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英语批评的建构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论文,批评论文,贝克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贝克特作品的接受并不如伯基特和英斯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色彩。① 与其创作本身相比，贝克特批评的真正兴起实际上是相当滞后的。在从事文学创作20余年间，贝克特基本上只是一个为求成名、得到认可而苦苦笔耕的普通作家，并未引起批评界的足够重视。三部曲的出现虽然带来批评的转机，但这已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此后，尤其是随着贝克特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后现代文学论争的兴起，他的文学声望和研究价值迅速提升。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贝克特批评才逐渐呈现国际化、规模化的趋势。
贝克特的英语批评主要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等国家的研究构成。开创贝克特英语批评传统的，是《视角》(Perspective)杂志于1959年所发行的、由鲁比·科恩主编的贝克特研究专辑。该文集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贝克特的作品贯穿着哲学思想和原则，不仅为后来的批评实践定下了基调，而且成为存在主义研究范式长期影响贝克特英语批评的根源所在。② 1965年，马丁·埃斯林在《塞缪尔·贝克特：批评文集》中概括出著名的“贝克特三联法”(Beckett triplex)，即研究贝克特文本中的文学、哲学及地理典故，分析其全部作品的结构原则和构思宗旨，以及通过批评家自己经验式的解读阐发读者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与感受。③ 而贝克特首次被“参考书目化”(biblioglorified)则是在1970年，其标志是雷蒙德·菲德曼和约翰·弗莱彻合著出版的《塞缪尔·贝克特：他的作品和他的评论者》。因为贝克特“受到了伟大作家才有的关注”，④ 该书的出版也就意味着贝克特作为一位勇于挑战文学常规的文学家，进入了20世纪经典作家的行列。90年代与新世纪之交，另有两部批评综述面世，回顾并评述了贝克特批评数十载的研究成果，即1994年墨菲等人合编的《贝克特批评评述：英语、法语、德语研究导读》以及2000年大卫·帕蒂所著的《塞缪尔·贝克特批评导读大全》。
从分期上看，贝克特英语批评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确立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关键问题。第二阶段(70年代)：哲学研究的正统地位得以加强，也出现了对作品创作技巧的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批评方法的应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论争初露端倪。第三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受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的影响，研究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解读。第四阶段(9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传记资料和手稿研究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⑤
在埃斯林提出“贝克特三联法”40年后，贝克特英语批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初的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到结构主义分析，再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考察，可以说既印证了埃斯林的先见，又在更广阔的批评视域中见证了随批评理论而来的各种主要的视角和范式，如女性主义分析、心理分析、神话批评和政治批评。尤其是从80年代中期起，贝克特的作品成了批评家较量不同见解的战场。如果对贝克特英语批评作一番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新的方法不断涌现，但哲学研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论争依然是贝克特研究中最为广阔、影响最为深远同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领域。
