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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1995年12月14日，代顿波黑全面和平协议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持续了近4年之久的波黑战争宣告结束。 这场二战后欧洲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波黑战争的历史教训，对于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顺利进入21世纪，应是有益无害的。
一、要正确对待民族问题。
波黑战争的发生与前南领导人民族政策失误，错误对待民族历史问题、民族主义思潮有极大关系。
错误对待民族历史问题，是前南民族政策一大失误。波黑境内主要是穆、塞、克三族混居，而这三族由于历史原因，矛盾复杂，民族问题很突出。波黑在历史上先后隶属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境内本来只有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人。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占领波黑后推行伊斯兰化，强迫许多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改信伊斯兰教，波黑塞族中出现了穆斯林。而塞、克两族直到一战后才首次走到一起，联合成立了包括波黑的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国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任国王。亚历山大对克族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百般歧视和压迫，造成克族对塞族的仇视。不久，克族人帕韦利奇和克瓦特尔尼克策划暗杀了亚历山大。这两人在二战中投靠德、意法西斯，成为法西斯扶植的包括波黑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政权的头面人物，乘机报复塞族人，推行“大克罗地亚主义”，对塞族实行种族灭绝。两族从此结下血海深仇。这些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得好是不会出问题的。但南联邦成立后，南共领导人铁托（克罗地亚族）和卡德尔（斯洛文尼亚族）为了遏制历史上出现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复活（却未提“大克罗地亚主义”），防止塞族人坐大，于1970年人为地把波黑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塞族人划为“穆斯林族”，有意剥夺塞族的波黑主体民族地位，让穆族成为主体民族。而且穆族只包括波黑境内的穆斯林，其它共和国的穆斯林都非穆族，这在世界民族史上绝无仅有。到1971年穆族成为波黑第一大民族，塞族屈居第二。同时，克罗地亚等民族都拥有了民族自决权并形成了自己统一的民族国家，唯独塞族自决权被否定，要求生活在一个国家的愿望始终未实现。这些极大地伤害了塞族人的民族感情。所以波黑战争中塞族旧话重提，要求建立塞族人统一的国家。
前南民族政策另一大失误表现在片面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个性，忽视了民族团结，严重削弱和伤害了塞族人的尊严。从1968年起，前南领导人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人员配置上，强调大小民族“一律机会均等”和“轮流坐庄”原则，少数民族很占便宜，于是人们争当少数民族。前南领导人追求民族平等的本意不错，但其实行结果实际上压制和削弱了占全国人口40%和占幅员35%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波黑塞族。这种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轮流坐庄原则，过分强调民族个性，忽视了团结，助长了民族主义，对人数最多的塞族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波黑境内，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颇有“二等公民”之感，而改为穆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塞族人，在感情和心理上也不平衡。
战争教育我们：要依据国情贯彻民族平等政策，不能欺压小民族，但也不能削弱、压制大民族。要加强和珍惜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此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规模的利已主义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4页），因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它民族的时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09页）
二、社会主义国家搞政治多元化必然走向混乱。
60年代前南有一次题为“有没有南斯拉夫人”的全民讨论，其基调是没有，因为南斯拉夫人只是对外国而言才存在，在国内则每个人都具体地属于每个民族。以此论为指导，前南政治多元化、民族化趋势加强：联邦凡可下放的权力均下放到各民族共和国。甚至联邦的决策大权也分散给国内8家共和国和自治省，每个民族都对联邦有否决权， 联邦实际被架空。与此相应，南共联盟也联邦化了，成了8 个民族共产党的联合体，中央委员会由8家自行选举。这样一来， 根本无法实行民主集中制，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铁托去世（1980年）后，前南政治危机接踵而来。联邦的民族化趋势加强，逐渐放弃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各地方共盟领导人受民族主义影响，把本民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苏东剧变影响下， 1989 年10月南共联盟第28次全会通过“政治改革问题”决议，放弃一党化领导，提倡多党制，彻底走向政治多元化。1990年1月南共联盟召开14大， 由于意见不统一，大会被迫中途无限期休会，有70年历史的原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同时，全国各地涌出约300个政党， 大多数局限于各共和国内，具有民族主义色彩。1990年各共和国相继举行首次多党制大选。各政党都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拉选票，民族分离主义大为泛滥。选举结果形成三分天下局势：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反对党击败共盟组织，组成非共产党政权，实行资本主义；塞尔维亚与黑山的原共盟组织获胜，继续掌权，仍坚持社会主义；波黑和马其顿由民族主义政党组阁（波黑是穆斯林党获胜，该党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当选总统），但共盟组织在议会仍有相当力量。南联邦已是风雨飘摇。不久，经济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认为南联邦拖了他们的后腿，终于在1991年6 月宣布独立。不久波黑也宣布独立，其特有的民族矛盾使之难逃内战浩劫。南联邦走向解体和动乱。
社会主义国家为完善自己需要进行改革，因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但改革应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国情， 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背叛社会主义，搞政治多元化是没有出路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总的目的是要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1页）
