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主导产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导产业论文,道路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7-0055-11 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指出，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是部门或产业的成长过程，正是通过新主导产业这个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才能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得到广泛的扩散。在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主导产业？如果存在，哪些产业将有可能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导产业？它将如何发挥作用？更进一步说，我国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不同时期是否也需要确定不同的主导产业，从而达到纲举目张的目的？为什么说这些主导产业的确定，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将致力于对这些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内涵与主导产业选择的必要性 针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笔者曾提出，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增添新的内涵，其理由就在于：党的十六大报告在2002年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概念时，是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为背景的，在那时，以可再生能源革命为核心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还未充分显露其重要影响，所以，新型工业化道路原有的内涵并没有涵盖这些重大技术革命的进展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广泛影响。因此，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与时俱进，增添新的内涵。首先，可再生能源革命或绿色技术革命应该成为我国未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性选择，必须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提升到与信息技术的大力应用同等重要的高度；其次，高度重视信息化基础上智能化新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把新材料和纳米科技革命等纳入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视野之中，这对解除我国工业化的资源限制具有重大意义。[1] 笔者上述见解的直接意义就在于，继续沿用两化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来概括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容已不合时宜。实际上，为了迎接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挑战，我国在2010年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就已经反映了笔者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内涵的某些要求，只是没有把这种具体的产业规划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例如，在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就是对可再生能源革命内在要求的某种反映。但问题是，具体承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都应该同时得到发展？还是他们之间存在着先后次序和主次之分的问题？如果不分轻重缓急，是否会产生“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弊端，以至于因违背技术革命和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而遭到惩罚呢？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或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还没有人讨论过主导产业的具体选择问题。那么，是否这个问题不存在或者不重要呢？曾昭宁等人认为，日本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选择新一轮主导产业时，虽然都瞄准了信息技术革命，但日本一度相中“机器人”，而美国却选择了“互联网”作为主导产业。事实证明，后者的市场潜力远大于前者，日本因为过分注重技术而忽视市场需求，选择的“机器人”过度超前，从而丧失了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先机。[2]那么，我国现在选择机器人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是否时机已经成熟？这当然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在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增添了可再生能源革命等新内涵后，马上就会涉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相关战略部署是否需要做出调整等诸多问题，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这涉及是否要对主导产业做出具体选择的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简要讨论一下主导产业的作用。罗斯托是主导产业概念的始作俑者，在他看来，所谓主导产业就是推动经济转变的引擎，与非主导产业相比，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增长势头很大，不仅具有显著的规模，而且创新最为活跃。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产业通过回顾和旁侧效应(城市化是其突出表现)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其中，回顾效应的作用就在于诱导广泛的技术创新。第三，前向联系，诱导新主导产业的出现，以便使主导产业不断从旧的转向新的。[3](P6-11)罗斯托指出，由于技术扩散只被特定部门所吸收，而总量方法是由许多并不与经济中技术吸收程度相联系的变量所决定的，因此，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不足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这就需要发展主导产业的分析法。 罗斯托主导产业概念的提出及其上述思想深受熊彼特的影响，并在演化经济学中得到了初步的发展。熊彼特认为，创新总是在中观层次上在某些产业部门最为活跃，然后其影响才在整个经济中扩散开来。因此，多普菲指出，中观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从而为演化经济学的“中观经济学革命”奠定了基础。[4]在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历次技术革命浪潮都是由一组新的主导产业所推动的，佩蕾丝甚至直接将“技术革命”定义为主导产业：“一场技术革命可以被定义为一批有强大影响的、显而易见是崭新且动态的技术、产品和部门，它们在整个经济中能带来巨变，并能推动长期的发展高潮”[5](P13)。弗里曼和卢桑进一步指出，每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一组主导产业都是由动力部门、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共同构成的[6](P151)。表1具体列出了与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一一对应的三大主导产业部门。 笔者认为，新熊彼特学派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产业集群内部结构的划分，把罗斯托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经济史的研究说明，正是新主导产业发展的先后次序不同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才引起了工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这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工业革命上取得成功所遵循的共同规律。