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宣传网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制度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为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开展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思想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宣传网制度这一自上而下的群众政治动员网络机制和渠道。
一、建国初期党的思想宣传工作
充分运用党掌握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力量，构建适应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需要的思想宣传工作制度，是建国初期摆在党的思想宣传战线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首先，各级宣传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实施思想宣传工作的职能部门，原有建制和规模难以保证执政后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全面开展。仅就中宣部而言，1949年进城后，部内无职能机构，干部仅20余人，由部长直接领导工作，直到1950年3月始设五处一室。为改变各级宣传部组织机构残缺不全和工作范围狭隘的状况，1951年2月，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和机构的指示》，确定了各级宣传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职责范围。而同期各中央局及分局宣传部一般均只设宣传、教育二处，前者以管理时事宣传为主，后者以管理在职干部教育为主。其工作人员除东北及华南稍多外，一般只有20余人，西南局宣传部只有十余人，新疆分局宣传部除一个部长外再无其他工作人员。县委宣传部情况更差。从中央到地方，由于大多数宣传部门刚刚开始建立和运转，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尚不明确，与正常开展工作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全党绝大多数支部，缺乏经常的宣传工作”，“各级宣传部很少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态，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少有系统地宣传。县委宣传部很多是有名无实，名为宣传部，实则不管宣传工作。”（注：《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6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显然，在较短时期内，通过党的宣传职能部门，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思想宣传工作网络体系，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形成于战争年代，具有局域性、临时性、突击性特征的思想宣传工作体制，已远不能适应建国后群众性思想政治教育规模化、制度化和正规化的要求。不仅在内容上缺乏系统性，而且在时间上缺乏经常性与持久性，尤其缺乏带有经常性和组织性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各级党组织一般对大规模群众运动或重大中心工作的宣传比较重视，而对日常性群众工作注意不够。为开展各项政治运动建立的以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中小学教师为主的临时宣传队，对于广泛动员城乡居民，迅速打开群众宣传工作局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宣传工作的“经常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不足”（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各级党的组织往往把它当作一部分人的和临时性的工作，而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使它成为全体共产党员的经常性工作并由各级党的委员会给以系统的领导和管理。”（注：《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6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容易导致群众宣传流于形式，往往是大规模运动过去，宣传工作也就放松和停顿。
第三，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战线面临着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形势。一方面，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反动统治已被摧毁，但其思想余毒远未肃清，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反动宣传和政治谣言，更是蛊惑人心。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另一方面，全国解放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和各项实际工作，党内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初露端倪。不仅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部门的党员干部不关心政治，在许多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中政治气氛不浓，不少边远的农村和老解放区的党员干部政治观念更为不强；而且许多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宣传思想工作部门）也对本职工作缺少通盘的有系统的领导。“往往是对于思想工作的领导是停顿在很低的水平上。宣传机关中很少专门注意思想工作的人员；原有的思想工作人员大部分被分配在行政的岗位上；许多担任着思想工作的人员，也很少专心致志于思想工作。”“多数下级党委的宣传部还不能经常担负宣传教育工作，而较高级的党委对于宣传教育工作又往往完全委托宣传部管理，很少作有系统的讨论和检查，这些党委的宣传部事实上也很少能对党的全部宣传教育工作进行统一的管理，以至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长期陷于散漫状态。”（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6页。）“党的宣传工作同当前任务的需要比较起来，还很不相称。”（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从而严重影响和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及时地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贯彻，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宣传工作制度，是新中国政治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对此，继承党和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参照前苏联在群众中设立宣传员、报告员制度的经验，中宣部于1950年初开始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试行建立宣传网的工作。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将宣传网制度推向全国。1952年底，全国共有宣传员379万人，报告员7.5万人。一个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骨干，从上到下层层沟通联系，覆盖机关、厂矿、农村、街道、学校，甚至列车等一切社会组织细胞的庞大群众宣传思想工作组织制度和工作机制开始形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有组织的经常起作用的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党的群众宣传工作才能逐渐克服了过去所存在着的缺乏经常性和组织性的缺点，而迅速地加强和发展起来。”（注：《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网，使它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人民日报》1953年1月3日。）
二、宣传网制度的职能特征及作用
宣传网制度是由各级党委主管领导，宣传部门负责实施，以党的各级组织为依托，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核心骨干，包括党的职能宣传部门以及党外群众宣传组织在内的，遍及全国范围的庞大群众思想宣传工作网络体系。其主要职能特征和作用是：
