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对“中体西用”模式突破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中体论文,模式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之本在“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为末中一节，国之所以富强是因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欲变贫弱为富强，必须循习西洋政教；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之时，无暇正“本”，可“姑务其末”，务末既是应变之措，更可“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把正“本”、务“末”视为一体。这就否定了“中体西用”的认识基础，也揭露了其逻辑荒谬。
关键词 郭嵩焘 中体西用 突破
作者简介 1936年生，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理论模式，它有肯定学习西方之必要、促使“师长”之说付诸实践的历史功绩。但是，这一模式，又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内容限制在技艺范畴，并服务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冲破此种思想牢笼，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理论战线上一项重任。适应时代的需要，郭嵩焘对此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一
“中体西用”，其含义的政治实质是：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可以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度必须坚持，无须改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鉴于主权的进一步丧失，侵略势力由沿海深入内地，并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地主阶级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资本主义列强横行神州，清朝统治者既无力反抗，甚至不敢有反抗的表示，“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②，清王朝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地主阶级洋务派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以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对待这一变化，认识到“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古方，诚未见其效也”③，“今日之敌，非得其长，断难与抗”④，“‘师夷之长’四字，尤为今时所当知也”⑤。因而放弃于事无济的一套传统措施，承认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技”的必要。
从1840年以来的“御夷”历史和当时尚在进行的镇压太平天国的内战中，洋务派深切地感到，中国不如“夷”处在“火器”。所以，他们在谋求自救时，把目光集中在“练兵”“制器”。奕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⑥。李鸿章也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⑦在这种认识下，洋务派官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于60年代初期，倡导和主持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建，希冀拥“坚船利炮”以自强而自救。70年代初，边疆危机四起，洋务派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新的强化。1874年底，总理衙门引日本侵台事件为训，奏请“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为自强的六条紧急“机宜”⑧。大臣们在遵旨议复时虽对防务重点有不同意见，而对总署奏议的根本宗旨，却少有人表示异议。李鸿章甚至鼓吹说，总署所提“六条”，对“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途，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倘能“中外一心”，“勿惜重费”，“历久不懈”办理，中国便可“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为富强”⑨。此后20年间，洋务派继续进行训练军队，设厂制造船炮，在建立新的防务体系的“求强”活动的同时，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着手建立了一些民用企业。从60年代到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一直把学习西方技艺，引进机器生产，作为中国致“富强”而自救的出路。
洋务派承认学习西方的必要，并非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相反，他们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极力美化、吹嘘封建统治，说什么“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⑩，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好得很，不仅不用向西方学习，而且远远超过西方。中国的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独“火器”落于其后，这就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理论的认识依据。
单纯地学习西方技艺制造“坚船利炮，”能否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这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不可不予辨明。
自鸦片战争之后，郭嵩焘便致力“洋情”的研究和中国富强之道的探索。1875年，他在遵旨对总署6条“紧急机宜”发表意见时，对洋务派拥“坚船利炮”以自强的主张，明确地给予了否定。他断言：“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自强亦“所不敢知也”(11)
郭嵩焘指出，欲收学习西方之效，必先明中国贫弱之因，西方富强之由，才能做到“彼之所长，渐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在“纪纲废弛”“吏治不修”，“洋患”是其招致恶果之一。从历史上看，“边患”构不构成统治危机，取决于纪纲、吏治的振衰。“自汉以来，中国全盛之世，边患相寻常若不及，而终宴然无事。及衰且乱，则必纪纲法度先弛于上，然后贤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可见，加强防务固为必要，而自强的要害在振肃纲纪、刷新吏治，厘正治国之本。在此，郭嵩焘虽袭用封建政治的术语，但其内容却已包含着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新意。他在“推求中外情形所以异同与所宜法戒”时写道：“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各通商口岸，“皆有兵船屯驻以防意外之变，兼备海盗……惟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介绍，自然尚属粗浅，可已触及到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商贾”）当政，国家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利益，并为其服务的实质。进而郭嵩焘得出结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12)
