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
文/梁宏
随着老一代流动人口的逐步回乡和新增劳动力的持续流出，1980年以后出生（下文简称“80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已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中坚和新市民的主体。作为中国第二、三产业的重要劳动力，新生代流动人口弱势的从业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其就业实现渠道非正规，就业培训服务难享有，就业合同签订不乐观，就业领域局限在低端，失业问题逐渐凸显。
在“富二代”“官二代”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的同时，学界对“二代流动人口”的界定、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可以认为，二代流动人口不仅体现着外出流动的代际传承，还能受到父母流动或外出务工经历的深刻影响。有研究指出，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留守经历会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可能性，经历过父母同时外出的完全留守者或长时间留守者的工作流动性更高。然而，以往研究仍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涉及流动经历的研究大多采用区域性调查样本数据，分析结果缺乏对全国总体的代表性；二是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乡-城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城-城流动及全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关注；三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分析缺乏外出务工经历代际传承的视角，尚未从家庭或家族资源代际积累与传承的角度看待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或劣势。
为此，本文将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中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有效样本量为15405人）及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以“80 后”新生代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文化等家庭资源或资本代际积累与传承的理论视角，描述父母外出务工经历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从业特征等方面的相关性，分析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他们从业状态的影响，并重点探讨这一先赋性因素对他们的在业状况、从业身份及目前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代际传承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征、经历、从业状态的关联
2011年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超过2/3（为68.67%）者的父母皆无外出务工经历，不足1/4（为22.66%）者的父母都有外出务工经历，只有父亲或母亲一方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比例仅为8.67%。由于务工经商型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加及其家庭化趋势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此，具有外出务工经历代际传承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年龄明显较小，父母双方及一方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的平均年龄仅分别为23.45岁、24.21岁，而父母皆无外出务工经历者的平均年龄达到为25.38岁。同时，父母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较早开始外出流动，其首次外出流动年龄较小，父母双方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的平均首次外出流动年龄最小，仅为18.58岁，他们在0～14岁首次外出流动的比例明显最高；父母只一方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的平均首次外出流动年龄也相对较小（为19.72岁），而父母皆无外出务工经历者的平均首次外出流动年龄则高达21.13岁，他们在20岁及以上首次外出流动的比例远远高于父母双方及一方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的相应比例。另外，父母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的流动频率更高，父母只一方有外出务工经历者中非首次流动的比例明显较高（为41.99%），而父母皆无外出务工经历者本次为首次外出流动的比例明显较高（为71.14%）。而且，父母都有外出务工经历者失业或无业的比例相对较高，为雇员的比例明显较低，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比例明显较高。
代际传承间接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在业状况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在业状况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是通过个人流动经历即首次外出流动年龄和本次是否为首次流动间接影响他们的在业状况。具体来说，与父母皆无外出务工经历者相比，父母有外出务工经历者即使首次外出流动年龄较大，其在业的可能性依然会得到显著提高，父母双方都有外出务工经历者尤其如此。可以说，作为先赋性因素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首次外出年龄较大对他们在业可能性的负向影响，间接地提高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与父母皆无外出务工经历且本次为首次流动者相比，父母一方有外出务工经历且本次为首次流动者的在业可能性显著较低，父母双方都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的在业可能性也显著较低，无论本次是否为首次流动。
时至2011年，传承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已占三成以上，在劳动力市场中，随着老一代流动人口的逐步退出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不断加入，传承父母外出务工经历者的规模会持续扩大。本研究发现的父母外出务工经历与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动经历，对他们从业状态的影响，都说明家庭资源、支持的代际传承在人口流动及迁移中的重要性。
