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视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4-0004-04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成绩瞩目，举世公认。就其国内意义而言，人们无不赞同如下论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①
改革开放固然是中国的历史性选择与事业，但其影响已超出国界，从而具有了世界意义。因此，以国际的视野探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审视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明确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的身份、地位与对外战略，显然是总结、反思改革开放不可缺少的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对当代中国更为紧迫与必要。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影响
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日益崛起。一个正在聚精会神进行现代化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中国正受到国际社会与日俱增的关注，其国际影响与地位明显提升。30年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际社会出现了种种议论、评价，或诋毁、或赞扬、或怀疑、或批评、或无奈、或期待，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并解读了中国改革的国际影响与意义。
其一是人们熟悉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种观点对中国改革开放大肆诋毁，对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深怀恐惧，对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极力夸大，甚至幸灾乐祸。这种观点一是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冷战的思维，根本谈不上尊重事实。二是反映了狭义的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安全观，不能容忍他国的发展、崛起，唯恐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与格局，损害自身既有的利益与地位。三是缺乏包容的文化心态和多元的文化视角，习惯于用自身的模式、理念、价值去衡量、评判他国，于是，在不了解、更不理解他国国情的基础上作出了激烈的反应。这种观点并非都表现为非理性的情绪发泄，有时也表现为理性的理论阐释，尽管有这种区别，但它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否定式评价即便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很片面和错误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得好：“对中国，我们不需要害怕，不要因为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心生恐惧而不断‘危言耸听’。”②
其二是“中国世纪论”、“中国模式论”。与第一种否定式评价相反，这种观点对中国改革开放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与经验有世界性意义。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模式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效仿的模式。这种观点能够客观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进程与意义，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并以历史的大视野予以分析，应当说对于世界认识与了解中国，对于中国认识自身都有价值。但是，中国的崛起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世纪，如何认识中国模式的内涵、成熟性以及相伴生的问题，都需要更理性、更学理的分析。否则，善意的肯定、过度的赞扬也可能导致某些负面的效应。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三是“中国背离论”。这是来自国际社会中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第三世界的声音。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市场化倾向和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定位，在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中超越意识形态、融入国际体系、构建和谐世界、倡导互利共赢、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的选择，被这种观点视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第三世界。其理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外交理念与战略的转型忽视了西方主导国际体系与秩序的现状，抹煞了国际社会不公正的事实，这些都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宗旨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时代在变化，人类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强，一个面临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共同选择的世界要求人们作出与时俱进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选择与转型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相应的转型，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从更根本、更长远的角度造福人类，有益于广大第三世界，而“中国背离论”的观点则有些片面、落伍。
其四是“中国责任论”。这是一种更具弹性、更有歧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中国的迅猛发展提升着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中国在事关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等重大事务方面，应有更多的发言权，起到更多的作用，这是世界对中国的期许、希望；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三，不久将超过日本，上升到第二位，二三十年后甚至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实体。中国在外贸、投资、市场等领域已具有全球冲击力，其地位举足轻重。这一切都提出了中国的责任问题，这是西方对中国的要求，甚至包括捧杀成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提升，国际影响在扩大，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应尽其所能，对世界进步事业与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是中国政府与人民对自身的要求。由此可见，中国要尽更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影响力的认同以及中国自身的自信与责任意识的自觉。但对于“中国责任论”中的捧杀我们要心中有数，对于“中国责任论”中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协调与博弈务必要有足够的准备。
通过对上述有代表性观点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是世界的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新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
其一，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所造成的世界性冲击有待充分评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更多地习惯于仅仅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来考虑和处理问题，强调的是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不当头，少惹是非。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世界性交往的加深，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调整，中国同国际社会在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环境等领域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自1995年以来，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遭受的反补贴调查在2007年居世界第一。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发生摩擦的对象国不仅有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德、日，也有新兴工业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中国经济向全球的扩展，引发了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不同层次的冲突。对此，我们估计不足，亟待总结与反思。我们必须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想一想，当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商品、资金涌向他国时，对方是何感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防范心理与措施是否可以理解，怎样消除这种心理，化解已经产生或有可能产生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实现互利共赢。自己要不断发展，同时还要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新的考验。但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才能向世人证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共赢的发展。
其二，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关系遇到金融危机的挑战，质疑全球化可能导致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历史的产物，就国内而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历史变革的必然选择；就国际而言，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客观要求。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认识、了解、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两者密不可分，全球化内在地要求开放，开放性是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精辟地指出，他从22次访华经历中总结出中国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开放”。
然而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内在关联性却遭遇到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面对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对受到重创的美国、日本、欧盟的经济和相伴生的社会动荡，认为全球化已经逆转甚至消失的见解再度兴起。全球化并非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融入全球化也决非是不言而喻的历史选择，这就是在审视与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时这种见解得出的结论。
上述观点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首先，全球化是美国刻意策划、操纵的谋求霸权与私利的假象，所以，一旦美国受到严重打击，全球化就终结了。换言之，全球化不具有客观性，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西方化。其次，全球化是能给国际社会和各国带来利益，促进世界一体化的客观进程。也就是说，全球化仅是单一的正面效应。显然，这两个假设都是对全球化的误解，而以这两种假设为依据得出的全球化已经逆转或消失，融入全球化不再是各国面临的选择等见解自然也是片面的。国际社会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恰恰表明，全球化是客观的，任何国家也不能逃脱其影响；全球化是复杂的、多面的，从而要求我们克服片面性、简单性，提高驾驭全球化的本领；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出现了改变这一现状的时机与可能，“金砖四国”要求加速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
