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脱化、规则建构与策略空间——论家族企业的义务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家族企业论文,义务论文,规则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相当大比重的私营企业，大部分经历了个人或家族创业的起步阶段，因而普遍采取家族所有的形式。即使那些非家族成员合作创业的企业，由于在创业初期对创业者个人非正式网络资源尤其是家族资源的动员和利用，也呈现出泛家族化经营的趋势。鉴于家族企业和以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家创业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重视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华人企业组织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变迁关系的认识。
至今为止，中国家族企业研究领域仍有许多值得探求的“理论空白”。这里，我们尤为感兴趣的是，家族企业家在创业和立业过程中，是怎样“脱生”于家族环境并受到家族支持，尔后又是如何实现与家族的“脱化”并构建“治理规则”。亦即，创业者如何处理“企业”与“家族”之间纠缠环绕的复杂关系并使企业得以相对独立地维系和发展。
二、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本与家族支持
本研究来自于笔者对浙江省温州地区的五位企业家深度访谈，并结合了有关二手资料的收集整理。接受调查的五位企业家其创业时间均超过10-15年，创业性质既包括初次创业也包括二次创业，创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既包括私营企业也包括国有企业改制，因此较为具有代表性。在访谈过程中，一位女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与家族支持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真正引起我们兴趣的，则是这位女企业家创业成功以后，在面对家族秩序和处理家族成员间关系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策略。透过对此个案的分析，显示创业家能将企业家精神与客观条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企业家能将家族义务约束在家族成员之间的馈赠边界之内，从而保证了家族义务履行与避免了家族义务外溢至市场行为当中，如此就能较有效率的进行经营活动。
本文中个案的内容完全出自对这位女企业家的深度访谈整理。
某女企业家J，目前与另一个合伙人共同经营着一家资本规模为2 000万左右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中高档金属餐具的生产和销售。J在家中排行第三，有一个兄长、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其父一直经营一家小型的五金加工厂。1994年，父亲拿了一套台湾产、无包装的餐具样品交给J，让她去广交会寻找机会。J在广交会上接洽到了一笔德国订单，价值40万元。但是由于像J这样的个人或者小型私营企业没有外贸经营权，J找到了一家广州的外贸公司作为合作方，由外贸公司承接这笔订单，为此J承诺让渡一半利润给该公司。回到温州后，J开始组织生产，具体加工交给父亲的小加工厂来完成，而购买材料等资金投入则由三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父亲给予5000元，一部分是向朋友借款，另一部分是父亲临时垫付。在这样的初次尝试之后，J用同样的方法与广州的外贸公司合作完成了几笔订单，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并考虑从父亲的经营活动中脱离出来。1996年，J与朋友共同投资200万注册了现在的公司，经过五年的经营，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事件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企业家在处理家族关系时的行动策略。
首先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涉足经营到自己独立经营的转化。最初，父亲之所以让她出来闯一闯，根据J的描述是出于如下考虑。
兄弟姐妹中，哥哥自幼学习成绩好，人老实，已经在机关单位中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姐姐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还在读书。父亲觉得J比较灵活聪明，一贯大方，不斤斤计较，且善交际，朋友多，能够解决问题，比较适合出来闯荡。
在最初几笔订单的完成过程中，J和父亲在经济上的关系非常微妙，角色分工也很模糊。由父亲出钱并提供样品，J前往广州寻找机会的过程，既可以被理解为J在为父亲的小五金加工厂跑业务，也可以被理解为J自己事业的开始。J找到机会之后将订单交给父亲的小厂进行加工，一部分材料款是J向朋友借来的，另一部分则是父亲给的或是由父亲垫付，这更加深了该过程中家庭成员间在经济权利与义务上的模糊性。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企业家是创立并经营一个企业的创业者。在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使用最频繁的概念则是创新。这一认识始于J.Schumpeter，后来在Kirzner(1979)和Casson(1982)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企业家之所以会创立新的企业，在熊彼特看来是因为企业家能通过打破旧的市场均衡来追求超额利润。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实现了其创新主体的职能。
Thornton(1999)区分了企业家研究的两种理论传统，即供给角度的观点和需求角度的观点。经典经济理论从供给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家，倾向于将经济行动简化为企业家个人的职能，没有充分考虑到外部结构所起的作用。经济社会学家Granovetter(2000)则强调经济行动对于社会结构具有嵌入性，他认为“超额利润”不足以说明企业家行为的产生，研究企业家必须研究个人或群体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企业家行动产生于某些特定的结构之中，在该结构下建立企业的努力是有利可图的。从需求角度研究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将问题的重点从企业家所具备的个人特征转向了企业家精神产生的结构与环境特征，因此可以被界定为对“机会结构”的研究。机会结构是经济机会的客观结构，系统内的参与者对结构有不同的认知，然后利用这些结构来获得竞争优势。
