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桐城派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述评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2-0114-07
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集中国古典散文、文论之大成，并占有突出正宗地位的古文流派。此派自乾隆之世揭橥“义法”大旗、结立门户之初便毁誉繁兴、言人人殊。进入20世纪以后，桐城派研究也几经起伏，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呈现出两落两起的态势。
一、承续期的桐城派研究
20世纪前20年是桐城派研究的承续期，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选派后劲刘师培、黄侃等人对桐城派体与辞的批评；二是“五四”新文学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对桐城派的价值否定。从学术渊源看，前者接续了乾嘉骈散论争，后者尽管另有思想资源，但晚清经世文派“主变敢逆”、“喜以经述作政论”以“变法图强”的革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旗帜，进而全盘否定桐城派无疑起着先导作用。至于戊戌维新时期改良主义文学家梁启超发动“文界革命”，锻造“新文体”，自然是以当时雄踞文坛正统地位的桐城派作为对立面，从而挑战传统古文清规戒律的，当可视为对桐城派另一种形态的批评。但在当时，梁氏对桐城派“没有专论”[1](P31)，有的只是一些非学理层面的“片断的”、“结论式的断语”[2](P7)。被学者们经常引述的那段“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3](P50)的批评，则是梁氏于1920年10月间作出的。其对桐城派全盘否定的评价和对桐城派在文学史上地位作用的判断，明显有失偏颇，与史实不符，兹不赘述。
骈文，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重要体式，与散文的对立起自六朝“文笔之辩”。至嘉道之际，阮元针对桐城古文雅洁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局限，提倡建立《文选》派，他援用六朝文笔之说为理论依据，力辩“沈思翰藻，有韵用偶”的骈文优于无韵言事、奇句单行的桐城古文，为骈文争夺坛席，欲扫桐城古文于文坛之外。延至民初，选派后劲刘师培接绪乾嘉骈散论争，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文章源始》、《广阮氏文言说》、《中国中古文学史》等论著中，再引六朝文笔之说，力主“骈文一体，实为文类正宗”，訾诋被桐城派继为文统的八大家散文，以为桐城古文据事直书、无韵单行、不尚藻采算不得文学，只能称之为“杂著”。其说偏颇且无出清人阮元之上。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这部颇邀时誉的论著中，纠正其师刘师培、章太炎关于文学界说的偏颇，进一步发展了选派的理论，并在《题辞及略例》、《〈原道篇〉札记》、《〈丽辞篇〉札记》等篇目中，更为激烈地批判了方苞“义法”说和姚鼐“阳刚阴柔”风格论，称桐城派语言上讲“雅驯”不讲“俪辞”、文势上强调气势不讲骈偶用典的主张为“褊隘”，不满桐城派抹杀六朝骈文成就的言论。而桐城派最后几位大师姚永朴、姚永概、林纾则一方面讲授古文辞，坚持古文创作；另一方面系统探讨总结桐城古文理论，以扩大桐城派的影响。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林纾《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就是桐城文论集大成式的代表作。这些著作继承了桐城文论偏重于传授古文学习方法和写作经验的传统，以至于被有的学者讥刺为“若无何发挥，第掇拾其先人遗绪而已”[4](P75)。
选派与桐城派的这场骈散论争，正如周勋初所评价的“对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和总结”[5](P2)，但其总体上仍是囿于传统杂文学体系的门户之争，仅就选派对桐城派的批评讲，建树无多。他们对方、刘，姚的文章未加厚非，只是抨击了近世文坛“多托于桐城”“以便其空疏”的“枵腹”之徒。章太炎论文则宗魏晋，认为桐城派“文能循俗”，态度上“不病”亦“不尊”，同于早期学者李祥。[6](P408)他所鄙薄的乃是严复和林纾，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訾诋严复“犹未离帖括申夭之态”，“概附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庭庑者也”；在《与人论文书》中批评林纾文章“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其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以西方文学作为参照系，以进化的文学观和惟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一元思维，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及其观念时，将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进行了全面的讨伐与批判。率先发难者为胡适，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立言谨慎地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说：“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而皆为文学下乘。”[7]虽未点名，但批评所指显系桐城派及其坚守的道统文统。