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预流”说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寅恪论文,预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不但是清华学派的领军人物，更是现代中国史学的巨擘。在19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潮中，陈寅恪成为新的学术偶像，陈氏的一些代表性言论也由此在学术界广为传诵。如论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文化问题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几乎成为时下学人的口头禅和流行语。近来，在学术史方面，陈寅恪的“预流”说，又被视为权威论断，当作评估学术进退的重要尺度。不过，学界在传播引用“预流”说之际，对其立说的背景、内涵及得失尚缺少详密的考究，也就是说，在还没有相对全面认识的情况下，人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将之奉为金科玉律了。这不免潜伏下盲信滥用的风险，对今日的学术建设也可能造成误导。本文试图稍稍弥补这一缺憾，在20世纪学术史的脉络中对陈寅恪的“预流”说作一初步的辨析和检讨。
西方汉学与“预流”说的形成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① 此即陈氏关于“预流”说的表述。这段话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世界学术潮流的认识，即“预流”说的标尺；二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为“预流”之学。第一层次为“预流”说的基本前提，第二层次是由此得出的一个具体判断。可见，其关键在于前者，新材料与新问题是新潮流的核心要件。
陈寅恪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预流”说正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陈氏所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云者，实际上源自他对西方汉学的观感。“预流”说以默认西方汉学的先进性为前提。
陈寅恪“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和清代考据学相比，这个传统的特色在于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东方的古文字，同时也重视亚洲各地域语言文化的比较”。② 陈氏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1923年他已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③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氏擅用的长技。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寅恪已大量购置“西人所著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④ 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⑤ 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⑥ 陈氏强调：“今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⑦
陈寅恪还与西方汉学家多有交流。他与以敦煌文书起家的国际汉学家伯希和建立了学术联系。陈寅恪初谒伯希和应在1913年或1914年，也可能为1920年代留学德国之时。⑧ 1932年和1935年伯希和两度来华，陈寅恪都与之晤谈。⑨ 伯希和于1938年推荐陈寅恪就聘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职，并说：“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⑩ 可惜后来一再延迟而未果。这种学术交流更加重了陈氏之学的汉学色彩。可以说，这一时期陈寅恪的读书治学，基本上是步西方汉学之后尘。
陈氏的立场态度与当时国内视西方汉学为楷模的风气相一致。学界先后不约而同地推崇和鼓吹西方汉学。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由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更与国外汉学密切相关。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明确指出：“近数十年来，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贡献甚大。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其所谓‘支那学’的成绩，最近二三十年，尤多可观。老实说，近年来提倡国故整理，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11) 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史之学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学者普遍以师法西方汉学作为建设发达中国学术之津梁。不难发现，这里隐含一个预设，即西方汉学代表世界学术的先进潮流，而陈寅恪的“预流”说将这一共识明晰地表达出来了。在这种氛围中，陈寅恪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国际学术的新潮流，实不足为怪。
诞生于20世纪初的敦煌学或敦煌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根源在于敦煌宝藏发现后，其文献和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大批收集品集中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西方学者得以先行研究发表。敦煌学肇始于域外，在其草创发轫阶段，以西方国家为大本营，以西方汉学家为先锋和主力。其中，法国汉学家起步最早，且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1909年，因为伯希和在敦煌所获宝藏，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敦煌学初兴之际，国外汉学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成果之丰，足令国内学者汗颜。难怪陈寅恪说：“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12) 1930年代以前，敦煌学的中心在欧洲、日本。
中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尾随于捷足先登的西方汉学家之后艰难起步。1909年，法人伯希和携带一些此前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到北京，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会。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不久，罗振玉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随后王仁俊、蒋斧刊印《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敦煌文书，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序幕由此揭开。此时国内的敦煌学对西方有较强的依赖性，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伯希和和斯坦因劫走的敦煌卷子。
所以说，早期敦煌学基本上是西方汉学的一个分支。陈寅恪认同西方汉学为新潮流，无疑也就认同敦煌学为新潮流。敦煌学成为中国学者“预流”世界学术的重要入口之一。