中西对照，治国各有其本，一失一立，一弱一强，孰为当“戒”，孰者当“法”，不言而自明。在立国之本的讨论中，郭嵩焘既对拥有坚船利炮即可自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也表达了循习“西洋政教”以为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13)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这种思想倾向还只能算是一种朦胧的感觉，那么，郭嵩焘的认识在出使英国之后便得到了理性的升化。通过实地考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与“商贾”同利，“以行商为制国之本”，是“君民兼主国政”(14)之故，而“君民兼主国政”的实行，又依靠相应的政治制度提供保障。郭嵩焘在深入了解、研究英国的现状与历史后指出：“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意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15)。至此，他已明确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西洋国家的立国之本。
郭嵩焘受任出使，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利用这一实地考察西方的机会，使对洋情有更全面而真切的了解，以有助于找到中国致富致强的出路。因此，他在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钦慕之余，带着消除“洋患”的责任感反思自省，对比之下，深叹“中国秦汉以来适得其反”(16)。民主之反就是专制，封建专制制度成了他放矢之的。郭嵩焘斥责说：“秦汉之时竭天下以奉一人”，从此“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以三代之治批评专制，不是为了复古，相反，郭嵩焘认为，就“公天下”而言，三代圣人之治亦不如当时的西方。因为“圣人之治民以德”，圣人也是会死的，故“一身之圣德不能常”；“西洋治民以法”，人亡法仍存，可“推衍无穷”。人治不如法治持久可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他承认“西洋治民以法”为“有道”，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是“无道”，在这种意义上理解，西方入侵中国，“乃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17)”郭嵩焘不识资本主义本性，也没有谴责其侵略罪行，更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将代替封建制度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是阶级和历史局限所致，但他从“有道”攻“无道”的亡国之虞出发，为中国富强之道作出了明确的选择：对“西洋政教”，应“循而习之”，以为立国之本；对“竭天下以奉一人”的封建专制，必须“改而修之”。
循习“西洋政教”的主张，动摇了“中体西用”理论的认识基础，在社会舆论奉“师夷长技”以为富强至理的当时，郭嵩焘的见解，无疑起了开拓“师长”领域、改变舆论导向、拨正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方向的作用。
二
“中体西用”的实用目的是：以西方技艺之“用”，护卫封建专制之“体”。也就是说，学习西方技艺、引进机器生产，其目的在于巩固和加强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们看到，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无论是兴建近代军事工业，还是举办近代民用企业，始终围绕练兵、筹饷这一中心，以增强清王朝的军事、经济实力，以便能有效地镇压人民反抗和加重向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学习西方技艺，仅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行为，决不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李鸿章的话，典型地表露了洋务派的心迹。他说：“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如病之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18)”在他们看来，治国兴邦的根本是封建专制制度、三纲五常，仿习机器是一种应急和治标的方法，是用来巩固封建制度的一种手段。
洋务工业的兴办，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萌生有促进作用，但这不是洋务派的本意。相反，阶级本能的敏感，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前景产生无限忧虑，害怕“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9)”极力筑起一座堤坝，以遏止资本主义浪涛的冲击，故而用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对近代工业的兴建进行控制，使学习西方技艺、引进机器生产等活动限制在“中体西用”的模式之内。大工业生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必须有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发挥其威力。“中体西用”的模式，显然不能解决新生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洋务工业所以成果不大，所以不能使中国实现富强目标，与此不无关系。
郭嵩焘在论析循习“西洋政教”为中国富强之本的同时，并不忽视“造船、制器”的强国作用，且十分强调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必要。他在探讨中国富强从何入手时，也讲过发展近代工商业是“务末”、应急之策，而非“正本”。从学习西方的具体内容到讨论问题所用的术语，郭嵩焘的主张和洋务派的见解，表面上有相似之处，而其实质却有天壤之别。
在探讨中国谋求富强应从何入手这一问题时，郭嵩焘强调要“因时制宜”。他认为“时”有“常”“变”之分，正“本”治“末”的缓急，应根据时之“常”与“变”而定。“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20)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正处于继“秦并天下，划封建为郡县”之后的又一次“大变”(21)之时，故主张“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22)”，中国的富强活动，应先“务末”，即从发展近代工商业开始。
“姑务其末”，郭嵩焘出于如下一些应“变”的考虑。
第一，适应“变”时之需要。西方凭坚船利炮入侵，又在中国广开口岸通商夺利，“务末”以阻止或减轻这种军事、经济侵略，是“从其变之数”进行“匡救”的必要措施。
第二，为“常”局条件下的政治改革准备条件。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念、制度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其成就越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愈益坚实。用郭嵩焘的话说，这叫做“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23)。