哲学研究是贝克特英语批评初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起点正是上文提到的1959年《视角》杂志的贝克特研究专辑。如果说科恩引发了英语中的哲学研究、并为这个批评传统定下了基调的话，两年之后，随着两部著作的出现，存在主义研究范式开始显露其声势和影响。1961年，休·肯纳的《塞缪尔·贝克特：一种评析》和埃斯林的《荒诞派戏剧》加强了贝克特作为存在主义艺术家的定位，并确定了存在主义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肯纳在论及戏剧作品时指出，贝克特的戏剧意在冲击戏剧风格的边界。⑥ 这一观点在埃斯林的著作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阐发，从而让埃斯林首次把贝克特归入了同时期的艺术思潮。埃斯林对以贝克特、尤涅斯库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和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荒诞主义戏剧进行了对比，认为在表现人类处境的无聊和理性的不足等方面，荒诞派戏剧放弃了理性的手段和杂乱的主题。“萨特或加缪以陈规旧法体现新的内容，荒诞派戏剧则更进一步，其基本主张和用以表达这些主张的形式完全一致。在某些意义上说——从与哲学不同的艺术层面观之——萨特和加缪的戏剧同荒诞派戏剧相比尚不能充分表达萨特和加缪的哲学。”⑦
存在主义的研究方法在1962年出版的《塞缪尔·贝克特：自我的语言》和《塞缪尔·贝克特：喜剧全览》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在前部著作的第二章《文学技巧与消失的自我》中，弗雷德里克·霍夫曼充分肯定了肯纳提出的观点，认为贝克特“回归到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并“着意把笛卡儿的几何学与两个多世纪怀疑论的成就糅合在一起，推出了一道理性和自省的大杂烩，以反思肉体的堕落”。⑧ 霍夫曼把贝克特再一次置于笛卡儿思想的传统中，以揭示其世界观中的悲喜剧特征。后面这一部既延续了科恩自己先前提出过的观点，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如，应当关注贝克特在作品中对具体艺术形式、创作结构的反思，分析贝克特的语言观，讨论贝克特艺术的形而上学价值和意义等等。针对贝克特对文学类型和戏剧传统的颠覆性特征，科恩指出，不论是小说还是戏剧，贝克特都会从其内部对其程式与成规实施破坏，对文学形式本身进行嘲弄。其作品中的人物不断地提出疑问，胡乱地肯定一番以后再胡乱地加以否定。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恰恰“是给人生、同时也是给艺术的一记耳光；因为对人生的任何说明都是一种建构、一场游戏、一件艺术之作，所触及的现实必定是未知的、不可知的，令人沮丧但又充满诱惑”。⑨ 无疑，这些问题也是贝克特本人对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所发出的拷问。科恩的这部著作是她继主编《视角》专辑后所写的第一部个人专著，也是一部全面、深刻地影响了早期贝克特研究的权威之作。在整个贝克特英语批评史上，该书中的观点不断地被广泛引用。上文提到的一些问题更成为此后30余年贝克特批评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70年代初，哲学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出现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专著，这就是大卫·H·赫斯勒于1971年出版的《混沌的形态：贝克特艺术评注》。赫斯勒以西方知识传统为背景，考察了古希腊哲学、17和18世纪的唯理论以及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对贝克特的影响，探讨了作品中的荒诞主题和存在论特征。在《问题、主题和风格：缘起》一章中，赫斯勒谈到，贝克特的戏剧关注的是人在时空中的存在问题，而这种存在本质上是难以理喻、不可言说的——“不可言说是因为不可知，而不可知则是因为不可言说”。⑩ 人的存在于是成为一种无以名状、无法排遣的巨大悲哀。研究荒诞派的哲学传统是70年代的一个主要命题。从尤金·韦布的《塞缪尔·贝克特的剧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沿袭的正是埃斯林提出的研究范式。韦布考察了贝克特作品中自古希腊哲学体系起至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思想，认为正是这些构成现代思想的知识根基造就了贝克特的博大精深；借助作品中人物、意象、基本模式等形式因素，贝克特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绝望与惶惑。(11)
进入80年代，存在主义的贝克特依然很有影响力。在《不幸的意识：塞缪尔·贝克特的诗性困境》中，尤金·F.基林细致地考察了笛卡儿、黑格尔、存在主义等影响贝克特创作的主要哲学来源，进而阐发了贝克特对人生的悲观态度。在作者看来，贝克特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用活生生的艺术作品揭示人生的荒诞性——即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其行动依据只是自己的决定，此外，便没有了行动的理由。但人的这种行动往往会导致悲剧性的后果。(12) 可见，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成了照亮作家风格的明灯、破解作品主题意义的钥匙。