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蚁族”社会不公平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不公平论文,社会论文,蚁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不公平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是人们对于社会现实中社会不平等状态和自己在社会不平等状态中位置的评价和主观判断[1]。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对于社会现实的价值判断也会有所不同。
“蚁族”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别称，该群体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层，但由于年龄相仿、收入较低、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因而有一定的同质性。笔者带领课题组于2010年3月至11月，通过实地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等七个城市的“蚁族”群体生存现状，对“蚁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对社会公平的态度进行了研究。此次调查，采取直接入户的方式，在“蚁族”聚居地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5161份，回收有效问卷4807份，有效率为93.1％。
一、“蚁族”整体发展态势
此次调查显示，“蚁族”群体呈现出“三降三升，三多三少”的发展态势。
“三降”一是指“蚁族”中失业比例在下降。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失业“蚁族”的比例从2009年的18.6％下降到2010年的10.1％，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也从2009年的73.3％上升到2010年的81.1％，反映出“蚁族”的整体就业率有所提高；二是指“蚁族”中从事“铁饭碗”工作的比例在下降。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仍然是“蚁族”就业的主渠道，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蚁族”比例仅为9.2％和3.2％，在党政机关工作的“蚁族”比例也从2009年的0.2％下降到2010年的0％；三是指“蚁族”换工作的频率在下降。毕业后平均换工作的频率由2009年的2次下降到2010年的1.7次，显示出“蚁族”对工作稳定性的需求在逐渐增加。但毕业后换过两次工作的比例仍然是最大，占到28.7％，换过三次及以上的占到24.2％，换过一次工作的占24.2％，没有换过工作的占22.9％。
“三升”一是指“蚁族”的学历层次在上升。“蚁族”中研究生毕业的比例由2009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7.2％，高学历已不能保证高收入和高待遇；二是指“蚁族”中‘211’重点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在上升。由2009年的10％上升至2010年的28.9％，近三成好学生也难找到好工作；三是指“蚁族”年龄有向上延伸的趋势。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由2009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5.5％，说明“蚁族”摆脱困境需要更长时间，“化蚁为蝶”愈发艰难。
“三多三少”一是指出身下层的多、上层的少。七成以上的“蚁族”家庭年收入(指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在5万元以下，近九成“蚁族”认为自己家庭处于“中等以下水平”；二是收入支出多、结余少。“蚁族”月均支出1867.7元，其中房租支出411.4元，三餐支出615.9元。比较其每月收入1903.9元，“蚁族”财务状况不容乐观。对比2009年的数据发现，不断上涨的房租和通货通胀使得大部分“蚁族”生活支出负担加重，结余很少或者没有，近五成收不抵支；三是网络交往多、现实联系少。“蚁族”网络使用率达到66.9％，远高于全国水平31.8％，这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等其他青年弱势群体的显著区别。其中，有82.5％的“蚁族”经常浏览网络新闻，66.8％习惯性使用搜索引擎，61.1％使用包括微博在内的即时通讯，44.5％拥有博客空间。“蚁族”在网络所发文章或帖子被大量回帖和大量转载的比例分别占43.7％和27.7％，表明“蚁族”对社会事件的观点得到了其它网民的广泛认同。有21.8％的“蚁族”曾有担任版主的经历，14.3％的“蚁族”制作的视频曾被大量下载或浏览(“蚁族”群体中很多人从事着IT相关行业)。与网络的高使用率相反，大部分“蚁族”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关系圈狭窄，虽然聚居生活，但不愿与身边的住户进行交流，呈现出某些自闭的心理特征。
二、“蚁族”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人或群体在阶级社会中的位置，它是教育、职业、收入、财富以及居住地区等指标的综合反映。“蚁族”是如何看待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呢？
调查显示，有0.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上层”，19.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层”，即有两成(20.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以上；48.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还有31.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即近八成(79.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下层”及“底层”。由此可见，绝大多数“蚁族”认为自己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这与大学生一度被称作“天之骄子”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将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设为因变量，通过卡方检验得知，“年龄”、“户口”、“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个人月收入”等自变量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有显著影响(如表1所示)。
数据分析表明，“蚁族”的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作阅历的提升以及工作经验的丰富，他们在收入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加。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蚁族”能忍受较为艰苦的环境而没有选择回老家，因为他们认为自身具有上升的空间和可能性。户口、月收入、家庭收入以及家庭经济地位等因素属于“蚁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个人经济地位的影响不言而喻。现以“蚁族”的家庭收入和家庭经济地位为例进行分析。
本次调查表明，有七成以上(70.2%)的“蚁族”家庭收入(指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在5万元以下，其中在1万元以下的占到一成多(11.1％)，1-2万元的占到25.4％，2-5万元的占到33.7％；家庭收入高于5万元的不足三成(29.8％)，高于20万元的仅仅占到2.2％(如图1所示)。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家庭全部年收入平均水平为49667元[2]，从中可以看出“蚁族”多数来自平民家庭，大部分收入在平均线左右及以下，富裕家庭出身的相对较少。
在家庭所处的经济地位上，近六成(56.7％)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处于“中等水平”，23.5％的人认为家庭处于“中等偏下”，近一成受访者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在“底层”，而认为家庭是“中等偏上”的仅占一成左右，认为处于“上层”的不到1％(如图2所示)。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比较和主观评估均表明，“蚁族”群体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和贫民后代，他们无法从家庭中得到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与同龄人竞争时处于弱势。
