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团发展的八大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团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政府，大社会”。从社会组织角度讲：社会主义就是大社团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代人不可能、也不应当脱离社团而生活在社会之中。一个人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社团，就意味着被边缘化，就意味着被社会所抛弃，就算不上现代人。“以人为本”，社团就是这“本”的土壤团粒结构。没有社团这一土壤团粒结构，这“本”，这“根”就是裸露的根，是容易干枯的本。
社会发展有很多社会指标，其中有些社会指标达到百分之九十多就是很好的了。就业率我们正力争达到96%，入学率正力争达到99%以上，惟独社团的覆盖率达到100%还嫌太低，能实现百分之七百、八百才是好样的。社会精英无不是好几个社团的成员，因为他们是有三头六臂的现代人。
一个人加入社团的状况，既是一个人社会化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加入社团决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一般说条件是不低的。一个城市、一个社会拥有社团的数量、类型及其分布的状况，是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形象。你的社团少嘛！不论你把政府说得有多好，你的政府都一定是无限政府、直接政府，你的政府职能一定是没有大的转移，你的机构一定是臃肿庞大。你说你转移了，请问：转给谁了？受体是谁？没有社团，何来受体？你说你精简了，人少了，人们仅凭社团不多这一点就可以给你打问号。有理由推测：你借来的人一定很多，你利用下边的人想上来的那种可能健康、也可能不健康的心理把下边的人借了上来，上来履行你那应该转移而你又不甘心转移的所谓政府职能。我们这些年来一直讲精简，一直是越简越繁。繁到吃皇粮的比例大大超过许多国家、大大超过中国的好多朝代。其原因盖出于：社团发育不良。一边喊转移职能，一边限制社团发展，是二律背反。
我们喜欢讲“面向国际化”，这里包括面向国际社会的社团化，包括面向社团化了的国际社会。在今天人们已经不大使用“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的时候，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专家莱斯特·萨拉蒙却说：“我们正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他把“革命”与“社团”挂起钩来。关于社团革命的意义，他接下来又说：“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第三部门（注：“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T·列维特(Levitt,1973)等人于1973年提出，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这些团体的激增可能永久地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它们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们所能提供的物质服务。”（注：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纽约：《外交事务》1994年7-8月号，总第73卷。）伴随着全球范围出现的社团蓬勃兴起的新现象，社团作为第三部门将同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部门和作为第二部门的市场部门一起，直接影响着21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同时，也将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在新世纪的发展。全球社团的迅猛扩张，使得各国政府所面对的社会大大不同于以往。在中国社团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已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
一、中国社团的现状
中国社团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量不断增加。据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截至2004年6月31日，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4443个。另有民办非企业121343个。其中，有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有省级及省内跨地（市）域活动的社团，地级及县以上活动的社团，还有外国商会。在计算社团数量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社团”？社团是“社会团体”的简称。国内外学术界不少人认为，社团组织一般应当符合以下五个条件：一是组织性；二是民间性；三是非利润分配性；四是自治性；五是志愿性。中国目前对于社团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10-25)、《基金会管理办法》(1988-9-27)、《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2001-7-30)、《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6-14)、《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2000-4-10)、《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1999-9-17)和《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专职人员社会保险》(2002-11-25)，等等。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二条指出：“本条例所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上面提到的数以万计的社团就是符合这类条件的社会组织。它们与政府、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同时存在，成为全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
第二，社团的种类繁多。社团的分类标准各有千秋。按照社团的功能，可以把社团分为六大类。①政治领导型。这类社团的功能主要就是贯彻党和国家的政治意图，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②业务管理型。这一类社团主要协助政府部门完成特定的业务管理职能，例如中国邮电企业管理协会。③利益代表型。这一类社团的作用就是代表某一部分社会群众的利益，例如中国私营企业家协会。④公益服务型。这一类社团的主要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例如各种基金会、帮助弱势群体的组织和环保组织等。⑤文体联谊型。这一类组织的功能在于促进有共同爱好的群众开展交流，例如中国围棋协会等。⑥学术交流型。这一类社团的功能在于加强学术交流，包括各种学会、研究会等。（注：王名：《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图1 社团功能分类图（注：范宝俊：《中国社会团体大辞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从图1中明显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团体中，学术交流和业务管理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比例。