（一）组织制度的严密系统性
首先，重视党对宣传网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各地在建网过程中，均采取了由党委亲自领导，以各级支部为依托，以党员为骨干，然后逐步扩大的办法，把宣传员的政治面貌与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其次，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职能部门再到报告员、宣传员所构成的领导管理体制和实施运行机制，形成由上至下的垂直组织领导系统结构。中央和各级党委通过行政手段或发布工作宣传指示、宣传提纲的方式，对全国及各地群众宣传工作进行组织上的和思想政治上的层层领导。第三，各地宣传网工作中实施一系列严格的日常管理和工作制度，如宣传员选拔、培训、学习、会议、检查与汇报记录、评比制度；报告员工作制度等。第四，严格履行从上到下、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群众宣传工作程序。
（二）职能作用的多样性
宣传网在建国初期实现政治社会化和社会组织化过程中担负着重要职能和作用。
第一，组织领导。思想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基本领导途径和方法，宣传网制度的建立旨在“领导国家建设工作中，不是用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和军事机关指挥部队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注：《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关键》，《人民日报》1951年1月3日。），通过对人民群众经常性的思想宣传工作，统一思想认识，使党对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建立在人民群众的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基础之上，最终实现以思想政治领导推动组织领导的执政方式的重大探索。
第二，宣传灌输。在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建中，宣传网作为群众宣传工作的主渠道，主要负责领导全国各种社会群众团体的宣传鼓动工作，研究党内和社会各阶级对于国内外时事和党的政策的反应，组织编审有关时事政策宣传及生产宣传的宣传材料。承担着向社会大众宣传灌输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进行国民思想文化建设的重任。通过遍布全国的宣传网络体系和高效运行的宣传工作机制，采取新闻舆论传播、群众集会、口头文字形象宣传、发布宣传要点，召集各级宣传工作会议，发动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骨干的宣传大军，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宣传运动等手段和形式，配合建国初期各项政治运动，进行时事政策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普及宣传，强化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选择和政治认同。“在每一个运动中，在每一处地方，都是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宣传人员向群众进行宣传活动”，“使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受到了宣传教育”（注：《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网，使它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人民日报》1953年1月3日。）。“对于全国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要引起从来未有的根本变化，比民主革命的影响要广泛和强烈得多”（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最终“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内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注：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1954年2月6日）。），促成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变革，从根本上确立了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价值取向以及绝大多数公民的政治信仰与政治态度。
第三，激励动员。宣传网制度在建国初期成为动员人民参与和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的有效机制和渠道，它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各地各部门实际任务，宣传推广生产和工作经验，协助行政部门及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刘少奇所指出：“宣传国际国内大事，宣传我们的政策，揭露反革命的宣传，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讨论、批驳，这也是一种民主。”（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同时，作为党的群众宣传工作主体的宣传员全都来自基层一线，经过短暂训练和学习后，又深入到周围身边的同事当中进行宣传动员，唤醒并带动广大群众以主人翁姿态投入和参与建设、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工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运动。
第四，信息沟通。宣传网组织成为各级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由于宣传员大部分是党团员和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生产工作骨干，“他们生长在群众中，对群众的思想动向很熟悉，甚至群众的一呼一吸都能感觉到，他们既熟悉生产中的问题，又在群众中有威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对群众发生影响。因此，他们的宣传能紧密地结合生产，结合当前任务，并深深地打入群众的心坎中去，发生实际的效果。”（注：《东北区建立宣传网的经验》，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2页。）宣传员不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而且随时注意观察各种社会思想动态，搜集并及时反映群众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成为各级党政组织的“哨兵”和“耳目”，成为帮助党和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有力助手之一。
（三）宣传队伍的广泛性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指出：建立宣传员和报告员的制度，是为了使党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的工作得到经常起作用的骨干，而不是把党的宣传工作限制于宣传员和报告员的范围内。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以及宣传员和报告员，必须善于团结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各种形式参加宣传工作。在一切全民性的宣传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应善于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协同合作，并组织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的工作人员一致参加，以便形成最广大的宣传队伍，把群众宣传教育工作普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中去。宣传员队伍构成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外，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劳动模范、生产骨干和自愿在党的领导下担任宣传工作的积极分子。各种非党的宣传组织和队伍是宣传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和补充。
（四）宣传范围的覆盖性
