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中国政治经济学70年：学科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郑州大学商学院 齐秀琳
摘 要：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科，其核心思想源自《资本论》，曾受苏联理论界的深刻影响，并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逐步形成现有的学科状态。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并将继续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来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为线索，系统梳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起源、演进、中国化等问题，并对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 发展史
一、政治经济学学科起源
在经济思想史上，政治经济学曾是经济学的另一称谓，两者之间可互相替换。“边际革命”(1) 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被称为边际革命。这场革命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 后，“经济学”前逐渐不再冠以“政治”二字。就当前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学科划分而言，当人们提到政治经济学时，其指向的研究内容往往仅涉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或者以经济学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政府行为。这与着重考察资源配置方式和绩效的其他经济学学科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独具特征。首先，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而言，该学科源自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发展的、以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为代表性著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该理论旨在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绩效与危机等内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和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谢伏瞻，2018)。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该理论中又纳入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成果，并形成了一个既包括资本主义部分，也包含社会主义部分蔚为大观的理论体系。其中列宁、斯大林等人所发展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其次，由于政治经济学在指导中国经济实践中拥有特殊地位，而后者又是一个极为波澜壮阔、曲折复杂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也随之几经演变。这显然不同于其他一些主要依托于西方经济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因此，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而言，它既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精华，也包括国内学者们在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主义实践时对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原创性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简兴华，2018)，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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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经济学学科演进脉络
(一)改革开放之前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不仅是高校中财经类专业最为核心的课程，也同哲学、中共党史等科目一起被广泛开设于其他专业、军队和各级干部培训班中。在“以俄为师”的大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政治经济学主要的授课内容和方式也主要来自对苏联的借鉴和学习，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诸多方面也随之变化。
1981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随后，国务院先后于1981年、1984年、1985年和1986年批准了四批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和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1985年为特批)。列名者皆一时之选，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高水平。其中，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指导教师(见表1)。
(二)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稳步推进，初步形成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学学科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人才，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逐步将市场调节机制引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大背景下，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学者打破了原有的一些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教条主义解释，进行了很多重大理论创新，令政治经济学展现出对中国现实强大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巨大进步，再加上当时国内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尚处于起步阶段，使改革开放之初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于诸多社会科学学科中呈一枝独秀的局面。
20世纪50、60年代围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讨论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论(王立胜，2017)。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久后，根据该书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两本书被引入中国后，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在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以及商品、价值等问题的理论争鸣中，孙冶方、顾准等中国学者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框框，提出了一系列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洞见。1956年3月，毛泽东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同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该讲话与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端(顾海良，2016)。20世纪60年代，针对以往发展中不计成本、浪费严重等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的讨论，这也被看作是如何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以改进中国经济管理的一次有益探索(张卓元等，2012)。
除“北方本”和“南方本”以外，同期影响力比较大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包括：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该书于197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该书于1982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卓元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该书于1985年12月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厉以宁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该书于1986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侯恒主编的《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该书于1987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洪银兴和魏杰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该书于198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刘诗白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该书于1989年9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卫兴华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于1989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6年8月，陈伯庚、陈承眀和沈开艳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参编人员主要来自上海各大高校和上海市政府发展改革委员会。2017年4月，张宇、谢地、任保平和蒋永穆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版发行，该书汇集了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该教材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制度、运行、发展和开放“四位一体”的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为之后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11月4日，教育部仅成立三天即召开了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学座谈会；同年11月8日，教育部第一次部务会议又召开大学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教学座谈会。1949年12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教学会议上提出，要借鉴苏联教育经验，改革旧学制。民国时期的高等学校制度仿效欧美模式，施行所谓“通才”教育，学校只设院、系而不设专业。1952年，中国开始施行院系调整，院系调整主要参考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做法，取消了民国时期大学中的院一级设置，中国高等学校开始普遍设置专业，且基本上采用了苏联当时的高等教育专科目录。至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设置专业共215种，其中财经类有13种。在1963年教育部修订并发布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中，共列专业432种，其中财经类有9种，政治经济学亦为其中之一，并且在当时其他财经类专业的课程设计中，政治经济学课程亦拥有最核心的地位。
表1 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与指导老师(1981～1986年)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网站信息整理。
在此期间，被批准拥有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单位如表2所示。
表2 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1～1986年)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网站信息整理。
截至2019年，拥有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院校与科研机构共计六十所(见表3)。
