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两次对话_文学论文

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两次对话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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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民主派”评论家与她眼中的当代俄罗斯文学

——与《旗》杂志第一副主编伊凡诺娃的对话

还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就熟悉这个在报刊杂志上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娜塔丽亚·鲍利索夫娜·伊凡诺娃。她的关于当代文学,关于作家马卡宁、伊斯坎德尔等犀利、深刻的评论,关于俄罗斯社会政治的别有洞见的政论文字,我都读到过。由此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对于俄罗斯文学、俄罗斯社会都看得很深,很独到的女性,在文学写作与政治写作领域都非常活跃的评论家。不满足于远距离对她的文章与著述的阅读,这次到俄国访学我选择她,如今是《旗》杂志第一副主编和被评论界认为俄罗斯最为活跃、情绪最为激烈的自由民主派女评论家作为我的第一个对话者,用一个俄罗斯文学中国读者的目光,以一个中国俄罗斯文学教学者与研究者的身份与她对话。

这是一个思维敏捷,快言快语,喜怒哀乐形于色的女士。尽管是第一次相识,这个今年已经60整的女性仍然丝毫没有掩饰一年前在彼得堡城郊,普希金城皇村获奖后的兴奋。她说,“2004年我获得了“皇村艺术奖”(Царскосельска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емия),是奖励艺术家、演员、作家等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者的,去年刚刚设立了批评奖,我是第一个批评奖的获得者。我亲自到皇村去领的奖,为此感到非常高兴。”说完,她向我展示了那座亮灿灿的皇村铜像。

“我1967年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被直接保送进了研究生班,”我们的谈话从伊凡诺娃的大学生活开始。“本科还没毕业前,导师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尔宾就给我定下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研究的论文课题。当时他是19世纪经典文学教研室的一名教授。三年级由他指导进行的全部莱蒙托夫创作的讨论课我都是从头听到尾参加的,在他的带领下我参加了各种莱蒙托夫的学术讨论会,还跟着他去过萨兰斯克。他与巴赫金有着相当深厚的友谊,两人保持着长时间的通信。我们的杂志《旗》在2005年第六和第七期上刊登了两人在60年代通信的详细情况。当时苏美关系很紧张,而美国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弃了撰写这一论文的构思,也没有进行答辩。后来改为对当代作家特里丰诺夫的研究,于1985年获文学副博士学位。”

谈到从事文学评论的生涯,娜塔丽亚·伊凡诺娃说:“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从1972年发表第一篇评论文章一直到1986年的十余年间,我先后在《现代人》出版社,《旗》杂志的诗歌编辑部和小说编辑部工作,同时重点从事70年代末到80年代小说的研究。我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从马卡宁开始的。1979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了我的关于他创作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事科学的人与人性的科学”(Человек науки и Наука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当时我与列夫·安宁斯基围绕着这位作家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对当时的苏维埃官方文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在《文学问题》上撰文,认为尤里·邦达列夫在《选择》(人生舞台)等作品中对时代与知识分子心灵痛苦的描写是粗糙与不真实的,在《文学报》上指名道姓讽刺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关于儿童文学的理念是粗浅表相的,指出阿纳托里·阿列克辛对学校、青少年、教师的描写是对现实的粉饰,缺乏真实的悲剧性。

1981年,尤里·特里丰诺夫去世。我对这位被称为“异样文学”先驱的作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1984年底完成了关于他小说创作的专著《特里丰诺夫小说论》。我在这部专著中对作家的哲学思想,体裁形式,语言风格,对他的伊索寓言式的文体作了高度的评价。与此同时我在这部专著中尖锐地揭示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清洗,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的专制主义,苏维埃制度的封闭自锁,缺乏自由的空气和社会制度的非道德性。责任编辑加丽娜·维丽科夫斯卡娅(如今在《大陆》杂志任编辑)尽管没有权力这样做,但仍向我展示了书报检查部门删除这些段落的校样。在他们的无理要求被我拒绝后,书被扣压了9个月,在我与责任编辑共同的据理力争下才得以问世。当时我收集了整整一箱子材料,以证实我这本书的观点是早在“解冻”时期就已经有过的。这本书出版后在批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86年我被调到《各民族友谊》杂志社诗歌部从事编辑工作。1991年,《旗》杂志当时的主编格奥尔吉·巴克兰诺夫把我要回去了。在“重建”和随后的时期,我在《新世界》,《文学报》,《旗》,《各民族友谊》等多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是电子版杂志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www.russ.ru,www.polit.ru,主编格列勃·帕夫洛夫斯基)的专栏评论家。我不仅仅从事文学评论,还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政论文章。我的文章以犀利、富有洞察力和远见受到读者的好评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与关注。1990年我发表了关于法吉尔·伊斯坎德尔的专著《驱赶恐惧的笑,或法吉尔·伊斯坎德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独特的作家。此间,我还对高加索问题进行过研究,出版了《高加索研究》的专著。在我看来,高加索问题不仅仅是个民族问题,我想通过对高加索问题的研究,探讨在俄罗斯寻觅和平与民族和谐之路。”

