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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
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增长，1978-1997年，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年均增长8.4%。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概括地说，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如下10个方面的特征：(1)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加强；(2)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有且举世罕见；(3)人民生活在经济增长中得到显著改善；(4)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5)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6)城市化迅速发展；(7)经济增长是在“双轨”体制并存中实现的；(8)经济增长是在不断深化的开放中实现的；(9)经济增长的支持力量逐步多元化；(10)不断的技术进步推动着经济增长。
1.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七位。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1997年达74772.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4.9倍。若按世界银行汇率法估算，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0554亿美元，位于美国（76901亿美元）、日本（47723亿美元）、德国（23195亿美元）、法国（15266亿美元）、英国（12202亿美元）和意大利（11554亿美元）之后，而居世界第七位。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位次之变化情况见表1。
(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1978-1997年，中国煤炭产量始终保持世界首位：谷物、棉花、油菜籽、猪牛羊肉、钢、布、水泥和电视机等八种工农业产品分别由第2位至16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发电量和化肥产量则分别由第7位和第4位上升至第2位，原油产量由第8位上升至第5位。
工农业产品产量的提高是以工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为基础的。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耕作的机械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1996年，机耕面积已占总播种面积的39.9%，化肥施用面积已占87.3%，农药施用面积已占67.7%。在工业生产方面，1997年，全国生产标准煤131989万吨，是1978年的2.1倍；全国生产电力10800.2亿千瓦时，是1980年的3.6倍。
(3)对外贸易总量跃升世界第十位。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有206.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7位。其中出口额为97.5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7.5%，居全球第28位。199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至3251亿美元，比1978年扩大了14.8倍，居世界第10位。其中出口额达1827亿美元，比1978年扩大了17.7倍，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3%，居全球第10位。
(4)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二位。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1997年底增至1399亿美元，增加了830多倍，仅次于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
2.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有且举世罕见
1978-199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这一速度不仅高于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GDP年均6.1%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同期世界上多数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6.5个百分点，比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省、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高出1.9-3.5个百分点。
3.人民生活在经济增长中得到显著改善
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8.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6.0元增加到5160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2%。1997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280亿元，加之手持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居民总共拥有的金融资产超过60000亿。
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1997年的2677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7.7%，明显高于前26年年均增长2.2%的幅度。在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7年的55.1%；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比1978年降低11个百分点，降至46.4%。
据估计，中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生活目标，其中，城市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已达90分（100分为满分）；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已达81.5分。
4.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演变为1997年的18.7:49.2:32.1。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基本上符合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演变的普遍规律，即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在第一产业内部，突破了“种植业独撑天下”的局面，实现了农林牧副渔各产业的共同发展。在第二产业内部，改革开放后的这一段时期内，中国轻重工业的发展经历了“轻工业优先发展——轻重工业同步发展－加强基础工业建设——重工业较快发展”的变化过程，经济增长来自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制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在第三产业内部，中国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新兴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迅速，改变了第三产业以商业和饮食服务业为主的“量小、单一”的传统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区域结构（产业布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改革以前，在地区发展方面，中国实施的是均衡发展战略，强调的是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各地区经济的自成体系，而忽略了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地区发展战略逐步发生了变化，由强调各地区经济的自成体系转变到强调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虽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局限性的影响，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据测算，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大部分地区的工业行业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行业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30个省市区中（四川和重庆为一个经济单元），结构相似系数下降者有24个。
5.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的经济都得到了快于改革以前的增长，都享受到了经济繁荣带来的益处。但是，各地区的发展速度并非一致，在发展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以江苏省和贵州省为例：1978年，江苏省的人均GDP为419元，贵州省的为168元，江苏是贵州的2.5倍，两者的绝对差为251元；1997年，江苏省的人均GDP为9344元，贵州省的为2215元，江苏是贵州的4.2倍，两者的绝对差为7129元。20年来，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31%下降为27.5%，西部地区由16.5%下降到14.1%，而同期东部地区则由52.5%上升到58.3%。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各地区的绝对差别也在不同程度地扩大。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差距明显扩大，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幅度小于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但是，从绝对量上说，这种差距的扩大还是比较显著的。从1981-1997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了12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0.6倍，西部地区增长了10.3倍，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增长明显地快于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例关系由1981年的1.18:1:1.06演变为1.45:1:1.04。
