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社会民主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渐进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1646(2006)05—0001—05
20世纪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① 的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治理念，它的改良政策和它的历史持久性，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在民主的制度容许的地方和时间内，都对政治产生了影响[1]2。作为当代西欧发达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工党奉行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总称，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深刻影响了欧洲社会的变迁，构成了欧洲社会变革的一支尤为显赫的塑造力量。
作为一个政党，其目标和价值观直接标志着党的根本特征与形象，所以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其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价值观的更新。价值观是一个政党的理论核心。作为政党，它必须明确它代表什么，只有明确其核心价值后，才能根据这些价值制定党的目标，规划党的具体政策[2]12。本文力图阐明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观确立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以及在世纪之交发生的渐进转变。
一、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1919年，在列宁的倡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要求任何加入该组织的党都必须改称共产党和修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至此，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经过三个阶段、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之后，从内涵繁杂不清逐步蜕变为改良主义的同义语，成为列宁主义的对立面[3]15。共产国际认为社会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演变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而社会党则攻击共产国际具有“僵硬的、反民主的性质”。从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共产党与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
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不仅表现为改良与革命的对立，同时也表现为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看法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了1959年关于“社会主义是不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的著名讨论后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是一个客观规律：“过去社会民主党人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将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但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尤其是希特勒法西斯的统治之后，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靠不住的，希特勒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社会民主党以前取得的多数民主成就；同样，资本主义的崩溃也是不能指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的崩溃并没有使任何一个问题得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解决[4]46。”这些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预先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能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出发，而只能从伦理原则出发，批判它违反了人类的道德天性，违背了人类平等、自由、博爱的原则，从而对资本主义也只能按人道主义标准进行改良。只要实行人道主义准则，就会消除弊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这场讨论的结果是以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全面调整[4]46。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的确立，直接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的出台，是理解社会民主党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要素。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价值核心是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所谓自由，就是指摆脱任何有损于人尊严的依赖关系，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本身的个性；所谓公正，即社会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所谓团结互助，指的是一种普遍性的人类友爱，表现为社会成员同舟共济、团结友爱。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如果没有社会平等的自由，自由将蜕化为特权；如果没有自由，公正将以强迫告终；如果没有团结互助，永远不会有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所以，“在这些价值中，公正是永远激励左派思想的基本价值，舍此，社会民主党的根基就要受到威胁；自由是欧洲经济的根本原则；而团结互助是欧洲人，特别是大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4]46。”
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人道主义基本价值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致性的基础。社会民主党声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不是从时代的现实趋势中产生的，而是从自由、人的尊严、正义和团结的要求中产生的，从“人只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个人价值中产生的。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学说忽视了人类道德要求的必然性，而社会民主主义则强调伦理价值或道德准则是社会进步的真正根源；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致性并非出于一种世界观，“而是根植于建立在共同道德原则之上的共同政治目标”。这个共同的道德原则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争取社会的自由和公正，而共同的政治目标则是实现人性的完全解放[4]47。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坚持多元性，对各种价值观念的优点兼收并蓄。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勃兰特就喊出了“没有世界观的政党”的口号。多元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社会民主党不能靠统一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使他们走到一起组成政党的真正原动力，正是共同的道德原则以及建立在这种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政治目标。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作为评价现实和将来，具体行动和社会制度、党内和社会一切有关事物的标准[5]131。基本价值的确立深远而全面的影响了二战结束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政治主张与演变。另外，基本价值的人道主义定位也进一步淡化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色彩，巩固和扩大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与党员队伍，使得社会民主党虽然历经挫折，其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却不断发展壮大。据统计，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建立时，有成员党34个，拥有党员987万人，支持社会党的选民为4354万人；到1959年六大时，成员党39个，党员1070万人，支持选民6411万人；到1976年十三大时，成员党增至66个，党员为1400万人，支持选民7500万人；到1999年二十一大，成员党猛增至143个，党员也翻了一番，扩大到约3000万人，支持选民达1亿多人[6]414—415。