批评家楚普雷宁评价说,“在她的文章与著述中始终交织着文学的诗性与生活的诗性,她始终想第一个揭示出时空理念(хронотоп)的变化,在当代批评家中她被视为最强有力的论辩者,政论家与文艺学家之一”。俄国前文化部长米哈伊尔·施维特科依说:“娜塔丽亚·伊凡诺娃从不同意任何人,甚至包括她自己在内。”① 娜塔丽亚自己也说:“缄默策略不是我的个性”。她于1982年加入苏联作协,90年代初成为俄罗斯笔会中心成员。她是文学批评家组织“俄罗斯当代语文研究会”(Академия русск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② 的发起者之一,并在1999-2001年当选为这一研究会的主席。她还是“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尔金奖”③ 的倡导发起人之一,俄国布克文学奖及勃洛克文学奖的年度评委,多次获得《文学报》、《各民族友谊》、《星火》、《青春》、《旗》等杂志的文学批评奖。

伊凡诺娃激烈的批评天性与政论智慧既缘于她的个性气质,在一定程度上亦与她的家庭有关,女评论家这样陈述说。“我出生在一个职业记者的家庭,父亲当年是重要的社会政治、文学杂志《星火》的副主编。我的公公是《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阿纳托里·雷巴科夫。女儿玛丽亚·雷巴科娃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在德国柏林的自由大学获艺术学硕士学位。此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2-2003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大学讲授拉丁语和古罗马史。如今她已创作多部长、短篇小说,两次获文学奖,是文坛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说完,她把女儿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游戏者的情谊》(2005)送给了我。

在接受我的两次采访间伊凡诺娃始终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民主派的批评家。只是希望人们不要把这个字眼与日里诺夫斯基的政党联系起来”。她在“文学与自由主义意识”一文中说过,“作为俄国一种思潮的自由主义,历史并不久远,还有过中断,它不同于个人道德性选择的一种对自由的热爱。……在苏联时期,自由主义者系指那些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缓解体制的钳制,促进警察制度的弱化和自由思想的张扬”④。她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西蒙诺夫、特里丰诺夫等作家就是这样的代表。她指出,苏联的自由主义者更接近历史上的西方派,而苏联的保守主义者则更接近乡土派。她说:“在重建时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自由主义表现为与所谓的爱国主义者进行激烈争论的新西方主义”,“对‘重建’结果和叶利钦总统的失望,以及后来新旧任命体制的膨胀使得社会上人们对自由主义变革的逆反情绪在增长与强化,它的表现是民意测验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表示支持恢复书报检查制度……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还直接反映到了人们对文学,对文学中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倾向斗争的态度上。社会上退行性的情绪在增长,人们忘记了不自由的压迫、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群众性的告密、自由的缺失”。

这是否恰恰可以说明俄罗斯人民对苏联社会,对斯大林的深切怀念?这种对不自由压迫的忘却能否理解为对西方式自由的反感?我这样问。伊凡诺娃显然无法直接面对我提出的这些追问并保持批评立场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她说,问题并不在于自由理念的失败,更不在于对苏联旧时代的怀念,人们的“失望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自由没有给人们带来好处,没有给人们‘用盘子’端来任何的实惠;其二是自由主义自身尚未形成自己的、得以明确表述的价值观体系。于是,现在它便有了新的替身——其精神已经不表现为自由主义的,而是反自由主义的、极端的,如果还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话。”

在回答我的关于这场论争的性质与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时,她回答说:“今天,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于一种自由的条件下……然而,关于自由主义与文学的争论并没有停息。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思潮成了后苏联文学景观中两个现实的论敌”,“来自左翼的《明日报》、《文学的白天》对言论自由以及对持自由主义信念的作家的攻击过去有过,现在仍然存在”,“但是,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论争已经穷尽,立论的根据不复存在了,他们各自在具体的、互不相干的领域中生存着。但是,尽管不无讽刺性,他们间曾有过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应看作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斗争的继续”。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全球化格局下新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如何界定这个新的文学世纪?它的主潮是什么?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走向如何?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前景是怎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是我近年来文学阅读与思考的主要问题,也是此次与这位批评家对话时要探讨的核心内容。