6.城市化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以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一直在8%左右徘徊，城市总人口（包括农业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2%；到1997年，市区非农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7.7%，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3.8%。1978年，中国有193个建制市，1997年，中国的建制市扩大到668个。通过20年的发展，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开始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功能互补的城市群：以北京、天津、青岛、沈阳、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小城镇得了超常规的发展，1997年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已达382个。
7.经济增长是在“双轨”体制并存中实现的
1978年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坚定地推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1997年，在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4.4%下降至15%以下，除粮、棉以外，其他农产品已全部放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7%下降至5%以下；在工业品出厂价中，按市场价格销售的生产资料比重已占96%以上。中国的改革是多方面的，除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外，还包括投融资体制、企业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分配体制等的改革。由于中国的改革是逐步展开的，改革开放的20年实际上也是“双轨”体制并存的20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迄今还没有彻底地建立起来，旧体制的痕迹在某些领域（如投资领域）还明显存在。因此，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在“双轨”体制并存中实现的。
8.经济增长是在不断深化的开放中实现的
如果说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是在对外封闭的环境中运行的话，那么，改革以后，中国经济运行便由封闭走向了开放。1980年，中央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中央决定开放大连、青岛、宁波等14个沿海城市；1988年，中央决定成立海南省并将之辟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2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20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扩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对外开放除了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还加快了中国利用外资促进自身现代化的步伐，使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从1979-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累计3483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63%以上，达2200多亿美元。正式投入运营的外资企业12万多家，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余额达644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70%以上。1997年底，世界排行榜前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来华投资的达200家以上。
9.经济增长的支持力量逐步多元化
197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公有经济支持的。在农村经济中，人民公社制度排除了其他一切经济形式；在工业经济中，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00%（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到1997年底，全国注册的工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4947万家，从业人员4200万人；“三资”企业23.6万家；股份制试点企业68万家，注册资金17302亿元。据测算，1997年，中国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5.8%。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
10.不断的技术进步推动着经济增长
1978年以来，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科技实力不断增强。1997年国有企事业单位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049.5万人，比1978年增长3.7倍；全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262万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168万人，占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64.1%。1997年，全国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30566项，而1980年只有2687项，前者是后者的11.4倍。据统计，1981-1995年全国共取得科技成果7.3万项，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占35%，国内领先水平的占36%。1995年中国研究与开发(R&D)支出总量水平列世界第17位。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7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提高2.9%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29.3%。在农业科技方面，仅在“八五”期间，就培育出300多个新品种，新增粮食300多亿公斤，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增加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在工业技术领域，1997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新产品实现利锐达3631亿元和524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加3.5和4.1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功的主要经验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经济结构不断变动和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因此，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然而，举其要者，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如下四个：(1)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2)努力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开放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3)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富民政策；(4)努力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1.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社会主义的诞生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的深深灾难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在一些国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大多数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但是经过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多数国家从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实现工业化的程度和速度，大大高于大多数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历史上曾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其开始工业化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却被日本击败；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实力发展极快，待到二战期间，其拥有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超过日本，以致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变得不堪一击。