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实现模式与中国路径——基于中、德、日、韩的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体系论文,案例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承接了西方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这是中国凭借其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成功地嵌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的结果。然而,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第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从世界制造工厂到创新中心的升级需要,也就是向上要和欧美、日本企业在价值链高端环节进行竞争。从这些国家获得先进技术的可得性降低,因为发达国家企业担心在国际市场上培养竞争对手[1];向下面临低端制造业向制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威胁[2]。第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基于创新价值链的国际分工逐步取代基于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的国际分工。新的国际分工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进入21世纪之后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新一轮国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学习和追赶提供了重要契机[4]。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使中国有效嵌入创新全球化的价值分工体系,进而推动中国实施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产业升级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5]。其中,最核心,也是最为紧迫的是要研究创新价值全球分工条件下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实现模式问题,以及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弗里曼的专著《科技政策和经济绩效:日本经验》[6]一书中,是指新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是多个组织、制度和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很快成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的分析框架和指导工具,目前已经被各国广泛使用[7]。国家创新体系框架强调了创新主体、过程、创新扩散和制度政策作用的国家边界[8]。但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创新活动迅速升温,使得国家创新体系的边界问题受到广泛关注[3][4][9-12]。技术创新活动大规模跨国转移,科技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国科技发展的依赖关系不断增强[13][1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融入全球化的创新体系成为各国政策制订者和企业家共同探寻的问题[13][15-17]。在学术界,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创新国际化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企业层面[3][18-22]。
Niosi和Bellon[23]进行了较为综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分析。他们采用跨国公司的国际研发投入、国际战略联盟数、国际技术转移收入、国际技术贸易量和国际科技人员流动等五方面指标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大国的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Bartholomew[16]以生物科技系统为例研究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相互依存情况。她指出,各个国家的生物科技发展模式与每个国家的具体生物科技政策特点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了全球生物科技系统的相互依赖关系。Fransman[24]对日本创新体系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强调日本政府通过设立国际合作项目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对于推动日本企业竞争力形成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Carlsson在[14]2006年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不管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如何,国家政策和制度在全球化创新和竞争中仍然起着关键性作用。该文献综述之后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的测量[25],以及部分国家针对创新国际化发展对科技政策的调整等[26][27]。如,有关中国政府如何积极推动本土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鼓励国内高校进行跨国科研合作,以及吸引跨国公司本土研发中心设立[15][28]。
从企业视角分析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散见于关于企业创新国际化的文献中。如Patel、Pavitt和Vega[9][20][29]等认为虽然企业的一些重要研发活动转移到了国外开展,但是企业仍然将重要的研发活动放在本国内。国家创新体系仍然是支撑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技术和知识来源。不过这种观点很快被越来越多的以高端研发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海外投资所否定。大量跨国公司投资海外研发中心并非是为了更好利用其本国的科技资源,而是为了追逐存在于其他国家创新体系内的先进知识、技术和人才[3][27][30][31]。企业的海外研发活动不仅为企业获得新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来源[32]。因此,企业国内和国外技术知识获取对企业竞争力形成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企业国际化创新主要在企业自身全球化网络内展开,大量的基础性和技术核心工作仍然保留在其国家创新体系内[14]。