在1984年出版的《塞缪尔·贝克特及其存在的意义：存在论寓言的研究》中，兰斯·巴特勒用三盏哲学明灯——海德格尔、萨特和黑格尔——对贝克特式的黑暗和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剖析。巴特勒认为，贝克特作品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的根本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正是哲学研究的长处。他说，贝克特对存在主义哲学“也许”毫无所知，但是他的作品孤高而晦涩，作为极佳的寓言，有助于我们理解三位哲学巨匠所描述的“最深刻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现实。(13) L.A.C.多布雷兹的视野比巴特勒更为开阔。在《存在主义及其退场：从文学和哲学的视角看贝克特、尤内斯库、热内及品特的作品》中，多布雷兹把贝克特的作品看作是对自笛卡儿时期起整个哲学传统的诠释，从17世纪的唯理论、唯心论直至存在主义。(14)
就源头而论，哲学研究的基本观念和主张可以追溯到贝克特法语批评，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挖掘贝克特作品中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不过，英语的评论家进一步拓宽了哲学研究的视野，他们不仅关注萨特、加缪，而且还广泛地研究贝克特与叔本华、克尔恺郭尔、维特根斯坦乃至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其中，对贝克特的世界观和创作理念影响最大的是笛卡儿哲学。但是，相对于笛卡儿较为乐观的态度，贝克特的作品往往因上帝的缺席而显得消极和悲观。外部世界的虚幻不实和难以把握，自我的迷失感和与外界环境的不协调等等，这就让早期的批评家看到了贝克特艺术世界中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子。
总的来说，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笛卡儿哲学为切入点进行的存在主义研究，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对贝克特作品的存在主义研究是在1961至1965大致五年的时间里确立的。虽缺乏严谨的考证或充分的研讨，但是，存在主义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十分惊人的规模，而且所确立的观点影响持久，成为同时代乃至后期研究者难以撼动、难以逾越的权威主张。尤其是埃斯林提出“贝克特三联”说的那部论文集，更是被奉为研究贝克特艺术思想的权威之作，其影响之大，使其它的研究方法和批评实践基本上很难进入贝克特批评的核心，从而造成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贝克特批评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多元化批评的发展。那么，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缘何会成为影响广泛而持久的主导范式呢？墨菲认为，原因就在于存在主义人文观的整套思维方式。(15) 在这种视野中，贝克特可能是略显乐观的人文主义者，他一方面看到了人类存在的虚空无聊，另一方面仍然承认人具有选择如何存在的自由；他也可能是略带悲观的虚无主义者，看不到社会改良和人类进步的希望，其作品因而充满了反理性的特征，以晦涩难懂、荒诞不经来摹写支离破碎、缺乏人性的现实生活。
作为初期阶段的典型范式，笛卡儿式的贝克特和存在主义的解读最为辉煌的时期是60和70年代，但哲学的研究以及对哲学研究的反思并没有就此止步。存在主义研究范式典型的观点，如贝克特的作品反映了20世纪西方社会的焦虑和自我怀疑等，虽然是研究界的通行看法，却忽视了贝克特对文化语境的批判意义。1988年西尔维伊·德贝维克·亨宁在《贝克特批判性的同谋：狂欢、论争与传统》中指出，贝克特用挖苦的甚或是狂欢化的方式对哲学的基本主张提出质疑，在滑稽性的对抗中向其发起严峻的挑战。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是有限的，这是贝克特提出质疑与挑战的依据。亨宁认为，贝克特所反对的是封闭的系统、包罗万象的辩证法等大而全的极端思想。贝克特对传统方法和价值观批判性的继承，既反映了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特点，更昭示了西方文明中病态与神经质的一面。(16)
不过，如同存在主义-形式主义的研究范式存在不足一样，哲学研究也面临类似的难题。它常常会分散研究者的注意力，使贝克特作品中奇异的文学特性和语言特征沦为无足轻重的陪衬。由于缺乏对文本语言形式的细绎，研究贝克特作品中符号的媒介作用便成了哲学研究的软肋，从而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论战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但是，如果因为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而否定哲学研究的整体价值，无疑也是错误的。西蒙·克里彻利就曾提出，唯独贝克特的作品不适合进行哲学的阐释；其作品抵抗阐释的特性与批评家所作的哲学抽象及大胆阐释之间完全是不成正比的。(17) 克里彻利的观点中隐藏着一个悖论性的命题。事实上，每一种研究方法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未尽之境。为什么唯有贝克特的作品会抵抗“哲学元语言中的陈词滥调”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恐怕依然要借助哲学的眼光，在哲学的框架中进行更深、更细的审视。