有关“机会结构”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来自于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分析领域。Bourdieu(1972)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意指“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个人或群体通过占有彼此默认或承认的持久性关系网络来获得这些资源，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尽管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后来的使用中被不断泛化，进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但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络而把握的资源或财富。在Bourdieu(1972)布林迪厄看来，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是人们依照不同的利益进行特殊交换的资本的四种基本类型。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对于企业家研究的意义在于，社会资本的“过程性”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所必需的桥梁，能将作为主观能动性产物的企业家精神与实现企业家职能的客观条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谓“过程性”，简言之是指社会资本存在于行动者以社会结构为资源，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资本的工具性利用，一方面体现出企业家的主动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企业家所能利用的客观资源的多寡(包括实物资源和结构资源两部分)。
家族关系是企业家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创业初期，家族关系涉入创业过程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这一过程中，家族资源的利用、家族目标与企业战略的融合、成员间的高度信任及家族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体现出家族企业的行动优势。家族对企业家创业过程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家庭涉入创业过程的最基本形式是金融资本的投入。研究发现，以家族或人际关系为纽带的资金支持，在企业家创业过程中超过了通过各种金融机构和其他管道的借款总和。
其次，在企业家发现创业机会并进行战略性决策的过程中，家族成员扮演信息桥的作用。企业家机会(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的发现是创业行为的最初表现，只有当企业家发现他人尚未发现且加以开发的机会时，创业行为才能够得以展开。企业家机会的发现与充分而且异质信息的获得紧密相关，家庭关系是很重要的信息桥，因为家庭成员构成的家族网络具有Burt(2000)所指出的有效信息网络应该具备的内部聚合、外部发散的结构特征。
最后，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投入对于降低创业初期的企业运营成本作用很大。在企业创业初期，经营收入普遍较少，因此能否节约运营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度过创业期的关键之一，其中人力成本的节约比较容易实现。家族成员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其他情感性因素，能够长期以较低的报酬或不计酬地为创业企业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企业度过创业初的资金紧张时期。
通过深度访谈，笔者发现家族在J的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可以从两个阶段加以分析，第一阶段是创业中动员家族内社会资本的过程，第二阶段是创业后回馈家族时必须划清楚的义务边界。
开始成立企业时，家庭是企业家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企业家提高了创业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社会资本在企业家J创业过程中的作用方式表现为：
首先，家族网络的结构特征使得联合战略(union strategy)成为利用社会资本的途径。家族关系网络具有紧密、充分连接和非差别化的特点，这种结构是闭合网络(closed network)的重要标志。在闭合网络中，社会资本的产生主要来自于沟通与强制支持。在个案中，J主要是通过联合父亲来获得创业所需要的物质以及信息资源，这里的家族支持一部分来自于闭合网络的强制支持，另一部分则是基于对共同利益的预期或者互惠预期。
其次，Portes(1995)指出，“有限范围的团结”会推动一个人出于认同内部人集团的需要和目标而把资源转让给他人。作为家庭成员，成员身份是由血缘或姻缘关系自然决定的，因此Coleman在行动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agency)中讨论的规则和价值方面的文化制度，以及Portes所说的作为理性嵌入的互惠预期在家族关系中都是预先存在的。在行动的层次上，案例中社会资本的利用表现为父亲所拥有物质资源的无偿让渡，以及J与父亲始终用口头或默会契约来调整彼此间的经济关系。
作为社会资本利用的结果，创业的启动成本大大下降了。启动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个人在自己创业和受雇于他人之间进行的选择。在创业阶段的最初期，J是以个人而非企业的形式从事着经营活动，投入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和少量资金，利用父亲的加工厂从事生产加工大大减少了原始投资，也降低了创业风险。这在J对创业风险的个人认识上也有所表现。
