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白人与拉美独立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生论文,拉美论文,白人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土生白人是指在当地出生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称克里奥尔人(criollo,crioulo)，在巴西也称马宗博人(mazombo)。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土生白人的上层，或者如国外史学家们惯用的“土生白人统治阶级”(la clase dominante criolla)。在拉美国家历史上，土生白人上层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阶级，既是殖民地社会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又是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阶级”，更是独立后拉美各共和国的统治阶级。这种角色转换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个阶级究竟是如何转变为独立运动的“领导阶级”的？在独立运动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领导”作用？笔者认为，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了解200年前拉美独立运动的某些重要特点及其对当代拉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很有益处的。
一 土生白人统治阶级“独立”意识的产生
土生白人是早期殖民者以及来自宗主国移民的后裔，是经过长时间的人口繁衍而逐步形成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并在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秘鲁学者马里亚特吉曾说过：“在西班牙殖民地登陆的，不像在新英格兰海岸那样是大批开拓者。到西班牙美洲来的几乎只有总督、朝臣、冒险家、教士、神学家和士兵。”①意思是说，跟当年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不同，从西班牙来到美洲殖民地的这些人主要不是来进行殖民开拓和创造财富的，而是热衷于聚敛财富和追逐权位。土生白人的“上层大多是殖民地显贵的后代，同宗主国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洲拥有地产，是殖民地社会地主、种植园主阶级的核心”。②1750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土生白人上层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影响力曾达到一个高峰期。例如，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殖民政权体系的官僚队伍，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经济自主地位，他们在税收方面可与殖民当局讨价还价，他们组成各种利益集团对殖民地政治施加影响，等等。此外，土生白人与宗主国生人具有同一血统，也使得他们在美洲殖民地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因此，罗荣渠曾明确指出：“按种族、社会出身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殖民地社会形成许多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但最基本的阶级结构是两大对抗的阶级，即白人殖民者、剥削阶级，这是殖民地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有色人种、被剥削阶级，这是殖民地社会财富的生产者。”③
在18世纪，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增长明显加快，主要表现为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数量的增长。根据约翰·林奇提供的人口统计数据，1800年前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总人口达到1 350万，其中印第安人、黑人和梅斯蒂索人占80%以上，白种人270万（仅占总人口的20%），其中半岛人（peninsulares，出生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者）更是绝对的少数。这种人口结构有两个方面的政治含义：第一，在一个存在严重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的环境里，有色人种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特别是地域分布上的集中，很容易产生与白人统治者之间的冲突与对立；第二，土生白人虽然和半岛人之间有利害冲突，对宗主国也心怀不满，但他们更因为处在有色人种的包围之中而感到某种恐惧，深感离不开宗主国的保护。因此，越是有色人种集中的地区，那里土生白人的政治态度就越保守。“这些（人口）数据有助于说明，为何墨西哥和秘鲁的土生白人是本能的保守派，他们的预设立场就是支持帝国政权，他们不愿放弃一个强有力政府的保护而听任土著民众的摆布。”④葡属巴西的土生白人不仅经济地位往往比西属美洲土生白人更为显赫，还因为面对频繁的奴隶造反而惶恐不安，因此更加有求于宗主国的保护，在政治上也更加保守。