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强调国家在全球化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追赶可能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3][4][10][12][33]。因此,对于政策分析和制定者来说,理解创新国际化的本质,并通过实施有效的政策手段和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国家科技竞争力变得尤其重要[34]。然而,对于特定国家而言通过何种模式切入,并不断升级演化的相关研究至今仍相对匮乏。虽然学者均指出国家在创新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如何分析一个国家的国际化创新模式这一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拟通过对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定义的专利发明人和所有人信息进行分析,形成一个3×3的矩阵用于识别国家体系国际化模式。依此为基础,对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进行初步分析。然后,以中国为例,结合以上国家的经验,讨论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及路径问题。
1 框架设计与数据来源
1.1 分析框架
创新价值链是指包括创新想法的提出、研究、试验、产品中试和大规模产业化的价值创造实现过程中各种主体关系的总和[35][36]。更一般地讲,创新价值链包括新知识和技术的发现过程,和新知识及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两种行为[37]。价值链前端的主体为发明人,是新知识和技术的贡献者,而后端的主体通常为新技术的所有人,负责创新要素的投入和新知识、新技术的产业化。在开放式创新的时代,创新的发明人和所有人常常是分离的,如企业技术人员发明新技术但是并不拥有技术,而是由其所在企业拥有并组织产业化实施过程[37]。知识、技术外包和国际化过程强有力第推动了创新价值链的分化和整合过程跨越国界的开展,即创新价值链的全球化布局[14][38]。这种布局过程使得创新主体在地理空间上高度分离,从原有的创新发明者和价值实现者在某一个国家的高度集中,逐步向创新主体在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散[38][39]。在这种新的创新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某一国家不再完全拥有整个创新价值链的所有环节和主体[38][40]。与此同时,任何创新活动的价值判断都被纳入到了全球的视角,即从创新的影响上看,创新要求创造发明应该具有全球化的影响力,也就是要求创新的质量要具备一定的国际化水准,比如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地区申请并进行产业化的专利[41][42]。
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来看,其要素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完全拥有创新链的所有主体,到拥有某一创新活动环节和主体,并构成全球创新网络的某一个节点的状态。这里,将一个国家嵌入全球化创新体系的方式定义为该国国际化创新模式。从创新价值链主体划分角度看,一个国家在全球创新体系中将以发明人、技术所有人或者两者皆有的双重身份出现。从发明人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发明人可以独立,也可以和国外发明人合作共同参与国内外所有人拥有高质量的创造发明活动。从所有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可以独立拥有或者和国外企业和组织共同拥有具有高质量的创造发明。因此,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模式和程度由这两种力量所决定,即发明人和所有人角色。下面,我们以专利数据为基础,提出一种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识别框架。
虽然各国法律对专利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各国普遍认为,专利是国家某权威部门(比如专利局)按照某项法律授予申请人在一定时间内对其发明创造成果所享有的独占、使用、和处分的权利。专利通常以标准化的格式记录下了专利名称、编号、权利要求、申请和批准日期、发明人和所有人等多项重要信息。因此,在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中,专利常常作为通用的指标衡量创新产出[4][41][43]。与此同时,多个国家的专利系统都包含了发明人地址和所有人地址信息,这些信息常被用来生成各种指标来刻画创新的国际化程度[4][25][39]。另外,专利拥有的统一审批标准和程序、专利数据拥有跨长度时间纪录、容易获取、电子结构化信息等优点也使得它在研究创新国际化中得到了广泛使用[25][39]。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按照专利所有人和发明人两个维度,每个维度三种情况,放入一个表格中(见表1)。在所有人维度,三种情况分别为:本国拥有、本国和外国共同拥有、外国拥有;在发明人维度,得到相似情况,即本国发明人、本国和外国发明人及外国发明人。这样,就得到一个3×3的分析矩阵。
虽然创新国际化程度可以通过发明人和所有人维度来进行解析,但是在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以所有人的角色出现可能对国家具有更大的经济意义。因为发明人虽是技术的贡献者,但是并不能控制技术的使用以及决定技术交易和技术商业化模式等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出发,定义表1中纵向第一栏,以本国居民和组织拥有专利的国际化创新模式为自主创新—内源主导模式,它包括3种情况:情况A1,本国独立研发,本土所有人加本土的发明人;情况A2,本土所有人拥有国内外发明合作专利,这种情况可能是本国和国外合作,比如研发项目合作,或者本国海外研发中心与国内总部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合作研究的结果;情况A3,本国拥有的,由国外发明人发明的技术,这种情况可能是本国企业的海外研发中心雇佣当地员工完成。
我们进一步定义表1中纵向第二栏,国内外共同拥有专利模式为合作创新—共同主导模式(包括B1,B2,B3)。这种模式反映了国家之间彼此融入对方创新体系的程度。情况B1反映了国外跨国公司与本国当地企业和大学等组织合作,是与东道国创新组织建立长期关系结果或者进行技术商业化的结果。情况B3和B1相似,反映本国企业在海外,融入东道主国家创新体系情况。情况B2使国内外双方开展合作研发项目,深入合作的结果,双方互派研发人员共同攻关,并由双方共同拥有专利。