在我看来,文学新世纪的起始应该是20世纪的90年代,因为80年代以回归潮为主体的文学无论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来看,还是从作家创作的思想主旨来评价,无论探究作家黑白对立的二元创作模式,还是审视创作文体的风格特征,它们都应该说是苏维埃式的。真正发生质的变化的,用洛特曼的话来说,发生“爆炸”性转型的文学是在90年代。这种本质性的变化表现在作家创作理念、艺术意识、文体风格与读者阅读理念等各个方面。

娜塔丽亚在表示“我完全赞同您的看法”的同时,却高度强调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她说:“新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应该说,80年代后期文学的鲜明的标志是回归,白银世纪传统与侨民文学传统的回归,个别新的作品已经开始出现了。但从80年代末开始,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潮,9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学倾向已经不容置疑。我们可以从90年代文学创作的得奖情况来说明。从马尔克·哈里托诺夫的长篇小说《命运线》开始,90年代及新世纪获布克文学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后现代主义的”。

我对此表示了质疑,提出格奥尔吉·弗拉基莫夫的长篇小说《将军与他的部队》,柳德米拉·乌利茨卡雅的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都是现实主义的,2004年刚刚获得布克文学奖的鲁本·大卫·冈萨雷斯—加利耶戈的《黑之白》还是一部纪实性的传记作品。她回答说:“是的,但绝大部分是后现代主义的。乌利茨卡雅的许多长篇小说都不过是故事小说(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而已,包括她的《美狄亚与她的孩子们》,都称不上是现实主义的”。针对我提出的故事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问题,她回答说:“故事小说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模仿现实(правдоподобие),而没有其他。现实主义不然,除了写实这个要素外,还有典型性,思想性,情节、人物行为的社会现实决定性等等”。

她说:“其实,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要素早在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中就有体现,如《古拉格群岛》,《红轮》。当然我指的主要在美学层次上的,如片断性,互文性等。”

“俄国的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有着众多的美学共同之处。起码,在思想根源上是同出一门的。俄国的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它的文化局限性,或者说它文化包容性的局限性。俄国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文化的对立面出现的,它采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相融合的形式。这种文学的产生是长期以来俄罗斯文学脱离世界文学进程的必然结果。其二,就其文学而言,它是由地下文学演变而来的,比如,安德列·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对当代文学进程并不产生影响。其三,苏联后期的后现代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与苏联文化范式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苏联时代的那种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终结。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文化影响的逐渐消失,后苏联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却以一种新的形式在继续发展,比如,超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它们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美学形式的影响非常大。其实,在特里丰诺夫的创作中也有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例如,《滨河街公寓》,《地点与时间》等。后现代主义因素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你们不妨看看我窗外的那栋新装修的楼房。他的整体结构连同它的廊柱是旧俄式的,其中不无洛可可的风格,但外墙上的图案、花纹却是苏联时代的,有斯大林时代的那种张扬社会主义壮伟精神的豪气,这不是后现代主义又是什么呢?”

尚在90年代《旗》杂志编辑部主持批评专栏的卡仑·斯捷帕尼扬先生就写过文章“现实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戈鲁勃科夫也撰文讲过,从塔基亚娜·托尔斯塔雅200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克司》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理念与美学手段已经穷尽。在具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俄国文学市场中作为语言实验和文学游戏的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确很难占有主导的消费份额,那么能否据此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美学生命会是短暂的,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文学思潮的发展前景呢?

伊凡诺娃说:“作为一个时代的后现代主义远远没有结束,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远没有终结。现在说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生命结束的话为时过早。在俄国,后现代主义对世界文化的借鉴应该说才刚刚开始,它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斯捷帕尼扬先生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您可以与他谈谈。至于说到托尔斯塔雅的《克司》,那不能说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结束,也许是女作家自己美学手段的穷尽吧。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手段,比如,文学创作的随笔性文体,创作主体的自由理念,强大的神话因素,互文性、隐喻、戏谑、调侃等手段已经成为相当多作家创作的共同特征,甚至连传统派的文学创作也都在仿效后现代主义。至于它的审美特征,有两点是非常鲜明的。一是作家思想立场,人物的非中心化(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二是文学等级差异的被打破(нарушение иерархии)。今天,在思想内容,创作理念,审美形态方面,传统的文学等级差异概念几乎已经没有了,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在消失。是的,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学像是一片低矮的丛林,一片灌木丛,看不到参天的阔叶大树。后现代主义理论方面的著述有很多,斯科罗潘诺娃写的关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专著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艾泼斯坦因和奥尔迦·波格丹诺娃等人写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书也都值得一读。”

应该如何看待仍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如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年轻一代的瓦尔拉莫夫等人,他们的创作在90年代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您看来,谁可能成为经典现实主义创作的优秀的继承者?谁无愧于当代好作家的称谓?