西属美洲土生白人上层的独立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长期以来，土生白人因其政治上的从属地位、经济利益的扩张受到限制而对半岛人和宗主国心怀怨恨。但如上文所述，在18世纪中期以前，特别是1650～1750年期间，土生白人的影响力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不仅表现为土生白人担任殖民地中下级官僚的人数逐步增多，尤其是在扩张自身经济利益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各殖民地建立了一个在地区之间进行农产品及制造品交换的活跃的内部市场。在船队制及其商品集散交易之外，新的进出口商埠已经兴起，与来自英国、荷兰、法国殖民地的商人们进行贸易。与外国人的这种直接贸易逐步扩展，直至将卡塔赫纳港和波托贝略港也涵盖其中。与此同时，一条直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道也建立起来，荷兰、葡萄牙和英国的商贾们往返奔波于这条商道上，从而成为外国渗透和殖民地自治的又一个标志。”⑤然而，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波旁改革的实施，土生白人原来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力与经济自主性都逐渐化为泡影。⑥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波旁改革的评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似乎有一点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即这场改革催生了土生白人的“独立”意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改革加强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如军事力量的增强、新总督辖区的建立、基层统治机构的调整与强化等，在提高对外防御能力的同时，也使土生白人享有的政治空间与自由度被大大压缩。土生白人官吏大部被从殖民政权体系中排挤出来，半岛人与土生白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加剧。第二，宗主国通过改革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新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通过提高各类税收进行搜刮，例如，对烟、酒、纸牌、彩票等行业垄断的强化，商业税(alcabala)税率由商品价值的2%逐步提高到12%，某些原来地处边远或享有特权而无需纳税的社会群体现在都得纳税。“波旁新政”再度强调要消除殖民地那些可能与宗主国形成竞争的生产活动，如纺织作坊、葡萄园、橄榄园，等等。在打击教会的诸多措施中，包括不准教会放贷，强迫教会将自有资金、连同“美洲慈善基金”都转交给国家，这不仅损害了教会利益，也断绝了殖民地商人、矿业主和地产主们唯一的融资渠道。第三，波旁改革对美洲殖民地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严厉封杀，使土生白人面对一个正在迅速扩张的大西洋市场而不能加以利用，这是土生白人上层更加无法忍受的。有学者指出：“波旁改革在实现王朝统治的再度中央集权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也没能恢复西印度领地殖民结构的活力，却增加了宗主国利益与西印度精英阶层利益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殖民地不同压力集团之间的对立。美洲地区在波旁王朝即位以前已经享有的政治与经济自主被压缩了，加上由18世纪新的国际条件所开创的各种可能性，促使美洲的精英阶层开始考虑将独立作为一条出路和一种解决办法，以摆脱因与母国的政治纽带而要付出的高昂代价，并重新确立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⑦这里所说的新的国际条件所开创的可能性，显然是指英国作为海洋大国的崛起、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等，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西、葡封建王朝的没落。不过，土生白人精英阶层即便已经看到了国际大环境的有利变化，也并未因此就下定争取“独立”的决心，还只是“开始考虑”将独立作为一种可能的政治选项。
二 土生白人上层在独立运动中的表现
1808年3月，拿破仑派军队侵入西班牙，废黜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并将其软禁在法国。这一事态发展既使西班牙封建王朝陷入灭顶之灾，同时也激起了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值得关注的是殖民地土生白人上层对宗主国上述事态发展的整体反应。“从1808年夏天起，当半岛危机的消息传到美洲时，那里所有的居民，不论其社会地位与阶层如何，对所面临时刻的重要性都心知肚明。人们在各种集会、文件和仪式上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强烈的西班牙爱国主义。从价值观角度看，是对法国入侵的同仇敌忾和反侵略的决心，对被俘国王的同样忠诚，对作为其身份构成要素的天主教的共同推崇；从政治角度看是一种王朝多元观，即认为王朝就是集合于国王周围的若干王国和省份，它们互有差别但权利平等。”⑧笔者认为，这段描述和分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反映了两个客观事实。其一，土生白人上层继续忠实于西班牙王权，并不是某种伪装；其二，土生白人上层强调美洲殖民地与西班牙本土享有同样的权利。或者说，是在尊重王权的前提下要求享有平等权利。而这种权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美洲殖民地有权像西班牙本土一样建立自治政府。土生白人的这一权利要求最终遭到西班牙临时政府的拒绝，这才是导致独立运动、直至独立战争爆发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向自主管理迈出的这一步构成了无法弥补的与西班牙的决裂。”⑨
土生白人之所以热衷于建立“自治政府”，恐怕主要不是为了避免与宗主国发生更激烈的对抗，而是另有原因，那就是要保持殖民地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达马斯和隆巴尔迪认为，在宗主国自身不保的情况下，土生白人—方面对于由社会与地区冲突、土著人起义等发出的内部警讯深感不安，另一方面，对法国和海地近期事态发展的意识形态影响与社会反响无法接受。⑩因此，“保护殖民地社会内部权力结构的意图导致在初期实施一项自治计划。”(11)
这就说明，土生白人只希望借助于“独立”来摆脱宗主国的统治，由自己取而代之，并不打算改变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权力结构。
