五育并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文理沟通、教授治校、造就具有完备人格的学生的教育理念，以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受马相伯之影响。[10]我们不难看出，在马相伯的教育课程设置中，中西文化的交融与贯通体现了他对大学理念的高瞻远见以及对全人教育的愿景，促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教育之林。
四、马相伯对人文教育的重视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机构，不仅仅肩负科学研究、创新和发展的功能，更肩负着人文精神和人类文明传承的功能，两者相辅相成。在欧美大学史上，大学教育一直与自由教育以及人文教育紧密相连。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科技学说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西方的科技和文明跃入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工业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欧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使科学教育与研究在大学成为新的主流。然而，在进行科学教育的同时，西方高等院校并没有忽略对人文精神的培养。[11]在风云激荡的民国时代，马相伯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可以称得上当今高校科技与人文交汇的先驱。
1.科学与人文并重
正如上文所述，马相伯先生在创立震旦学院之初就强调办学的宗旨乃崇尚科学、注重人文、不谈教理。“科学为父，人文作母”是马相伯科学与人文并重理念的根基，他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己中西文化教育背景的影响，因此，除了科学教育之外，他也力图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养的完善的人。[10]当时的中国社会对科技的发展也有迫切的需要，马相伯也提出过科学教育应当在教育中获得广泛应用，并且极力主张将西方文化与科技的精髓同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震旦、复旦及辅仁三校都特别注重对西学的学习。尽管如此，马相伯并不盲目追逐科学教育，而是强调应当正确对待教育中各个因素的协调发展。他认为，科技固然适用和重要，并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和繁荣，但是科技并非是教育的一切，其他诸如道德、宗教、文学等人文领域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学生缺少良心与道德的培育，缺少对社会、他人以及生命的敬重，那么教育便沦为一种简单的工具和方法，这样就成了本末倒置。他曾经感叹道：“呜呼，举国倡言科学，无良心！无宗教！只有科学而已！”[2]525
同时，对于学生们以追逐功名利禄、光宗耀祖为目的的学习，马相伯忧心忡忡。他这样写道：“予意古之学者，学而为人，今之学者，学而为官……今之学校，专在学位，课本意外，别无所求，分数既足，即可求官，举国学子，趋于干禄一途，无怪西人目中国为官国，予创震旦，故欲诸生习实学而授国人，为干禄者戒。”[2]151马相伯认为，学会如何做人远比为官做事的责任和意义更加重大。即使拥有高深的学问，或者身居要职，但却不知如何去爱与服务他人，或缺乏社会责任感，那么知识和地位则失去了其意义；同时，当一个社会盲目追求物质的享受，变得功利化、以自我为中心、不尊重生命、缺少人文关怀、失去良心和道德操守，而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法合理地保护人的生命与尊严的时候，人文价值观更能够帮助一个国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使个体生命之间相互尊重，做到和而不同。虽然马相伯并不主张向学生宣扬教理，但是他也深切地体会到，在当时生活的年代，人心混乱、人性自私、思想堕落、缺乏目标、丧失方向，旧的观念已经被打破，新的理念尚未形成，人文精神的发展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动力。[12]当然，马相伯的人文教育理念并不局限于西方的人文思潮，也包含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正如他所说，“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2]599因此，在招收新生的时候，马相伯也注重录取那些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修养和学识的学生。由此可见，马相伯把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发展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希望中国的学生在继承本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去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的熏陶。
2.重视道德教育
尽管耶稣会以开明和改革著称，但在其教育理念与传统中，仍然严格地保持道德教育是其教育的核心内容。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欧马里(O'Malley)曾指出，“在耶稣会的传统里，通过基本的人文以及科学学科，培育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准则以及社会关怀，具有爱心、服务与牺牲奉献的精神。”[1]在担任北大代理校长期间，马相伯对学生和教职员工说：“所谓大学生，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索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诸君在此校肄业，需尊重道德，专业学习，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2]1283马相伯希望道德教育理念不只是一些肤浅的说教或者缺乏内蕴的口号，而是吸取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以及西方伦理道德体系的精粹，即基督宗教和文明的伦理道德规范。大学的性质在于培养、造就德行高尚、学问渊博的人才。[13]在马相伯看来，中国的道德体系比较注重个人独善其身的发展，而忽略了诸如西方文明传统理念强调的伦理道德、社会正义、民主社会价值观和兼善天下的公德价值体系。他指出，“邦族之文明，不专在民智，尤在民德。民德尤重公德。公德为合群所必要，且公德盛，私德亦昌”[14]。也就是说，大学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独善其身的私德，更是为了培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到忽略的公德思想和教育。如果一个社会或者团体缺少道德品格，那么所谓的发展与进步仍然是空中楼阁。为此，马相伯希望将中西文化融合，做到文化上的优势互补。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史专家方豪指出，马相伯深信教育、爱国与道德三者紧密相连，没有精神价值的爱国思想无法建立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现代化国家。[13]抗战期间，除了马相伯本人身体力行，震旦和复旦的师生们也体现了“奉献与牺牲”的天主教精神，救助难民，护理病人，慷慨地与那些传教士神父与修女们一起对贫苦人民施行仁爱。[15]国际著名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精辟地指出，马相伯与当初一般创办教育者的急功近利心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希望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天主教教育理念结合起来，为伦理和精神堕落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与生命，从而复兴中华民族。[10]