她说:“索尔仁尼琴90年代的创作,他的所谓的两部短篇小说也绝非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成分,比如神话因素与反神话因素,比如时空理念。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是一个神话。他给所有的人出点子——作家,农民,政府,杜马,还有俄罗斯大地。于是他便失去了他们。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声誉。拉斯普京的艺术潜能实际上已经穷尽。他是一个预言家式的作家。他的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创作实际上是他70、80年代作品的‘克隆’,已经没有了丝毫新意。他的创作艺术高峰是他的《活着,并永远记住》,《告别马焦拉》等。应该说,真正不朽的‘农村作家’是舒克申,他远高于拉斯普京。90年代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同于苏联时期的现实主义,真正意义的经典现实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作家还有,如奥列格·帕夫洛夫、瓦列里·波波夫、阿列克赛·德米特里耶夫、马丽娜·维施涅夫斯卡娅等。

“我认为,当代的文学走向是后现代主义者(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ы)与‘思想意义主义者(смысловики)’之间的富有成效的美学论争。说得也许并不恰当,在诗歌领域是普里戈夫、鲁宾什泰因等人与楚洪采夫、库什涅尔、阿麦林、利斯尼扬斯卡娅、帕夫罗娃之争,处于诗歌发展进程核心的人物是冈德列夫斯基、艾森伯格、茨维特科夫、列夫·罗谢夫,有趣的是他们融合了两者的特点。在小说创作领域后现代主义成为主导的创作倾向,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比托夫、马卡宁、库拉耶夫、奥特罗申科等。而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什么成就,他们只是一批俄国传统现实主义的拙劣的模仿者——奥列格·帕夫洛夫、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等。应该说,文学还在继续,俄罗斯作家中仍然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比如,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基亚娜·托尔斯塔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雅、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等。”

女评论家对当代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评价是毁灭性的。这不能不让我理所当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判断文学成就与优秀作家的标准是什么?”她回答说:“连同文学批评在内,文学应该提供美。美的创作艺术,美的技巧,睿智的思想。当代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新的,美的艺术与思想。”

伊凡诺娃的价值判断有着十分鲜明的倾向性,谈话中她没有做过任何模棱两可的结论,她的言说中充满了棱角与挑战。对我向她介绍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授予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俄国作家的名单与作品,她明确表示,“他们绝不都是一流作家,一流作品”。

这位思想激烈的评论家在我回国不久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我希望中国的俄罗斯学者们能一如既往地认真研究俄罗斯当代的、不断变化而又斑斓多彩的文学世界。我感谢中国读者并祝愿他们在阅读新的文学作品中获得快乐”。

一个“爱国派”评论家与他眼中的当代俄罗斯文学

——与《文学白天报》主编弗拉基米尔·戈里高利耶维奇·邦达连科的对话

在俄罗斯,很少有哪个批评家能像邦达连科那样会随时逼迫你注意到他的激烈的文字,更很少看到有哪个批评家会让文学界的同行们或击节叹之,或大动肝火。在我国,恐怕从事当代俄罗斯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对他的名字也不会陌生。大家兴许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四十岁一代作家”和“莫斯科都市小说”的提法还刚刚出现,这一批评理念随即在文学界流行,很有“独辟蹊径”、“引领潮流”的气势。邦达连科,作为当时最具潜质的青年评论家,就是这一文学理念的提出者与张扬者之一。

此次访学我与这位“爱国派”评论家的第一次相遇是在著名的托尔斯泰庄园——“亚斯纳雅波里亚纳”(阳光明媚的林中旷地——笔者译)。那里每年举行一次题为“托尔斯泰与俄罗斯”的俄罗斯作家和外国作家们的聚会⑤。初次相见,我心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轻慢:因为他的书评及政论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和论战性,我猜想他仅仅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论家而已。第二次与他的畅谈是在位于莫斯科共青团大街13号的俄国作家协会(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России,“爱国派”作协——笔者注),在《文学白天报》的编辑部。真正深入了他的思想情感与文学理念,我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在这个犀利的职业文学批评家和少有文学辞藻修饰的朴素的话语中,有一些新鲜的思想被发掘出来,更有一种迫近生存的强烈的真实感和与之相伴的文学意义被展示出来。