表3 拥有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资料整理。
2007年，教育部公布了国家重点学科第三次评估结果。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学科分布如表4所示。
第二，从帮助者和阻碍者来看，赵五娘愿望的帮助者远远少于阻碍者，而且力量悬殊。愿望的帮助者中除了天神这个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人物之外，都是普通百姓中弱势的一方，力量比较弱小。而愿望的阻碍者既有外力不可决定的饥荒，又有统治阶级的高层。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赵五娘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得不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和磨难。
表4 政治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网站信息整理。
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中国化
(一)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需要，学科建设往往与经济现实和理论进步相呼应，因此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历史。
早在1920年，《国民杂志》即在其第二卷第二期上译载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1938年，由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中文全三卷本出版，此为中国第一套《资本论》中译本。当时的一些学人即开始用《资本论》中的原理来解释旧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运行(祝志勇，2018)。
1980年设立的全国高等学校专业数目共计1039种，为历史之最。其中文科，特别是财经、政法专业得到加强。财经类专业多达54种，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过去重理轻文的错误倾向，而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在财经类专业中依然占据最核心的地位。1983年，中国现代学位教育的第一个学科目录《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实行草案)》公布，政治经济学作为二级学科被纳入其中，在之后的历次修订中从未被调整过。在1997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在经济学学科门类中，政治经济学作为二级学科被归入理论经济学，学科代码为020101。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政治经济学被列为本科经济学专业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
1977年，邓小平指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该理论成为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理论演进的逻辑主线。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该论断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20世纪90年代初，吴敬琏等学者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观点，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并把它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柱。在此期间，政治经济学领域经历了三场较大的争论：1979～1981年，关于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市场经济的争论，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争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1992年，关于市场与计划两种调节手段的争论，最终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最终确立。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在与西方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学界围绕如何构建该理论体系进行了广泛讨论。影响力较大的著述包括但不限于：刘国光的《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洪银兴的《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顾海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黄泰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何炼成的《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及卫兴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
中国调味品企业在产品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上不断发力，在包装、品牌宣传、产品创新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推动了中国调味品行业品牌集中度和产业集中度不断上升。目前在各个分支产业都涌现出家喻户晓的品牌，如酱油产业的海天、加加、美味鲜、李锦记，食醋产业的镇江香醋、山西老陈醋、福建永春、四川保宁醋，复合调味料产业的太太乐、家乐、佳隆，调味酱产业的李锦记、老干妈，火锅调味料产业的周君记、天味等。除了大型品牌的强劲发展，各地区域性的中小企业也竞相成长，并在不少地区形成了产业集群。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入新的高潮期。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在中国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怎样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并指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201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二)学科的中国化
1.教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中，各大高校讲授政治经济学时所用主要教材译自苏联1954年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分为上下两册。上册由“导言”“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三个篇章构成，主要内容和框架源自《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下册由“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三个篇章构成。该教材本质上就是阐述计划经济理论及其模式，并把社会主义经济简单等同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权衡，2018)。该书于1955年6月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首次译成汉语，并增设专章以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制度”。该教科书虽于20世纪60年代因中苏关系破裂而停止使用，但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特别是其上下两册的划分，其主要涉及内容后来被分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它们构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政治经济学所教授内容的最基本框架。
中苏虽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二者的资源禀赋、政治生态和所处发展阶段等方面均不相同。因此在依据苏版教材内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解释和指导时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学界对该观点已有共识，并由此促成了更具中国特色、与中国发展阶段更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出现。195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上海调研时，著名经济学家褚葆一对其谈及苏联教科书中诸如所涉中国内容太少、质量不高，且社会主义部分读起来索然无味等问题。陆定一回应说社会主义部分有很多问题可讲，例如统购统销、粮食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等，但根本问题是“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北京、上海、武汉和天津等地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只有由姚耐、雍文远等人所编的沪版教材发行。该教材虽然仍借鉴了苏联教科书模式，但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调整，且开始有意识地对新中国的建设经验进行初步总结。该书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人编纂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
改革开放之初，各大高校的经济类与政治类专业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般选择徐禾等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而其他专业则选用于光远和苏星所编的《政治经济学》。前者最早由人民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其体系与《资本论》几乎一致；后者在体系上也未突破苏联教科书的框架，依然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只是在社会主义部分中增加了对中国经济制度进行阐述的部分内容。1978年6月，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在该次会议上，学者们呼吁编写更加适合中国政治经济学专业使用的教材。经过讨论，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两本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开始编写，即后称“北方本”和“南方本”。
“北方本”的社会主义部分由南开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担任主编，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担任副主编，初期的其他参编单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学院等九所高校，后又加入山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该教材于1979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北方本”的资本主义部分由南开大学魏勋教授担任主编，辽宁大学刘波教授担任副主编，其他参编单位包括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宁夏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和新疆大学。该教材于1986年出版，并在1988年、1991年、1995年和1999年等年份进行了多次修订。
课前学习是翻转课堂的重要环节，为提高学生课前学习质量，加深学生对电磁学知识的正确理解，教师应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素材.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新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界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等方面做了新的探索，这进一步反映为一系列具有重大创新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涌现。其典型代表为由吴树青教授担任小组组长，包括卫兴华、洪文达、谷书堂、吴宣恭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内的编写小组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该书依据新的发展形势，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体系上均做了一定调整，是本与时俱进的教材，它曾作为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被广为采用。此外，由陈征和黄家驹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于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主要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本科生教材。自1995年起，国家教委开始全面实施“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该计划旨在改革中国高等教育中与21世纪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不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面向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随之开始编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维达所编《政治经济学》。