显然，国际金融危机不能成为质疑全球化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质疑改革开放的理由。中国必须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而要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就必须更自觉地融入全球化，更自觉地融入国际社会。“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36)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性变化，才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新阶段，才能在国际与国内的互动中，总揽全局，求得新的进步。
其三，中国在当代的国际定位及相应战略问题日益凸显，亟待清晰和明确。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压力。如何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评价，澄清对中国国际角色、身份的议论，关涉到中国的未来，是当下非常急迫而严峻的问题。应当说，我们已有的理论、政策乃至对外关系的实践已在多方面涉及该问题，但尚难以应对变动中的现实。而只有定位更准确、更清晰、更坚定，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新进程中，掌握自身的命运。
三、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四个维度
关于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目前尚难以统一。从官方到民间，最大的共识基本上有两点：其一，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之外，尚有“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地区性大国”等提法。
本文认为，任何简单的概括和单一的向度都难以涵盖、解释中国国际定位的基本内容。因此，特提出以下四个维度来探究中国国际定位问题。
其一，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一个国家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而国力之中，经济实力又是最基础、最有支撑力的关键要素。因此，讲中国的国际定位，首先必须审视、评价中国经济实力的现状。这里可立足于两个角度：
一个是从经济总量、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来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上的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升到2007年的6%。在2007年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居世界第二，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0.7%上升到2007年的66.8%。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升到7.7%。此外，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网络规模居世界第一。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的速度。就此而言，讲中国是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超常发展国家并不为过。实际上，这种势头还在持续，某些潜力还会进一步显现。比如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有学者预测2009年，最多不超过三年，中国就会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预测，2009年中国对外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50%（2006年中国的贡献率是14.5%，2008年为22%）。
从这些惊人的数字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当代中国是一个在经济总量上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市场、贸易、投资、金融产生着巨大冲击力。中国经济的状况、走势和相应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中尤为明显。正是在比较性、过程性和冲击力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
另一个是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产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360美元，仅居世界第132位。我国科技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约为39%，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则超过70%。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3%，而发达国家超过2.5%，如日本已达3.5%。我国的第二产业（即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已高达50.2%，远高于世界平均值29.8%，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则只占33.4%，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66.3%。这些情况表明，中国是一个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与创新开发度偏低、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化、教育水平、经济管理水平等因素，那么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适宜的。我们讲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此为依据的。
新兴大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们对当代中国进行国际定位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最突出的分歧。本文的观点是，这两个评判不是相互替代而是并列的，不必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更多立足于对一国综合实力、发展程度与阶段的判定，具有相对稳定性。新兴大国的定位则侧重于从国际关系角度，动态地审视和分析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和冲击力。新兴大国并非就是经济强国和发达国家，从大国走向强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而且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新兴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具有爆发性、冲击性，但未必具有全面性、持久性。当代中国既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日益被认同的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从国际定位的角度来看，新兴大国的定位更有针对性、更有解释力。
其二，中国对待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态度。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客观的，具有客观性。而一个国家与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则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讲到中国的国际定位，就必然涉及到中国如何看待和处理同生存其中并与之密切交往的国际社会的关系。今天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从原来的拒斥者、革命者、打碎者的定位转向认同者、融入者、改造者的定位。这一转变是当代中国更为务实、更为理性的选择，它不仅有效维护着我国的国家利益，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责任论”（来自国际社会）、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国家（来自中国自身）等见解与声音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由此产生了中国是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理性的负责任国家的新定位。这里要注意的是，新的定位不仅是为了获得自身利益，还要自觉地承担起国际责任与义务。新的定位不仅意味着维护现有的国际规则、机制，还要为克服现有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作出努力，承担代价。所以，从本国视野到全球视野，在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权利与义务中不断博弈并寻求平衡点就是中国新定位面临的长期性难题。
其三，中国在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上的特质。中国的国际定位不仅要在动态的、比较的意义上明确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明确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标示自身在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上的特质。换言之，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的角色、身份，不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和理性的负责任的国家，还是一个在社会制度选择和价值追求上具有特殊性的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明确坚持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它在实践中也有过被曲解的经历及惨痛教训，所以，20世纪后期以来，其声誉与影响力都明显下降。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理想和价值追求并未过时，因为社会主义与公平、正义，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身份认同和国际定位中标示社会主义，就是要明确我们始终不忘维护和谋求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要不断推进国际社会朝着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向发展。当然，今天的社会主义必定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的、被曲解的社会主义。如果抽离甚至放弃了改革开放，那么社会主义的标签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任何活力与希望。
其四，中国对外关系中可挖掘的优势与着力点。中国的国际定位既要有现状的评定、身份的认同、自身特质的标示，还应有对自身优势与对外关系着力点的审视与预期。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无疑会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我们的差距与劣势又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并非短时期内就能改变。况且，当代国际关系虽然已经开始出现转型，但硬实力的主导地位仍是基本事实。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扬长避短，明确自身的优势，发挥自身的特长，才能有所作为。本文认为，中国的优势和着力点就是软实力。中国是文明古国，有许多文化资源与优势，中国的“天下观”、“和合观”、“天人合一观”、“中庸观”等都颇有魅力，值得挖掘。中国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主张，关于共赢、共存、共处的理念，一方面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和推行新理念、新价值、新制度的意向与选择。可以说，软实力是中国对外关系中可挖掘的优势，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出更大贡献的着力点。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可概括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是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理性的负责任国家，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拥有并竭力倡导软权力的文明古国。
注释：
①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第47页。
②参见2008年12月16日《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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