行文到此，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土生白人统治阶级果真是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阶级吗？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西属美洲的土生白人中有一个以米兰达、玻利瓦尔、圣马丁等先驱者和杰出领导人为代表的、主张彻底打碎西班牙殖民枷锁的独立派。他们在人数上只是土生白人上层中的少数，他们关于实现政治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一系列思想观念是土生白人上层的大多数人尚不具备的，他们为独立建国所建立的功业更是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正是这批杰出的领导者赋予了拉美独立革命辉煌的一面。如果把在独立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力量笼统地归之于一个思想极端守旧、专注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土生白人统治阶级，那么，独立运动留下的许多包含先进思想观念的文献以及当时所采取的许多政策，都无法获得科学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发展进程清楚地表明，土生白人上层发挥领导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为中心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和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或许还可以加上奥希金斯领导的智利都督区。在新西班牙（墨西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两位下层神甫领导激进的独立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胜利果实被土生白人上层所篡夺。“新西班牙最保守的势力于1821年宣告了墨西哥的独立。他们既不主张社会变革，也不赞成经济改革。他们寻求保持，如果可能则要加强他们的特权。唯一的革新是在政治方面：克里奥尔皇帝代替了西班牙皇帝，这是更多克里奥尔人在政府中取代半岛人的象征。发生的这些事情与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的观念全然不同，但适合克里奥尔人的愿望。墨西哥独立斗争以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革开始，却以保守派的政变而结束。唯一的直接获益者是克里奥尔人上层分子。”(12)秘鲁总督辖区以及当时还归属于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上秘鲁，则只能等待圣马丁和玻利瓦尔指挥的两支军队去进行最后的“解放”。葡属巴西的土生白人统治阶级更无作为，靠拥戴葡萄牙的王子当皇帝而实现国家独立。
土生白人上层的相当大一部分，不仅没有领导或参加独立运动，而且站在了独立派的对立面，从而引发相互间的激烈争斗。独立战争，尤其是玻利瓦尔领导的南美北部地区的独立战争，之所以经历了那么多艰难曲折，除了西班牙军队的顽固抵抗、有色人种相当大一部分被卷入敌对阵营等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生白人中的保王派(realistas)势力很大。“像新西班牙、秘鲁或古巴这么重要的地区，实际上都承认了‘摄政委员会’。更有甚者，在拉普拉塔、新格拉纳达或委内瑞拉，为数不少的城市拒绝承认新政府的权威。……承认摄政委员会权威的人把‘洪达分子’（juntistas，即独立派）视为谋求独立的反叛者；后者则把前者视为半岛人手中的玩偶和美洲事业的叛徒。因此，双方都力图通过强力手段尽快削弱对手。”(13)
曼里克认为，拉美独立运动是“一场没有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una revolución política sin revolución social)。(14)“没有社会革命”无疑是拉美独立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但这并不等于说独立运动中建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没有提出社会变革的主张和政策。1811年5月25日，阿根廷在庆祝“五月革命”一周年时就颁布一项法令，取消滥用权力的行为，免除印第安人赋税，分配土地，承认印第安人享有平等权利等。在圣马丁进军秘鲁时，部队散发了由圣马丁和奥希金斯签署的《致秘鲁印第安人》的克丘亚语声明，重申了上述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在墨西哥，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伊达尔戈于1810年颁布了废除奴隶制、免除印第安人税负的法令；莫雷洛斯提出了平分土地的政策主张。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向议员们提出：“对于我制定的所有章程和法令，是进行改革还是加以废除，我听从你们的崇高决定。不过，我请求确认奴隶们的绝对自由，就像恳求我的生命和共和国的生命一样。”他还强调，共和政府的基础“应是人民的主权：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禁止奴隶制，取消君主制和特权”。(15)玻利瓦尔1814年就宣布在委内瑞拉废除奴隶制。1821年7月，他亲自致函哥伦比亚议会议长，支持给奴隶的子女以自由。1824年至1825年，他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亲自主持颁布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法令和把土地分配给土著居民的法令。不可否认，独立运动领导者们的上述政策带有争取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站到革命队伍一边来的明确意图，但如果认为颁布这些政策仅仅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而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理想，那显然是不正确的。
这些改革和政策之所以最终都半途而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与土生白人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例如，圣马丁在担任秘鲁护国公时曾颁布奴隶《新生儿自由法》(libertad de vientres)。这条法律由于违背了上层特权阶级的利益，后来被改为奴隶的新生儿在21岁以前都必须受原来主人的监护。又如，奥希金斯因其在智利推行的社会改革遭到土生白人保守势力的反对，于1823年被迫下台。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 土生白人阶级利益与民族国家建设