二、时代背景变迁与世纪之交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观的渐进转换
此后，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社会民主党曾多次调整、修改自己的纲领，但对《哥德斯堡纲领》所确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未作丝毫改动。并一直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们估量政治现实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6]47。”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坚持自由、公正和互助的基本价值，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基本价值在世纪之交新的社会形势与挑战下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换，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在这其中，首要的挑战无疑来自空前的全球化浪潮。大量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以经济为先导的全球化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现实。在哥伦布首航美洲五百年后的今天，全球化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征兆，一种预示，或一种迹象；它已经表现为一股洪流，一个共识，一种体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强大因素[7]7。大量的全球问题空前突出，人们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全球化给当今世界带来了既深又广的影响。作为现当代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最先感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无论是各国国内形势和社会条件，还是全球国际环境，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业问题、金融安全问题、环境污染等问题早已不再是一国纯粹的内部事务，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连，而且远远超出了一国自身的能力，不论是全球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出现了空前的复杂化趋势。
另一方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和解体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苏东模式共产主义的崩溃使得一切与社会主义沾上边的东西在欧洲都变得声名狼藉，伴随着苏东巨变而来的是新自由主义史无前例的复兴：“自由主义被看成替代共产主义的真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抉择，而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却猛烈地、在西欧国家也显而易见的被卷入处于崩溃中的共产主义漩涡，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基本思想和政治语言方面模糊的相似之处被绝对化了。”各个社会党很快发现自身也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被边缘化的态势：“通常是已经转变的或者忠于传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是两个主要的互相替代的派别，在它们周围聚集着为数很多的小政党，社会民主主义在其中并不是大的替代党派。”其结果是“在西方，首先是由日益加重的对社会福利国家的压力、大批失业和经济全球化而造成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个人主义化过程和广大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还有左派由生态问题引起的分裂，迫使社会民主党不仅在选票箱面前，而且在公共的政治讨论中日益处于守势[1]97—98。”例如，1991年，在北欧长期执政的社会党“双子星座”瑞典社会党和芬兰社会党双双失利；在法国，社会党也在大选中遭遇惨败而被迫下台。糟糕的局面使得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着转型的巨大挑战和压力。但是，在压力面前，社会党并没有选择退缩，以英国工党为杰出代表，西欧各国社会党掀起了又一轮意义非凡的革新浪潮。这场革新浪潮使得“20世纪90年代，西欧政治格局出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社会党等左翼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特别是英国与德国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赢得大选，最终确立了左翼政党在西欧政权执掌牛耳的地位；二是新上台的左翼政党大多突破传统观念，使各国的经济社会政策明显向中间化转变[8]1。”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卷土重来、纷纷赢得大选，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两个国家之外的15个国家全部是社会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整个西欧政坛呈现出耀眼的粉红色，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了其理论家们自豪所称的“神奇回归”。毫无疑问，包括价值观更新在内的社会党的理论革新对其“神奇回归”居功甚伟。
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观的三大要素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就是在此种时局下发生了渐进变迁。平等可以解释为社会公正，自由可以引申为机会均等，互助可以体现为社会责任。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调整，以适应欧洲正在变化的社会现实：对公正的理解从重视财富分配转向强调机会公正，自由和互助也由强调国家的保证而转向提高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责任感[4]47。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中，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英国工党的转型最为引人注目。20世纪末开始该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展开了一系列包括价值观在内的革新的巨大努力。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里，我们将以英国工党为例，来具体梳理社会党在新时期基本价值观内涵的渐进转变。
工党首领布莱尔认为，当前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对进步主义价值的新的适用性的探索，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对21世纪的政治至关重要。巴西总统卡多佐也指出，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真正世界性的话题，影响了所有的国家，它表现了观念的趋同和政策的多样性。由是，布莱尔认为，工党应该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的核心价值基础上，构建工党的价值观[2]12。1995年4月29日召开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以65.23对34.77的票数通过了党章新的关于党的目标和价值观条款。工党修改后的党章关于党的目标和价值观是这样表述的：“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成就我们单个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从而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出能使我们的真正潜能得以发挥的条件，并为我们所有的人创造出这样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权力、财富、机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而不是几个人手中，我们享有的权利反映着我们的义务，我们以团结、宽容、尊重的精神自由的地生活在一起[9]71。”以工党党章关于党的目标和价值观条款的修改为主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工党重新上台以来的执政历程表明，工党的价值观至少发生了如下渐进变革：
