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183;因袭#183;成败——论成功的革命与受挫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走过了七十余年的曲折历程。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这样两个极具反差性的现象：其一，十月革命突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而在落后的俄国率先取得成功，使社会主义由理论成为现实；其二，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及以其为楷模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由于因袭马恩对未来社会模式的设想，无一例外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认真分析这种现象，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的兴亡历史，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月”胜利——革命理论的突破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的出发点是一定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82～83页。）马克思还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83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应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创造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并且生产关系不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再适应经济基础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马恩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法德三国取得胜利，而且“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403页。）“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87页。）考察俄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尽管其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在8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但由于农奴制残余的严重影响，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既未确立，资本主义经济也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占俄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基本上仍生活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就整体来说，俄国无疑仍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按照马恩的理论，其社会革命的内容显然应是完成1861年改革未竟的任务，消灭社会上一切前资本主义因素，解放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生产力，一句话，即完成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客观实践的发展远比任何理论的推绎要复杂得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及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势，却使得落后的俄国突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率先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看，自19世纪70年代起，以电力工业为中心内容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由此而引起的最直接的经济后果，便是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1870～1900年，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6.3%，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两倍以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更为复杂尖锐。1900～190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掀起了颇具声势的工人运动。尽管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已不再能够容纳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其社会危机也只是资本主义阶段性的危机。但无可否认，此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毕竟已初露端倪，诱发革命的社会基本矛盾毕竟已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而且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一再表明，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的生产关系最为薄弱的环节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旧的生产关系束缚力较弱，新的生产关系容易存活下来。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正是由于那里封建专制制度的完备性远不及东方的封建专制社会。同样，以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基础较为薄弱的地方，而很难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成熟、资产阶级统治经验较丰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具有较强调节能力的西方国家实现。俄国作为“介于落后东方与文明西方之间的国家”，既以其毗邻西方的地理位置，直接感受到西方工人运动发展的潮流，受到其先进理论的影响，又作为落后东方的代表，集中了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和危机，具有了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当然，这种革命的前提是首先要完成其1861年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从俄国当时的主要社会力量来看，资产阶级显然已经不能承担领导革命的重任。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形成的互为依托、互为支持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旧制度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而俄国无产阶级却不仅由于90年代工业高涨的出现而人数大增，而且由于“劳动解放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等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纷纷建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斗争水平也迅速提高，形势表明：此时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背景与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征已有了迥然的差别。正是基于对这种时代特征的深刻分析，列宁对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作了大胆的突破，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必须掌
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后，不停顿地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第873页。）列宁的这些论断，不仅在理论上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更在实践上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抛弃消极等待革命“同时总爆发”的旧观念，激发了他们向资本主义制度进击的主动性。
如众所知，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其与封建农奴制残余密切结合的特点，使俄国社会的矛盾错综复杂。诸如，工人同垄断资产阶级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农民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少数民族同大俄罗斯主义的矛盾，沙俄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俄国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等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俄国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矛盾最为集中、统治最为薄弱的环节。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使这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进一步陷入了绝境。战争爆发后，俄国前线连连败北，数百万士兵死于战火，后方经济陷入瘫痪，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反对战争和沙皇的斗争日趋高涨。1917年3月，“二月革命”推翻了长达370年之久的沙皇专制统治，国家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手中，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但是，导致革命的严重社会问题却一个也没有解决。人民群众期望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赋予人们的则仍然是战争、专利和贫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已由革命的力量变为反革命的力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把持着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已沦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帮凶。因此，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下降，而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则空前提高。到1917年11月初，军队已有一半站到革命方面，工人运动和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也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把握革命的时机，果断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版图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勿庸讳言，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其历史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从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出发，就俄国当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绝不充分的。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在条件完全具备的情况下进行。就一场革命本身而言，能否取得胜利，考虑的主要是革命的时机问题，是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情况。十月革命能够获得胜利，正是因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把握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整个世界发展的新的特点，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造成的有利时机，大胆突破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勇于实践的结果。与此相反，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不顾国家的具体情况，一味因袭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则成为导致其社会主义建设严重受挫的最为根本的因素。