继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锋芒锐利地点名批判当时统治文坛的三大权威流派：选派、桐城派、江西诗派；提出文学“三大主义”，并将桐城三祖方、刘、姚和明代前后七子及归有光并称为“十八妖魔”，说“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说桐城派方、刘、姚等人的文章，内容上“希荣誉墓，无病呻吟”，形式上“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8]；还断然拒绝胡适“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的倡议，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9]。钱玄同起而呼应，两次致书陈独秀，表示赞同和支持文学革命的主张：“顷见五号《新青年》（实为2卷6号，笔者按）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8]战斗姿态异常鲜明，且从兹不忘径呼桐城为“谬种”的发明，再三称述，从不改口。总之，在新文学先驱看来，桐城派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学的总代表，作为重建新文化总体格局的障碍物，“直无一字有存在价值”[8]，必扫荡廓清全盘否定，否则，白话语体的新文学将无法建立。这种决绝的反传统态度，是对中国文学传统载道观念及长期弥漫在文学界复古主义思潮的反动，客观上促使散文文体从载道之具的文学主流地位退居边缘，定位于叙事状物言情，逐步回归于文学自身，完成了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新语体散文的嬗变。但批评中的“政治”功利观念对以后的桐城派研究有着不小的负面影响。
二、发展期的桐城派研究
狂飙突进的“五四”之后，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是桐城派研究的发展期。首先是“五四”新文学家对他们曾经攻伐过的桐城派，不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有所选择和汲取，论述上也有了客观具体的分析。如认定古文是“死文学”，只有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的胡适，在其《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一文中重新审视桐城古文创作，分析、肯定了桐城派“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10](P100)的功绩。刘永济《中国文学通论》、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变迁》、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等著述论及桐城派时，观点与胡适相近，不过论述更为详细。仍持否定意见的学者是先前不大谈桐城问题的周作人，他在为现代散文溯源的描述中，不仅对桐城派作了彻底的清算，而且矛头直指被桐城派奉为文统的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周氏在《中国新文学源流》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动——桐城古文》中，肯定桐城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更为通顺”，但又借用清人王湘绮、伍绍棠、蒋湘南的论说，批判桐城派“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11](P42-51)。周氏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后来论者对桐城古文价值的评判。
至三四十年代，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两部专著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的相关论述为转折与标志，桐城派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其表现为第一次将桐城派作为纯然的学术对象来归纳研究，研究视角转向了“文学之内”，研究步步深入，由文派流变史的研究到桐城派理论及创作的深入探讨，初步建构了20世纪桐城派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范畴。如分别于1929、1933年出版的刘姜两人的著作，一部为“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12](P231)的桐城派研究的工具书，一部为系统评述桐城派缘起、传衍、发展、递变和衰落情形的专著。姜著自序说“本篇一大半叙述它的史实，一小半批评它的内容”[13](P2)。作为草创之作，引述材料多杂采各家文集，取自第一手资料，对桐城派的评价，建立在史实和分析的基础上，较为公允得当，功不可没。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采用或专人、或专篇、或专题的体例立论，用六个专节五万字的篇幅第一次对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文学观和文论体系作了系统深入的研讨。《桐城文派与其文论》一节首先肯定了桐城派在清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的“中坚”地位，总结桐城古文因其“雅洁”故“通于古而又适用于今”的特色，清晰勾勒出文派承传演变乃至衰落的过程，揭示桐城派之所以成派并发展流衍的根本原因。《方苞古文义法》、《刘大櫆义法说之具体化》、《姚鼐义法说之抽象化》、《姚门诸人之阐说桐城之学》等节分别阐述桐城三祖及其后学的理论建树，厘清了其间继承发展的关系脉络。《各家对于桐城文之批评》则描述自乾嘉以来骈文家、汉学家、经学家在事与道、体与辞、义与法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桐城派的分歧和论争。作者用心于桐城派研究的“史”的钩稽，以史家的眼光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个传统古文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发展演进中，结合时代学术思潮探本溯源作纵贯性的研究，颇有创获，其富有前瞻性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影响深远，泽惠后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近十万字的《附录》，是作者研读桐城派各时期近20位代表作家别集的心得之作。