邦达列夫1946年出生在位于彼得堡北部的彼特罗扎沃茨克市,196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林业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先在苏联科学院中央造纸研究所工作,随后在《文学俄罗斯》周报担任编辑。1972年,26岁的邦达连科开始了他钟爱的文学批评与政论创作的生涯,在《十月》、《新世界》、《旗》等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上说书评人,一系列关于马卡宁、普洛汉诺夫、库尔恰特金、阿纳托里·金等“四十岁一代作家”的富有思想与洞见的评论文章使得他早在70年代末就声名卓著。1979年他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后,担任过文学杂志《十月》文学批评部的副主任,80年代做过《当代戏剧》的剧评部主任,小剧院和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文学编辑。1988年,他在《莫斯科》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批判戈尔巴乔夫“重建”的文章“与读者的谈话”,从而成为“爱国派”的思想领袖。1990年他在批判“重建”的《俄罗斯作家的公开信》上签名,2001年在43个作家与批评家联名签署的“制止导致死亡的改革书”上签名,成为当今俄罗斯最激进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对派。从90年代起他担任《白天报》(现改名为《明日报》)编辑部的副总编和《文学白天报》的主编至今。从1994年起,他就担任俄国作家协会书记,2001年和2002年曾两次担任“国家畅销书奖”的分组评委和大评委。从80年代末开始,他多次获得报刊、文学杂志、俄国作家协会文学奖。

令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与《旗》杂志编辑部几乎占有大楼一层,窗明几净的宽敞阔绰的气派截然相反,俄罗斯“爱国派”喉舌之一的《文学白天报》的编辑部办公室竟是一间最多10个平方米的长条斗室,被一个文件柜,两个办公桌挤得满满当当,摞放得老高的书报杂志占去了其他剩余的空间。更令我吃惊的是,在邦达连科的办公桌上放着足有四寸大小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大幅照片。编辑部似乎只有包括邦达连科和一个名叫瓦连京娜·叶洛费耶娃女评论家兼编辑的两个成员。叶洛费耶娃对我说,受到经费的限制编辑部实际上只有一个半人,主编邦达连科还担任着《明日报》的副主编,那里的许多重大事情主编普洛汉诺夫随时都要与他商量处理。面对我惊讶的神色,邦达连科和他的女助手都对我说,他们没有任何俄罗斯金融寡头和西方财团的支持,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靠着自己艰辛的劳动,毫不懈怠地进行着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文学事业。与《明日报》一样,《文学白天报》非但没有失去生命力,反而由于反映劳动人民疾苦与社会现实悲哀的真实,由于关注俄罗斯文学与社会的今天与明天,成为发行量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报刊之一。他们坚信俄罗斯真正的“文学的白天”终有一天会到来。听完这些,我似乎感觉到有必要再一次深入了解“爱国派”作家与批评家们的生存现状,深思他们对俄罗斯现实的困惑与怨愤,再一次认识当代俄罗斯作家们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重大价值。

90年代后苏联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非国家化与非意识形态化?您是否同意这一看法?俄罗斯社会与文学发展到今天,究竟应该如何重新看待文学与国家,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以为这是牵动爱国派作家与评论家们神经的首要问题。

“文学不仅仅是个人事业。国家应该承当其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应该参与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与帮助。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艺术都有国家的干预与引导。美国的好莱坞绝对不会拍有损于美国形象的电影,所谓的越南战争大片都表现美国人的英勇无畏,塑造的都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大形象。但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学远不是这样。‘重建’毁坏了国家,毁坏了民族。我非常赞成中国政府的做法,天安门事件宁可牺牲几百人,否则会付出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邦达连科简直是以一种神圣的悲壮的心情来讲述他所感悟,所理解的文学事业与国家的关系。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邦达连科似乎更关注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俄罗斯的批评永远是意识形态的,而只有成为意识形态的,它才能成为新的,伟大文学的预言家。没有批评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文学。批评家,无论其好坏如何,都在文学进程中各等级的划分起着决定作用,他们决定着这部或那部文学作品真正的现实的生命价值,而对它的盖棺论定的结论将由历史来做出。批评家等于时代,完成着它的作用。‘重建’时代灾难性地扩大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鸿沟。在批评家或缺的时代,作家自己便成了批评家。你们会发现,大部分批评论争是由诗人与小说家引领的——那是心中有话要说啊。”

“爱国派”批评家——不仅是邦达连科的身份自述,也是我遇到的所有俄国作家和批评家对他做出的毫无二致的界定。邦达连科是个既被捧得很高,也是挨骂挨得最多的评论家。邦达连科自己说,他这个“充满活力和不受管束”的人被自由民主派评论家称为“红得发黑的恶棍”(краснокоричневая сволочь)。拉斯普京说,“在我看来,他是如今当之无愧的俄罗斯人。做起文学来,他显得如此精力充沛,活像一个装有发动机的人,的确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做文学,关注文学”。“自由民主派”评论界的领袖人物,楚普雷宁说邦达连科是“爱国阵营的首席评论家—思想家”⑥。伊凡诺娃说,他是反自由主义评论家中富有侵略性的人物,《旗》是“自由主义宪兵”和“自由主义恐怖”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之一⑦。