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研究仍然无法全面分析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从业状况的各种影响，也不能深入论述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对子代成长、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因为：首先，在亲属网络链式的流动或迁移中，后续流迁者可以从作为亲属的前流迁者处获得物质和信息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对后续流迁者的影响并不简单；早期有研究发现，那些没有亲属接纳和支持的流迁者能够更快的找到工作，并能维持更好的精神状态。本研究也发现，父母的外出务工经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兼具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兼具积极与消极作用。但是，由于数据资料所限，本文很难恰当地评价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对新生代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作用。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仅能局限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而不能推及为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其全部子代的影响。毫无疑问，父母外出务工对子代的生活照料、就学及学习管理、身体及心理健康、安全等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形成一系列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尽管如此，这种不良影响也会因家庭资本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比如，家庭资本可显著改善随迁子女的教育机会，虽然这种影响因不同的教育阶段而异，因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而异。也就是说，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其子女教育、职业、生活等经历的影响非常复杂，本文只从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特征父母的部分子代即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从业特征角度考察了这种影响。
代际传承直接影响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从业身份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父母皆无外出务工经历者相比，父母双方都有外出务工经历者显著地更可能成为非雇员，并且，这种经历不能通过首次外出流动年龄和本次是否为首次流动而对从业身份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基于以往研究观点，自主经营活动的农民工在劳动过程、劳动收益以及劳动境遇等方面皆优于打工经济活动的农民工，作为自主经营者的雇主、自雇、自营及家庭帮工的社会身份地位明显优越于作为打工者的雇员的社会身份地位，非受雇的从业身份有利于农民工逐渐实现资源积累及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那么，本研究发现可理解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所积累的工作经验、社会关系等家庭资源通过代际传承能够有效促进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自主经营活动，实现非受雇的从业身份，这种代际传承可看作一种有利的先赋性因素，促进他们脱离易于进入但条件较差的从业状态，通过自主经营活动获得职业阶层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只一方的外出务工经历不足以有效地发挥上述优势，这可能是由于单方外出务工的父母没能积累足够的家庭资源、社会资源，或者是由于没能实现各种积累资源的有效代际传承。
代际传承直接影响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目前工作满意度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父母皆无外出务工经历者相比，父母双方都有外出务工经历者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可能性显著较高，父母只一方有外出务工经历者却无此显著差异，并且，这种经历不能通过首次外出流动年龄或本次是否为首次流动而对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如果将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看作是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获得理想从业身份的先赋性因素，那么，这种代际传承很可能会提高他们的自我权利意识，在他们整体职业地位不高、社会融合度不高的情况下，这种代际传承也提高了他们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可能性。
结论与讨论
大学生作为创业浪潮的主力军之一，应该注重提升自身创业融资能力，多方了解互联网融资渠道及融资现状，快速识破“挂羊头卖狗肉”的无良互联网融资平台。大学生还应找到创业项目的核心发展命脉，结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正确客观评估项目的价值，投资规模以及行业特性。其次，大学生应提高自身沟通表达能力及高效执行能力，在面对互联网融资相关问题时不至于措手不及。
总之，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改善了新生代流动人口首次外出流动年龄较大，或是流动生活的时间积累不足而缺乏就业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弱化了首次外出流动年龄较小为新生代流动人口整体带来就业机会提升的优势，但是，这种代际传承却没能提升首次流动者的就业机会，父母有外出务工经历且首次外出流动者的在业可能性相对更低。可以推测，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中，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能够改善流动生活的时间累积不足而产生的竞争劣势，却不能弥补多次流动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全面理解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对子代家庭生活、职业发展、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深入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预防或消减其中的不良影响，本文建议在今后的全国流动人口数据搜集工作中，考虑具有家庭资源及经历代际传承、个人生命历程等理论视角的调查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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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干法分级设备的回收率一般在60%～70%，同时因分选设备的磨损快、高压风机的安全经济问题以及细灰的收集和除尘等问题，均制约着电选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电选脱炭效率低、工艺不成熟，目前还未获得广泛应用。湖南某研究院于2006年在福建青州某造纸厂的自备电厂内进行了电选法工业试验研究，但系统一直不稳定，精矿热值小于12.54 MJ/kg，尾灰烧失量大于10%，至今未正常使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摘自《人口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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