《附录》先清理、介绍每部文集的编次、刊刻情况，次点评作家创作师承及风格特色，再采录作家可诵篇目于后。作者有着精深的国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力，对造诣各殊的桐城文人古文创作风格特色的概括点评极为精当，并且是在通读了作家全集之后、在与其他古文家创作的比较中作出的。钱氏的作品论被周振甫评价为：“别识心裁，正属于‘成一家之言’。”[14](P1139)上述研究在系统性、规范性及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为20世纪后半叶桐城派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还有高校学报及相关学术刊物发表过为数不多的泛泛介绍性的文章，学术价值不高。
三、低落期的桐城派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是20世纪桐城派研究的低落期。此期学界除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关于桐城派的评述外，仅1957、1961-1963四年中有关于桐城派的争辩之声。1957年，王气中发表《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评估桐城派。同年，马茂元发表《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具体分析了桐城派的艺术特点，但均未获得学术上的反映，1961年5月有人在《光明日报》上提出《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的讨论。1963年底，讨论的主要成果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结集为《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出版。文集中的12篇论文，论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桐城派的整体评价问题，二是关于桐城文论的阐释及评价。对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者大都或多或少地予以肯定。如王气中的文章就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创作特色及其贡献等方面提出看法，认为桐城派“继承了中国文论以前的传统，加以总结、发展，给散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15](P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冲破桐城派研究无形禁区而持积极肯定意见的文章。但受当时思想文化界形而上学之风的影响，更多论者机械运用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上评价桐城派，否定意见仍占上风，特别是在对桐城派思想政治倾向的评价中，论者往往从桐城派与清王朝的文化政策、与程朱理学及汉学的关系及桐城古文与时文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入手，简单征引桐城派卫道的、诋毁汉学的言行或作品，评说其理论创作和发展变迁，从而否定文派的政治思想倾向。对桐城理论根基“义法”说的错误解释又导致了对其创作内容的否定。论者认为，桐城义法“义”指内容，“法”指形式，将义法之“义”直接与程朱理学划等号，进而否定之。这种给古代文论及创作贴当代政治与阶级标签的简单武断的批评，当时就受到批驳，但相对而言，批驳之文写得拘谨局促似不敢放言高论。这一时期出版的两部权威的《中国文学史》，对桐城派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与多数论者用批判乃至上升到政治层面评估文学问题的方式不同，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关系问题》一文，运用大量史料辨析古文与时文性质及写作方法的异同，以批评桐城古文乃“变形八股”、“高级八股”的观点。钱仲联认为，明清古文理论家有时不免用写作时文的一套理论来处理古文，写作上有的也不免沾上一些时文的气息，但二者的循环影响，主要还在于古文影响时文的一面，即提高了时文的水准，而不是相反降低古文的品格，不能因为桐城派所崇尚的明人归有光是时文名家，归有光、方苞二人评点《史记》、姚鼐选《古文辞类纂》所采用的评点有类时文选本的做法；或因为方、刘、姚文语中有吹捧时文之论，就“诟病桐城古文……与时文沆瀣一气”，作者认为归、方及桐城文人之评点不同于时文家的评点，应区别看待。批评辩驳有理有据，值“不容辩驳争鸣的氛围[16]，识见与方法均属难得。
至于“文革”中的一些所谓的评论文章，更是远离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或附庸。不再赘言。
四、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
80年代以来是桐城派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期。随着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桐城派研究出现历史性的转折与勃勃生机。复兴期首先冲破桐城派研究无形禁区的文章是1979年马茂元的《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述评》和吴孟复的《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接着，1981年第1期《艺谭》发表马厚文《桐城文派源流考》，并刊发“编者按”欢迎学界的朋友对源远流长的桐城派进行历史的科学的探讨和研究。随之，《江淮论坛》亦开辟“桐城派研究”专栏讨论桐城派问题。仅此一个刊物，至1985年底已发表桐城派研究文章近30篇，40多万字。1985年11月上旬，首届国际“桐城派学术讨论会”在安徽桐城召开，这是桐城派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盛会。