从俄罗斯社会的政治“重建”到今天已经过去20个年头了,那场围绕着俄罗斯到底应不应该进行改革的争论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但是在文学界,“爱国派”与“自由民主派”之间围绕着文学与社会问题的思想论争似乎还在继续,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文学领域的两派之争,这场争论的性质是什么?在文学中的表现如何?对于我的这些问话,邦达连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自由派与爱国派的斗争是俄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现象,是乡土派与西欧派之间斗争的继续。自由民主派全盘接受欧美西方的思想理念,唯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从。但我们爱国派认为,我们可以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但必须应该有俄国自己的特色。俄国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包括文学在内的我们的一切都应该从俄国的民族特色,人民大众的兴趣、利益出发,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出发。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理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旗》杂志所进行的一场场深层次的保卫战旨在翻过去的案,《新世界》的阿拉·拉蒂宁娜和尼基塔·叶利谢耶夫也在与他们一唱一和。但这些战斗与当代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承认,自由主义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但到头来谁也不需要他们的胜利。自由主义这个字眼如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任何一个年轻作家都与其格格不入,也许更令人讨厌,因为用后者还能玩点先锋主义的游戏,比如,可以宣称它是新先锋主义的,但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作家都不会与自由主义及其政治上的‘正确无误’打交道。”“自由民主派以为他们胜利了,取得了政权,但那是虚假的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苏维埃帝国的崩塌是苏维埃历史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主派时代的到来。”“很遗憾,我们国家没有像捷克那样有过非政党化的进程,而我尚在1992年就在《白天报》上主张过,若是没有叶利钦们、普京们、亚科夫列夫们掌权,批评界若没有娜塔丽亚·伊凡诺娃们的指挥,谢尔盖·楚普雷宁的行为举止兴许会谦逊一些的。”

“其实,在我们的作家队伍中,80%都是爱国派作家,自由派作家只占了其中的20%。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派作家在思想上有变化。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从自由派阵营走出,走向了现实主义,走向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探寻。在苏联解体后的文学创作队伍中这是一个看似奇怪、实际上很正常的现象。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大师都在爱国派作家的队伍中,如拉斯普京、别洛夫等。但自由派作家和他们的刊物有西方财团的支持,有国内金融寡头的资助,有大众传媒的帮衬吹嘘。有些自由派杂志和作家甚至还有广告代理公司。”

当代俄罗斯文学家队伍中所谓的“忠于俄罗斯民族的一翼”——“爱国派”作家队伍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说的确存在着“爱国主义文学”,那末它的发展进程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不甚了解,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

对于“爱国派”作家与文学,邦达连科一边用温暖的语言体恤着他们的爱恨情仇,一边用独有的深刻,一层层地揭示他所认定的这一队伍的局囿与缺陷。他的话语似乎是一面镜子,是对“爱国派”创作与批评的文学与政治过失,乃至文化缺陷的批评性的反思。

邦达连科捡起自由主义评论家们对“爱国派”的称谓说,爱国者们都是“反动派”,但他说,他们都是些“激情火热的反动派”,“从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观点来看他们难道不都是些反动派吗?道德、思想领域的反动派,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反动派”,“他们尽管思想也有分歧,但都把赌注下在强有力的国家性上,传统的宗教与道德价值观上”。“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一切最为崇高的表现实际上都是保守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布宁、布尔加科夫、肖洛霍夫、普拉东诺夫,一直到今天的索尔仁尼琴和拉斯普京。文学的精神,文学的思想肯定是保守的,因为任何永恒的道德与思想的真理永远都不会陈旧”,“‘反动派们’旗帜的鲜明性——可以说是世界语境下的俄罗斯文学进程中最不寻常的特征……在俄罗斯恰恰是保守派们成了叛逆者和先锋者。”

“我原来深信,从1991年到1993年10月的这些日子里,俄国的爱国主义运动有着团结成一个现实的、统一的和有影响的政治力量的一切前提,但是,可惜呀,这一情景并没有出现,今天我们很难讲俄国爱国主义的真正高涨。如今,爱国者成了混蛋们的避难所。在普京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没有爱国者的爱国主义。只要你是个当官的,你就是爱国者,即使你是那个过去把电视主管得乌七八糟的施维德科依⑧,即使你是将整个石油工业据为己有的契尔诺梅尔金⑨。某个爱国主义教育委员会的头头们,领衔的爱国者们居然会是普里斯塔夫金与楚普雷宁。甚至连那个仇恨俄罗斯的女批评人塔基亚娜·伊凡诺娃不久前得的那个文学批评奖也是由于她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我却成了一个最主要的反爱国主义者了。”

“我认为文学的爱国主义有这样三个团队。红色团队,成熟的,他们以自我牺牲精神和构想的宏大而令人着迷;白色团队,主张君主制,是民族东正教的,从其本质来说也是完全成熟的,那是个怀旧的浪漫主义团队;第三团队,并不成熟,时而呈现出向四周溢散的水母状,具有折衷、流变的特征,但以其富有生命力及不断追随民众的行为状态著称,这是一个不具备严密思想外壳的独特的俄罗斯团队。”