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无疑落后于美国，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两国不仅工业化的起点相差很大，而且前苏联在二战中曾蒙受巨大的直接损失，美国的国土未受到战火殃及，工业科技实力大为增强。尽管如此，在钢铁、水泥、石油等许多工业品的生产方面，80年代前苏联曾经超越美国列居世界第一，在科研、军工和航天等尖端领域也能够与之抗衡。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50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1/3，到了80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67%。8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都遇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带来的低效率等问题。从60年代开始，苏东国家就开始尝试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至80年代，改革的浪潮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改革是一个艰难的利益调整过程，面对改革中的诸多矛盾和利益摩擦，苏东国家选择了“激进的”改革道路，企图毕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功于一役。这种改革道路不但葬送了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前途，而且，从纯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改革从整体上来看也是不成功的。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于1992年1月2日开始实行以贸易、价格自由化、快速私有化、严厉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蓝图的激进经济改革。这种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为基础，以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最终目标。这样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以保守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而俄罗斯改革的设计者们恰恰忘记了保守主义哲学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1)社会连续性的原则－任何变革只能是渐进而审慎的变革，社会的变革只能在“立”中“破”而不能在“破”中“立”；(2)审慎的原则－任何政治行动都必须顾及其长远的后果，而不能仅图眼前问题的解决。在一个大国推进“激进的”改革，从保守主义的哲学逻辑上来看，就是一场灾难。毋庸多言，激进改革方案在俄罗斯的实践是失败的。迄今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东国家的人民还受到这种激进改革方案所带来的后果的折磨。
与苏东国家相比，中国走的是渐进改革的道路。改革从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和农业开始，逐步向城市和其他领域展开，最后动摇计划经济的基础－中央计划体制。这种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的改革避免了改革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之利益的激烈冲突，从而也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剧烈的社会震荡。
中国的改革历尽波折，在改革目标的确定上，先后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阶段、“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阶段，但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话，那么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就是：(1)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改革中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2)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渐进中求突破，在突破中求完善，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2.努力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开放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1978年以后，中国坚定地走上了对外开放的不归之路。与改革一样，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渐进式的。中国的开放经历试点起步（1979-1983年）、重点延伸（1984-1987年）、沿海铺开（1988-1991年）和全面推进（1992年以后）四个阶段。目前，中国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正在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0%上升到1991年的31%，并进而上升到1997年36.1%。以此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中国是印度和巴西的两倍左右，甚至也高于美国和日本。除此之外，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还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地域和产业领域的广泛进入。90年代后，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了2000多亿美元，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尽管集中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外商投资已具有相当深度，1995年，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占制造业全部投资的份额已达到41%，房地产业所占投资份额已达35%。在服务领域，如商业零售、金融和电信领域，外资也实现了实际市场进入。到1997年底，中国共有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544家，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170多家，包括外国银行分行142家，中外合资银行5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资保险公司8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家。其中9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商业零售领域，虽然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外资商业零售机构只有十几家，但实际营业的外资零售商场已达数百家。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的开放是中国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中国对于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非常谨慎的。在金融风险席卷东亚地区的时候，中国能安然无恙，躲此一劫，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中国实施的“在开放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根据发展水平和对外部形势变化的驾驭能力决定对外开放的程度速度”的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亚金融风暴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条件不具备时，开放金融市场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融市场的开放为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提供了便利。无论几年前爆发金融危机的墨西哥，还是目前仍处于危机之中的东南亚诸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其国际资本的流入都呈现了迅速的增长。1990-1994年，流入墨西哥的国际资本达104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外资的20%。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996年，受影响最大的5个亚洲国家（韩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得到了930亿美元的净私人资本流入。国际资本的流入扩大了银行的信用基础，刺激了国内总需求，使股票和不动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迅速膨胀。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银行的监督和管理不够严密，银行内部的控制也比较松散，大量贷款被用于具有高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的投资项目。当国际资本发现，这些国家难以维持高价格水平，因而资本在这些国家难以继续获得高投资回报时，国际资本就会迅速外逃，从而引起信用体系的崩溃。1997年韩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五国经受了120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出。1996-1997年间，这些国家的国家资本出入相差1050亿美元，相当于这5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1%。如此巨大的国际资本的迅速外逃，是东南亚脆弱的金融体系所难以承受的。