我们下面就以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与智能电网①的关系为例，来说明主导产业的选择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 我国风力发电的产能过剩和太阳能产业因缺乏国内市场而遭遇美欧“双反”的厄运说明，智能电网作为主导产业跟不上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是可再生能源革命的主力军，2000-2012年间，全球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增长了15倍和71倍。截至2012年年底，全球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已增至2.8亿千瓦，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就达到630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世界风电生产第一大国。[7]然而，自2009年至今的五年多时间里，我国风力发电的产能就一直处于“过剩”状态，“弃风”现象严重。例如，2011年，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三北”地区风电场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907小时，同比降低266小时；“弃风”电量高达123亿千瓦时，“弃风率”约为16%，“弃风”电量对应的电费损失约66亿元，大量企业因此处于微利和亏损状态。
正如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的，由于风电并网难，由此所产生的“弃风”严重是风电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说，这种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智能电网的建设速度跟不上风电发展的要求，生产出来的电能输送不出去。相对于我国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蕴藏总量以及电力需求来说，这远远称不上“产能过剩”。虽然风电等可再生新能源发电存在着不稳定、可调度性低、接入电网技术性能差，和对电网峰值波动管理有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但这并不是智能电网建设缓慢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智能电网作为社会先行资本滞后于风力发电快速发展的脚步。就此而言，德意志银行全球市场清洁能源首席分析师高登的看法是正确的，“全球清洁能源利用的瓶颈，并不是清洁能源本身的开发，而是存储和输送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智能电网的技术提升和建设”[8]。正因为如此，智能电网建设现在被业内人士普遍地看作是打破风电、光伏发电并网难的一剂良方。 由此可见，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产业发展上，存在着先后次序或主次之分的问题。罗斯托曾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实际上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之前”[3](P20)，所谓社会先行资本是指一个国家在一般性的产业投资之前，所应具备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先行发展。由于缺乏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智能电网等社会先行资本之间关系的清楚认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速度快于智能电网建设，大量电能不能被利用。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在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成本低于传统发电成本之前，采用补贴的办法推动可再生能源的超前大量开发将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目前接入电网的比例很低，我国所谓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使用的仍是由传统或污染严重的化石能源发的电，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目标被严重扭曲了。 上述状况在太阳能发电方面更加突出。虽然我国已经成为光伏发电组件第一生产大国，但却主要用于出口，例如2011年的出口比例高达90%以上，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与其他制造行业不同，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其产品的环境收益和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而不是产业发展本身。……(然而，由于)我国新能源市场开发相对滞后，新能源发电装机基本上集中在发达国家，新能源产品使用的环境收益基本上由发达国家收入囊中”[9](P29-30)。其次，由于我国光伏发电组件的技术创新基本上属于工序创新，这种创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必然是产品价格的下跌，在我国因缺乏国内市场而无法获取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收益和环境收益的情况下，这种价格下跌只能使进口国受益，使其在更大程度上获取环境收益，而我国光伏产品生产者却因价格下跌在利润上受到损失。在完全竞争导致大量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我国光伏组件生产的技术进步反而导致了国民福利的净损失。[10]在这当中，智能电网发展滞后是主要原因之一。 显而易见，智能电网是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基础平台，对可再生能源革命具有全局性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欧美等国普遍将智能电网作为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先导产业或社会先行资本。我国在2009年加快了智能电网的建设步伐，其投资规模远超高速铁路的建设。我国智能电网的特点在于，远距离输变电与智能电网融为一体的“坚强智能电网”。远距离输变电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升级改造后，使电网在比以往更低的成本上能够输送更多的电力，其所输送的距离也更远，它虽然与智能电网概念无关，但在支持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上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以风电为例，我国陆上风电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且风电资源丰富的地区很多位于荒漠地带，当地既有风电和太阳能，又有煤电，占用土地的成本也较低，因此这些地区适合进行大型风电、光伏电站的集中式开发，并通过远距离大容量输送到远方的负荷中心。但是，这些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传输耗损大”，采用远距离输变电将使这一难题得到很大的缓解。 除了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外，智能电网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将起到强有力的带动作用，主导产业的特征非常明显。首先，除了生物技术外，智能电网对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利用，都具有强有力的带动作用，对我国所确定的除生物产业之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有巨大的带动作用[11]。其次，正如基础电网的建设使电力设备成为1875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引擎之一一样，智能电网也将为我国电力设备特别是智能电力设备的生产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市场。再次，真正实现“煤从空中走，电送全中国”的战略构想，使煤炭资源得到高效利用。2012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高达68.5%，但占76%的煤炭资源却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而我国70%以上的能源需求却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长途煤炭运输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所谓“煤从空中走”，就是通过远距离输电技术变输煤为输电，它具有降低火力发电成本、减轻交通压力、降低煤价、避免资源浪费和减少环境污染等诸多收益。[12]最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智能电网将带动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社区和智慧城市的发展。 