当我问起这三个不同团队的作家构成时,邦达连科回答说,属于红色团队的有著名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尤里·邦达列夫、阿纳托里·伊凡诺夫、费里克斯·库兹涅佐夫、亚历山大·普洛汉诺夫、艾杜阿尔特·里蒙诺夫等,属于白色团队的作家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列昂尼德·波罗金、维克多·阿斯塔费耶夫、德米特里·加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等,而第三团队的作家有瓦西里·舒克申、瓦西里·别洛夫、瓦连京·拉斯普京、弗拉基米尔·利楚金、斯坦尼斯拉夫·库尼亚耶夫、维克多·里哈诺索夫、尤里·马姆列耶夫、塔基亚娜·多洛宁娜等。

谈话间,邦达连科又一次被编辑部就设在附近的《明日报》的主编普洛汉诺夫叫走,一个小时后他才回来。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上。如何评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如何评价后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的成就?当今哪些作家和批评家是最优秀的?我十分想听听这位评论家的“异见”。

邦达连科说:“我认为,继20世纪70-80年代‘四十岁一代作家’与‘莫斯科小说’之后,整整有20余年之久,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作家队伍中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相当于弗拉基米尔·马卡宁或者亚历山大·普洛汉诺夫,弗拉基米尔·利楚金或阿纳托里·金,瓦连京·拉斯普京或安德列·比托夫这样的大作家”。显然,这位评论家不愿意在一般意义上来谈论一部具体作品的优劣好坏,或者陈述自己的联想和印象。他说,“如今垃圾文学泛滥成灾。居然有作家提出现在是文学的‘××⑩ 时代’。自由民主派的作家中有不少是西方文学的模仿者。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富有才华者。但他们依仗掌握在手中的媒体推销他们自己的作品。比如,托尔斯塔雅的《克司》。这本来是一部缺乏才华的东西,但是自由民主派的电视台,报纸,评论界连篇累牍地宣传,甚至请她本人到电视台做秀。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全然不关心当下的社会现实,不关心人民大众的疾苦,奢谈文学的非意识形态性,实际上起着转移人们视线,让人们不再去关注社会迫切问题的目的。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作家,比如彼得·克拉斯诺夫、普洛汉诺夫、利哈诺索夫等作家始终关注国家的命运,人民大众的命运,以他们的苦难为苦难。”

“我尽管费尽心思想在我这一代批评家当中寻找强有力的战友,却一个也没发现。官员与思想家多的是,但有艺术才气的笔友却没有一个。年轻点儿的倒是有几个:尼古拉·别列亚斯洛夫、卡皮托丽娜·科克舍涅娃、谢尔盖·卡兹那切耶夫、伊利亚·吉利洛夫。还有更年轻的,像奥列格·多洛冈、阿列克赛·萧罗霍夫、娜塔丽亚·达尼罗娃。很早以前,我在写佐罗图斯基的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过,批评家应该相信的只有他自己。此外谁都不应该相信,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朋友的忠告,无论是领导,还是心爱的女人,或是最高的权威。只有那样,他的话才会有价值。”

“也不能说自由派阵营的批评状况要好得多。永远坐不住的列夫·安宁斯基即使在描写他的论敌的时候,说他们在告别人世的时候,那被砍下的头颅会露出微笑,会为那些毁灭性的反批评感到自豪。我可做不到那样。阿拉·拉蒂宁娜仍然像早先那样关注着文学。娜塔丽亚·伊凡诺娃成了一个像先前那样聒噪不休的老奶奶,无论对那些极端者,还是无定见者,或是完全温和的沙尔古诺夫(11) 式的作家都一样地汪汪地吠个不停。他们只会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沼泽中像青蛙似地呱呱乱叫,谩骂获得过勋章(在苏联时期——笔者注)的普洛汉诺夫,好像他们自己从没有与他们一起从同样的一些人的手中获得过。”

“各个作家协会中有60%都是批评家,有数千枝笔,但真正有才华的批评家,无论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一个个地算充其量也只有20个。若是没有了批评,谁会发现羽毛未丰的新生作家?谁会给他们提供飞翔的空间?没有爱国主义的批评就不会有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作家的响亮的名字。拉斯普京、别洛夫、利哈诺索夫、阿斯塔费耶夫、邦达列夫正是在自由的批评中崛起的,文学之所以需要他们,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人民对苏维埃制度的不同意见。当年的自由主义者是支持爱国主义批评家的批评之笔的。正如自由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所说:‘无论是科仁诺夫,还是邦达连科对于揭露体制的弊端……来说都是需要的。’体制已不复存在,如今我们已不为他们所需,无论你采取怎样的批评方式。”