来自全国16个省市和香港、日本的16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会聚一堂，交流研究成果，畅言研究心得，提交论文70篇。安徽社科院文研所等单位辑会议论文25篇成《桐城派研究论文选》一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其余论文在《江淮论坛》等刊物发表多篇，形成了桐城派研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潮。此后陆续涌现的300余篇论文、近20部专著，以及台湾姚翠慧《方望溪文学研究》、尤信雅《桐城文派学述》、香港叶龙《桐城文学史》、《桐城文派艺术欣赏》、新加坡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日本佐藤一郎《中国文章论》、前苏联卡里娜·伊凡诺夫娜·戈雷金娜《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美文学理论》等专著以及韩国金正国《论管同的思想与古文理论》、日本佐藤一郎《江户、明治时代的桐城派》、武内义雄《桐城派之圈识法》、香港杨钟基《曾国藩学文门径试探》等数十篇论文是这一时期研究繁荣的最好标志。
本时段研究的论题与学术争议的焦点依然在桐城派研究的整体评价、古文理论及创作成就、文派流衍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等几个问题上，但取得了以下新的进展和成就：
第一，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格局的形成。本时段研究者以全新的思想方法、文学观念、价值取向观照桐城派，大大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与视野。特别是世纪末最后十余年相继问世的一批专著在此方面更是大有开拓。如王镇远的《桐城派》，将桐城派自雍乾至民初发展过程及历史贡献，评述得简要准确有据、完整而不零碎，有正本清源之功。同时，作者在以地域为次讲述嘉道后桐城派传播流衍，视野扩及学者们一般不太注意或根本不提的戴均衡、欧阳勋等20位作家，对他们的理论贡献及创作个性，亦均从文派发展的角度给予了简要的评点，填补了桐城派作家作品研究的若干空白。晚于《桐城派》两年问世的王献永的《桐城文派》，其旨趣不在桐城派本身的研究，而试图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作探讨和总结。全书用几近一半的篇幅探讨桐城派的功过是非、经验教训，并第一次对“五四”至80年代末的桐城派研究讨论情况作出综述，从中可见作者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热情和努力。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一书史论结合，述中有评，论述“十有七八，言前人所未言”[12](P1)。全书无论总述桐城派的历史渊源、地理因素、艺术特色，还是分述桐城派师友相传、诸家风格，均新见迭出，持之有故，求是于实。其最有贡献之处在于能对桐城派研究中最为缠夹的疑难问题作出自己的解析，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眼光。周中明《桐城派研究》除实事求是，考镜源流，详细描述了桐城诸家的生平、思想、师承关系和于文论的建树、于创作的特色、于文派发展的贡献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了促进桐城派产生的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家庭教育环境等“小气候”和促其发展的历史时代的大环境、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的“大气候”。作者既抓住了桐城派对清王朝文化政策相适应而发展的一面，更注意到桐城派与清王朝文化政策相矛盾而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另一面，摆脱了以派论人、论文的弊病。其对桐城派历史发展轨迹的寻求，对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探讨和对百年桐城派研究现状的总结，都显示了著者深刻的识见与功力，是著者对桐城派研究的贡献。何天杰《桐城文派》是“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之一，既标举“新论”，自要凸现研究者或方法、或观念、或角度、或结论的新。何著之新，在其对桐城派理论及创作的准确定位：桐城文论是文章学理论，桐城古文是在载道与崇文两难选择中最终偏重于后者的文学散文。何著所论偏重体验长于鉴赏，著者将桐城文论纳入“文章学”的坐标，结合文本的细致分析来阐释其理论的内涵及发展，阐释不拔高不贬抑，准确而有说服力。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对桐城派研究的突破之处有二：一是将桐城文论漫长演进过程中散珠碎玉般零落的表述系统化、范畴化；二是对桐城派长达200余年的发展作“时段”与“群体”的研究。作者将桐城派兴衰发展的过程分为初创、承守、中兴、复归四个时期，以其标榜的道统——文统作为专著纵向展开的并行双线，与此同时将桐城派放置在200余年思想文化、士林风尚的推移转换中，把握这一创作群体“一以贯之的精神气韵和因革损易的内在脉络，勾勒其形成发展兴衰变化的总体面貌”[17](P18)。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作家的简单排列，而是在不断推进的时段中有机活动着变化着的文学群体。总之，这一时段的桐城派研究，各家多有自己的角度与方法、发现与贡献，突破了研究模式的单一，形成了多元格局。