在贝克特英语批评史上，大量的研究关注的是乔伊斯、普鲁斯特、但丁等作家对贝克特的影响。诸多考量中最为重要的则是贝克特如何糅合、改写这些思想来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因而在考察作家与伟大传统间关系的后现代论战中，贝克特理应成为论战的一个焦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核心问题是贝克特在文学运动中的定位。于是在冠名和分类之争中，贝克特被贴上了“现代主义者”、“后期现代主义者”、“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的奠基者”、“第一个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标签。
对论战的一方来说，贝克特的现代性是不容置疑的。欧文·豪虽然对现代主义出现衰微唏嘘不已，但同时也庆幸孤独而天才的贝克特能够幸存并告诉人们“现代主义昔日的荣光”。(18) 如果说贝克特是现代主义文化的象征，那么他又是如何诠释现代主义文学理念的呢？在《塞缪尔·贝克特剧作学习导读》中，作者把易卜生和贝克特比作现代主义的两极，他们风格迥异，但皆遵循现代主义原戏剧的“沉默美学”。(19) 把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作家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挂钩，着实显得有些荒诞。阿伦·怀尔德为此认为，“贝克特与后现代性”这个话题根本就是不相干的两件事，因为“后现代主义”完全是独特的美国景观：“不揣冒昧地讲，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美国的东西……要想在当今的英国发现相应的例子，那是很难的(特别是像我这样，把贝克特当作是现代主义人物的话)”。因此，只要一想到贝克特是个英国作家，他的志向无疑“首先就是继续探索现代主义的经验”。(20) 即使没有“后现代主义”是美国独有的说法，在众多的研究者看来，贝克特仍然是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1987年休·肯纳在牛津大学作讲座，就把“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贝克特仍然健在当作好消息告诉给听众。如果说肯纳的讲话还带有一丝怀旧和感伤的情绪，在约翰·弗莱彻对贝克特同样的定位中，我们不仅能再一次听到欧文·豪的话音，而且能感受到作者对一个传统即将逝去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奈。贝克特跨越了后期现代主义与早期后现代主义两个阶段，无疑是后现代风景中极为重要的作家。但在弗莱彻看来，贝克特的艺术根基仍在现代主义。以乔伊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不只意味着严峻的挑战或者艺术的沃土，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意义：它“代表了艺术和性的解放，不仅仅是艺术意义上的转折点，而且还是生活方式的全新定位，是对先前那些公认为重要问题的重新评价和重新排序”。总而言之，“贝克特是作为现代主义了不起的幸存者之一而凸显其重要性”，而且“始终都是后现代的现代派”。(21)
为了同后现代主义论阵营抗衡，现代主义论者在90年代着力对贝克特的现代性进行了理论重塑。H·波特·阿博特在《贝克特书写贝克特：自书行为中的作者》中驳斥了贝克特的所谓后现代性的说法。在他看来，后结构主义的解读，后现代主义者的定位，都忽略了贝克特继承现代主义艺术的事实。这种艺术以抗阻自我为特征，在贝克特作品中达到顶峰，其典型手法被阿博特定名为“虚构的往事”。这种手法像谜一般充斥在贝克特的全部作品中，包括“不仅是人物、身体部位，而且还有主题、词汇、短语的循环、及结构手段”。阿博特小结说，如果说贝克特的作品是对解构主义的注释，那也是一个现代主义作者所作的注释。阿博特认为他“要么是现代主义者，或后期现代主义者，或者，还有的时候，‘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22) 同时，安东尼·克罗宁的传记《塞缪尔·贝克特：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也为贝克特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形象抹上了厚重的一笔。克罗宁指出，完美主义是艾略特和乔伊斯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在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群体中，贝克特对完美主义的痴迷达到了十分罕见的程度。困扰贝克特的难题是言说的方式。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贝克特对这个难题的感受更为强烈，“沉默”最终成了他认为是“正确、忠实、必要的言说目标”。(23)