“今天为当前后苏联批评界定调的是四个有才华的四十岁一代批评家:帕维尔·巴辛斯基、安德列·涅姆泽尔、维亚切斯拉夫·库尼岑、德米特里·巴维利斯基。同时他们身旁还有更年轻的人在充实着这一队伍:德米特里·奥里尚斯基、列夫·彼洛戈夫、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伊利亚·库库林、叶甫盖尼·列辛、谢尔盖·沙尔古诺夫。当然也有文学的新一代。然而,如果没有展现出疯狂而又极富生命力的取向,既能为整个俄罗斯生活,也能为俄罗斯文学下定义的取向,不用新的主人公来填充文学的空间,那文学的前景只能堪忧,等待我们的只会是性无能的欧洲文化老太太的命运。写得不错,却空洞无物。”

“有评论家对当代文学家中的五个人进行不遗余力的炒作:他们是维克多·别列文、维克多·叶洛费耶夫、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塔基亚娜·托尔斯塔雅、鲍里斯·阿库宁。但我却提出另外五个人的名单,他们是尤里·科兹洛夫、维亚切斯拉夫·捷克乔夫、米哈伊尔·波波夫、尤里·波里亚科夫、塔基亚娜·纳巴特尼科娃。他们的艺术水平丝毫不差,只是评论家的看法不同而已。如果炒作的不是鲍里斯·阿库宁,而是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那末读者会更觉得满意的。但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批评家都没有说话。他们对谢尔盖·西比尔采夫表示沉默,对彼得·克拉斯诺夫的巨大的语言天赋表示沉默,对薇拉·加拉克基诺娃表示沉默,对已故的彼得·帕拉玛尔丘克表示沉默,在我看来,后者的小说丝毫不次于萨沙·索科洛夫的优秀小说。难道不久前去世的诗人科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就不值得像塔基亚娜·别克那样得到夸奖称赞吗?尤拉·波里亚科夫在《文学报》中曾友好地调侃说,别人家的创作没有发现,自己人的也几乎看不见。”

谈话的最后,评论家表达了对中国的巨大兴趣,他说,“我非常赞赏我们伟大的邻居近年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为你们国家的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感到由衷的高兴。倘若俄罗斯的问题能像中国一样地处理解决,我们的国家与人民肯定不会有如此的现状。如今中国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在文化艺术领域,特别是在电影领域,中国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没有到过中国,但我憧憬着有一天能亲眼看一看这个充满了奇迹的国家与人民。”他赞同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置和颁发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中的俄罗斯作家和作品名单。他说,“中国的俄罗斯学者和读者是有眼光的。”对我的关于2005年度入选这一奖项俄罗斯作家与作品意见的征询,他说,“弗拉基米尔·利楚金的《天堂的逃离者》(《Беглец из рая》)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

邦达连科有着同样坚韧的话语姿态,对自我历史与自我立场的坚守无疑是对“别人家”一种无形而绝不妥协的挑战。文学生存的弱者并没有因为身处弱势而失去强者的精神,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理念、信仰与活法。“丛林规则”并不能取消弱者生存的理由。为了让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忠实的俄罗斯文学读者和他的认真的对话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与精神,邦达连科把他最近出版的厚厚的三本书送给了我,它们是《激情火热的反动派》(2003),《来自民间的白银世纪》(2004年),《帝国最后的诗人》(2005)。

2005年10月21日

注释:

①⑥Чурпинин С.И.“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егодня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М.Олма-Пресс,2003,с.151,с.88.

②自由民主派文学批评家组织,成立于1997年,与1995年成立的爱国派“俄罗斯语文研究会”相对立,现有终身会员39名,会员由批评家根据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推选。

③此中篇小说奖由《旗》和《爱克斯莫》出版社设立于2001年。获奖者由各报刊杂志、创作团体、批评家提名。娜塔丽亚·伊凡诺娃任评委协调员。

④⑦Иванова Н.Б.“Невеста Букера:кри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2004-2005”,М.Время,2005,с.85,с.91.

⑤由作家阿纳托里·金和托尔斯泰的玄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创办于自由民主派和爱国派作家尖锐对立的1995年,组织者的初衷是消除分歧,团结作家,繁荣创作,出版有杂志《亚斯纳雅 波里亚纳》。

⑧俄罗斯前文化部长。

⑨80年代苏联石油天然气部的部长,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总理。

⑩пизда(女性生殖器)。

(11)谢尔盖·沙尔古诺夫,2000年走上文坛的年轻作家,自称边缘性作家,提倡俄罗斯文学的变革,主张书写俄罗斯文学少有涉及的危险的、私密的、自然的领域,发现寻常性、现实主义中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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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两次对话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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