被视为世界学术潮流的敦煌学还是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激烈争夺的一个阵地，前者投身其中带有在学术上为本国“争气”的色彩。陈垣以“敦煌劫余录”为书名，痛切之心溢于言表。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而“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又感叹道：“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他举例说明国内敦煌文献的价值后说：“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13) 中国学者致力于敦煌学与西方汉学家竞逐，意在“动国际而垂久远”。
陈寅恪之所以将敦煌学作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不仅由于敦煌学晚出，更因为它与陈氏对时代潮流的判定标准相吻合。敦煌学确系新材料与新问题相配合的学问。一方面，敦煌所获文献是新材料。敦煌学是由于敦煌文献被劫掠到海外而催生，与新史料的占有和开发直接相关。晚清兴起的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也可称为新问题。这与西方汉学的兴趣有关，如傅斯年所说，“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14) 敦煌学以新发现的敦煌文书研治历史上的中西交通问题，正符合新潮流的标准。由是观之，敦煌学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当之而无愧。既然如此，本土学人若能在敦煌学研究方面迎立潮头，赶超欧美日本，则可在局部实现与世界学术的合流。
总之，“预流”说的形成和提出，是以西方汉学为参照和标准的。这样，“预流”说的确当与否，主要取决于西方汉学是否能够代表国际新潮。如果西方汉学并非时代潮流，则对“预流”说须做重新认识。
“预流”说的内涵及偏失
“预流”说论学术之发展进化，凸显新材料与新问题的重要，认为以新材料研求新问题，方为学术之新潮流。陈氏此论，概括总结学术进化的轨则，对学术研究具有不小的指示意义。但此论以材料为本位，以新材料为首务，有所见亦有所蔽，其中涉及的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有进一步梳理辨析的必要。
先说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的作用及关系。陈寅恪的“预流”说首重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陈寅恪在1929年撰写、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感叹道：“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流于域外的新资料、新发现的奇书珍本，非需高价沽之异国，即被收于私家秘不示人，不能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15) 这真切反映了当时学术界重视新材料的倾向。清季民初的史料大发现为史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机缘。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提出“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并列举5项内容：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16) 这些新史料为史学发展取得令人艳羡的创获奠定了坚实基础。姚名达评价王国维时曾谓：“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所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17) 此言实际上也道出了王国维等学者能够脱颖而出引领风骚的奥秘。正如牟润孙所指出的，考据派“学问之凭借，唯新发现之材料”，“有材料则有发现，有发现则有文章，名成学立，唯材料之是求”。(18) 于是，运用新材料成为治学的终南捷径。学者纷纷对新材料趋之若鹜，新史学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新材料的发掘和应用。
然而，唯新材料是尚必然造成对旧材料的疏离和冷落。正史是旧史料的代表，民国学界曾一度出现“不看二十四史”的倾向。在正统“史书”以外找史料的思路被各类学人不断扩大，如陈垣用“教外”材料治宗教史，顾颉刚用民俗材料，陈寅恪等用“殊族”材料和诗文，而李济运用不限于文字的考古材料等。(19) 许多学者不幸走入偏锋，形成“重发现轻发明”的流弊。(20) 有论者甚而认为：“近代中国的史学界竟形成一种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21) 其实，新旧材料不能截然二分。新材料的价值往往需要旧材料的配合才能充分显现。王国维已认识到，“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22) 即使强调发掘新材料的傅斯年也没有忽视旧材料的基础作用，他说：“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23) 顾颉刚也认为：在“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时。“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有同等的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24) 严耕望也注意到“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材料”，他说：“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他主张“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25) 新旧材料相互贯通才能推动史学的持续发展。
再说史学发展中问题与史料的作用及关系。“预流”说以史料为本位，同时也顾及问题，但结合敦煌学研究来看，无疑还是材料居先，以材料发现为史学生长的原动力。同时，这种材料本位意识也渗入了时人和后人的理解甚至误解，被进一步放大和强化。本来，问题与材料是学术进步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问题缺席或材料不足的学术都不是健康的学术。问题与材料存在一种连动关系，新问题可以产出新材料，新材料能够生成新问题。二者并不容易分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重视材料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到问题在学术发展中的催化剂作用。众所周知，新材料的发现可遇而不可求，并不是我们想发现什么就能发现什么，想发现多少就能发现多少。那么，在缺乏新材料大量发现的时代（这可能是学术发展的常态），学术如何长进呢？这就有赖于新问题的提出。
新问题、新理论对史学的推动和拓展作用非同一般。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例。论战不依赖稀奇罕见的新材料，而主要得力于新问题的导引。论战围绕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三个核心议题而展开：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三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26) 在这些问题的牵引下，论战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动上，重点勘探历史的大关节、大波澜、大转折，像春秋战国时代、魏晋时代、明清时代等变化剧烈的时代，从而扩张了历史研究的规模和境界。也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派生出的新问题，催生和塑造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甚至当问题本身存在问题时，依然能够起到拉动学术增长的作用。最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已被许多学者视为“假问题”，其学术功绩却不可抹煞。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性质可能都是地道的、标准的“假问题”，但它们结出了无数的学术硕果。(27)