不过，沉默的文学在后现代文化论战的关键人物伊哈布·哈桑眼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早在1967年出版的《沉默的文学：亨利·米勒和塞缪尔·贝克特》中，哈桑就把贝克特的风格与后现代文学试验的话题联系在一起，指出两位戏剧大师的共同之处正在于其“反文学”的特点：悖论的方式和对文学风格自身的批判。沉默正是文学这种自我批判情态的象征；而“沉默的文学不是没有声音，它是新生活的轻声低述”。(24) 沉默的文学反思艺术、人的意识以及人的命运，采用新的语言策略并揭示了对文学的态度变化，因而预示了青年作家即将进行的文学试验。70年代中期，哈桑通过《超批评：关于时代的七个想法》，把对贝克特风格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地规整到后现代文学的轨道上。在他看来，贝克特与巴思、巴塞尔姆等众多作家一样，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洋洋大观中不可缺少的景象，并提议把贝克特1938年出版的小说《墨菲》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开端的一个标志。(25) 哈桑提出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卫·洛奇的充分肯定。在《现代的创作模式：暗喻、转喻及现代文学类型》中，洛奇分析了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同，认为贝克特的作品无疑应该归入“后现代主义小说”。相对于哈桑较为谨慎的提法，洛奇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书写方式(écriture)，起点就在英国作家贝克特——“第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26)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这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冠名和类型划分的论争中，后现代主义的说辞显得越来越声势浩大。进入80年代，关于贝克特后现代性的分析也更加理论化。在《塞缪尔·贝克特与后现代：语言游戏、〈游戏〉与〈等待戈多〉》一文中，杰弗里·尼伦分析了贝克特剧作中大量存在的语言游戏和嬉闹成分，认为剧中人物之间结成的是后现代性的社会关系，并指出贝克特“这种肯定一个无中心的世界、拒绝宏大叙事、推崇嬉闹和语言游戏的风格，正是后现代与现代的极其不同之处”。(27)
后现代说不仅关注风格上的差异与断裂，同时也试图揭示贝克特的文化意义。即使是对同一话题的研究，如重复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后现代阵营看到的，不止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技法或结构原则。他们往往会像史蒂文·康纳那样，依据德里达和德鲁兹关于重复的论述，考察贝克特如何通过创作探索存在、身份及再现的意义问题。重复因而从纯粹代表多样性的结构原则演化为权力的象征，体现的是权威、从属、冲突和抵抗。由于重复所具有的颠覆性和重构力，在文学文本范围内对知识和阐释进行的质疑才能够转化为对批评话语的控制和权威的质疑。(28) 康纳把贝克特看作是后现代的拼凑大师，把他的创作看作是对文化语境的挑战。
90年代以后，后现代说强化了贝克特的文化挑战者形象。贝克特发起的挑战具有千变万化、没有限制、“无法决断”、不可穷尽的特性。贝克特因而是超越时代、可以在不断发展的批评话语中重新审视的“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诗人”。(24) 不过，此时的后现代解读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把贝克特塑造成一个与现代主义文学家相对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形象。标准的后现代解读《钻进裂缝：塞缪尔·贝克特及文学的尽头》开始向贝克特英语批评传统的根基发难。作者托马斯·特里奇斯从贝克特的三部曲中主体性的状况出发，分析了贝克特对主体性的理解与现象学的整体化观点相矛盾之处，进而对贝克特批评全部文献的基本观点即“存在主义的人文观”提出挑战。特里奇斯认为，这一贯穿了贝克特批评史的研究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贝克特以20世纪最激进的方式质疑人文主义的根基，而存在主义的人文观则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像康纳一样，特里奇斯把贝克特与德鲁兹和德里达联系起来，认为贝克特的作品体现了他对主体性问题的深刻关切。主体性既意味着一个问题，也意味着一种求索。所谓“裂缝”，指的正是主体性的丧失。特里奇斯指出，贝克特正是在这样的裂缝中从事创作的。他的作品不仅超越了人们对文学和人性的理解，也超越了导致这种理解的条件。(30) 两年之后，德里达给了特里奇斯有力的佐证。他在接受采访时评价贝克特是“同我非常接近的作家，或者我觉得自己同他非常接近；而且这种接近仿佛是我早就读过他的作品并且无比地理解他”。(31)