人们不难发现，随着拉美独立运动的胜利，这场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者也相继离开了政治舞台。圣马丁1824年即离开阿根廷而定居法国，玻利瓦尔于1830年引退并于同年12月病逝，奥希金斯于1823年被迫流亡秘鲁，苏克雷于1830年遭暗杀，具有激进思想的阿根廷人莫雷诺(Mariano Moreno)1811年就被从革命领导机构中排挤出来，墨西哥独立运动的两位领导者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更是早已被杀害，如此等等。拉美独立运动的胜利成果最终被土生白人上层统治阶级所攫取。因此，独立后，拉美各共和国的历史将如何演进，民族国家的建设将体现何种政治理想和制度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土生白人上层的阶级立场与世界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于当代拉美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如果不结合这些国家独特的历史背景去分析，是很难深入理解和正确把握的。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全面探讨拉美各国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这里想着重追溯一下有关拉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这两大社会群体的“解放”问题。(16)
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是拉美、加勒比地区两个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宇宙观。根据拉美社会学者的调查，现存印第安人约有3500万，分为约400个不同的语言集团；非洲人后裔更多达1.5亿人，其中2/3（约1亿人）集中在巴西和哥伦比亚两国。这两个群体合计占拉美总人口的1/3。今天，这两个群体共同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可能就是贫困现象。研究表明，印第安人的贫困发生率通常要比非印第安人高出若干个百分点，“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在危地马拉、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之间贫困发生率的差异可能高达20～30个百分点”。“在巴西，1990年，黑人和穆拉托男子的平均收入分别相当于白人男子的63%和68%；黑人和穆拉托妇女的平均收入相当于白人妇女的68%。”(17)这些数据表明，在拉美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中，种族不平等的因素非常突出。
在贫困率高、收入低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有色人种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具体表现为缺乏必要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受教育水平低，医疗卫生条件恶劣，缺乏专业技能，等等。现实表明，独立200年来，拉美地区的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作为特定的人种集团(grupo étnico)依然没有获得和白种人平等的地位。有学者在分析当前莫拉莱斯总统在玻利维亚推行的改革时指出，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悲惨处境的原因“不仅仅在于阶级统治，更重要的是种族统治。这种种族统治形成于殖民地时代，又被自1825年以来的寡头共和国所确认”。(18)
曼里克认为，土生白人统治阶级把自己视为殖民遗产的继承者。“（殖民地的）权力结构就是这份遗产的组成部分。这种权力结构有助于将土著居民管制起来并确保将他们创造的经济剩余加以剥夺。对土生白人整体而言，问题是以下述方式提出的：对于过去由西班牙王室掌控的权力机制，不是要将其拆毁，而是如何将其变为己有。这是一种不改变内部殖民结构的权力转移。”(19)土生白人统治阶级之所以热衷于维护殖民地内部权力结构，是要借助于这个现成的权力结构实现对社会下层阶级的政治统治；而这种政治统治的主要目的则是维护土生白人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因此，如何维护土生白人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项根本指导原则，并由此带来一系列后果。
独立以后，下层阶级依旧由印第安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种构成。保留殖民地的权力结构就不仅意味着国家政权继续保持着阶级压迫与种族压迫并存的双重性质，而且把原来由欧洲殖民者推行的、外来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政策变成了国内政策。近期以来，许多研究拉美发展问题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把当前面临问题的根源追溯到独立建国时期的失误。他们认为，“国家认同”的建立历来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交织在一起。而“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建构首先要求摧毁源于殖民地的或寡头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沿用种族、文化优越性、传统、效能等观念而排斥广大民众的参与。被所有这些观念所掩盖的就是拒绝承认社会的其他成员是享有权利和选择的人，是一个民族社会的组成部分。”“例如，在安第斯各国社会，民族国家的建构就必须要打破印第安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20)
土生白人统治阶级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既不承认国内种族的多样性，也不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不仅在政治上使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继续处于无权地位，而且长期力图用统治阶级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观去同化(homogeneización)这些群体。这无疑是拉美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长期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
土生白人统治阶级承袭殖民统治的权力结构，主要是着眼于维护和扩张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问题的关键就是掌握对土地与劳动力这两大经济要素的支配权。可以说，独立以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土生白人统治阶级的上述经济利益所支配的。