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宗教等诸领域，大学都应当是一个讨论个人和团体基本问题的地方。因而，在人文教育理念下，教育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传道授业，还在于解惑，帮助培养学生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宇宙万物的良心和道德规则，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马相伯的这种对西方人文思潮和中国优良的传统精神的整合，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反思和借鉴的。只有当公民具有这些特质的时候，社会才能真正持久地发展，教育才能彰显其价值。为此，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将人塑造成会说话或者会做事的工具，而是塑造一个人——一个在文化、科学、生活、道德、精神、良知、情感、理智等方面全面发展并追求生命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人。在与好友章太炎、严复和梁启超准备筹建“函夏考文苑”的过程中，马相伯认为，这所类似于法国国家学院的新机构除了教导中国现代化必需的知识外，其更重要的使命是利用出版去再度提倡个人与社会的道德观。因为在马相伯看来，“道德就是我们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是否文明不是取决于它积累了多少知识，而是反映在他们的道德水平”[13]。
3.教师在人文教育中的作用
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是造就人格整合的人，发展人的理性以及发展人类团体中每一个成员的角色，建立一种与世界及他人休戚相关的同感。马相伯也希望把大学办成一个自由追求学术的地方，故他沿用传统的词汇“Academy”来命名震旦学院。马相伯认为，要以民主的精神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管理空间，而教师的角色是通过亲近学生，帮助他们应用各种理论并引导他们自学直至独立学习。马相伯的教学方式很类似于唐代以来的“书院制度”。他就如同传统书院的老师，学生们则是他的门生，老师和学生聚集在一起，在和谐的氛围中讨论和学习。马相伯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创新观念和进取意识，因此他并不赞成中国传统教育中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缺少创意的学习模式。他认为教育不是填鸭式的灌输，或者仅仅为了应试，而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行事、处理问题和研究学问的能力，并积极倡导在师生之间进行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和思想交流。
在教学过程中，马相伯先生也特别注重教师的师德提升，并视之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师生之间对于学术和人生观的交流是教育的一个核心价值，教师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而且在于传达让学生终生受用的理念。只有当老师将学生视为己出，拥有爱心、同理心和责任心，才能在学术和人品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栋梁之材。因而，作为一个接受多年中西文化教育的一代大儒，马相伯即使在繁忙的校务中，也时常抽空与学生们一起进餐、谈话、旅行，引导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成人达己。同时，他一直在震旦和复旦倡导演讲和辩论课程，每周定时召开演讲会，并亲自作示范和拟定演讲题材，让学生轮流训练，以期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素质与团队合作精神。正是在马相伯的努力和言传身教下，震旦、复旦以及后来的辅仁大学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继马相伯之后，复旦大学的继任校长们一直秉承先生的教育理念并发扬光大，李登辉先生就是其中的典范。李登辉秉持全人教育理念，以发展学生的道德、良知和精神为重心，吸取中西文化和科学精华，笃行“大学之教，百家渊薮；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通识教育理念，将复旦的课程分为语言、哲学、国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学等八个主要领域。一如他的前任马相伯，李登辉也深信，个人的道德品格不立，任何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都是空话。尽管校务繁忙，李登辉仍先后教授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进化学、拉丁文、德文、修辞学等多门课程，并且在教学之余，还编撰了许多教材和专著。李登辉将天主教的传统价值体系、耶稣会教育理念和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要求学生“至诚，纯洁，无私，博爱”，倡导“牺牲，服务，团结”的“复旦精神”，并告诫学生“应当对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这种精神，正是今日中国社会和教育体系所淡忘的。同时，在马相伯人文教育理念引导下，震旦和复旦培养了诸如蔡元培、黄炎培、胡敦复、邵力子、许季龙、翁文灏、李叔同、于右任，竺可桢、童第周等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和科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大师。如果教师缺少生活智慧，缺少对学生的关爱，缺少应有的师德，那么实难肩负作为学生精神导师的责任，更遑论作为学生的道德榜样。教师与学校管理人员以学生的成长为中心，关爱每一个学生，注重培养每一个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和责任心，如此，在教师与学校管理人员言传身教与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将会造就更多国家乃至世界的栋梁之才。