刚开始对风险没有什么考虑，一方面创业需要魄力，另外即使失败损失也不大。那个阶段主要靠个人努力从外贸商那里拿订单，回来后交给父亲的工厂加工。只要资金回收的快，能还材料款就万事大吉了，基本没有固定成本。
三、社会资本与义务边界：企业家的行动策略
1996年J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决定脱离父亲独立创业。对于这一决定的动机，J解释说。
有了资本积累，总想和父母分开。那时候明显感觉到父亲的想法过于保守，没有发展的眼光，他总认为自己小型加工厂的生产规模已经足够了。我那时觉得自己还年轻，不能满足于现状，所以决定出来自己干。我找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两个人合资办厂。新工厂办下来的第一年，我们主要加强工艺和技术基础，而没有急于开拓市场……
通过和朋友合资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可以算是J基本脱离对父亲和家庭的依赖，获得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开始。
其次，1998年，J的姐姐在J的帮助下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当时J的公司经历了两年初创期，正进入第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1996年注册以后，J的公司一整年没有接到订单，200多万元的注册资金都用得差不多了，1997年下半年才在广交会上接了第一笔70万的单子。广州的外贸公司接到的定价是7美元每套餐具，给工厂的加工价格只有4美元，因此在质量上不能保证。1998年J的公司是背水一战，结果生意颇佳，客人接踵而至。然而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生产条件很难满足要求。这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在互动过程中，J开始感到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并意识到履行家族义务的复杂性。
因为公司经营上了轨道，赚的钱也渐渐多起来，这个时候和家里人的关系就很难处好。尽管J在家里谨小慎微，处处以平常心对待家人，但是与家人的想法有异，无故被挑出很多毛病。其姐姐的反应最强烈，常常用一些话来压J，J才意识到，只有当家人在经济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时，至少相差无几时，关系才可能比较融洽。所以J决定帮助其姐姐也做起自己的生意。于是，J拿出10万块钱给其姐创业，并将自己原来附带经营的炊具部分交给其姐经营，由自己的工厂帮助进行加工，只计算加工成本，材料采购、价格制定和销售则完全由其姐独立经营核算。
最后，J的兄弟共同继承了父亲的加工厂，也从事餐具和炊具的生产加工，并提出希望三家合并的想法，但是J经过深思熟虑后没有同意这一建议。主要是因为其考虑到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只有J与其朋友两个股东，分工明确，合作愉快。如果三家合并，显然J家人在公司里占了多数，关系不好处理。另外，其兄弟姐妹均缺乏做生意头脑，分开经营，对其公司业务开展还可以提出意见，合起来反而难以发表见解，因为这样会使其他人觉得自己失去自主权。
在第二阶段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区分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和通过社会资本获得的实际资源。将资源和通过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获得资源的能力混淆起来很容易导致同义反复，而这种区分在社会资本研究尤其是Coleman的开创性分析中却是模糊的。这里应强调社会资本的“过程性”，所谓“过程性”是指社会资本存在于行动者以社会结构为资源，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这与Coleman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功能相一致。尽管社会资本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关，Coleman和Loury亦都强调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必要条件，但社会资本的生产性却体现在行动者对这些社会网络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信任、规范等诸要素的工具性应用上。如果仅仅从静态的角度理解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那么在个案中，J与其兄弟姐妹在创业之初嵌入在基本相同的社会结构之中，应该具有相同的社会资本。但是正如我们可以感受到的，J与其兄弟姐妹拥有的社会资本有所差异。对此我们只能在动态的过程中加以解释，即J通过对该结构的工具性利用使其拥有了(或者动员了)比其他人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过程性”的角度理解社会资本的生产性，为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与机会结构相结合提供了可能。
J成立自己的企业特别是经营活动走上正轨之后，家庭关系所呈现的生产性作用减弱了，而如许多经验研究所观察到的，由家族关系所牵涉到的家族义务有降低创业企业资源使用效率的趋势。在这种状况下，J利用策略性的行动在家族义务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进行了“权宜”，这里我们用“义务边界”来概括J的行动策略。
针对对社会资本片面的溢美之词，Portes指出社会资本并不总是产生积极的后果。至少在四个方面社会资本具有消极影响，即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及用规范来消除异化。在个案中的家族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家族义务履行的非规则化和资源平均使用效率的降低。