第二，由简单的价值判断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与研究，由功利转向审美。在我国，注重社会功用的政教批评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桐城派研究前三个时段不少论者或执着于价值评估，或专心于文学与时代政治关系的评价。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冲破了此种局限，代之以对桐城古文创作成就与特色的审美关注，桐城文论研究也侧重其对创作的推动指导作用方面的研讨。如张家英《龙门家法与韩欧精神》，着力探讨桐城文论及其艺术实践对中唐以来古文运动及文学传统有着怎样的承继与发展；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一文，则将桐城派与唐宋八大家相比较，总评其论说、记叙、抒情三类古文的艺术特色及成就，并分析了桐城派虽承韩欧文统，然总成就不逮八家的原因。郭豫衡《桐城派的理论与实践》、吴孟复《再谈“桐城派”三个问题》、何天杰《桐城文派》等著述评价桐城古文而深入至文本，理论归纳阐发结合作品展开；刘跃进《极摹世态炎凉、曲尽人情事变：《从〈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一文是创作心理研究的篇章，其研究创作，注意作家纠纷郁结的心态和隐曲复杂的民族情绪对创作的影响。庄严《试论桐城派文学的历史特点和美学特征》、艾斐《论桐城派的艺术流变与美学特征》等文章则深入探讨了桐城派文章的美学特征。
“五四”至“新时期”之前，学界对桐城古文成就评价较低，一般认为桐城派在创作实践上成就不大。新时期研究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评价，如项纯文《桐城派评价臆说》认为，桐城派创作成就不在是否出现了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散文家和惊世骇俗的作品，而在该派散文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于一个泱泱大派的绵延不绝的创作实践中，散文艺术被普及到了一个较为提高的水平[18](P52-55)。桐城派文章夥盛，作家济济，不仅形成了整体的流派特色，且桐城诸子为文造诣各殊。马亚中《试论姚鼐古文的艺术特色》、刘守安《才雄气肆，笔峻词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王镇远《论梅曾亮的文学主张及其散文创作》等一批文章为我们展现了桐城文章的各家面目，有许多精辟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散文是在叙事性的“史”、论说性的“子”和应用性的墓志碑铭、书札公文等体裁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传统杂文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功能、文学属性及本质特征，均缺乏质的规定性。顾易生《方苞姚鼐的文论及其历史地位》、关爱和《坚守艺术的壁垒》、何天杰《桐城文派》等著述就致力于挖掘处于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桐城派领袖人物对古文文学特性、古文文体意识孜孜探求的努力。顾文从文道关系上把握桐城派力图把程朱理学与韩欧文学并举而作为行身祈向之时对古文写作艺术原则、艺术规律的探索，认为“这种二元论倾向和偏重文艺的态度，是对程朱哲学体系的背离，是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与贡献”[19]，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何天杰也认为，方苞“义法”说的历史性突破，就在他开辟了一条“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谈文法”[20](P76)的道路，至姚鼐，其“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主张，将“文”道”并论，让二者平分天下，“技精则近道”[20]，这是前无古人的识见。关文则系统描述了桐城派方刘姚及其后学对古文文体价值定位的认识过程。作者高度评价了桐城派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审时度势，着意寻找最适应古文家生存的理论，不断修正着对古文文体特质的认识”的努力，称桐城作家“围绕着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把古文还之于古文家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为传统的杂文学体系向现代纯文学体系的过渡，作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铺垫”[21]。
第三，理论探讨的细化与深入。以义法说的研究为例。“义法”说是桐城文论的理论根基，也最为世人所诟病。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义”指内容、“法”指形式。但“义法”之“义”是否如某些文章阐释的那样能直接与封建道统程朱理学划等号？“义”与“法”的关系是“义”决定“法”，或反之？还是二者相辅相成、互依并立？“义法”合用是对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要求，还是对古文创作体制的规范？本期对此问题的阐释更切近“义法”说的实质，更近于文学史的事实。如王镇远《论方苞的“义法”说》一文，从分析方苞“义法”说之来源入手，考察了方苞以“义法”论文的具体所指，并结合方苞个人学术、时代风气与“义法”说之关系及后代文人对“义法”之理解等问题，清晰地讲述了“义法”说所指及实质。他认为“义法”说源自方苞对《春秋》“义例”、“周官”与“仪法”的研讨，因而一开始就带上“义例”“法式”等含意。从方苞运用和解释“义法”的具体文字看，它主要是指文章的格法，这也是桐城后学对“义法”的普遍理解。方苞以“义法”论文所指大致有以下数端：1.指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2.指文章对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3.指行文的开合起伏，脉络呼应；4.以“义法”论文要求文字简洁。即提倡典雅、古朴、简约的文风。因之，方苞“义法”说，重在文章的体裁、详略、章法、语言等问题，是古文写作应遵循的艺术法则，是偏重于讨论文章形式方面的理论。作者说，尽管方苞提出了“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即明确规定了“义”对“法”的主导作用，但统观方苞全集所有论述“义法”的地方，并无对思想内容提出的直接要求。因而“义法”在方苞的文论中，是指作文最基本但又是最初级的模式和要求。桐城派文人都将“义法”理解为文法、文例，主要指写作须遵守的规律。以上对“义法”说内涵的解释，是符合“义法”说的历史面目的。