独立以后，土生白人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与掠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是一个已由文献史料和学术研究所证实的过程。在独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拉美出现过三次土地兼并浪潮。第一次发生在拉美各国独立建国的初期，当时，土生白人统治阶级利用新旧政权更替过程中的混乱局势强占印第安人土地的现象普遍发生。以秘鲁为例：“（印第安人）公社失去法律保护恰恰为共和派大地产主掠夺他们的土地开了方便之门。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大地产主们将大批印第安人驱赶到土地贫瘠地区，而这些印第安人同时也变成了扩展人身奴役的主要对象。”(21)第二次是许多拉美国家掀起的“开发空旷地带”运动，即对一些边远地区（巴西则主要是内陆腹地）的印第安人进行清剿，夺取了这些地区大片的土地。这一运动于19世纪30年代自阿根廷开始，前后延续了数十年。第三次是19世纪下半期在拉美普遍进行的自由改革。“拉美各国采取了没收教会地产、印第安人社区土地私有化、取消印第安人保留地、废除永久租佃制、拍卖公共土地和荒闲土地、实行土地勘界等措施，使本国权势阶层和外国公司获取了大量土地以扩大出口作物生产。在此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大批印第安人和小农加入了农村无产者的队伍。”(22)在独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拉美土生白人统治阶级对土地资源的垄断远远超过300年殖民统治所达到的规模。英国学者布尔默—托马斯指出：“事实上，19世纪20年代实行私人所有制的土地只是1914年实行私人所有制的一小部分。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实行私人所有制的土地急剧扩大，如果实行私人所有制的新土地分配得更公平的话，就会为改变土地高度集中提供许多机会。”(23)
在生产方面，土生白人统治阶级面临的问题与16世纪殖民征服阶段结束以后西、葡殖民当局面临的难题是相类似的，即如何解决劳动力问题。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欧洲市场对拉美初级产品需求的迅速扩张，解决劳动力问题就更行迫切。因此，土生白人统治阶级从建国初期起就致力于把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变为“驯顺的劳动力”(mano de obra dócil)。就印第安人而论，尽管各国政府在免除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的赋税方面一再拖延或政策多次反复，但最终大部分税负还是取消了。土生白人统治阶级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尽量剥夺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迫使他们变为“自由”劳动力，并通过各种立法强化对劳动力的管制与剥削。隆巴尔迪在谈到委内瑞拉的劳工立法时指出：“在共和国最初年代里，代表大地产主利益的立法议员们通过了多项劳工法，用来监督和调控劳动力的流动；这些法律规范把劳动者约束在跟奴隶制一样的农奴制之上。反游手好闲法、雇工登记法、农业企业自办商店等，所有这些以控制农村劳动力为目的的传统要素都被吸收到共和国的立法中来。”(24)委内瑞拉的劳工法并不是特例，而是当时拉美国家具有的普遍性现象。这些法律也不只是用来管束印第安劳工，而是针对所有的有色人种劳工，包括19世纪中期被贩卖到拉美的中国“苦力”也不例外。
谈到非洲人后裔，就不能不涉及废除奴隶制问题。拉美多数国家到19世纪中期才废除奴隶制，巴西的奴隶制则一直延续到1888年。在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中，奴隶主获得了国家提供的经济补偿，奴隶则除了一个“自由”身份之外别无所获，只能继续出卖劳动力并受国家劳工法律的束缚。由此可见，不论是废奴过程的延宕还是废奴的最终结局，土生白人统治阶级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保持对劳动力的控制。
如前所述，巴西和哥伦比亚是非洲人后裔人数最多的拉美国家，分别为7480万（1995年统计数）和3100万（1991年统计数）。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两个国家的宪法才首次（巴西在1988年，哥伦比亚在1991年）赋予本国的黑人聚居区以文化和土地权利。”(25)这里有一点巧合，巴西宪法首次正式承认黑人的上述权利距巴西最终废除奴隶制度正好过去整整100年。我们在此想要强调的倒不是这种立法方面的变革来得太迟，而是庆幸人们终于能够意识到，对于实现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来说，这种变革终究是避不开、绕不过的。以巴西为例，卢拉政府自2003年当政以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大力解决以非洲人后裔为主体的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努力将社会变革从立法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受惠家庭达1100万户，贫困阶层收入五年间增长22%，最低工资创下20多年来的最高值，亦贫人数在卢拉首个任期减少了27.7%。”(26)
近年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左翼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也把解决有色人种群体的基本权利作为核心问题之一。委内瑞拉于1999年、玻利维亚于2009年、厄瓜多尔于2008年分别颁布新宪法。委内瑞拉新宪法强调以玻利瓦尔的理想为指导，宪法文本设有专章（第8章）全面论述和承认印第安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例如，国家承认印第安人及其聚居区的存在，承认他们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组织，承认他们的文化、习俗、语言和宗教，承认他们对其居住地区和世代占有土地的固有权利；国家依法保障印第安人在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各类联邦与地方机构有相应数量的代表，等等。这部宪法被称为“委内瑞拉第一部承认印第安人权利的宪法”。玻利维亚新宪法突出国家的“多元性”与“统一性”二者不可分割，强调要保障占本国人口多数的广大印第安人享有平等权利，规定西班牙语和36种印第安人语言为官方语言，正式改国名为“多民族玻利维亚国”(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厄瓜多尔新宪法文本同样设专章（第4章）论述和承认印第安人和非洲裔厄瓜多尔人(afroecuadoriano)平等地享有各项基本权利。