二、现阶段新型工业化道路主导产业选择的基础 以上讨论说明，智能电网在我国现阶段(大约今后二十年左右)②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所发挥的主导产业作用非常明显，特别是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那么，还有哪些产业将起到类似的作用呢？目前可再生能源产业是否就要被选择为主导产业呢？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可再生能源革命将在何时爆发？在佩蕾丝的分析框架中，历次技术革命的开始年(见表1)是以一种或两种作为“关键投入”的重要能源或原材料，因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和价格显著下降为标志的，她称之为“技术大爆炸”。就可再生能源革命而言，我们现在距这种“技术大爆炸”还有多远？太阳能发电是可再生能源革命的主体，所以，我们就用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制造成本和光伏发电成本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中，太阳能发电设备制造成本的下降速度是惊人的，每年大约降低45%。2006年，光伏电池和组件的制造成本高达5.4美元/瓦，但在我国光伏企业成为制造和组装的主力军之后，2009年就降到1.79美元/瓦，2011年降到1.035美元/瓦(见图1)，2012年则进一步降到0.8美元/瓦；就光伏发电成本而言，2006年大约为4元/度，现在已降到1元/度以下[13](P241)。业内一些专业人士据此估计，预计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成本将有可能与常规能源持平。同样，基于佩蕾丝“技术大爆炸”的分析框架以及对光伏电池及其组件制造成本下降趋势的分析，约翰·马修斯认为，可再生能源革命的技术浪潮将在2015-2020年期间到来。
图1 光伏和风电组件的单位生产成本的下降趋势 注：由于年份并不对应，重点年份已在图中标记。光伏曲线中▲表示中国光伏组件2003-2011年价格，它基本上代表了世界市场价格。 数据来源：Mathews,J.A.2013.The renewable energies technology surge:A new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in the making? Futures,46:10-22.初稿见同名论文：Mathews,J.A.2012,Working Papers in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ynamics,No.44,201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和我国制造业优势固然是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制造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我国劳动力的低工资成本、不计环境成本、中国光伏企业享受民用电价和土地免费使用等诸多优惠和补贴措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计入我国在低工资和环境成本等诸多方面的代价并取消所有的优惠补贴措施，那么，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的制造成本是否将会增加一倍或以上呢？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约翰·马修斯有关可再生能源革命技术浪潮在2020年前就要到来的结论，无疑是令人怀疑的。但是，从技术进步的历史趋势来看，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爆发将会为期不远也是不可怀疑的，这是笔者在表1中为什么推测可再生能源革命浪潮将有可能在2030年左右到来的原因。 根据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阶段，本文对可再生能源革命何时将有可能爆发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对今后二十年内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其发展次序做出如下判断：从现在到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2025年)及其更长的时间内，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仍将是主导产业，机器人产业作为“制造业数字化革命”的突出代表近年来增长异常迅猛，是作为既往主导产业的信息产业通过前向联系诱导出的新主导产业；而智能电网和高速铁路作为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社会先行资本和基础设施，在这期间选择为主导产业则是必然的。大约在2030年左右，由于发电成本相对于传统能源已具有优势，而且智能电网的建设也已经基本完成，在这时就有可能掀起分布式能源产业建设的高潮。因此，大约在2030年左右可以增加这个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生物产业在近期内看不到高速增长的前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和新材料则是前述主导产业诱导性发展的产业，而3D打印机在今后二十年内肯定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前景，因此，这些产业虽然也很重要，但在今后二十年不可能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导产业，也不应该选择为主导产业。 在前文我们已经讨论了智能电网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及其作为主导产业的作用，而信息产业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今后二十年内，将新一代信息技术继续选择为主导产业是毋庸多言的。因此，本文将不再对这两个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说明，只是扼要讨论软件工业、高速铁路、机器人和光伏分布式发电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它们被选择为主导产业的理由。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罗斯托还是佩蕾丝，他们对主导产业的研究主要是从供给或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讨论主导产业如何通过回顾、前向和旁侧的联系效应创造出对其他产业的需求，但很少注意到需求在主导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中的诱导或制约作用。因此，在下述分析中，我们将特别注重需求对主导部门选择的重要作用。 首先，高速铁路。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国已建成高速铁路突破1万公里，占目前世界已建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在建规模1.2万公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革命浪潮中占据了先机。铁路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都曾扮演主导产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德国和美国赶超英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于铁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半段的钢铁、重型机械和电讯(电报和电气)设备等主导产业的广泛带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大国在统一国内市场和诱导组织革命中具有重大作用，所以，以铁路建设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成为德国工业革命的突出特点[14]；在美国，铁路建设对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铁路是19世纪最后40年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15](P43)高速铁路使铁路在可再生能源革命技术浪潮中得到了新生，它不仅对钢铁、信息通信、新材料、机械制造、智能装备、工程建设等相关产业都具有广泛带动作用，而且是使用可再生能源(电能驱动)早期阶段的支柱产业。作为节能环保的产业，高速铁路的人均能耗仅为飞机的2.5%、汽车的20%，且没有污染[16]。因此，它在我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将扮演铁路在德国和美国跨越式发展中曾经发挥过的类似作用。 其次，机器人产业。机器人是综合性的高技术产品，发达国家将其作为战略性高技术，在以人工智能大规模的普及和应用为核心的“制造业数字化革命”中居于核心地位。它不仅是先进制造业或智能装备制造业的明珠，而且它也将导致消费品工业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机器人工业作为“制造业数字化革命”主导产业的特征非常明显，“随着需求不断明确和增加，随着关键技术不断突破，未来机器人作为材料、机械、电子、网络和服务等前沿高技术的综合产品，会对相关技术及其应用具有很强的带动性，未来机器人市场会有更大的增长空间”[17]。