第三，开始重视社团的理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不同的经验调查素材，对于社团的缘起、发育、功用等进行了多方研究和描述。所有这些，都为当代中国的社团提供了参照框架，同时也积累了资料和数据。
近年来，我国从西方引进的相关理论有：（一）美国第三部门研究专家萨拉蒙提出的第三方管理理论。萨拉蒙认为，非营利部门研究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合约失灵理论在对美国的社会现实进行解释时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因此，他主张重新构建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二）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理论主要从哲学和综合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团体。德国的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严格分离，其中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组成，他们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成为后来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研究的基础。（三）美国法律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的合约失灵理论。主张从营利性组织的局限性入手来开始对非营利组织的功能需求的分析。（四）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的政府失灵理论。主张把原有的经济学方法拓展到对非营利部门的分析中。（五）吉德伦、克莱默和萨拉蒙等人提出的理论，叫做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他们是在对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跨国比较之后提出这个理论的。他们提出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即政府支配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模式。（六）罗伯特·伍思努的政府、市场、志愿部门相互依赖理论。在伍思努看来，政府、市场和志愿部门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和交换关系。（七）公众领域理论。美国学者托马斯·雅诺斯基则从公民权利与政治体制的角度研究公共领域。雅诺斯基认为文明社会存在四个相互独立而又依存的领域：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众领域。（八）多元主义理论。多元主义认为政治竞争是自由的，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在社会而不在国家。社会组织独立性强，受的限制少。任何一个集团都具有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国家要借助于福利机构提供广泛的服务，来解决人民遇到的各种问题。反过来，人民也应当通过压力集团、公共舆论、政治党派等途径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九）法团主义理论。法团主义(corporatism)既是一种现代的利益集团政治，又是一种利益协调系统。按照法团主义的代表人物施密特的定义，法团主义是由数量有限、功能分化的利益集团构成。这些利益集团在其代表的范围内是惟一的、强制的、非竞争的，并具有等级结构。其领导人的选择以及要求和支持的表达，要受到国家的某种控制。（注：Phillippe 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Frederick B.Pilke and Thomad Strich(eds.),sociall-Polical structure in the Iberian World,University of Notre Dane Press,1974.）法团主义的现代用法突出了介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利益集团的作用。
国内学者关于社团研究的理论研究日趋活跃，主要涉及到；（一）社会与国家力量对比形态：(1)强市民社会与弱国家；(2)弱市民社会与强国家；(3)弱市民社会与弱国家；(4)强市民社会与强国家。（二）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形态：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注：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三）国内关于全国性社团发展的解释模型主要有：(1)预算波动模型。预算波动模型认为政府部门的预算同政府部门所直接管辖的社团数量存在紧密联系。(2)蓄水池模型。蓄水池模型的结论是：政府离退休人员越多，社团数量就越多；社团数量越多，政府部门为实现相应的治理水平所付出的成本越多。(3)水瓢模型。水瓢模型认为中国社团的发展受政府态度的影响非常大，就像水瓢总是要浮在水面上一样，压下去，社团的发展就进入低潮，一旦放开来，新社团又会大量出现。人们常讲：“理论先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正在先行的中国理论一定会带出一批经纬交织、密如蛛网的社团体系。
二、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趋势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移，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推行，未来的若干年内，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将出现如下几个趋势：
1.社团组织的数量还将继续上升，并且呈现个人社团化趋势。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少，50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在6000个左右。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注：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989年之后，中国政府对各种民间组织进行了重新登记和清理，民间组织数量在短时期内稍有减少。为登记和管理迅速增多的民间组织，1998年6月，国家民政部将原主管社会团体的“社团管理司”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据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团体结构趋于合理，整体质量有所提高，数量也有所增加。
从当今北美、欧亚的发达国家到非洲、拉美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看，公民以社团的形式参与社会发展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表1给出了10个国家和地区中每万人拥有的非营利组织的数量。从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中每万人拥有的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明显高出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法国、日本、比利时和美国。中国每万人拥有的社团数量为1.45家。