同时，新问题的提出扩充了史料的范围，使众多以往人们视而不见的材料被重新认识，成为次生的新材料。譬如，旧史中不乏经济方面的记述，但由于以前人们对经济问题缺乏关注，这些材料也就湮没无闻。正是由于一系列经济史问题的拉动，这些材料才重见天日。聚集在《食货》半月刊周围的一批学者搜集、运用经济史资料开展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由此可见新问题所产生的促进之功。
问题视野的转换还影响着学者处理材料的态度。以记载古代神话传说的材料来说，“疑古”派或“古史辨”派意在探究古人历史观念的演变问题，并不把传说材料当作客观历史的载体来对待。而唯物史观学者的问题与之不同，他们关心史前史或上古史的真面目，注意其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从而努力从传说材料中发掘史实，试图重建古史真相。王宜昌明确指出，文学记载和神话传说也可以成为历史材料，“我们不能利用后来增造的记载传说”，但却“可从科学方法去吸取种种的记载和传说，加以理论的说明，寻出它们在当时的实在形态，和以后的增改形态的不同”。(28) 齐震也提出：“由传说的演变著作家的改写中也正映着一套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反映的种种形态仍旧联系到其基础的结构——经济结构——上去。”(29) 梁园东就主张从伪书中寻找历史材料。(30) 刘兴唐也说：历史家的任务，“是要脱去古史上一切的神秘外衣，他并不是见到伪史料，便一脚踢开”，而是“把历史上早早晚晚的神话传说，都当作可贵的史料看待”。(31)
吕振羽对传说材料的运用更为典型。他认为，“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反映历史上一定时代的实际，是我们敢于确定的”。吕振羽从历来被视为怪诞神异之书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从那些人兽不分的神怪身上，发现了“人类从兽类蜕化出来的形迹”，从西王母、女子国的传说中，推寻出母系氏族社会的状况，化腐朽为神奇。(32) 吕振羽使传说材料与地下遗物相配合，揭示出上古神话背后隐藏着的人间世界。吕振羽的研究“赋予神话传说以新的生命”，“几乎吸尽了神话传说可能释出的一切信息”。(33) “疑古”派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使大量材料几乎变为废物，而以理论见长的唯物史观派对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却点石成金、变废为宝，使这些材料重获新生，进而也开辟了一条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所以，“预流”说虽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
不但“预流”说的一般性论断存在偏颇，其具体结论敦煌学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恐也难以成立。不可否认，敦煌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新学问，蔚为一时之显学，并且在中外学者的联合努力下取得了可观的成就。(34) 然而，确切地说，敦煌学只是欧洲传统汉学领域中一个热门，并且充当了“中国学术国际化第二波”的主力，(35) 若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它并不能代表当时学术的新潮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汉学格局正在悄然转变，传统欧洲汉学的研究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其主流地位逐渐动摇。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一个以葛兰言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与正统的语文考据派分庭抗礼。更值得注意的是，代欧洲汉学而兴的美国中国学正处在上升期。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使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方法，研究内容也从以前的古典文献和古代历史为主，转为以当代中国问题和中国近代史为主。当时的美国中国学“凭借雄厚，朝气弥漫，骎骎乎有凌驾欧人之势”，(36) 不久即后来居上。二战以后，原本执学界牛耳的、重视考古和文献考证的传统汉学最终让位于趋向社会科学路线的美国中国学研究。
陈寅恪对西方学术的认识恰好慢了半拍。陈氏自1919年起购置和阅读剑桥史，(37) 而剑桥史系列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之作，正是新潮流所要挑战的目标。既然传统欧洲汉学已成明日黄花，作为其重要分支的敦煌学也只能是落日余晖，远离“国际前沿”，(38) 与旧潮流同调，而与新趋势无缘。(39) 直到1944年，陈寅恪对敦煌学的认识还基本未变。当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归来后举办展览时，陈寅恪为之著文曰：“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40) 这表明，在对敦煌学地位的认知上，陈寅恪不免落伍了。
陈寅恪对“预流”说的超越
1920年代的陈寅恪大致处在追步西方汉学的阶段，其学术研究基本实践了“预流”说，主要工作是以“殊族之文”治“塞外之史”。他充分发挥熟悉多种语言文字的优势，以语言比较之法考证佛教史及西北边疆史，实际上是利用了别人无法利用的新材料而卓然有所建树的。正如余英时所言，陈寅恪这一阶段的研究“几无一不是根据新发现的断简残篇阐幽发微而成”。然而，世界汉学、东方学领域毕竟以西方学者为主流和正宗，中国学者虽苦心孤诣，力争上游，却终难全面居于领先地位。“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虽有鼓动性和号召力，但要真正实现却非朝夕之功。东方学、汉学是西方学者的阵地，中国学者可能还要长时期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学者。身为中国史学领军人物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甘为人后，做西方汉学之亚流。到1930年代中后期，陈氏之学发生了明显转向，“从东方学的立场回到史学的立场”。(41) 自1940年代开始，陈寅恪已很少涉足西北史地之学，教授重点也发生明显转移，已超越了东方学或汉学阶段。1942年3月，他在一篇序文中提到：“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42) 同年11月他再次表示：“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43) 这样，在追步西方汉学的情境下形成的、以史料为本位的“预流”说，自然也就不能继续范围和左右陈氏之学了。
一些学者习惯于将陈寅恪视为史料派。(44) 陈氏一生治学不改其对材料的重视。他选择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以材料遗存状况为首要考虑。在东方学阶段，他致力于宗教史，即缘于此方面各种文本的典籍史料异常丰富而利用不足。1930年代后陈氏转向中古史，也是从材料角度出发：“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45) 1940年代他仍坚持治史以中古史为先：“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遂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所措手足。”(46) 可见史料的确在陈氏之学中居于基础地位。
