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献综述_贸易自由化论文

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献综述_贸易自由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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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9—070522—0381

开放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多影响,其中,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开放既给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带来就业创造的机遇,也带来了一定的就业冲击。从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实践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呈现了工资差距拉大的迹象,这是与经典的国际经济学理论相违背的。

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近年来,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不断出现,但观点分歧较多,实证结论也有不同。因此,梳理和总结这些文献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收入差距拉大迹象明显,而工资差距是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因此,吸收和学习上述研究成果,对我国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变化与传统理论分析的背离

1.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及其扩展

“赫克歇尔—俄林原理”(H-O原理)通过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的分析,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一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特点。该理论还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反作用,说明国际贸易不仅使国际间商品价格趋于均等化,还会使各国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即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1957年罗伯特·蒙代尔在《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一文中,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②。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2.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变化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背离

大量文献研究认为,与全球化同步的工资差距拉大现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同样经历了工资差距拉大的过程,而这一现象是与H-O理论相违背的③。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劳动都是同质的,新要素贸易理论则认为各国劳动不是同质的。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可以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从要素禀赋看,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丰裕,而低技能劳动力稀缺。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高技能劳动力稀缺,低技能劳动力丰裕。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逻辑,开放条件下,一国丰裕要素需求将增加,稀缺要素需求将减少。因此,按照这个定理,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将拉大,自由贸易和外资流入都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丰裕要素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对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将下降。所以,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力报酬将减少,低技能劳动力报酬将增加,因此工资差距将缩小。但人们却发现,基于理论所推断的结论与现实并不相符。比如,从中国的实际看,FDI集中区域的低技能劳动力在引入外资二十多年过程中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实际工资收入为负增长④,而FDI集中区域的高技能劳动力则表现出工资收入猛增的显性特征。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拉大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工资差距拉大并非偶然现象,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后都有工资差距拉大的现象。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

1.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

(1)贸易扩大工资差距的典型事实

Robbins(1996)在分析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乌拉圭和中国台湾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工资关系后,发现智利、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乌拉圭、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这6个国家,在贸易开放后,其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不但没有像HOS模型所预言的那样上升,反而有较大下降。如哥伦比亚,从1975年到1985年间,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下降了近2/3。Beyer,Rojas and Vergara(1999)以时间序列法对智利的研究发现,从长期看,贸易与工资差距呈正相关关系。Robbins and Gindling(1999)和Galiani,Sebastian;Sanguinetti,Pablo(2003)又分别研究了哥斯达黎加、阿根廷两国工资差距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研究也表明经济开放与工资差距呈正相关关系。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Nina Pavcnik(2004)研究了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不平等与贫穷的关系,证明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和中期对低技能劳动力有负面效应。Goldberg and pavicnik(2007)发现,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中国香港、印度和墨西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差距上升和他们的单边贸易自由化在时间上(1980~2000)是一致的。

(2)贸易扩大工资差距的原因

Robbins(1994)认为,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与进口的资本品是互补的。Robbins(1995)发现,工资差距拉大归因于出口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变化,同时,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同进口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增加呈正相关关系。

Harrison and Hanson(1999)对墨西哥工资差距拉大现象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在贸易改革之前,墨西哥的关税保护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保护的部门存在寻租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从政府的保护政策中额外多获得收入。在取消关税保护后,这些部门利润相对减少,工人工资结构中这种收入趋于消失。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雷文加在向世界银行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墨西哥的贸易改革中,关税削减20%就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5%~6%。Arbache and Menezes-Filho(2000)也发现,巴西产业间工资差距和关税削减是相关的。他们同时还发现,市场垄断租金的一部分以高工资报酬的形式分给了劳动力市场。

Bin Xu(2003)也认为,是贸易壁垒的降低而不是资本流动和技术变化引起南方国家工资差距的扩大。同传统重点讨论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关联的贸易模型不同,Bin Xu强调要素价格与产品比例之间的关系。他在Dornbuschetal(1977)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两个国家一两种要素一四种产品的H-O模型,通过分析贸易品与非贸易品边界的变化来探寻贸易对工资的影响。该模型关键是非贸易品的存在,由关税内生水平决定。在关税降低情形下,南方国家一些非贸易品转变成贸易品,这会导致南方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增加。Beaulieu,Eugene;Benarroch,Michael;Gaisford,James(2004)提供了一个修正的HOS模型。他们的研究认为,高技术部门贸易壁垒的减少,会导致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殷德生、唐海燕(2006)的研究表明,贸易开放使南方所实现的技能型技术进步体现于中间产品的种类数增加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技能密集型部门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中间产品的相对种类数的提高,从而拉大了该国的工资不平衡程度。