环己烷主要用于制备环己酮、环己醇，在涂料工业中广泛用作溶剂[1]。异丙醇也是重要的有机化学原料，用于化工、制药工业、汽车和航空燃料中[2,3]。在生产过程中，它们会混合在一起，大量存在工业废水中。因此，需对混合物分离和回收。常压下，异丙醇-环己烷形成最低共沸物，共沸温度：68.6℃，共沸组成：0.33（异丙醇质量分数）[4]。因此，该体系不能用普通精馏分离，需要用特殊精馏方法。
“南方本”教材主要供高等院校的经济专业使用，参编高校包括山东大学、广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江西大学、安徽劳动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郑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湘潭大学和暨南大学。其社会主义部分由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牵头主编，1979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一版，1982年6月经修订后推出第二版，1994年改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编》。该书的特点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但在理论发展上比较谨慎，比较注意理论概念出现的渐进性。“南方本”的资本主义部分由武汉大学经济系和四川大学经济系牵头主编，并于1980年5月推出第一版，1985年5月推出修订后的第二版。
2002年，在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吴树青教授作为主编，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和刘伟等教授联合十四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曾获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另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在政治经济学教材领域推陈出新，以满足新时期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所需，其中典型代表是程恩富教授等来自上海的经济学家。他们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内容板块分割打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力图综合阐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出版于2000年，2008年进一步扩编。该书除了绪论和尾论外，第一篇分析直接生产过程，第二篇分析流通过程，第三篇分析生产的总过程，第四篇分析国家经济过程，第五篇分析国际经济过程。在结构上和内容上相较以往教材皆有重大创新。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实施工程做出部署。该工程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2011年5月，由该工程支持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由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编写组的首席专家包括刘树成、吴树青、纪宝成、李兴山、张宇和胡家勇等教授。
于小学生而言，他们的年龄相对较小，语言功底相对成人而言较差，而小学生在学习当中与语文教材接触得最多。但是语文教材中的文章比较简短或者是由长篇文章中节选出来的一部分。于课文内容而言，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是按照原文的顺序进行学习。小学语文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名著中的节选部分，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教材阅读时，学生不能对原来的文章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就造成学生难以对阅读材料中的事件以及人物进行准确把控。
2.学会。伴随着改革进程，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学会也相继成立。1981年12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是由全国从事《资本论》研究和教学的单位及其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组成的研究《资本论》的学术性社会团体，是全国性的、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一任会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许涤新研究员，现任会长为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现任秘书长、法人代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原主任胡家勇研究员。同年，“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并于福州召开首次会议。1983年，“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创建，该研究会是全国《资本论》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之一，发起者为中央财金学院、北京财贸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商学院、天津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学院、辽宁财经学院、四川财经学院、湖北财经学院和江西财经学院等10所高等财经院校。1985年，“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原国家教委的倡导下创办。该研讨会由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八所高校的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组成领导小组，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担任秘书长。2007年该研讨会领导小组完成新老交替，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担任组长，中国人民大学黄泰岩教授担任秘书长。该研讨会自1986年举办第一届研讨会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了30余次大型研讨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和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199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该论坛前身为“全国政治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年度政治经济学学术研讨活动。
2006年4月，世界政治经济学年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了首届论坛，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90余名学者参加了论坛，该年会是开放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由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或相关团体自愿结成，其宗旨是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察和研究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揭示其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探讨促进全球经济或各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对策，为更快、更好地提高全球人民的福祉服务，会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担任。2007年9月，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50多所高校、党校和研究机构的16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第一届年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主持。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是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发起并组织召开的，年会鼓励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而进行的理论、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旨在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加强政治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年会理事单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院等。2007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导论坛首次会议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该论坛是国内各高等院校、各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广泛交流研讨学术成果和教学经验的高层次平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008年6月，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参加了会议，该研究会会长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担任。2010年，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成立，该年会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一流学术单位的海外和本土学者发起成立，该年会旨在促进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经济学学者的交流、成长，进而促进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年会成员限定在45周岁以内，由参会学者推荐产生。年会设学术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年会顾问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清华大学吴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复旦大学周文教授和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等著名学者。
3.研究机构。2000年12月，南开大学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现中心主任为逄锦聚教授。该中心自2002年7月起开始逐年出版《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年度报告》。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现中心主任为张宇和卢荻两位教授。2008年12月，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着力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科的繁荣与发展，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科的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现中心主任为蔡继明教授。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成立，现中心主任为邱海平教授。2013年9月，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成立，现中心主任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孟捷教授，该中心旨在整合清华大学以及校外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源，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有选择地研究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该中心依托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人文学院共同建设，侧重于在特定方法论视角下对当代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当代劳资关系和国家理论的研究。2016年，由顾海良教授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院)”成立。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面向全国遴选出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设“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入选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高校，该中心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专门设计的研究机构。2018年12月29日至30日，复旦大学举办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