应该说，中国政府注意到了金融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政府坚持在条件成熟时再开放金融市场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3.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富民政策
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富民政策”是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人民的疾苦问题作为其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实施1949-1952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中国人民的贫困生活基本上得到转变。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明显提高。1952年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比1949年增加76公斤，棉花增加1.45公斤，油料增加2.56公斤。在此基础上，农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证。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镇居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职工平均工资得到70%的增长。
“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居民的生活继续得到改善。1957年与1952年相比，中国农民的粮食消费和农副产品消费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中国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得到了改善，粮食消费比重下降，而农副产品的消费明显上升。
然而，进入“二五”计划以后，由于实施了“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低消费”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至1978年，人民生活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善：人均粮食消费低于“一五”时期的水平，有些地方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倒退到解放前的水平，城镇职工的绝对工资水平较“一五”时期有所下降。
因此，虽然经历了28年的发展，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仍然相当贫困，居民消费仍然处于贫困型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逐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放弃了旧有的发展战略，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消费作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之重要环节的地位逐步得到确认。在改革初期，中央提出了要走“速度比较实在，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较多实惠”的发展之路。1987年，中央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改善人民生活在这个部署中的每一步中都处于重要的位置：第一步，至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央还逐步明确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的方针政策。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得到了较快地增长。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从需求方面支持了经济的增长。
4.努力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没有避免周期性的波动，经历了1978-1983年、1984-1990年和1991年至目前的三个周期，但是，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拉长了，波幅减小了。这首先得益地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改革以前，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往往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不断地追求和推动经济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扩张，导致了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和国民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以后，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了转变，由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度，逐步转向兼顾增长与稳定，兼顾增长与效益，转向追求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其次得益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改革以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主体，对经济周期通常采取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式的调节，使经济运行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之中。改革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经济手段在经济周期调节中的作用，使经济运行摆脱了那种“乱－管－死－放－乱”的循环。宏观调控的成功，特别是1996-1997年间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帮助中国顶住了1997年下半年始发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如下四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1)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对公共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引发了社会的普遍不满；(3)在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出现了买方市场；(4)自然资源的过快消竭与环境的污染。
1.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缓慢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方面传统体制逐步失去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新体制尚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或隐或现、或强或弱地造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分割，影响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因缺乏有效竞争怕资源配置低效率。20年来，中国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不断发展，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制度逐步成长。但是，新的竞争机制还没有彻底建立起来，竞争规则尚不完整，市场中尚有许多不正当的投机机会，中国企业之间规范的竞争关系还不存在。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当明显，从差距的绝对水平上说，甚至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广泛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还由于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的角色得到强化，虽然1994年以后开始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但是地方政府的这一角色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广泛地介入了本已不规范的竞争过程，扭曲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地方政府通常采取如下三个主要手段保护本地产品市场：(1)由地方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阻止本地产品流出；(2)运用政策倾斜手段，扩大管理范围，增加审批手续，强令当地商业企业经营、收购或推销本地产品；(3)不适当地强化经济杠杆的作用，迫使或诱使本地企业实施封锁措施。除了保护本地产品市场外，地方政府还采取一些手段对要素市场进行保护，如限制外来劳动力在本地就业等。这些手段的运用，分割了本该统一的市场，造成了国民经济效率的损失，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
2.对公共财富占有的不平衡引发了社会的普遍不满