家族关系网络在结构上呈现出完全的闭合性，二元性的私人网络被完全连接的亲属网络所取代。在联系上，家族关系网络以情感性纽带而非工具性个人关系作为联系基础。这种结构和内容上的特征使得家族内部的资源流动和义务履行呈现非规则化的趋势。这里的非规则化是指在信任的基础上，家族成员之间的资源交换通常以义务与期望的形式展开。按照科尔曼对义务与期望作为社会资本形式的分析，父亲用自己的生产条件为J的创业提供帮助，是对J抱有期望，并相信J会回报自己或整个家庭。尽管其分析几乎完全基于理性行动假设，Coleman也承认以义务与期望形式开展的交换在时间、数量和对象上都可能存在不对称状态。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J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履行其家族义务，并且义务履行的方式、对象，以及义务涉及的具体行动和数量都不确定。这使得企业家J有可能陷入格尔兹和波茨所指出的大家族或共同体成员中受强大规范支持的无休止的互相帮助。这些义务很可能使经营良好的企业成了“福利旅店”，限制了它们的经济发展。
资源平均使用效率的降低是上述消极作用的延伸。在家族内部的资源流动中，对于资源提供者而言，所提供资源未获得回报或回报不明确。对于资源使用者而言，资源的成本被忽视或低估，并具有滥用资源的倾向，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资源使用的效率。这一点在J的姐姐身上有较突出的体现。J把自己的工厂基本上是赔进去帮其姐，然而搞了四年，其姐仍不懂生意经。
对于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企业家作为一个能动的行动者，通过策略性的行动能够将消极影响约束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在个案中，笔者提出义务边界(如图1所示)作为对企业家J行动策略的解释。
图1 作为企业家行动策略的义务边界
所谓义务边界，这里是指通过区分家族成员和企业家两种角色。J将对家族资源的利用和家族义务的履行都约束在家族成员角色下展开，从而产生了将义务约束在企业家角色边界之外的效果。J以家族成员角色履行家族义务的方式主要是馈赠，例如为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购买礼物，以无偿的方式转移人民币10万元资金给其姐创业，允许家族成员不计固定成本地使用自己的厂房和生产加工设备等等。这些馈赠行为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以企业家J的家族成员角色予以实施。正如图1所表现的那样，在家族关系网络和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和创业企业之间都存在资源和信息的流动。J身兼企业家与家族成员两种角色成为资源和信息流动的中介，并在心理以及行动层次上对家族关系涉入企业经营活动形成了阻隔。这在J提到的许多细节中都有所体现，诸如要求姐姐的事业体完全独立核算，不赞成兄弟姐妹的三个事业体合并，以及在投资兴建新的工厂之后，J与姐姐约定可以让其无偿使用三年，但三年之后必须退出，或者签订使用合同等等。另一方面，以义务边界来阻隔家族关系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涉入还在企业家心理上形成一定的保护。J在访谈中提到，J经常为父母和家里面买东西，有时候是非常高昂的支出。但是其母亲总是觉她对兄弟姐妹的帮助还不够。其母认为一家人是不分彼此的，没有什么余地，能给的全都要给。而在J看来，对兄弟姐妹的帮助是自愿的，但不是必须的义务。
在母女俩的细微差别中，J表现出作为身兼家族成员和企业家两重角色的行动者，在心理上对义务界限的明确划分。通过在行动和心理上的这种明确划分，企业家将家族义务约束在家族成员之间的馈赠边界之内，从而保证了家族义务履行与经营活动的分离。笔者对此的解释是，企业家通过约束义务边界避免了家族义务外溢至市场行为当中，在先置的血亲关系之外，建构起其与家人之间的第二重关系(即市场关系)。虽然这种市场关系是潜在的，家人之间并不一定进行交易，但是这保证了企业家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家族义务履行非规则化和资源平均使用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总结创业者J的以上三个典型事件，本文作出如下反映其创业前后的行动策略和要素逻辑表，如表1所示。
表1
J企业家创业过程三件典型事件策略、要素与逻辑
四、讨论与启示
单纯地强调家族关系对于企业家创业过程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对于认识问题的本质都是无益的。尽管在分析个案时，以J个人企业的创立作为时点划分了两个阶段，但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家族关系在两个阶段所起作用的转变，这样的强调很容易重新回到制度决定论的讨论中去。家族规则作为一种约束个人行动的制度具有其延续性，它不会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完全失去其影响力。正如孟克斯对公司治理结构所提出的批评，即使是现代企业制度中追求的那些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不是万能的，种种措施安排都会因为简单的具体行动而陷于失效。而在既有家族规则和尚未建立起来的新的行动规则之间，存在着一个企业家的具体行动空间，企业家在该空间内的策略性行动正体现出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施为者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笔者相信，本文对事业初创者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即事业初创者在动员家族资源的同时，必须要慎重对待随之而来的家族利益诉求及对其事业的侵蚀，而以经济理性诉求付以必要的补偿不失为一个理想和现实俱佳的选择。同时，笔者亦相信，本文对具家族背景、经历过创业过程并已获得成功的企业家来说，也有着温故而知新的反省作用，即家族企业的成长和壮大，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企业家不断调整自己和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过程，并且也是对家族秩序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在理论或是实践层面，唯有透过动态化的情境分析，才能解释和把握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其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其中，企业家的经济理性便是其成功利用和开发社会关系资源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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