不过，陈氏史学本来具有重史料和重史识两面。他并非只见史料而目空其余。1927年，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时，他以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47) 此论重点虽在各种史料的对勘互证，但也给予“外来之观念”以地位，并非单一的唯史料论。这显示出他对学术的认识已经比较全面而完整。陈氏还认为材料与解释缺一不可。他曾说：“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48)
陈寅恪对中国传统的汉学、宋学的态度也透露出他并非止步于史料工作。在推崇求实考据的汉学精神的同时，他更服膺注重义理的“宋学”精神。陈氏对宋儒的史学评价颇高。他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并认为清代史学的不足之处是以经学的方法治史，“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所以“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49) 陈寅恪不仅上承乾嘉汉学，注重史料的完备和考据的严密，还主张通过对历史现象的考据而“推测其渊源之所从出及其成立之所以然”。(50) 熔铸汉宋才是陈寅恪追求的理想境界。
陈氏本人的学术研究也的确兼具史料与史识。正如胡适所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51) 其隋唐史研究对种族、门第、文化问题的洞见久为学界所激赏和叹服。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利用常见史料洞幽发微，而不是依靠新材料出奇制胜。在陈寅恪那里，考证与诠释的地位是平等的。德国学者施耐德曾对陈氏的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解释性术语与经验性术语的比例为213：273，考证、经验领域的术语的比重只是略占上风，二者大体平衡。(52)
陈寅恪弟子翁同文认为：“寅恪师史学之所以精深，在对隐曲性史料的发掘与阐发，开拓史学园地。盖史料向来有直笔、曲笔、隐笔之别，一般史家率多直笔史料的述证，限于搜集、排比、综合，虽能以量多见长，以著作等身自负，但因昧于史料的隐曲面，其实只见其表，未见其里。有时难免隔靴搔痒之讥。惟寅恪师于人所常见之史料中，发觉其隐曲面……遂使人对常见的史料，发生化臭腐为神奇之感，不仅提供新史料，亦且指点新方法，实为难能罕有之事。”(53) 后来严耕望也指出，陈寅恪治史的特色是“辩证”，“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示所理解的新结论”。(54) 妙用常见史料，凭借历史见识而推陈出新，正是陈氏高人一筹之处。
显而易见，“预流”说只不过反映陈寅恪重史料的一面而已，陈氏本人也没有以“预流”说自限。随着陈氏之学的日益成熟，原来居于史料之次的“问题”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陈寅恪对如何运用新旧材料关系的阐述也颇为到位，非喜新厌旧者可比。1935年他讲授“晋至唐史”时，一开始就针对时弊有感而发：“历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55) 1942年陈寅恪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时重申此义：“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56) 在他看来，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是利用“少数脱离之片断”的前提和基础，新旧材料必须互补才能真正发挥效力。这比“预流”说只重新材料更上层楼。
陈氏的这一认识在其隋唐史两书中有鲜明的体现。据统计，两书引用的资料主要是传统正史，占引文的73％。(57) 这表明，他撰述两书的主要凭借是常见材料、旧材料，独门、罕见的新材料不是决定作品质量和水准的主要因素。
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以史料为中心的“预流”说对学术界的影响，并有所反思和校正。1936年，贺昌群在《历史学的新途径》一文中说：“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58) 贺昌群意识到“预流”说的偏颇，提出学术思考上的入流，从而扩充了“预流”说的内涵。
1947年钱穆对陈寅恪的“预流”说也有微词。他观察到，“材料之重视”是当时的风尚，——“必有新材料而后有新学问”，“徒求材料之新，以为学术唯一资地”。但他认为新材料当与时代相关，“夫为学人之新材料者，莫过于其当身之时代。时代变，斯需要变；需要变，而学人之心思目光，宜亦随而无不变。故能深入时代之渊海，则其周身所遭遇之材料，无一非新。否则昧乎时代之变，而徒求材料之新，岂不亦浅之乎其所谓新哉！”相比之下，他更注重“能从旧材料发新光辉”。(59) 钱穆晚年又指出，崇拜新材料的流弊是“一意于材料中找罅缝，寻破绽，觅间隙，一若凡书尽不足信，苟遇可信，即是不值学问处，即是无可再下工夫处”。他明确反对“专觅人间未见书，此所谓未发现之新材料；因谓必有该材料，始有新学问”。(60) 钱穆的这一指责的确击中了“预流”说的要害。
不过，陈寅恪“在史中求史识”的主张和做法，表明他本人已经自动完成了这种更新和升级，已经跳脱原有“预流”说的牵绊。陈寅恪能够敏锐捕捉到学术潮流的动向所在，开风气之先，而最终又能够不为时流所裹挟和吞没，及时抽身而出另辟蹊径，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或许就是一代宗师的超凡之处吧。
既然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已不拘泥于其“预流”说，今日学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对其过分执着。当然，我们丝毫不否认“预流”说包含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启迪作用。但“预流”说过度强调新材料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能诱使学者向材料本位回归，而忽视原创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从而导致思维能力的萎缩和退化。再者，一味追求新材料，容易忽视旧材料的解读，使新旧材料难以贯通，从而大大降低新材料的利用效率，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毕竟，陈寅恪的“预流”说的形成有其特定的语境，后人在从中获益的同时，对其中不合时宜的成分也应当予以剔除。惟其如此，才能将学术发展引入健康之途，实现融入世界学术潮流的宏愿。
注释：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② 陈弱水：《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见《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105页。
③ 陈寅恪：《与妹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1页。
④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4页。
⑤ 陈寅恪在清华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即在介绍当时欧洲的汉学，因而陈寅恪史学也自有其西方汉学家影响的踪迹。参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0—51页。
⑥ 吴宓：《清华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⑦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
⑧ 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55页。
⑨ 王川：《陈寅恪与伯希和的学术交往述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⑩ 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53页。参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1年9月订）》，北大档案，全宗号：1/案卷号：274。