三、国际社会介入地区冲突要利于解决争端，而不能是少数大国借机各自谋取私利。
波黑战争自始至终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的介入密不可分。但西方大国更多地是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如何尽早解决争端。
战争的爆发，与欧共体、美国承认波黑独立密不可分。斯、克两国独立后，波黑三族在波黑前途问题上意见相左。穆克两族倾向于独立，并于1992年3月3日不顾塞族反对宣布脱离前南而独立。而塞族反对波黑脱离南联邦，三方矛盾激化。在欧共体调解下，三方代表开始就国家政治前途进行谈判，达成了一些协议。正当三方谈判有了些眉目之际， 4月6日、7日欧共体、美国突然相继承认波黑独立，打乱了谈判进程，引起塞族强烈不满。塞族马上宣布波黑境内5 个塞族自治区联合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独立于波黑，但仍留在南联邦内，武装冲突由此而起，4月7日战争爆发。意大利社民党领袖普雷蒂4月12日说， 欧共体要对波黑内战承担严重的道义和政治责任。同一天的《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认为，美国过早承认波黑独立是个错误。
波黑战争持续近4年，其间多次达成停火协议，但往往墨迹未干， 战火又起。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大国直接介入，对交战各方采用双重标准，偏袒穆克两族，只制裁塞族。苏东剧变后，美欧国家视以塞族为主体的社会党（原共产党）掌权的南联盟（1992年4月17 日由塞尔维亚共和国与黑山共和国联合建立）为欧洲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堡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战争爆发后，西方立即把以塞尔维亚共和国为主体的南联盟作为打击对象，谴责其是挑起冲突的罪魁祸首，把予头始终对着塞族。为了讨好穆斯林以维护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西方偏袒穆族和与自己同信天主教、亲西方的克族。1994年3月，戈拉日代的穆族军队发动对戈 市周围塞族武装的春季攻势，对此北约无动于衷，而当塞族予以反击时，却招致北约的空中打击。同时，西欧国家尤其是德意两国通过克罗地亚共和国不断向克族提供武器和财源，美国坚持要解除对穆族的武器禁运。穆克两族自恃有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后台”支持、乘塞族遭受巨大国际压力之机，不断破坏停火协议。而塞族对西方“拉偏架”不服，在民族主义分子煽动下，决心战斗到底，导致战争扩大、旷日持久。
标志战争结束的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及内容具有明显的外部强加色彩。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美欧国家害怕危害各自利益。美国克林顿政府出于保持其欧洲盟主地位的考虑以及内政特别是竞选连任下届总统的需要，从1995年8月开始，加大了干预力度：外交上提出新建议， 派特使赴波黑协调各方立场，军事上促使北约对波黑塞族实施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于是波黑和平进程从9月重新启动，并于11月21 日达成草签了和平协议。12月14日，该协议在巴黎正式签署，战争宣告结束。
从协议内容看，其强制和平色彩很浓。根据协议，波黑将成为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分治的统一主权国家。这种“一个国家、两个实体、三方军队”的政体形态世所罕见，很难顺利运作。而且穆克联邦是美国为削弱塞族，在波黑冲突各方间建立力量平衡而撮合成的，是美国为夺得波黑问题主导权采取的手段，并无坚实的基础：穆族想建立一个以其为主导的统一国家，而克族则把与克罗地亚的关系作为自己生存的支柱。从长远看，由于目标不同，彼此缺乏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穆克联邦一旦发生动摇，将严重威胁波黑统一国家的存在。总之，西方在为波黑设计国家结构时主要考虑了各方的实力对比和接受程度，其构想是先停战、实现和平再说，至于未来波黑政权如何运作另当别论。此外，和平协议避重就轻、把一些重要的、棘手的问题诸如萨拉热窝问题、难民等问题搁置了下来，留下了隐患。所以说和平协议只是搭了一个和平的大框架，波黑实现全面持久和平道路仍然迷茫。
波黑战争告诉我们：国际社会介入地区争端要公正，要利于尽快解决争端。借解决争端之机为自己谋利益，只会使争端扩大，危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制约各大国、充分发挥国际安全机制的作用，应是我们以后考虑的重要问题。
四、和平谈判是解决一切冲突的唯一正确选择。
和平与发展已成时代主题，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已成世界潮流，也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是解决不了任何争端的。具体讲，一方面内部争端应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外部调解也要用和平手段，促成谈判解决问题。波黑三方分歧主要集中在国体和领土两大问题上。战争爆发前三方的政治谈判及其成果表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执行“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07页）。三方谁也达不到目的。战争爆发后，由于联合国、北约多次对波黑实施武力干预和威胁，甚至转向“以扩大战争来制止战争”的险途，不仅没什么效用，相反使塞族更加同仇敌忾。1993年春，西方以强大军事压力逼迫塞族在欧文——万斯方案上签字，结果塞族议会表决时、多数反对，全民公决中96%的塞族居民反对该方案。
和平协议规定北约多国部队进驻波黑维和。联合国安理会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多国部队“使用所有必要手段”来贯彻和平协议条款。包括2万名美军的多国部队不同于联合国维和部队， 而是全副武装的作战部队。中国一贯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中国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安理会授权无限制地使用武力，要求多国部队中立、公平行事，并及时向安理会汇报，这是多国部队成功的前提，迷信武力和强权政治只能使波黑和平进程陷入新的困境。
波黑战争结束了，谁是胜利者呢？正如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所说，这场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只有和平才是胜利。和平，是饱经苦难的波黑人民的心声。战争带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灾难和痛苦。近4年战争，使波黑20万人死亡，200万人沦为难民，35%道路被毁，40%桥梁被炸，2/3住房不能居住，工业产值比1990年下降95%， 人均收入下降80%。据欧盟估计，波黑重建需50—60亿美元。
波黑战争证明：战争这种手段不可能解决民族、领土、宗教争端，只能使之激化，加深民族积怨。只有和平谈判、相互妥协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正确途径。和平协议已经签订，与波黑有关大国应更多地考虑波黑人民的和平愿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公正地实施和平协议，以实现波黑全面持久的和平，顺利进入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