近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机器人需求发展最迅猛的国家。2011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51%。据德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1/2期报道，国际机器人工业联合会(IFR)预测，2014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为3.5万部，比2011年增长约60%，占全球总销量17%。③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机器人在我国采用的数量仅为日本的18%、德国的35%，因此我国未来对机器人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18]据报道，随着机器人产业热度上升，一场席卷全国的“机器人大战”正在爆发，业界预期，随着国家机器人产业相关政策出台，这场席卷我国的机器人大战将会变得更加激烈。[19]因此，机器人产业将成为我国今后二十多年的主导产业，而如何避免“高端产业低端化”和重蹈产能过剩的覆辙是我国战略规划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再次，“物与服务联网”及其软件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目前经过了三个阶段：人们通过计算机彼此联网，打开了任意多人构成的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在这个阶段人们不再局限于电脑旁；现在已经进展到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包括移动终端在内)，而是具备万维网接口的任意设备，即“物与服务联网”的阶段。德国“工业4.0”的核心就是通过“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建立智能工厂，实现智能制造目的，而“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就是建立在“物与服务联网”基础之上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是互联网与“机器对机器(M2M)的通信”融合的结果。“机器对机器的通信”指的是终端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和交换，它不依赖于通过互联网的网络化，通过电缆和传统的电路也可以顺利进行。所谓工业4.0就是在“机器对机器通信”上添加了由无线服务和标准协议所建立的网络化，消除信息化所产生的信息孤岛，并使机器独立地对随机性的外部环境做出“自适应”的智能反应。在智能工厂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体系智能化过程中，功能性工业软件的智能应用和研发，将无疑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将和服务一样成为主角，大企业需要为之建立专门的子公司。德国学者和工程师们认为，到2030年，“物与服务联网”将使所有行业都实现智能化。[20](P11-17，P29) 最后，光伏分布式发电。光伏发电包括大型光伏电站和光伏分布式发电，而后者是未来可再生能源革命的主要方向[13](P40-48)，2012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国内光伏发展的重点引向了分布式发电。光伏分布式发电是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所讨论的可再生能源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光伏分布式发电在未来几年将会呈现出指数级增长。光伏分布式发电除了促进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原材料供应、产品设计、制造、设备安装和后期维护等自身产业的发展外，它还对制造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光电转化材料、燃料电池膜材料、储能材料等产业)、电动汽车及其充电设施、储能设备、建筑物发电改造、能源管理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拉动作用。 我国是全球光伏电池和组件生产第一大国，但过去“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使90%产品用于出口。2013年，为了启动国内市场，国务院密集出台了“国发24号文件”等多个政策文件，从上网电价、补贴资金、并网管理等多个层面破解开发国内市场的瓶颈，这些政策措施将逐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市场。随着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制造成本的下降，以及分布式发电成本低于常规能源和智能电网建设的成熟，大约在21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改建大部分建筑物成微型电厂的“光伏建筑一体化”时代很可能就会到来，这种可再生能源革命将创造上千万就业机会，从而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主导产业，使我国最终收获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环境收益和技术创新收益。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智能电网、高速铁路、机器人产业和光伏分布式发电在我国的最新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说明，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市场需求，在今后二十年内，选择这些产业和下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主导产业都存在着坚实的基础。这些主导产业的选择，将使我国在今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对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主导产业选择的战略意义 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质是要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避免重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子，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过程，其中，智能化和可再生能源革命等为其增添了新内涵，主导产业的选择可以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少走弯路并加快其进程。那么，这些主导产业的选择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在历史上，美国和德国通过抓住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选择铁路、电力电气和内燃机等工业作为其主导产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后发国家跳跃式发展的工业化道路。[10]实际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企求达到与美国和德国相类似的目标，那么，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本文所选择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主导产业对于我国长期发展具有哪些深远的战略意义呢？ 第一，对我国出口结构的高级化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具有典范作用。经过短短十年的自主创新，我国高速铁路由于在设计施工、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成套先进技术以及工期和成本上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具备相当的竞争地位[21]。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铁路装备已出口到北美洲、南美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许多国家建立了高速铁路的合作关系。这两年，“高铁外交”进一步升温，俨然成为继“乒乓外交”、“熊猫外交”之后的中国外交和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不同，高速铁路设备的出口，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的重要标志。 目前，我国智能电网的建设在改变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可以起到类似于高铁的作用。