除了“非此即彼”的“主义”定位，贝克特是否可以“亦此亦彼”、两种形象兼而有之？尼古拉斯·泽布鲁格在1987年指出，贝克特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的所谓联系，其实都是相当模糊的对应。在贝克特的作品中，感知的混乱和迷惑等后现代文学的典型特征往往让读者感到无所适从，无法建构出确切的意义；但同时其现代主义文学的传统风格依然是清晰可辨的。(32) 贝克特的难解或贝克特的双重“主义”特征在戏剧作品的评论中更加突出。安娜·麦克马伦分析了自《游戏》后贝克特戏剧作品中消解中心和重复的特征，认为贝克特这时期的戏剧作品同时向戏剧的语言和戏剧的限度发起了挑战。贝克特身处由西方男性白人认识论框定的现代主义语境中，他所抨击的正是这一认识论的核心理念。其后期戏剧作品不仅嘲弄逻各斯中心主义再现的压制作用，而且也尝试探索再现实践的其他手段。麦克马伦总结说，贝克特的重要性在于，他在控制与反抗、在过去的遗迹与新的话语及再现实践的可能性之间找准了自己的位置。(33) 然而，在文本细读中，这种“亦此亦彼”的定位往往会遭遇到类似伊丽莎白·克莱弗尔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在《走进贝克特的后现代空间》中，克莱弗尔首先申明不可能在贝克特的作品中找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年代上的彻底分裂，稍后她又提出放弃那个把贝克特定位在后期现代主义作家的念头，认为应该把贝克特放入20世纪中后期的语境中来评价贝克特的文学和文化定位，并提议把三部曲创作的后期阶段看作贝克特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肇端。(34)
相对于“亦此亦彼”的定位，这场论战的主体仍旧是现代主义观和后现代主义观两大阵营。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可以看作是论战的对峙阶段，持两种不同观点的批评家和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和规模上大致都是旗鼓相当的。90年代以后，后现代说略占上风。纵观贝克特英语批评史，这场论战既是对强大的哲学研究传统的反制，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探索着贝克特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对推动贝克特批评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建构贝克特英语批评传统的角度看，哲学研究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论争不仅是研究规模和持久性最为突出的两个方向，而且也充分体现了这个传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一方面，贝克特批评呈现出国际化和规模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理论化相对不足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与同时期蓬勃发展的文学理论及批评话语相比较，贝克特研究略显滞后。理论研究的不足和批评者的焦虑可以从第一本传记的命运中得到最清楚的印证。1978年，迪尔德丽·贝尔所著《塞缪尔·贝克特传记》刚一出版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本被墨菲指责为“反动的和过于简单的”、“糟糕透顶的”传记存在两个致命缺陷。一是书中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错误，以至于专家们不得不赶紧写文章，编写勘误表来以正视听。另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出现严重干扰了贝克特研究的理论化进程：“贝克特研究原本应当把贝克特置于就后现代主义的新方法论而展开的重要的文学论争的中心”，而不应当被贝尔的传记岔开思路。(35) 一部传记竟会导致研究的止步不前、制约一个批评传统的理论建构并受到如此责难，这个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那一时期的贝克特研究确实面临着相当大的理论发展困惑。而这种群体性的批评困惑与迷失——绝不是一部传记或一个研究者所能够单独面对的。80年代中期以后，贝克特英语批评并没有因哲学研究的延续和现代-后现代论争热闹的场面而出现大的飞跃，依然面临着很大的理论困惑。
贝克特之所以难以界说，是因为他不仅用全新的方式颠覆了文学艺术的定规和原则，而且还挑战评说者的认识习惯和程式化的批评模式。当然，打破批评的僵局不仅仅依赖于批评的多元化发展，事实上，推动批评发展的动力更在于批评的自我批判。批评只有通过转向自我、加强自省才能找到更高的起点，才能求得研究的突破和批评的进步。正如理查德·贝戈姆看到康纳和特里奇斯等人的后现代解读中理论的成分太多、文学的阐释不足一样，批评的进步有赖于批评的自觉，去不断地深刻反思批评与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36) 伯基特和英斯的警告并不是多余的：“凡是意在主宰文本、将文本化入其先见的批评话语，在考察贝克特的文本性时，一定会发现它无法成为主宰者，会发现它自己受到它打算‘控制’的作品的‘控制’(至少是部分被同化)”。(37)
注释：
①(37)Jennifer Birkett and Kate Ince,eds.,Samuel Beckett.London:Longman,2000,p.1,p.29.