表1中纵向第三栏,可定义为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技术引进—外源主导模式。这是东道主国家采取积极吸收外商研发投资的结果,反映本国创新人力资源的禀赋。C1为外方拥有由本国发明人完成的技术,反映国外企业到本国设立研发中心,雇佣本土创新人才进行研发,最终将专利授权给其母公司。C2表征国外跨国公司利用在本国的研发中心和其总部,及其他组织和人员进行知识共享和合作,最终将专利授予总部。C3有国外发明人和所有人拥有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专利技术,反映了除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国际化创新绩效,在分析一国的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时,我们仅将C1和C2纳入技术引进模式中。
因此,一个国家既可以采取自主创新—内源主导模式,也可以采取合作创新—共同主导模式,还可能采取技术引进—外源主导模式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每种模式之下又包括若干具体手段,比如自主创新—内源主导模式,可以采取完全自主研发、鼓励企业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和海外研发中心和本土公司总部和其他组织合作。笔者认为3种主要模式之间可能并非平行发展,而更可能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这种考虑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国创新体系的创新资源禀赋不同,决定了企业和组织国际创新的模式不同。发达国家企业具有强大的本土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了其创新体系在国际化中可能更多以自主创新—内源主导模式为主。发展中国家由于本国科技发展滞后,可能更多采取技术引进—外源主导模式,然后逐步向自主创新—内源模式转变。第二,创新国际化受到各国制度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化创新可能更多局限在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网络进行技术和知识的跨国转移和使用,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体系薄弱国家,使得合作创新—共同主导模式更可能发生在知识产权体系更加完善的国家之间[44]。第三,即便是国家采取同一个模式,由于国家之间基础设施、人口、政策、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某一模式采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当前新兴国家之间在吸收发达国家高端研发转移上,即可能都采取技术引进—外源主导模式,但是,很明显中国和印度已经初步显示其在新兴国家行列的优势竞争力[45]。
1.2 数据来源
根据Grupp和Schmoch[41]等人的研究,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授予的专利具有较高的创新质量。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技术和市场中心,一项发明能获得美国专利便说明该专利具有世界的科技先行和巨大商业化价值。因此,在创新研究中,大量学者纷纷采用美国专利数据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企业的技术国际创新水平和能力[23][25][39][46]。本文也采纳美国专利数据作为分析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的基础数据。高端创新活动的国际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因此,使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1990—2009年20年的专利授权数据进行分析。美国授权专利包括了专利授权日期、专利发明人及国别、所有人及其国别等多项信息。它相对于专利申请数据来说具有更强的可靠性,因为大约40%的专利申请最终能获得专利授权。以上所有信息和数据均来自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官方检索系统(www.uspto.gov)。
2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典型模式
根据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2004年的报告,1963年到2001年期间,日本、德国和英国占美国国外专利申请总量的72%。2003年,国外申请美国专利最大来源地为日本、德国、中国台湾、韩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其中,日本占40%,德国为12%。因此,一方面,在全球创新舞台上,主要的国家角色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日本的复苏,和70年代后韩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其在全球创新舞台的地位也在快速上升。因此,为了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如何演化有个一般的了解,我们选择包括德国在内的传统发达国家,也选择包括日本、韩国等不同阶段的新兴国家作为分析案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作为分析对象。根据上述研究框架,检索德国、日本和韩国1980—2009年介入的美国专利授权情况,并对其模式发展进行分析①。
图1为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创新国际化情况。我们使用包括国家作为创新所有人和参与人角色的所有专利授权数占当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总授权数的比值来刻画。图1显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化创新迅速提高,从1980年占美国11%左右提高增加到1992年的22%,之后基本保持在20%,的水平,一直到2009年。德国在经历了1980年到1988年的平稳期之后(10%),其国际化介入程度约有下降,目前在7%左右。韩国在9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一直包括了近20年的平稳增长,目前约占美国授权专利总量的5%。
图1 德、日、韩的创新国际化介入程度/贡献
图2反映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国际创新中的所有人角色和发明人角色变化。使用国家拥有的专利占其本国居民参与的专利比重来表示。从图中看到,日本在创新国际化中保持了较高的主导性作用,其所有人身份参与的专利占其发明人参与的比值高于德国和韩国,比值从1980年的12上升到1993年的28倍,之后约有下降,但是目前仍然高达25倍以上。德国该比重保持在5倍的水平。韩国在1980年该值为0,经过80年代的缓慢增长,在1990年达到0.97,又经过20年的缓慢增长,目前达到1.76。