即使处于内忧外患、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山河破碎的民国年代，学贯中西的马相伯仍坚持普及人文教育课程，秉持中西交融的现代大学理念，且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洪流之中，在大学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方面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培养出了众多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的学子。[16]他的这种爱民爱国的精神、淡泊名利的风格，不仅仅对于民国时代，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仍然是一座灯塔，指引着当代教育者前进的方向。尽管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停滞、政治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但是以马相伯等一代大师的带领和影响之下，中国当时的人文教育与理念仍然可以作为今天高校教育的楷模，并成为今天通识教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所开创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民主治校的思想以及他在抗战期间奔波于救国之途，深刻地昭示了大学与学者们作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良心与基石所肩负的文化与社会使命。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宗教家，马相伯先生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不遗余力地倡导教育救国的崇高理念，并身体力行。他提倡的崇尚科学、注重人文的理念事实上蕴含了当今中国高校实施的通识教育理念。国际著名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曾指出，中国教育近些年来以欧美教育模式为蓝本，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欲建立现代化教育强国，打造世界一流名校。其中硬件设施，比如校舍、实验室、图书馆以及师资力量获得了可谓空前的进步和提高，但是在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17]事实上，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大学的高楼大厦，而是如何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熟练掌握跨学科知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如果大学只是成为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场所，那么中国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无非是一个个类似于西方教育中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还只沉溺于教育硬件设施的建设而忽略了占教育中举足轻重地位的软件资源的开发，即良好的学术风范、人文价值以及全人培育理念，那么即使我们的教育资源在许多指标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抑或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也只不过是在为自己本末倒置的行为沾沾自喜，以至于为长远的人才培养与社会永续发展付出更大的代价。
如果我们当前的教育不去深度地反思“教育为何”以及“何谓教育”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好大喜功地追求表面的形象和成就，或者片面地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或者对教师的通识教育方式进行形式化的改变，抑或注重于某几门课程的改革，却忽略教育作为我们未来民族之魂的学生如何做一个真善美的人，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实难肩负起公民的责任。尽管在马相伯的教育理念中，他并没有直接提出通识教育这个词，但他注重科学、人文以及中西交融，秉持大学的文化和社会使命，培养学生全人发展和批判性思维的理念不失为今日中国高校所提倡的通识教育的重要内涵。中国当前的教育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未能做到坚持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智慧与精神价值的交融。
正如前哈佛学院院长哈瑞·路易斯(Harry R.Lewis)在其畅销书《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如何忘却其教育宗旨？》中所慨叹的那样，大学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完全忽视了大学本身的教育目标，而沦为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机构，在追求品牌的过程中，忘却了大学象牙塔的神圣使命，唯求学生工作与成绩但却忘了心智与灵魂，唯求学生的聪明却忽略了他们的智慧，唯求学生是否成长而忽略了他们是否成人。在全球化时代，大学在回应市场挑战和追求功利、品牌和金钱的同时，不能只追求效率而忽略效能，只追求管理而忽略伦理，忘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和良知的责任，否则将沦为训练基地或者文凭工厂。
今天，中国的社会、教育、科学与文化正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正遭遇空前的危机。因此，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不仅仅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也需要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此外，在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日趋功利化的背景下，高校如何更加切实地提供全人教育，知识分子如何负责地承担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良心，将成为一个新的挑战。一个国家若希望建立或者维持多元的和谐社会，人文与通识教育将有助于提升公民必需的道德与良知素养。因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培养合格的毕业生和负责任的公民，即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奉献精神和创新整合能力，注重人本关怀与社会奉献的专业人士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神圣使命。而马相伯的教育理念、领导艺术和奉献精神，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愿景以及如何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在全球化与国际化浪潮中健康稳定地发展，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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