②有的英语批评家故意回避“存在主义”一词，因为这个词首先让人想到的不是存在哲学，而是战后法国的思想家，因此与英语的贝克特批评传统的建构极不协调。而“人文主义”似乎更能体现英语本身的特色。参见注①，p.2。另见注释(14)，p.3。为体现法语同英语中贝克特批评的思想传承关系，本文使用“存在主义”兼指这种方法的沿革和英语批评中的研究特色。
③Martin Esslin,ed.,Samuel Becket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5,pp.10-12.
④Raymond Federman and John Fletcher,Samuel Beckett:His Works and His Critics,Berk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ix.
⑤另请参见David Pattie 所作的分期。详见Pattie David The Complete Critical Guide to Samuel Beckett,London:Routledge,2000,pp.103-104。
⑥Hugh Kenner,Samuel Beckett:A Critical Study,New York:Grove Press,1961,p.165.
⑦Martin Esslin,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New York:Doubleday,1961,p.17.
⑧Frederick J Hoffmann,Samuel Beckett:The Language of Self,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2,p.73.
⑨Ruby Cohn,Samuel Beckett:The Comic Gamut,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2,pp.298-299.
⑩David Hesla,The Shape of Chaos: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of Samuel Becket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1,p.8.
(11)Eugene Webb,The Plays of Samuel Becket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15.
(12)Eugene F Kaelin,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The Poetic Plight of Samuel Beckett,Dordrecht and Boston:Reidel,1981,pp.303-304.
(13)Lance St John Butler,Samuel Beckett and the Meaning of Being:A Study in Ontological Parable,London:Macmillan,1984,pp.4-5.
(14)L.A.C Dobrez,The Existential and its Exits: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Works of Beckett,Ionesco,Genet,and Pinter,New York:St.Martin' s Press,1986,p.51.
(15)(35)P.J.Murphy,Huber,Werner breuer,Rolf and Schoell,konrad,eds.,Critique and Beckett Criticism:A Guide to Research in English,French and German,Colombia,SC.:Camden House,1994,p.4,p.11.
(16)Sylvie Debevec Henning,Beckett' s Critical Complicity:Carnival,Contestation,and Tradition,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8,p.1,p.196.另请参见詹姆斯·艾奇逊1997年概括贝克特的艺术风格时提出的观点：贝克特的作品是对艺术与人的认识局限性的关系的反思。
(17)Simon Critchley,Very Little...Almost Nothing:Death,Philosophy,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1997,pp.141-145.
(18)Irving Howe,The Decline of the New,New York:Harcourt,1970,p.33.
(19)Beryl Fletcher et al,A Student' s Guide to the Plays of Samuel Beckett,London:Faber and Faber,1978,pp.26-27.
(20)Alan Wilde,Horizons of Assent:Modernism,Postmodernism,and the Ironic Imagination,Baltimore,M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12.
(21)John Fletcher," Modernism and Samuel Beckett," in Janet Garton ed.,Facets of European Modernism,Norwich: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1985,p.199,p.216.
(22)H.Porter Abbott,Beckett Writing Beckett:The Author in the Autograph,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9,p.40,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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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Lance St John Butler and Robin J.Davis,eds.,Rethinking Becket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Houndmills:Macmillan Press Ltd.,199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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