正如里夫金在谈到能源互联网时指出的，“对亚洲而言，在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型中，关键要看哪个国家能够在传统的国内市场中完成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让它们运转起来，然后，不再像以往那样出口一个个单独的部件，而是将整个基础设施技术出口出去。”[22](P436)像高铁一样，智能电网的出口应首先是作为系统提供商，以服务输出带动成套技术出口，而后者则可以带动相关设备的大量出口。 第二，为我国“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铺路搭桥，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在沿海地区依托海运发展“大进大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导致了我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以及国内经济发展重心持续向东南沿海区域转移的单极战略格局。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3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缓慢增长，这种以向发达国家出口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发展模式已不再可行，内需和南南贸易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④。2013年，美国通过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原有发展模式的战略性围堵，我国如果继续单纯依靠东部沿海开发开放的单极发展战略，那么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上述情况下，我国加快与西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步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目的就在于实施一种与已有海权战略形成战略对冲的陆权战略，服务于我国通过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从而实现国家崛起的战略目标。2015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构想，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正式实施海权和陆权并重的战略。高速铁路和智能电网都是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和基础设施，在我国“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的实施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中东、东欧、俄罗斯最后直至西欧乃至北非的各条高铁路线，不仅将为沿线的一些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提供新的发展动力，而且也将使沿线许多至今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机会。[23]智能电网则“为优化全球能源配置，实现2030年全球户户通电的目标，解决全球电力行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基于特高压技术的跨国、跨洲能源输送大通道的建设是一项安全、经济、高效、成熟的战略选择，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长远之策。”[24] 高铁、智能电网等高端产品的出口和“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基础。生产和贸易是货币流通的基础，也是一国货币国际化所应遵循的基本原理，而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实施货币国际化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通过高端产品输出和本国货币的贷款和投资等措施在相关国家建立货币区，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例如，从1918年到1939年，德国利用抵偿贸易和清算贸易协定的办法，在东南欧和拉丁美洲通过进出口贸易的成倍增长建立德国货币区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这类似但又不同于今天的货币互换，它是以特定贸易结构及其货币区为基础的；又如，在“大萧条”时期以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美元货币区，为美国后来取代英镑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些历史经验说明，人民币要成为独立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以贸易和投资为基础，通过货币互换、人民币贷款、人民币直接投资等措施，建立人民币“货币区”作为人民币的“根据地”，这样才有可能稳步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第三，对“互联网+”的重要意义。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术语。德国“工业4.0”实际上是我们常说的“工业互联网”，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电网、高速铁路、机器人制造业、“物与服务联网”及其软件工业以及光伏分布式发电作为主导产业，主要具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突出它们在“互联网+”或“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这些主导产业基本上都是工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务，是农业和服务业智能化的基础；其次，突出这些主导产业的核心技术在占领战略制高点上的重要性。 第四，对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战略意义。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用资本(这里理解为机器设备等)替代劳动的过程，由此我们看到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被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来的劳动力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革命”对劳动力的替代不仅表现在制造业，它在流通、物流、社会服务、农业和家务劳动等所有领域，也都对体力劳动者产生了排挤效应。这对具有世界上最大规模体力劳动者的我国来说，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一个典型的事实是，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改善，机器人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得到应用，其成本也在不断降低，大量重复性劳动岗位将会被机器人替代。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不仅面临着加速削弱的危险，而且这些廉价劳动力有可能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但是，正如杰里米·里夫金指出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最终完成之前，还存在着劳动者大规模就业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就是太阳能分布式发电将使千家万户在自己的住房上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这就需要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在这种情况下，改造建筑物以及安装、维修太阳能发电装置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上亿就业机会。但是，当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后三四十年内完成之后，投身于新经济体制智能化建设的传统工业劳动力将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原因就在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实现了智能化。