我们从上述国家的例子可以看到，尽管拉美地区的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依然漫长，但拉美各国的当权者越来越认识到，彻底消除历史遗留的种族主义，全面实现种族之间的平等，是实现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前进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各界对于纠正历史对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这两大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的共识也在不断扩大。人们有理由相信，拉美国家对于独立运动200周年的纪念能够唤起一种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为在新的世纪推进民族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开辟更美好的前景。
四 结束语
拉美独立革命的胜利既是当地人民和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们经过艰苦斗争、浴血奋战所取得的，也与英国工业革命、北美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等所构成的整个“大西洋革命”和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封建殖民帝国无可挽回的衰落这个历史大背景分不开。拿破仑军队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入侵所造成的这两个殖民宗主国的政治危机更是为拉美独立运动的爆发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机遇。本文通过对土生白人与拉美独立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考察，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究竟谁是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学术界关于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有多种提法，如“土生白人地主”，“土生白人上层”，“土生白人独立派”，等等。我认为，前两种提法值得商榷。无论是土生白人“地主”还是“上层”，基本上只能让人将其理解为整个土生白人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而认为这整个阶级不但是独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领导者。这显然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笔者倾向于采纳“土生白人独立派”是拉美独立运动领导者的观点，因为这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土生白人中既有独立派，也有观望派和保王派；独立派中也有激进与保守之分。
第二，拉美独立运动是“一场没有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这个判断可能是中外大多数拉美史研究者都认同的。但正如本文所论述的，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当时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革命的政策主张，而且也采取了一些落实措施，只不过因遭到保守势力的抵制与反对而最终成效甚微。
第三，独立运动的胜利为拉美各共和国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加速实现境内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与融合，尽快实现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进而完成独立运动所未能完成的社会革命任务，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土生白人统治阶级把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继续作为阶级与种族压迫的工具，把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实现民族解放对立起来，使殖民地时期的许多前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延续下来，从而既无助于民族国家的建设，也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拉美国家基本上选择了后者。其原因似乎也并不复杂。随着独立运动走向胜利，这时，整个的土生白人上层阶级就都出来收获这场运动的胜利果实。一批独立派的重要领导人此时相继离开政治舞台，更使政治保守势力逐渐形成独大的局面。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鉴于当时拉美的资本主义因素还相当薄弱，土生白人上层阶级还不具备实现上述第一种发展前景的主观条件。
收稿日期：2010-09-26
注释：
①［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著，白风森译，汤柏生校：《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页。
②罗荣渠著：《美洲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1页。
③罗荣渠著： 《美洲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1页。
④⑤John Lynch,"Los Factores Estructurales de la Crisis:La Crisis del Orden Colonial ",en Germán Carrera Damas y John V.Lombardi,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Vol.V,Ediciones UNESCO/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p.33-34.