表1 10个国家和地区每万人拥有的非营利组织数（注：资料来源：①Leser M.Salamon,"Global Civil Society: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1999,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Studies.②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③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9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经济转轨与政府的作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④朱莉：费希尔：《NGO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邓国胜、赵秀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国家（地区）
非营利组织数量人口数（万）
每万人NPO数
法国
600000-7000005885
110.45
日本122834412641
97.17
比利时
82000 102080.39
美国140000027030
51.79
德国
180000-250000820526.20
阿根廷
85000 338025.15
新加坡
4600
316 14.56
巴西210000 16587
12.66
埃及15000 6140 2.44
中国181318 124810
1.45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社团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多。中国如果达到法、日、比、美的比例，社团的绝对数将再增几十倍、近百倍。
2.社团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突出。美国管理学专家彼得·德鲁克先生在10年前在谈论中国社团时，说：“四十年前，美国社会的主流仍然为政府及大企业所垄断。因而，那时，当我开始从事NPO工作时，在社会大众的眼里，它们不过是社会边缘的产物罢了。老实说，就连NPO机构自己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大家都认为政府不单对主要的社会工作责无旁贷，而且也无比胜任；至于谈到NPO机构的角色，就是算有的话，也只是去辅助政府执行已经开办的计划，起拾遗补缺、锦上添花的作用。”如今，这些“社会边缘的产物”已成为“遍及全球的第三部门”。“几乎所有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消费者运动，妇女或保守派等，都扎根于非营利的领域。这一现象的增长确实引人注目，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像选举、政党、工会这些更加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正在逐渐衰落”。（注：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纽约：《外交事务》1994年7-8月号，总第73卷。）美国的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出以社团为核心的第三部门发展的总体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7年9月向第52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阐述的当前全球发展的八大因素中第五大因素即是跨国性的社团的迅速发展，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其之前的四大因素依次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组；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生态环境的保护。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政府转变职能后让出了一大块空间。市场活跃其间的营利性实体填补了这片制度空间的一部分，中国的社团占据另一部分非营利的空间。一些社团组织承担了许多政府办不了、办不好和不该办的事务。为了便于对外开放交流，党政部门也成立了一些具有民间身份的社团。因此，社团在经济、科技、文化，甚至政治领域的活动前景相当广阔，并日益成为社会公益事业、市场中介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角色。
3.资源动员策略的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社团目标，社团应用营销理论、公共关系战术，来唤醒人们的意识，增加政治与社会的支持。继20世纪80年代非营利营销思想在美国的兴起，世界范围内的非营利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营销活动日益兴盛。非营利组织营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募集更多的可供运营的资源；(2)向社会提供资助人和受益人都满意的产品和服务。非营利组织营销最为主要的两大拥护群是顾客和捐助者。顾客涉及资源吸引和资源配置问题，捐助者涉及资源吸引问题。营销理念已经成为非营利组织成功的主要要素和基本因素。不论是倡导环境保护、维护和平，还是开展扶贫济困，这些领域都涉及营销。以中国具有“官办”、“半官半民”属性的社会团体来说，在资源动员策略和手段方面，一方面将延续原先对资源的“权力式动员”，另一方面，将进一步运用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资源动员策略和手段——“经营式动员”。
经费不足是当前中国社团较为普遍的问题。对于那些有活力的社团来说，其资源获取渠道往往是多元的。如“政府渠道”、“民间渠道”、非营利服务的所得以及非营利性外国基金的无偿援助等等。
随着“政府采购”的继续推行，社团将成为政府采购智力的主要对象，都样，社团的费用将源源而来。办得好的社团形成良性循环，会在竞争中壮大；办得不好的社团也会自然淘汰。机制是灵活的。
4.社团政治参与意识将进一步提高，参与的方式将实现从形式参与到有效参与的转变。社团虽然没有向社会强制索取资源的权力，没有与社会进行“钱权交换”的资本，但是它能够与社会进行自愿的、平等的交换，通过满足社会的需要，赢得社会的认可，通过政治参与寻找利益表达的渠道，从而获取社团生存和发展的所需资源。随着经济力量的不断发展，社团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在增大。社团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愈大，社团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条件愈是丰富，能力愈是提高。
在整体性社会中，每一位公民被广泛地整合进单位、社区与国家发生链接，较多地体现了被动的形式参与。如今，社团特有的自愿性、民间性等特性赋予了公民自我意愿表达和自我权利维护的参与渠道，其实质是公民的有效参与。伴随着从形式参与到有效参与的转变，社团的动员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中国有不少社团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高超的方案。很多社团的参政能力并不比某些党派差，有的还可能比党派更强。