第一，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与此同时，以“社区”取代传统的“阶级”概念，更加强调了责任、团结互助以及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定位的指引下，工党价值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上，布莱尔改变了传统的把社会主义定义为物质关系的做法，而是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伦理关系。他强调：“我们不能生存在一个道德真空里，如果我们不学习，不教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价值，那么，我们将生活在一种伦理混乱当中[10]55。”布莱尔经常用“社会—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论，不是关于工会、阶级或者资本主义的学说。在布莱尔那里，家庭、社区等概念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世界上所有的变化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在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和家庭等方面。在如何看待我们自身以及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观念上已经发生了全球性的变革[11]49。”双亲家庭被布莱尔称作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是孩子身心成长的最优环境，为此工党必须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政策来有效强化传统家庭的结构和良性的社会共识。社区的概念有点类似于市民社会，它的提出和被强调是出于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在当今时代，虽然国家在很多领域仍然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复杂化趋势，社会分层越来越多势必就会造成国家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调社区的重要作用，依靠新型互助的团体价值、依靠对公民社会责任的强调来有效应对新形势的挑战。可以认为，社区概念既是对阶级概念的替代，也是对原有的官僚国家主义的一种放弃。
第二，重新界定“公正”、“平等”的定义，由强调结果的平等到强调机会的均等。英式第三条道路认为平等就是社会包容，不平等就是社会排斥。包容就是在形式上赋予社会的每个成员以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和义务，而能否真正行使上述权利和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等机会的创造[12]302。1999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等政府首脑参加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公开对话中，布莱尔与施罗德达成共识并在会后不久联合发表的一个名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派》的文件中，两位首脑坚定地与他们所定义的传统的社会民主观拉开了距离。该文件指出，在传统的社会民主观中，对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追求常常被等同于对结果的平等分配的强调，所以，个人努力和责任被忽视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成了一种乏味的千篇一律而失去了创造性、多样性和成就感。社会正义被视为不断地提高公共开支，而不顾实际经济实力和税收对企业竞争力及就业机会的影响。社会福利太经常地压过企业精神和社区精神，权利在责任之上，其结果便是导致相互义务和相互支持的减退[13]6—7。由强调结果的平等到强调机会的均等构成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转变之一。
与前述问题相关，第三条道路的理念对自由和互助的理解也由强调国家的保证转向提高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责任感。第三条道路基本价值观念的核心精神就是布莱尔所说的：在进步与公正之间建立新的联盟，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思想是布莱尔新道德观念的核心，它贯穿在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信条和政策主张之中，尤其成为以社会投资改革福利国家各项政策的思想基础[14]341。沿着这一思想道路，工党不仅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对效率的考虑也被纳入到对社会公正的评估中来。于是，对福利国家新的态度构成了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部分。为此，工党一方面提出向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工作，向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保障，变“被动福利”为所谓以强调个人责任和促进人们工作为特征的所谓“主动福利”，变专注于财富再分配的公共政策为专注于鼓励财富创造；另一方面主张充分调动国家、企业以及个人的积极性，致力于恢复整个社会对福利制度的信心，全面解决福利问题。
三、结束语
世纪之交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业绩说明，锐意革新是这些政党续写辉煌的基础。一如在其历史中的思想地位，核心价值观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旗标性指导作用。没有核心价值观的转变，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政策创新与执政的新成就。有大量的文件与执政偏好表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渐进转换。布莱尔指出，价值观念不是绝对的，甚至最好的价值观念也会有冲突。我们的使命是促进并协调四个价值观念，即个人价值平等、机会均等、责任和社会意识[15]7。德国社会民主党1971年哥德斯堡特别党代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章程》也经过多次补充与修改。现在基本价值观念被表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民主的人民党。它联合具有各种不同信仰和思想倾向的人们，只要他们承认和平、自由、公正和互助，承认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平等及保护自然环境[16]20。在新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在坚持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新的界定、不断的补充与发展。
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的转变实际上最根本的体现为公正理念的与时俱进。反映到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实践上，则最主要的表现为全球化条件下的福利制度的转型。不管是宣布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的英国，还是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福利制度在新形势的压力与思想转换的条件下已经发生了改革，即，在强调最基本保障的前提下，福利制度突破了传统的平等思想，更加强调机会平等的供给，更加强调社会责任。“懒汉的福利”已经不被认可了。英国工党的口号“由福利走向就业”就是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的转换在政策上的反映。
当然，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的转变，并不是一种党的价值观的彻底改头换面，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标识。我们讲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的转变，主要是对平等与社会公正的重新理解，主要是对社会责任的进一步强调。没有证据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与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观决裂。
注释：
①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初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到1951年法兰克福声明之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再到20世纪90以来甚为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其中，既有理论和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也有现实的需要。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本部分采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观点，通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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