⑥关于波旁改革的背景、内容与结果，林被甸教授在《拉丁美洲史》一书中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参阅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美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6～132页。
⑦Pedro Pérez Herrero,"Conflictos Ideológicos y Lucha por el Poder",en Germán Carrera Damas y John V.Lombardi,Historia General deAmérica Latina,Vol.V,Ediciones UNESCO/ 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345.
⑧Francois-Xavier Guerra,"Conocimiento y Representaciones Contemporáneas del Proceso de Continuidad y Ruptura",en Germán C.Damas y John V.Lombardi,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Vol.V,Ediciones UNESCO/ 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429.
⑨［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著，王宁坤译，张森根审校：《简明拉丁美洲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86页。
⑩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在这场革命影响下，法属殖民地海地爆发奴隶起义并导致海地于1804年独立。
(11)Germán Carrera Damas y John V.Lombardi,"Intruducción",en H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Vol.V,Ediciones UNESCO/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27.
(12)［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著，王宁坤译，张森根审校：《简明拉丁美洲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95页。
(13)Francois-Xavier Guerra, "Conocimiento y Representaciones Contemporáneas del Proceso de Continuidad y Ruptura",en Germán C.Damas y John V.Lombardi,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Vol.V,Ediciones UNESCO/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432.
(14)Nelson Manrique,"Las Sociedades Originarias en el ámbito de la Formulación Inicial de los Proyectos Nacionales como Culminación de los Procesos de Continuidad y Ruptura",en Germán C.Damas y John V.Lombardi,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Vol.V, EdicionesUNESCO/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355.
(15)［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著，苏振兴等译：《玻利瓦尔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99页，第86页。
(16)在殖民地时期，黑人被分为三个社会等级：奴隶(esclavos)、自由黑人(libertos)和黑白混血人（pardos或mulatos）。19世纪中后期，奴隶制度在相关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先后被废除，黑色人种就逐渐被统称为“非洲人后裔”(afrodescendientes)。
(17)Alvaro Bello y Marta Rangel,"La Equidad y la Exclusión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y Afrodescendient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en Revista de la CEPAL,No.76,Abril de 2002,Santiago deChile,p.41,p.51.
(18)Adolfo Gilly,"Racismo,Dominación y Revolución en Bolivia",en Tareas,No.134,Enero-Abril,2010,Panamá,p.135.
(19)Nelson Manrique,"Las Sociedades Originarias en el mbito de la Formulación Inicial de los Proyectos Nacionales como Culminación delos Procesos de Continuidad y Ruptura",en Germán C.Damas y John V.Lombardi,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Vol.V, Ediciones UNESCO/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355.
(20)Enzo Faletto y Germán Rama,"Cambio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en Pensamiento Iberoamericano,No.6,Julio-Diciembre,1984,pp.14-15.
(21)Nelson Manrique,"Las Sociedades Originarias en el 
mbito de la Formulación Inicial de los Proyectos Nacionales como Culminación de los Procesos de Continuidad y Ruptura', en Germán C.Damas y John V.Lombardi, 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 Vol.V, Ediciones UNESCO/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357.
(22)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23)［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凡、吴洪英、韩琦译，张森根、郝名玮校：《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24)John V.Lombardi,"Independencia y Esclavitud en el Período de Transición de 1750-1850",en Germán C.Damas y John V.Lombardi,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Vol.V,Ediciones UNESCO/Editorial Trotta,París,Francia,2003,p.381.
(25)Alvaro Bello y Marta Rangel,"La Equidad y la Exclusión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y Afrodeseendient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en Revista de la CEPAL,No.76,Abril de 2002,Santiago de Chile,p.51.
(26)吴志华：《卢拉，80%民意先生》，载《环球时报》2010年7月30日，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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