(12)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13)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237页。
(14) 傅斯年：《史料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0页。1926—1930年，陈寅恪本人的史学研究即“以中外文化交通为大宗”。陈弱水：《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见《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09页。
(15)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
(16)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7—211页。
(17) 姚名达：《友座私语（二则）》，见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
(18) 牟润孙：《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见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2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年，第1130页。
(19) 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0)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30页。
(21)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79页。
(22) 《殷虚文字类编序》，《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23) 傅斯年：《史料论略》，第25页。
(24)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2页。
(25) 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23页。
(26) 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27) 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171页。
(28)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3月。
(29) 齐震：《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商榷》，《文史》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
(30) 梁园东：《中国社会各阶段的讨论》，《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
(31) 刘兴唐：《疑古与释古的申说》，《食货》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
(32)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50、63、79页。
(33) 张忠培：《立学高风世馨香——再读〈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见《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34) 参见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中央亚细亚》第2卷第4期，1943年10月。
(35) 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
(36)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第150—151页。
(37) 《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1页。
(38) 李伯重认为，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与此相对照，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参见李伯重：《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但是，就广义的“清华学派”而言，清华国学院与历史系、梁与王陈之间其实存在不小的差异，不宜将他们一概归入“国际前沿”，而应作更细致的区分。
(39) 参见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0) 陈寅恪：《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46页。
(41) 以上引文见余英时：《陈寅恪史学三变》，《中国文化》第15、16期，1997年。
(42)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4页。
(43) 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4页。
(44) 许冠三认为，陈寅恪“对新史学的贡献，首推史料的扩充”，因而将其归诸“史料学派”。《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60—261页。
(45)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传记文学》（台北）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
(46)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47)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48)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4页。
(49) 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0页；《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8—239页。
(50) 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69页。
(5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7年2月22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57页。
(52) 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李貌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53) 翁同文：《纪念陈寅恪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61—62页。
(54) 严耕望：《治史三书》，第3页。
(55)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96—97页。
(56) 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33页。
(57) 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第189页。
(58) 贺昌群：《历史学的新途径》，《贺昌群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5页。
(59) 钱穆：《古史摭拾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63、265页。
(60) 钱穆：《学术与心术》，《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