建设受挫——经典理论的因袭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目标又在于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摆在俄国党和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对此，列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曾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第509页。）无产阶级“最主要最根本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第586页。）然而，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建设，在当时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给未来的社会提出什么明确的模式，正如他们一再所讲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于人类”，“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419～420页。）但是，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时，马恩也不可回避地对未来社会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这些设想散见于马恩的《共产主义原则》、《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其主要内容就是：(1)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由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2)实行社会经济运行的计划化，按照预守计划自觉地组织生产，从而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3)消除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采取从社会储存中直接供应的方法按劳分配消费品，等等。
毫无疑问，即便是这些十分粗略的设想也是建立在对19世纪较为发达国家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而20世纪初率先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俄国却是一个农奴制残余严重、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国家。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仍占有相当的比重，小生产者及小私有制经济犹如汪洋大海。这一切造成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经济落后状况之间的巨大矛盾，决定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从而也决定了俄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的发展特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令人痛心的是，这种可贵的探索仅仅在列宁时期的短短几年中得到实践。在30年代以后日渐形成并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斯大林体制却基本上因袭了马恩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这集中体现在斯大林体制的基本特征上。
第一，所有制形式的单一化。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将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多种形式所有制并存的时期，国家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壮大，逐步改造或吸引其它的经济成分。这种思想无疑是合乎俄国的具体情况的。但在他逝世以后，斯大林却很快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急于完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所有制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除国营企业外，还有租让制、租赁制和个体手工业者等成分。1930年，中央正式决定停止同外国资本家的租让制合同，对国内的私营工业加以排挤，对“耐普曼”实行打击和取缔。在农业方面，从1930年初正式拉开了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序幕。整个运动自始至终笼罩着过度膨胀的热空气，强迫命令、片面追求速度的现象比比皆是。到1934年底，已经有71.4%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87.4%，农业集体化任务基本完成。通过迅速的国有化和集体化运动，苏联在30年代即基本上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
第二，排斥市场机制、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粮食和一切工业品均由国家实行垄断，私人工商业归于消灭，商品交换随之停止。因内战争结束后，俄国在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恢复了市场，重新开放自由贸易，从直接的产品交换退到了商品交换。这本来也是由俄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决定的。但到斯大林时期以后，商品经济却长期处于被否定或限制的状态。与此相联系，在经济体制上，则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主要的计划指标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集中地制订的，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并且囊括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的一切经济过程。
第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从1926年开始，苏联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力求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多年里，苏联重工业投资一直占国民经济投资的30%以上。国家把大部分资源和资金都优先分配给了重工业。这样，经过仅仅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苏联就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部门，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国家掌握了所有的经济命脉，它的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本身、经济规律来调节，而是通过国家政策、决议、法令来调节。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用政治斗争干扰经济生活，成了苏联经济体制的明显特征。
可以看出，斯大林体制的以上内容基本照搬了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客观地讲，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斯大林对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确实也有过一定的突破，比如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理论、关于商品、货币和市场方面的理论等等，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概念，肯定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他同时认为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全民所有制是高级形式，低级形式必须向高级形式过渡，并且过早地消灭私人经济、个体经济等等。另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只意识到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意识到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再如，在商品、市场问题上，斯大林在其晚年已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也必然要起作用。但他同时又认为，商品生产只限于消费资料的生产领域，生产资料已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只限于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则不起作用，等等。因此，从根本上讲，斯大林体制除了在基本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外，更多的则是抛开了苏联的具体国情，照搬了马恩在19世纪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所做的设想。
当然，斯大林体制在历史上也确曾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保证了苏联在经济落后又几无外援的情况下，以高度集中的手段，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迅速发展了国民经济一些急需的项目，使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用仅仅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所走过的路程。战争爆发后，这种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体制，更对当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国民经济的战时转轨、建立战时体制、发展战时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问题在于这种体制在备战及战争的状态下尚具有其特殊的功能，但在战争结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尤其是随着苏联社会经济向效益型和质量型的纵深方向发展、对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更高要求时，它就以其僵化、专制的一面，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据统计，50年代苏联的年均国民收入增长率达8.9%，60年代为8.4%、到70年代即降为5%，80年代更降到3.4%以下。事实表明，对传统的斯大林体制进行改革，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订合适的发展战略已势在必行。但在斯大林时期一方面出于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冷战因素的影响，但更为根本的因素还在于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性，导致这种体制在战后依然被延续了下来。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某些局部领域进行过这样那样的改革，但都囿于教条主义的束缚，而只限于浅层次的调整与变革，没能触动原有经济体制的根基。结果是传统体制的弊端非但没有得到消除，反而不断加重，苏联经济每况愈下，最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为根本的隐患之一。
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兴亡的历史，不难看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导致的客观结果也正恰恰相反：坚持+突破，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而教条地沿袭、照搬则只能意味着失败。这样的话我们以往已经讲过很多，但在历经了社会主义建设长期风风雨雨后的今天，理应对此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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