后期，白羽令散发得更为随意，有一半左右的白羽令，是盟中游侠想找个一起喝酒的对象，插白羽看看附近有没有同盟中人。
4.学术刊物。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报告中，影响力较大的除前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年度报告》外，还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自2000年起开始编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等。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评论》开始出刊，至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共15辑。该刊在2006年被列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13年，《政治经济学报》(集刊)(原《清华政治经济学报》)创办，该刊旨在系统展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年刊)开始发行。除了这些冠以政治经济学名称的出版物外，创刊于1995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重镇，该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其中“经济学”栏目主要刊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另外，如《经济学家》《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和《经济纵横》等经济学刊物也会着重刊发政治经济学相关论文。
四、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景
进入21世纪后，政治经济学学科在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遭遇了相当大的困难(逄锦聚，2016)。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情况比较严重。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式微的原因在于其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从而失去了生机(关柏春，2006)；有学者则强调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是束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关键(邱海平，2010)。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课程上，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经济学专业较少，且在这些专业的课程设计和培养计划中，政治经济学所占分量不足。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有8%的高校甚至不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而在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高校中，也有24%仅仅赋予政治经济学三个或更少学分。其次，在人才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匮乏。以当前在人文社科领域影响力颇大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为例，2011～2014年，隶属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长江学者总共仅有三人，占36名经济学长江学者数量的7.7%，全部长江学者数量的1.3%。再次，在师资上，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后继无人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高校多年未引进任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老师，而在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老师也开始转授一些非政治经济学、更“流行”的课程，且研究方向也大多偏离了政治经济学。最后，在培养上，对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教学和培养被大大弱化，许多高校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甚至取消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考核(白永秀等，2016)。
听力为语言习得提供了可理解性输入，也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流方式，二语习得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语言理解和学习的基础正是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因此，听力水平的高低对于语言学习的效果能够起到很大的影响和效果，对语言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心理语言学家Krashen的可懂输入理论表明，“语言习得中头等重要的是听力理解”(1981)，语言习得的前提条件即语言输入。听力作为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在听、说、读、写这四项语言技能中排在了第一位；作为一种输入性的语言技能，听力对于提升学生的外语交流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听力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是学好外语的重要一环。
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做出重要指示。2014年7月，在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阐释中，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际，习近平强调“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7月，习近平又一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鉴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政府和学界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工作极为重视。
作为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学理论学科，政治经济学应当在未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和革新，以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培养人才。这需要各界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长期努力：第一，进一步明确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核心地位。这不仅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更关键的是发展政治经济学、完善政治经济学，让政治经济学自身产生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感召力。第二，进一步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入新时代以来，过去政治经济学一度被边缘化的尴尬局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扭转，政治经济学再次站在了经济学理论的舞台中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须谨防矫枉过正，以避免白白放弃了人类的其他思想精华。政治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就是个开放的学科，现在更须广泛吸收其他经济学派中一切可利用的思想资源充实和发展自己。第三，进一步构建促进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激励体制。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智力和体力的投入，因此唯有构建良好的激励机制才能带来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长足进步，这包括进一步加大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资源倾斜、创办多种重在发表政治经济学学术论文的杂志，以及创建和完善供政治经济学学者展现学术成果、进行深入交流的论坛等。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伴随新中国成立而发轫，伴随改革进程已有40年。在这期间，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虽几经波折，但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经济人才，这离不开几代政治经济学学人的艰苦付出，更离不开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时代下，政治经济学学科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契机，各种学科建设活动层出不穷，学术活动蓬勃开展。可以预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实现新的突破，写就新的篇章，真正成长为具有“中国气派”的高质量学科而立于学科之林。
参考文献
[1]白永秀、吴丰华、王泽润：《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
[2]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及理论结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载于《毛泽东研究》2016年第5期。
[3]关柏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探析——兼与刘国光教授商榷》，载于《理论前沿》2006第18期。
[4]黄泰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载于《求是》2009年第22期。
[5]简新华：《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载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10期。
[6]逄锦聚：《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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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载于《经济纵横》2017年第12期。
[11]卫兴华、张宇：《〈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载于《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2期。
[12]谢伏瞻：《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3]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创新》，载于《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1期。
[14]张卓元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15]祝志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资本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18-0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