宣传网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构筑的规模空前的群众宣传思想工作网络体系。第一，宣传网制度遍及全社会各个基本组织细胞，覆盖工厂、农村、学校、街道、机关、列车、轮船各行各业。第二，覆盖地域十分辽阔，从大中城市到偏僻乡村，在东起东北，西至新疆，北到内蒙古，南抵广东，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地区，宣传网制度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第三，宣传辐射范围极为广泛，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和手段，在一切群众活动场所，如工作、娱乐、游览、旅行、交易场所等，利用所有时间和空间维度，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能受到适当的宣传教育”，“使我们的国家整个地变为一座伟大的学校”（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五）宣传格局的开创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斗争中，总结积累了思想宣传工作的丰富经验，逐步建立了党内思想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宣传网制度的建立把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扩大到全国范围，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正规化和社会化建设。
首先，奠定了党的群众思想宣传工作经常化、制度化的基础。由于宣传网的建立而形成的党的群众宣传工作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由宣传员工作制度和报告员工作制度组成的一系列宣传网工作制度，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党的群众宣传工作中各级党组织“把它当作一部分人的和临时的工作，而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状况，使之成为“全体共产党员的经常性的工作，并由各级党的委员会给以系统的领导和管理”（注：《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6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实现了群众思想宣传工作的制度化，而且标志着党——军队——全民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最终确立。
其次，推动了全国范围思想宣传工作制度化、正规化建设。在宣传网制度建立前后，为了有系统地强化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和统一党对全国各条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的集中领导，党在全国范围相继建立了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学校网、电影网等制度。1951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机构的指示》，从群众宣传、理论教育、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具体规定了思想宣传工作的职责范围。同年5月，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新中国思想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机构、教育内容、工作方法、宣传手段等内容进行了初步探索，制订了相应的工作措施，基本形成了包括宣传内容、机构、队伍、方针原则、工作方式、目标要求在内的思想宣传工作制度。
第三，宣传网制度的建立，扩大了党的思想宣传工作队伍和范围，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化的全新局面。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新中国党的群众思想宣传工作仅仅依靠少数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不行的，“必须发动与指导全党一切干部、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去进行他们所能够做，又需要做的宣传教育工作”（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宣传网的建立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了一支由党内与党外，专职与兼职，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行各业人士共同参加，党政工团妇密切配合的庞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全面社会化局面的初步形成。
三、宣传网制度的经验教训
宣传网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化的首次尝试，充分显示了积极有效的历史作用，也为我党思想宣传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社会思想多样性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思想政治领导作为党的领导的首要职责，凭借国家政权及政治制度的力量，通过建立宣传网制度这一全民宣传教育动员机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巨大优势，推动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促进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为新兴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从而保证了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然而，社会思想文化建设毕竟有别于党内思想政治建设。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力图严格区分党内和党外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要求，把坚持“理论和实际的一致，知与行、言与行的一致”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指导原理，“反对宣传不合乎于实际”和“不准备变为实际的东西”（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刘少奇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国情，提出必须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出发，既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方向，又照顾允许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的现状，充分体现了思想宣传工作原则方向性和现实政策性的高度统一。但遗憾的是，这些正确思想未能在后来的思想宣传工作中继续坚持和全面贯彻。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求急、求纯、求同的“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增长，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套搬于国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与日俱增，加之大规模群众宣传工作中方法简单、工作过粗、强迫命令等现象的存在，造成了长期以来脱离我国历史发展阶段及人们思想实际的简单化、单一化、公式化、教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舆论一律”目标下产生的全民思想的“高度一致”，表面上体现了思想宣传工作的巨大威力和效果，其后果则是意识形态的强制同一性逐渐生成，差异性和多样性逐渐消失，个体思想的能动性被整体思想的一致性所替代，本应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日益单一和萎缩，进而导致当代中国思想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的退化。