第三，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出使英国后，郭嵩焘广泛参观了工厂，不仅对泰西遍国皆机器的景况赞羡不已，而且从中发现，西方产品远销世界，与其技术上“不厌其精其详”(24)有密切关系；他考察了轮船、火车、电报等新技术的应用，既看到它们的应用在英国富强中的巨大作用，也领悟到新技术的推广，决不是人力所可“疑阻”(25)；他研究了各国的历史与现状，强烈感到，凡仿效西法者，即可由弱变强，反之则衰而亡。虽不能说郭嵩焘已懂得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道理，但他无疑承认新的生产技术将代替旧的生产工具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他得出结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26)并告诫国人：中国如不自省、振作，“数十年后，洋人所至，……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中国无以自立。”(27)
这三项考虑，“立基”是核心，应变匡救是“立基”的前提，“自立”于国际社会是“立基”的结果。
为了充分实现“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的期愿，郭嵩焘强调，“姑务其末”时，必须“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求富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28)
“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则必须打破当时官府对近代工商业的控制。郭嵩焘反复宣传，西国富强是“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29)的结果，官府控制，说明洋务派根本不懂民富国强的道理。他还指出，这一富强之方，不仅为西方国家的历史所认定，也正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趋势所证实，“利之所趋，虚文有所不能制也”(30)，垄断、限制，只可能使中国资本流入洋商名下以谋利，如伍怡和、吴健章、胡墉和杨坊等人，“号称巨富，皆有轮船，经营贸易遍及西洋诸国。惟深自隐讳，以与洋商比附为利。国家制法防范愈密，则商人之比附愈深。”(31)谋求工商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所谓“督率”，实为“强夺民业”，且官不惜商，“烦扰百端”，结果商人“为利无几，而所损耗必愈多”，这便扩大了官商的裂缝，挫伤了商民投资的积极性。所以，郭嵩焘抨击说，“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所用以仿行西法以求富强者，未知果何义也？”(32)把热衷官办、官督商办者扼杀商民经营工商之利的本来面目揭露无遗。
“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则要求政府以政策、制度对商民投资近代工商业进行鼓励和保护。循此原则，郭嵩焘针对当时突出而紧迫的问题，吁请政府改变限制政策，明令宣布允许“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制备轮船”(33)，引导商民联合，建立公司，以克服资本不足的困难，并运用政府的力量，“补所未备”(34)，给商民必要的扶持。要真正保障近代工商业在中国的正常发展，实现“导民以从之”，还必须解除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和外国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为了铲除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郭嵩焘急切要求取消厘金制度，收复海关主权。他谴责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继续推行厘金制度为“非事”，要求下令“停免各省厘捐”，以联络“民商之心(35)；他怒斥让侵略者操纵海关，无异是“纵外人夺民口食”(36)，渴望行使海关主权，保护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综上可见，郭嵩焘把中国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希望寄托于“民”，让工商之利为“商贾”经营，目的在使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以为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奠基，这和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的目的有本质的不同。其本未遑姑务其末”，“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见解的提出，说明郭嵩焘在明了世界大势之后，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从“变”务“末”进行“匡救”之时，不忘审“常”正“本”，把循习“西洋政教”的正本和“先通商贾之气”的务末有机结合，作为效法西方以求中国富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体用一致的观点，正确地阐明了“本体”与“作用”的关系，相形之下，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就显露出不合事理的逻辑。正如严复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有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37)。“中体西用”如同牛体马用一样荒唐。
郭嵩焘在探究西洋立国本末、寻找中国富强之道时，提出了循习“西洋政教”以为立国之本，“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的主张，这是对“中体西用”模式的勇敢挑战，从而将人们的视线从西方器物吸收到西方制度上来，使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推进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在理论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收稿日期：1994-12-06
注释：
①③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②⑧⑥⑦《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同治朝卷25、98。
④《文祥传》，《清史稿》列传卷386。
⑤《李文忠公尺牍》第8册。
⑩(18)(1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
(11)(12)(13)(20)(22)(23)(28)(30)(31)(33)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9～347。
(14)(15)(16)(17)(21)(24)(36)《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56、407、407、627、553、439、392页。
(25)(27)(35)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
(26)(29)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卷13。
(32)(34)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养知书屋文集》，卷13。
(37)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王栻编《严复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