因此，对于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我国廉价体力劳动者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就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这种历史机遇的战略含义是，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继续采取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的条件正在迅速消失，我们不能因为就业问题的巨大压力，而延缓机器人的广泛采用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无疑，这将使大量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被排挤出来，但这些劳动力除了在分布式能源革命改造建筑物以及安装、维修太阳能发电装置中重新就业外，还可以在软件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和3D打印机等一系列新兴装备制造业部门就业，并更多地转移到与之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否则，如果我国继续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那么，我国不仅不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兴装备制造业部门及其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上占据战略制高点，而且，一旦“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革命”完成，我国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将成为“死的负荷”。 第五，对我国能源安全、能源独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石油密集型”工业体系在资本的能量生产率上，大大高于“煤炭密集型”的工业体系，石油资源在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下半叶的地缘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石油燃料可以直接注入内燃机，是坦克、飞机、舰船等军事装备极其便捷的动力来源，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石油资源的控制和供给甚至成为决定战局成败的重要因素。[2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和操纵石油价格，美国不惜代价在中东地区发动多次石油战争。2012年，我国的石油年消费量达到5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当年原油进口达到2.7亿吨，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6%，能源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不能掌控能源的定价权，我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一直受到石油价格不断上升的侵蚀。特别是一旦爆发战争，石油供给的大幅度下降有可能使工业体系陷入瘫痪的危险。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面临能源供给压力和生态危机最大的国家，特别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这种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而作为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目前正在酝酿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能源供给趋于枯竭和化石能源所产生的严重生态危机问题。从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角度来说，“化石能源只有在特定的地区出产，需要巨额的军事投资和地缘政治操作才能获得，可再生能源则不同，它是随处可见的”[26](P180)。所以，与获得化石能源的经济安全必然会导致暴力冲突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同，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性作为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的基本来源，在本质上则是和平性质的，它将对全球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于我国来说，抓住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历史机遇对于我国摆脱地缘政治的约束，保证能源安全并实现能源独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可再生能源革命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如里夫金指出的，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益枯竭。更糟糕的是，以这种能源开展的工业活动产生了严重的气候变化，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可能影响到人类在21世纪能否生存下去。如果说这种论断在以往还有危言耸听之嫌的话，那么，自2013年以来，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导的人为污染则是造成我国严重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已经把“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章，并强调指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而可再生能源革命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然而，在迈向“可再生能源革命”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使人们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抉择举棋不定。例如，在美国，由于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天然气的价格目前已大幅下降，这直接导致了其国内许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搁浅。正如前两次工业革命史所表明的，新旧两种能源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将对国家盛衰产生重大影响。杰里米·里夫金和约翰·R.麦克尼尔[27]都指出，由于技术、思维、利益集团和体制等多方面的路径依赖，英国因为锁定在煤炭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构中，从而丧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美国目前存在着锁定在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经济模式之中的危险。正如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历史经验所揭示的，我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化石能源技术上不存在追赶的“机会窗口”，尽早进入可再生能源革命技术经济体系，是我国实施对发达国家赶超的一次重大良机。因此，我国在新能源技术开发及其发展战略上应该采取“综合开发、可再生能源革命优先”的战略。 ①智能电网就是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中谈到的“能源互联网”。见杰里米·里夫金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②对于中长期发展来说，“现阶段”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笔者之所以把“现阶段”的时间长度选择为今后二十年，是出于经验研究角度的考虑，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时间段里，根据最新技术和经济发展情况对未来趋势可以做出方向性不会发生较大差错的判断，而超过这个时间段就很难说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冯飞部长，在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阶段进行讨论时，也蕴含着关于“现阶段”相类似的看法。见冯飞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0期。 ③商务部：《中国2014年将成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德企最受益》[EB/OL].http://biz.cn.yahoo.com/t/ypen/20130124/1573037.html。 ④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13.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2013.New York and Geneva.
标签：新型工业化道路论文; 新能源论文; 可再生能源论文; 机器人论文; 能源论文;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