(3)贸易与工资差距无关论

Green,Francis;Dickerson,Andy;Saba Arbache,Jorge(2001)研究了巴西在贸易自由化对本国平均真实工资和就业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巴西的工资差距与贸易自由化等因素无关。Green,Felsted and Gallie(2001)认为,尽管贸易自由化后巴西的大学毕业生收入提高,但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大学学历劳动力比重较小,同时文盲的工资也在上升,因而工资差距没有变化。Carneiro,Francisco Galrao;Arbache,Jorge Saba(2003)也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巴西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运用CGE模型计算得出结论,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力很小。

2.外资流入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

(1)外资流入下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典型事实

Aitken,Harrison and Lipsey(1996)以墨西哥为案例的研究发现,外国投资对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有不同的影响。对前者的影响系数是0.22,对后者的影响系数是0.29,也就是说,外资对高技能劳动力影响更大。Lipsey and sjoholm(2001)对1996年印度尼西亚的14000个制造业企业调研,分析外资企业和当地企业的工资差异,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蓝领工人的支付比当地企业高了12%,对白领工人的支付高了22%,因此外资企业的进入拉大了不同技能程度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Velde,Morrissey(2001)运用了Bigsten etal.(2000)的基本分析框架,使用20世纪90年代非洲5个国家制造业的个人工资数据,分析了外资企业对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一些国家,外资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比低技能劳动力获益更多。

李雪辉、许罗丹(2002)利用Feenstra and Hanson外购理论,对深圳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与工资水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FDI的增加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而由于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因此,工资差距拉大。

(2)外资影响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外资对东道国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东道国工资差距的拉大。Feenstra,R.C(1997)认为,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增加主要是由于外资的流入。在墨西哥的外资企业,尤其是美资企业的出口加工生产导致了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Hanson and Harrison(1999)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发现,墨西哥的外资企业和出口部门企业给高技能劳动力更高的工资。张帆、郑京平(1999)研究认为,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倾向于投资劳动生产率较高、利润率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生产集中度较高和人均工资水平较高的行业,因此可以认为,跨国公司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Tan(2000)用马来西亚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和1977~1995年期间的较高技术的专业人员、经理和技术性工人(PTM)的就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了用TFP衡量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或使用信息技术(IT)衡量的技能偏向的技术变化会增加PTM工人的工资的理论假设。Tan也发现,外商独资企业最喜欢使用信息技术,其次是合资企业,最后是当地企业,因此外资企业带来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地位改善。Xiaodong Wu(2001)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中激起了对技术的偏好,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在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分配的影响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进垂直生产差别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技能的回报,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外资引起的技术转移是技能偏向的还是劳动力偏向的,而不是部门偏向的。分析显示,当外资伴随着劳动力偏向的技术时将降低工资差距,而当外资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时则将增加工资差距。

另一些学者认为,外资企业之所以给高技能劳动力以更高的工资,主要是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原因。Matsuoka(2001)对泰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结果认为,相对于生产性工人,外资企业对非生产性工人支付了较高的工资。他的文章基于1996年5122家制造业工厂和1998年2407家制造业工厂的数据:在1996年,外资企业对非生产性工人支付了高出当地企业20%的工资,对生产性工人只有8%,而1998年分别是28%和12%。通过纵向比较,发现两种类型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在外资企业和当地企业没有太大的差别。Matsuoka认为,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尽管外资企业并没有带来技能偏向的技术变化,但它却垄断了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愿意给他们支付较高的工资。

Velde,Morrissey(2001)认为,非洲一些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拉大,一方面是因为外资企业使用的技术是偏向技能密集型;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外资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在租金共享上更有效率。Zhao,Yaohui(2001)以中国1996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数据为例,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高劳动力流动成本的经济中,即使FDI没有带来技术型产业,也会加大东道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这对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正。Zhao,Yaohui认为,中国的城市存在着这样的劳动力分布格局:高技能工人大多在国有企业,而这造成了大量的低技能工人堆积于非国有企业中。于是,当外资企业进入时,他们可以以低价雇佣到低技能工人,却必须提供相对于国有企业更高的补偿价格才能雇佣到高技术工人。由于劳动力流动的高成本,这更加大了高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赵莹(2003)也认同上述观点。

东道国自身教育状况对于FDI导致其工资差距的扩大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许多学者都认为,在进行收入差距的研究时应该考虑教育的因素。Feliciano(1993)发现,墨西哥对于教育的回报已经导致了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加,1986~1990年间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了16%。Robbins(1994)发现,1980~1990年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相对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增长了56.4%,从而增加了工资差距。Velde & Morrissey(2002)利用1985~1998年的工资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FDI对工资差异效应的分析,结论是,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的FDI并没有降低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差距,而通过控制国内相关的影响因素,如工资制度、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等,泰国的FDI流入则扩大了工资差距。从总体来说,大部分FDI都被吸收在了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FDI集中在了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金融财务部门,韩国的FDI被均分在了制造业和金融财务部门,泰国和菲律宾的制造业吸收了大部分FDI,尤其是泰国,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相对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如化学、机械和电子设备等部门。而泰国的教育体制没有为FDI的工资效应提供足够的高技能劳动力,缺乏高技能劳动力供给提高了他们的相对工资。