5.将诞生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社团活动家、社团精英。社团是人办的，人才也必将从社团里走出来。社团具有丰富的集体资源和动员性力量，这一特性使得一些具有较大规模、较大影响力的社团精英正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和资源动员能力。社团精英往往有着强烈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并且将这种信念传递给社团成员乃至社会成员。从中国近代史上看，毛泽东是新民学会的精英。没有新民学会毛泽东就很难出现；周恩来是觉悟社的精英。没有觉悟社周恩来也很难出现。社团精英的行为和作用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改变社团的基本走向。每个社团精英都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社会资本和个人能力，但是对社会公益和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注是成功的社团活动家的共同特征。一般来说，社会的弱势群体往往缺乏结成社团的能力，比如说，中国农民没有农会，这就使得为农民呐喊的声音显然要低八度，以致于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难题。可这不等于农民没有结社的愿望。地上的不发达，地下的就涌动，比如，有的省份就出现了邪教组织，这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要研究如何实现包括他们内在的强烈的结社愿望，通过社团活动家的积极运作，得以走上正道。而社团活动家也能够通过整合社团的过程，获得其自身价值的实现。社团精英把社会的需要转变成社团的具体活动。尽管中国社团精英的成长要比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成长艰难，但是必将有一批又一批社团精英破土而出。
6.社团的日趋民间化。中国社团的生长是在原有体制中的正式组织框架下起步的，社团发展的“体制依赖”性较大。这种“体制依赖”可具体分解为：体制等级依赖、组织架构依赖、运作网络依赖和社会信任依赖等等。主要表现为一些社团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行政色彩。一些官办的、尤其是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其整个组织架构大多数雷同于政府部门。社团项目运作的主渠道大都是以其业务主管单位的组织网络体系为依托。社团社会信任的建立最初一般依赖于行政机关的社会信任资源，社团的启动资金一般来自体制内经费的划拨，资产运作结果被划为国有资产。随着社会发展，这种“体制依赖”将进一步淡化，政府手中的资源将不再是社团发展资源的重要依赖。
许多社团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满足会员的某种自治需求，因而追求自治的内在冲动是必然的。倘若政府赋予资源少，便会促使社团通过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而获得社团生存所需的资源，这种动力机制将推动社团走向民间化进程。一些半官半民的社团其官方色彩将愈来愈淡，而民办色彩愈来愈浓。此外，数不胜数的未经登记的社团活跃在全国各地，而且与日俱增。毫无疑问，它们都处于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外。随着执政党和政府有关社团的法规政策的不断出台，如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探索政府向社团购买服务的途径等，当前社团的半官半民性向民间性转变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7.网络社团的发展趋势将成为社团发展的又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网上社团是指具有相似兴趣爱好或目的的网民在互联网上以虚拟身份组建的社会团体。网上社团一般具有明确的宗旨，主要依托于互联网，定期或不定期的在网上举行交流、筹款、管理等活动。从现存网上社团的特点和社会团体的定义来看，网上社团是社团团体的一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并不包括网上社团，目前的网上社团还属于非正式组织。伴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在今后若干年内，网络社团的发展将更趋于繁荣。网上社团的成员相对复杂。网民可以以虚拟身份，任意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登记注册。社团成员发展非常快。相对于现实社团来说，网上社团对于其成员的约束力是比较低的，而社团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却较大。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网上社团成员都是一些虚拟身份，言论比较自由。虚拟社团也有不“虚”之处，往往一个“聊天室”里的言论，有可能片刻之间马上得到大量的支持者。我们取消了大字报，可网上的东西不是大字报，胜似大字报。
8.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社团国际化趋势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国际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团的国际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二是形成越来越多的跨国性国际社团。国外学者在对世界范围内非营利组织的分析后发现，它们共同经历了这样“四部曲”：第一阶段，非营利组织以救济、福利性服务为工作重点；第二阶段，非营利组织以社区发展为工作重点；第三阶段，非营利组织将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第四阶段，非营利组织试图通过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联合结成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联盟来促成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社团的国际化趋势也是社团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国际交往活动往往是一些全国性社团的最为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而透过此种交往引发的是观念变化、组织运作方式的发展等等。通过与外资外商和国际慈善团体的接触和互动，特别是通过组团出访和接待各种国际相关组织的来访，使中国社团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在观念上，更注重培养社会成员的平等互惠精神、参与意识以及与国际组织的接轨等等。在今后的社团建设中，要在“跨”字上多下功夫。只要跨国公司不要跨国社团，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是“见物不见人”不良倾向。
社团要发展首要的是增强社团意识。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一两个社团出问题就停止发展，或者放慢发展的速度。从当前讲，一个社团出毛病所带来的损失不管多么严重也是局部的；而停止社团发展、放慢发展的速度所带来的损失毫无疑问是全局的。我们要努力克服“社团恐惧症”。变“社团可怕论”为“社团可亲论”。中国的社团数量，距离社团的极限还有十万八千里。在中国，只有少数人患有“社团营养过胜症”，绝大多数人是“社团饥渴症”患者。可以相信：社团遍地开花之日，才是政府瘦身、政府身段苗条之时。社团纵横交织之日，才是中国人从“家庭人”、“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之时。像人人有配偶一样，人人都应加入社团。配偶只能有一个，社团可以有好几个。社团就是现代人的大家庭，是锻炼现代人的大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