图2 德、日、韩国际化中所有人/发明人角色变化
根据表1对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的定义和测量,计算得到德国、日本和韩国1980—2009年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及其演化情况,分别见图3,图4和图5。从图3可以看出,德国主要采取为自主创新模式,其次是技术引进模式和合作创新模式。自主创新完成德国80%的国际专利,而技术引进模式约为20%,合作创新模式所占份额很小。不过在最近几年,技术引进和合作创新模式呈现上升趋势,而相应的自主创新模式主导作用在减弱。图4反映日本的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及其演化情况。日本创新体系基本由自主创新主导,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上升之后,96%的国际化创新由该模式推动。其次是技术引进模式和合作创新模式,所占份额仅在4%左右。
图3 德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及其演化(1980—2009年)
图4 日本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及其演化(1980—2009年)
图5反映韩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模式及其演化情况。韩国国际化创新模式经历了较大的转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创新体系完全由外方主导,然后自主创新模式迅速发展,并在1988年超过技术引进模式成为韩国的主导模式。外方主导模式一直保持了下降趋势,尤其是1986年之后基本保持了单向下降趋势。目前,韩国自主创新模式获得的专利约占其总国际专利的94%,低于日本的96%的水平。
图5 韩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及其演化(1980—2009年)
以上对德国、日本和韩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从中可以概括以下初步结论:第一,特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地位和创新地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随着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相应的创新地位也在不断增强,两者存在相互促进关系。比如,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崛起和其在国际创新舞台上的作用相之呼应。第二,在国际创新舞台上,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也就是在创新国际化中这些国家大都以所有人的身份,而不是发明人的身份参与创新国际化,日本尤为突出,不过不同国家之间所有人身份与发明人身份之间的比重关系存在明显区别。第三,在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中,德国、日本和后起的韩国均采取了自主创新主导模式,而合作创新模式较弱,虽然近期表现了一定的增长。在自主创新模式下,德国、日本和韩国基本采取了完全本土化形式(A1),不过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情况在90年代后开始兴起,尤其是德国表现较为明显(A3),见图6、图7和图8。第四,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存在一个动态演化过程,德国作为老牌发达国家保持了较稳定的模式结构,其次是后起的日本,而新兴的韩国经历了快速的国际化创新模式结构转变,实现了从技术引进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的过渡,目前其自主创新程度接近日本并超过了德国。因此,从模仿—外源主导模式到自主创新模式转变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演化路径。从韩国的个案来看,经历了近10年的时间实现了这个模式的转变。
图6 德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的自主创新-内源推动模式结构变化(1980—2009年)
图7 日本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的自主创新-内源推动模式结构变化(1980—2009年)
图8 韩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的自主创新-内源推动模式结构变化(1980—2009年)
3 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路径
中国正面临创新国际化的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这里首先分析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现状,然后结合典型国家的案例分析,提出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实现路径。相似地,根据表1对于专利发明人和所有人地址的分类和组合情况,使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公布的数据,检索获得中国1990—2009年20年间的美国专利授权数据,见表2。
3.1 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总体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1990—2009年的20年内,美国授权专利总数为3055133,其中包括中国发明人和所有人共计15203,约占该期间美国专利授权总量的0.5%。中国创新国际化程度经过1990—1999年约1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在近10年内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表明中国全球化创新程度不断提高,或者说对于全球化创新贡献快速增加,见图9。其中,以所有人的角色贡献专利5660件,以发明人的角色贡献11289件专利,见图10。图示表明中国创新全球化中,中国拥有份额占其贡献份额的33%,即所有人和发明人之比为1∶2,中国国际化创新贡献的三分之二由外方拥有控制。1990—2009年期间,中国所有人/发明人比例保持在0.4-0.6之间,呈现波动发展的态势,2006年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之后,这一趋势呈现了上升发展态势,表明中国在全球化创新中的所有人角色,即对世界先进技术的拥有和控制在逐步提高,见图11。
图9 1990—2009年中国创新全球化介入程度/贡献变化
图10 中国创新国际化中所有人和发明人角色构成
图11 1990—2009年中国全球化创新中所有人/发明人比重变化