顾易生也指出，“方苞常常以义法或义指内容材料的选择、熔裁和论点论据的组织安排”，“义与法在文章中的位置，两者似不无差别，但相辅相成、互依并立是肯定的，而且义法说总的说来还是属于论述文章作法”[19]。不少学者不仅注意到方苞论文言法，使初学者有阶级可循的一面，还注意到方苞本于义而言法，法并非是死的教条。如马茂元指出，“文有定法，但题材不同，体制各异，则法又有其不定的一面”[22]，并具体分析了这不定的一面。笔者认为法是对古文写作的规范，而法的旨归在于使文章的形式不越于度。即要从材料的取舍、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运用上都要汰去一切不合乎体制的成分，使之雅洁谨严。至于如何探求“义法”，或说探求义法的途径，《望溪集》中多次强调学行是根本。桐城文论偏重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和强调学行对创作的重要性的特征可以从桐城作家的职业特性上寻找成因。吴孟复等学者指出，桐城作家多职为教师，既职为教师，为文授徒均不得随意挥洒，而须为承学者指示门径，须依科举之需确立为文、评文的规范，因之形成论文而言法，力求有形迹可循，有程式可遵。理论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使得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前期研究所没有的进展和突破。
五、桐城派研究中的不足与缺憾
20世纪的桐城派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其表现为：
第一，桐城派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研讨尚不充分，意见未趋统一。如新时期仍有学者认为桐城派是清朝的“官方御用文学”[23](P941)，“是清朝统治者的文化工具”[24]。桐城派文论“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文化政策为准绳”[25](P205)。有的学者对桐城派的理论及创作实践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对桐城派的批判……今天完全应该给予肯定，不应该否定”[26]。学术观点、思想观念以及立论的出发点上都分歧赫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商讨。研究领域也需进一步拓宽。如桐城派除“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曾门四弟子”外，门生广布海内，流布也不限于安徽一隅，而遍及大半个中国。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的著录看，当有作家六百多人，著述千余种，现有研究成果的涉及面尚嫌狭窄。
第二，桐城古文创作研究滞后，理论研究有时孤立于创作实际之外，研究者对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多有忽视，且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多，浮泛粗疏的描述多，真知灼见少。如有学者言，方苞所开创的桐城古文一代“雅驯不芜”的文风与桐城先驱戴名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实这一论断即不符桐城古文创作实绩所显现出的文学思想与审美追求。郭豫衡讲得好，他认为从地域和行文的某些主张和技术造诣看，戴名世不愧为桐城后裔的前辈，不过，从思想和文风看，戴名世实乃明清之际文风的结束者，而不是桐城文风的创始者，他对桐城文章是有影响的，但这影响不在于他开创了桐城派的风格，而是在他那《南山集》之狱的影响下，桐城诸子如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引为鉴戒，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雅训不芜。[27](P393-410)作者联系时代、结合作家际遇，从其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既把握作品总体风格上质的区别，又抓取作家创作的个性差异，才能对作家的文学主张、创作特色及价值、地位作出准确的评判。可知，不对文本下一番刻苦深入的研读工夫，仅凭前人已有的评价或判断作印象式的描述，所谓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没有什么学术意义的。
第三，基本文献建设欠缺。翻检有清一代文学总集、桐城作家别集、荟萃一代文章名篇的清代文编，文论篇章以及清代类书、丛书、辑佚书、年谱、学案、目录，其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桐城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桐城派作家作品的校勘、笺注、评点等整理本只有王树民编校的《戴名世集》、《戴名世遗文集》，刘季高校点的《方苞集》，吴孟复编校的《刘大櫆集》，徐天祥、陈蕾校点的《方望溪遗集》，徐寿凯、施培毅编校的《吴汝纶尺牍》、《郭嵩焘诗文集》、《曾国藩全集》、《林琴南文集》等寥寥几部，桐城派大师姚鼐的文集至今尚无整理本问世。普及性的桐城代表作家的文章选本，也只有王镇远主编的《桐城三家散文赏析集》、漆绪邦、王凯符选注的《桐城派文选》、杨荣祥译注的《方苞姚鼐文选译》、吴孟复选注的《刘大櫆散文选》、陈耀东注译的《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选》等数种；完备的桐城派研究专题目录也付之阙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桐城派基本文献的建设已经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的限制性因素，亟待有识之士的努力。
20世纪桐城派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正是21世纪桐城派研究的新起点，随着有志之士学殖的培养、方法的拓宽和不懈的努力，我们对新世纪桐城派研究的新发展抱乐观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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