改革开放以来，在居民收入普遍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并没有平等地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很多研究报告都指出，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等。改革初期，中国同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及芬兰、荷兰等北欧一些福利国家一样，是平等主义观念极强的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也比较高。但是，经济增长明显改变了这种状况，按目前的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收入不均达到了中等程度。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28.8，1995年为38.8（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1998年），这一系数低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甚至是东亚国家，但高于东欧大多数转轨国家和西欧许多高收入国家。
单纯地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收入的差距还没有大到社会无法容忍的地步；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如果深入分析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就会发现有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权力部门经商和有些人因“巧取豪夺”而暴发，有些人因所在单位经营不善而陷入赤贫。这是分配领域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一切社会资源都属于国有，在财富的分配上也采取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起点不平等引起了极大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却存在一个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问题。由于土地占有和使用权分配上的差距，人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存在差别甚至是严重的差别；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名义上也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但全体人民并没有获得同样的占有和使用权。由于在现实经济中存在着收入的非货币性分配如权力消费（包括公款吃喝、公共物品私人使用等）、权钱交易等，对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公平产生了非货币性分配的不公平：少数掌握各种实权的人，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牟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对国有资产占有和使用权上的差别，是导致居民收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的重要原因。
3.在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出现了相对过剩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从整体上出现了相对过剩。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统计范围内需求大于供给的产品业已消失。但是，应该看到，这种过剩是在居民收入水平极低和生产外延粗放扩张的情况下的过剩，是典型的相对过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整体水平依然很低。
根据当年的平均汇率计算，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为有717美元，按照世行划定低收入（低于785美元）、中低收入（785-3125美元）、中高收入（3125-9656美元）和高收入（9656美元）国家之标准，中国尚未跨过中低收入国家的门槛。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99》公布的资料表明，1997年按照世界银行汇率法估得的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高于上述按官方平均汇率计算的值。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也才刚刚跨过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门槛；按照国际购买力平价方法估得的中国人均GNP虽然有3570美元，但是在按人均GNP国际购买力的排序中，中国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更何况这种方法本身也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作者根据上述两种换算方法估得的1997年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分别只有426美元和1765美元，按照世行方法计算的人均日消费刚刚超过1美元；即使按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日消费也不到5美元。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99》的资料也表明，1995年，中国尚有22.2%的居民人均日消费不足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下同），尚有43.5%的居民人均日消费不足2美元。另外，据有关机构统计，1996年底，中国城镇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农村贫困人口为5800万人（1995年的贫困线为530元），两者之和为6976万人，约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5.7%。
中国经济运行的困境正在于在居民收入水平相当低下的情况下，出现了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过剩。当前，中国遇到了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屡屡遇到的问题：产品的相对过剩。这种现象正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保证了城镇居民对生活必需品和家用电品需求的基本满足；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保证了农村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基本满足。可以说，正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保证了1978年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从整体上说，由于多年的低工资，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及收入积累尚不能支持其对住房和现代交通工具的购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收入积累尚不能支持其对较为现代化的生活用品的购买。现阶段，中国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已超过6万亿元，但是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考虑到这些资产在居民间的非均匀分布，绝大多数居民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微不足道的，尚不足以支持其生活水平的质的提高。
4.自然资源的过快消耗与环境的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迅速地消耗中国的自然资源，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1)耕地面积减少。建国40多年来，中国耕地面积累计减少42.73万平方公里，1996年人均耕地占有量较1957年减少了近3/5。近年来，全国每年因灾害损毁、建设占用等因素减少耕地约200万亩。中国的耕地质量退化和土地肥力下降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2)水资源日趋紧缺。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城市缺水，100个城市严重缺水。农业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受旱面积20万平方公里，80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都受到缺水的影响。水资源紧缺主要表现在河流断流、泉水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污染等方面。
(3)矿产资源储采比下降。由于矿产资源勘探投入下降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矿产资源储采比一直呈下降趋势。以石油为例，储采比已由1984年的19.5下降到1997年的14。
(4)资源的消耗速度快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的消耗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单位能耗（水耗）的产出等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有关计算结果表明，1978-1992年间，中国钢铁、橡胶、水泥、硫酸、纯碱和木材等消耗量增长的速度，除木材外，一般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水泥消耗量增长速度则高达GNP增长速度的2.23倍。
(5)环境质量呈恶化趋势。中国生态环境的退化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废物的排放对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以“三废”为例，排放量随经济总量的扩大而增加。分析表明，中国的废气排放量以80年代起逐年增加，1985-1990年期间为7-8万亿标立方米，从1990年起达到10万亿标立方米，1995年达到12万亿标立方米。废水排放量一直在300多万亿吨左右，工业废水排放量则保持在200多万亿吨，在1988年达到268万亿吨后逐渐减少。固体废弃物从1980年的4.8亿吨逐渐增加到1996年的6.6亿吨。
（本文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1979-2020》总报告的第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