3.2 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创新模式及其变化
图12反映了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的特点。从图12中可以看出,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主要由技术引进模式主导,其次是自主创新模式,合作创新模式所占比重仅为1%。
图12 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
图13反映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历史演变情况。1990—2009年期间中国全球化模式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2000年之前主要由技术引进模式为主,2000年之后呈现了3种模式共同向上发展的态势,尤其是自主创新模式快速崛起,在2000—2005年经过一个平稳上升之后,2006年以来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
图13 1990—2009年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变化
自主创新模式有3种宏观路径:国内独立研发(A1),海外研发中心及技术导向的并购活动(A3),以及海外研发中心和国内公司总部合作(A2)构成。为了进一步反映推动中国自主创新模式变化的结构因素,我们绘制图14。从图14看出,中国国际创新自主模式主要有本土独立研发和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构成,虽然国内外合作模式在2006年之后呈现增长态势,但是其贡献仍然较小。国内独立研发呈现U型发展趋势,而海外研发中心和并购获得技术的模式呈现倒U型的发展态势。两者的加和结果表明,2000年后中国通过设立海外在逐渐减弱,并被本土独立研发模式所取代。目前,中国独立拥有的美国专利中80%由本国独立研发完成。
图14 1990—2009年中国全球自主创新模式的结构要素(比重)变化
图15反映了1990—2009年以来,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结构变化。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全球化创新中依然由技术引进模式主导,但是其主导性在近年呈现下降趋势,反之取代的是更具有“所有人”,而不是“参与人”身份的自主创新模式和合作创新模式。
图15 1990—2009年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三种模式的结构变化(比重)
以上我们对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和模式进行了分析,表明:(1)1990—2009年间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步伐虽然呈加速态势,但是,在全球化创新中的作用仍然薄弱;(2)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以技术引进模式为主导,也就是主要以发明人的身份介入,而以所有人的身份介入的自主创新模式近年虽然呈现快速发展,但是目前仅占中国所有国际创新比重的1/3;(3)中国自主创新模式主要依赖于本土独立研发推动,海外研发中心和并购作用呈现绝对上升趋势,但是相对作用在减弱;(4)目前,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正在经历结构化转变,自主创新模式和合作创新模式在稳步提高,但是合作创新模式所占权重仍较小。
4 总结和讨论
本文利用专利发明人和所有人地址信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分析模型。通过该模型的进一步讨论,定义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的3种类型,即自主创新-内源主导模式、合作创新-多方主导模式和技术引进-外源主导模式。基于对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最近30年创新历程的分析,以及中国过去20年开放创新历程的分析,发现一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模式和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发达国家以自主创新-内源主导为主,而发展中国家通常以技术引进-外源主导为主,并逐步向自主创新-内源主导方向演化,然而,各国的模式转换周期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政策启示是:第一,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实现模式转换的紧迫性。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却较低,严重制约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第二,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路径)选择要以掌控“自主”权为价值目标。中国的崛起和当初日韩两国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当今世界,技术资源更加丰富,技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日趋频繁。任何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优势和劣势都可能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放大或消减。因此,在更加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坚持自主创新-内源主导的模式既遵循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中国提升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国家意志,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路径选择关键是要体现国家全球化创新舞台上的主动控制权。第三,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自主路径不单体现在本土化创新,而是要顺应创新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和通行作法,采取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购买跨国公司研发实体,以及中方主导的国际创新合作等,全方位、多元化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进程。
注释:
①在计算中,本国和国外双方共同拥有的专利,我们取0.5作为权重,即双方所有人各占一半。相似地,在本国和国外合作发明的专利中,我们同样划分他们对创造发明的贡献各为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