（二）推动中央宣传领导体制主控性与地方运行机制主动性的共同发挥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为保证党对国家及社会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扩大和推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根据“支部建在连上”的成功经验，相继在全社会范围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网络系统，使整个社会开始形成一个凝聚在党组织周围的有机整体，并直接接受党的逐级领导。党作为领导力量不仅具体领导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由中央直接统一领导，以政府机构内部各级党组织为基础的党的群众宣传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毫无疑问，这一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对于建国初期协调党政军民各种组织的关系，提高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迅速、有效地贯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当中，推动新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和社会组织化进程，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但是应客观地看到，这种群众思想宣传政治工作体制和机制，是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产物，其实施过程中的最大缺陷在于党决定乃至直接管理一切，主要表现为：一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具有同等指导和约束作用，甚至政策作用代替、超过法律；二是从中央到各基层支部，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施直接领导，采取从宏观到微观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三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混淆党、政府及社会对其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职能。因而在宣传网制度本身结构上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部门的从上到下的纵向从属关系，忽视或轻视地方和部门之间及与社会的横向联系；在具体操作中重视对上级负责，淡化对本部门和事件本身考虑；在导向上重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忽视对本部门实际情况的研究和规划。
由于群众宣传工作的一切大政方针甚至具体细节，如宣传内容、时间、方法、形式、口径、范围及具体注意事项，细至报刊发行数量、范围、订阅办法、费用，重大活动中新闻、社论、文章、照片的刊发，领袖像悬挂次序、奏乐唱歌、消息发布等等均由中央严格统一规定，而地方处于被动执行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等待和依靠上面布置，很少从群众中来；群众需要的喜爱的少，从上面往下灌的多；满足于花花绿绿的形式，缺少生动而实际的内容；动不动大会小会；会议重复，内容枯燥，不受群众欢迎。”同时，群众宣传教育“贪多、贪全、贪高，业余学校办成正规化，使干部、党员、团员和部分群众疲劳不堪而不能坚持，整个教育工作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考虑工人劳动状况等实际条件。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靠开会，教育限制也过严，自愿变成强迫，有些厂矿甚至不加分析，把工人不爱参加会议当作落后，看成政治热情降低，从而采取许多错误做法来保证群众参加会议”（注：中宣部：《关于党对工人阶级进行宣传教育给中央的报告》（1957年）。）。这种由中央高度集权、中央宣传职能部门一家包揽的单向垂直主导型群众思想宣传工作体制，不仅在客观上削弱了社会其他部门对其成员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淡化了其责任感，而且也抑制了地方各级宣传部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导致地方各级宣传部门成为中央和上级党委进行上传下达的办事机构，报告员、宣传员成为传声筒和办事员。为后来群众宣传工作中出现的应付上级、对付下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甚至不惜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等恶劣现象的滋长蔓延埋下了体制和机制上的隐患。
（三）实现组织机构设置与内在实效的有机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各级宣传工作机构作为党主管群众宣传思想工作的职能部门，担负着重要的组织保证和参谋协调作用，必须为党在不同时期的宣传工作任务服务，其形式也必须不断适应时代和宣传工作任务自身的变化而调整。
宣传网制度作为新中国党的群众宣传工作制度化和社会化的初步尝试，在建国初期各方面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宣传渠道尚不畅通，而执政党由急需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迫切形式下，担负起必要的群众宣传和组织作用，成为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但随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制度的日益烦琐，这一制度神秘化、封闭化及形式化的弊端初显端倪，重形式轻实效，重组织轻服务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地方的宣传员、报告员，由于党委缺乏认真的领导，以至不能经常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宣传网组织甚至形成了独立于党、政、工、团之外的另一套组织机构，设有“留网查看”的处分和“组织介绍信”等专门规定。群众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更是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以至引起人们对宣传工作的反感。对此，陆定一曾严肃地指出：“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再不适当纠正，就不行了。它会妨碍建设，会令人望而生畏，宣传工作脱离群众，就糟了。”（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7页。）这成为宣传网制度一度中止的重要原因。
（四）兼顾宣传队伍社会化与专业化的协调发展
新中国思想宣传工作的社会化，必须建立一支社会化的思想宣传工作队伍做保障。在建国伊始党的宣传职能部门尚未健全，专职思想宣传工作人员极其匮乏的条件下，通过广泛发动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党团员骨干和各界群众中积极分子组建而成立的报告员、宣传员队伍，迅速组成了新中国最早的群众宣传工作队伍，及时担负起全国范围群众宣传工作的历史使命，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格局，并充分显示了广泛有效的社会宣传动员和组织能力。
保证报告员和宣传员队伍具有合格的政治素质和充足的数量，无疑是党的思想宣传工作队伍社会化的首要目标。因此，在报告员特别是宣传员的人选要求上，除具备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和较高的政治宣传热情与能力外，必须是党组织和群众双方认可接受。此外，报告员和宣传员均身兼本职工作和宣传双重身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兼职专用的功效，从而确保了党的群众宣传工作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社会化和社会组织化的有力中介和群众基础。
建国初期思想宣传工作队伍社会化过程中突出存在的两大问题是：一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宣传工作队伍尤其是宣传员队伍的整体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不高，即便是宣传网建设工作较早和较好的东北地区，很少有宣传员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有的宣传员甚至是文盲，他们在进行群众宣传之前必须先由他人代拟形象化而非文字的提纲。由于大多数宣传员文化程度很低，以至学习领会《时事手册》和《宣传员手册》这样的通俗性读物都很困难，导致群众宣传工作的思想性和政策性受到影响。二是绝大多数报告员和宣传员为兼职人员，事务性工作过多，社会活动频繁，整天忙于本职工作，还要应付各种会议，参加各项运动。相当一部分宣传员的业余时间不仅全被占用，而且本职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更谈不上自身宣传业务水平的提高和群众思想教育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总之，思想宣传工作队伍结构不尽合理，政工人员文化理论水平较低，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等缺陷，成为长期以来制约思想宣传工作发展创新的又一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