与Feenstra and Hanson观点相反,Das,Satya P.(2002)通过FDI进入技术密集型部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研究,认为FDI的进入将引起相对工资的减少。他认为,短期看来,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转移能鼓励国内企业增大对国内技术工人的雇佣,从而引起相对工资的增加;从长期看来,由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相对工资将会减少。

3.外包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

近年来,外包成为国际经济中一个显著的新现象。关于外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外包活动给外包国(发达国家)本国的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影响(Arndt,1997;Feenstra和Hanson,1999;和Kohler,2001)。而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Feenstra和Hanson,1997)。

由Feenstra和Hanson(1999)发展的单一部门分工模型,强调了国际外包中要素偏好的重要性。将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给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国家,结果将导致开展外包的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降低,外包承接国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将上升。其假设为外包到国外的生产环节也密集使用低技能劳动力。不过,Feenstra和Hanson(1997)也指出,假如外包的生产过程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则发展中国家的外包承接国的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会上升。

由Arndt(1997)、Deardorf(2001)和Kohler(2002)发展的分工模型则强调了部门偏好相对于要素偏好的重要性。如果要素密集程度与上述一致,相应地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却相反。根据一般均衡机制,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外包将导致外包国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上升,而承接国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则下降。

Antras、Garicano和Rossi-Hansberg(2005)认为,信息成本在外包的收入分配效应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南方国家的通讯技术积累普遍较低,因此“全球化一直以来扩大了南方国家工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Egger Peter和Stehrer Robert(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承接外包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起积极作用,这是因为,无论是中间品出口还是中间品进口,均对中东欧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

4.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

Acemoglu(1998,2002)认为,在一个封闭的模型中,要素比例的变化影响了技术的开发市场,影响了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方向,最后作用于要素本身,形成持久性的工资差距。当经济开放时,要素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技术的变化,因此不同于传统的影响机制。开放是通过改变技术创新的方向而不是改变商品价格而使要素价格(工资)发生变化。在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会偏向于采取偏高技能劳动力的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会提高。

Leamer(1998)认为,只要技术进步更多地发生在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工资差距就会拉大,因此,技术进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哪个部门使用这种技术。Krugman(2000)用一个模型证明的结论却是:工资差距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而不取决于部门偏向。Xu(2001)调和了他们的争论,他通过H-O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和部门偏向。Xu假定存在两种最终品(两个部门),因此不仅存在着要素的技术偏向,还存在着部门偏向的技术进步,这可以用来解释技术的内生变化是怎样改变贸易模式的。一个小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工资差距可能更多地受到部门偏向的影响。

Feenstra,R.C(1997)认为,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也是源于技术升级的影响,而且这种技术升级是发生在产业内部的。Menezes-Filho and Rodrigues(2001)对巴西制造业在开放之后的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Esquivel,Gerardo;Rodríguez-López,José Antonio(2003)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墨西哥工资差距增大,其中最主要的两大原因是墨西哥技术产业的升级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作者通过Leamer的模型研究表明,技术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对墨西哥工业产业中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贸易自由化缩小了工资差距,技术升级的进程对低技能工人的冲击抵消了这种正面影响;第二阶段,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很小,这意味着工资的不平等也主要来自技术的升级改造。

Susan Chun Zhu,Daniel Trefler(2005)则认为南方国家技术赶超战略导致收入分化。他们使用Freeman and Oostendrop(2001)就业数据库,发现在20个发展中国家中,有一半以上国家经历着工资增长的不平等。南方国家的技术赶超使得其出口更趋向于技术密集型,这种转变加剧了工资不平等:技术赶超的速度越快,收入分化就越大。

三、结论与启示

对外开放,究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力量,还是扩大收入差距的力量,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话题。本文以开放前后的工资差距为考察对象,梳理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与对外开放关系的相关研究。从研究趋势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正在从国家和产业为单位转向以企业、产品为单位,研究日益细化。尽管实证研究有不同的结论和不同的解释,但多数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拉大是与对外开放有关系的。从收入分配角度而言,工资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因此,这些研究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要注意规避工资差距拉大的风险,这可能会恶化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工资差距拉大的事实也可能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新的经济发展契机:工资差距与产业升级和技能升级。开放如果能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提高其相对工资,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弱化,使得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以从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向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结构转变。

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为了减小工资差距扩大,必须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或技能水平,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这样可以增强开放引致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有利于模仿和自主创新。

注释:

① 1997~2000年中国工资不平等增长率为11%(Xu和Li,2003),构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 佟家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其阶段划分”,《世界经济文汇》,2000年第6期。

③ 尽管Wood(1994 and 1999)发现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贸易自由化后工资差距是缩小的。

④ 近两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所谓“民工荒”现象,名义工资增加明显。但我们认为,除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拐点原因外,劳动力生活成本提高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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