图1：家庭收入
图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而“受教育程度”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未检验出显著性。这说明，接受高等教育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性正在丧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机制负责筛选社会精英的作用已然消失。
自古至今，无论是隋唐开创的科举制，还是新中国建立的高考制度，一直都被视为中国社会个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机制。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理念从传统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实行扩招政策。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得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小部分掌握丰富社会资源的大学毕业生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这部分人大多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社会地位较高，他们进入到国家机关或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工作；而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成为底层知识群体，沦为“蚁族”。这部分人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社会地位较低，毕业后往往从事餐饮服务、保险推销、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教育培训等低收入行业。
虽然“蚁族”与新生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一样，先天占有社会资源的程度较低，但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蚁族”引以为傲的是其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蚁族”普遍认为自己的文化修养、受教育水平能使他们与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传统弱势群体区别开来，从而与底层民众划清界限。他们同时坚信，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达到社会中层或高层的收入水平并融入到这些阶层中。因此，“蚁族”倾向于认为自己并不是失败者，只是尚未成功，这可以从下文“蚁族”对于未来5-10年内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乐观估计中得以印证。
如图3所示，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未来5-10年内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有所提高。其中有83.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提升”，4.2％的受访者认为“不变”，0.4％认为会“下降”，还有11.8％的受访者“不清楚”。这一点也可从“蚁族”对于自己未来能否成功的判断上得到反映。课题组调查显示，65.6％的受访者对自己未来成功很有信心，28.3％的受访者对此充满担忧，有6.1％的受访者非常悲观，对自己的成功不抱希望(如图4所示)。
图3：自己未来地位的变化
图4：对自己未来成功的态度
此外，对于“蚁族”未来5-10年内是否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准精英或精英，半数以上的受访者(56.8％)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但仍有17.5％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如图5所示)，还有25.6％的受访者“不清楚”是否会成为社会的精英。
图5：“蚁族”会成为社会的精英
图6：对社会公平状况的看法
综上可知，“蚁族”普遍认为当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低，但绝大多数人认为未来5-10年内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提高，对自己未来成功普遍抱有很强的信心。至于未来10-15年内能否跻身于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看法则相对保守，只有逾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会成为社会的准精英或精英。可以看出，“蚁族”对未来抱有良好的预期，也很有自信，而对于自己未来能否跻身于社会上层(成为精英或准精英)，则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三、“蚁族”对社会公平的态度
课题组调查表明(如图6所示)，0.8％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很公平”，18.1％认为“比较公平”，40.2％认为“一般”，30.8％认为“不公平”，还有10.1％的受访者认为“很不公平”。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5(18.9％)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是较为公平的。这组数据表明，“蚁族”的社会公平感普遍不高。通过列联分析研究得知，“家庭经济地位”与“蚁族”的社会公平感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卡方检验P值=0.000，a=0.01，故拒绝两者无关的假设。这表明，家庭经济地位越高，“蚁族”的社会公平感越高。而性别、户口、年龄、所学专业、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则没有检验出对社会公平感的显著性影响。
在谈到对未来5-10年内社会公平状况的变化趋势时(如图7所示)，有38.7％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公平状况会“有所改善”，36.9％认为社会状况会“越来越严重”，14.3％认为“不会好转但也不会恶化”，10.1％认为“不好判断”。由此可见，只有不到四成(38.7％)的受访者对社会公平状况的未来走势持乐观积极态度。通过卡方检验得知，“个人月收入”对未来社会公平状况趋势的判断有着显著的影响：卡方检验P值=0.023，卡方值=31.769，a=0.01，故拒绝两者无关的假设。这表明，个人的月收入越高，对社会公平趋势的判断越乐观。
图7：对社会公平状况趋势的判断
由上可知，“蚁族”的社会公平感普遍偏低，家庭经济地位对“蚁族”的社会公平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个人因素如性别、年龄、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对结果影响不显著。在关于未来5-10年中国社会公平状况的趋势上，“蚁族”持悲观态度的占到六成，而月收入对社会公平状况趋势的判断有显著性影响。
此外，由于社会不公平感不只是针对一事一时的情景性感受，而是持续的、经常性的感受。这种不满的持续性状态一旦积淀下来，则会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课题组共列出12项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原因，以此探寻“蚁族”内心的真实想法。
图8：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原因
如图8所示，受访者选择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因素排在前三位的是：权力(29.8％)、家庭出身(19.4％)、阶层(16.1％)。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因权力导致的不公平”，显然“蚁族”对部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和各种寻租行为极为不满。此外，排在第二、三位的是家庭因素和阶层因素，这两个因素均不属于个人能力的因素，而是与出身密切相关的因素。可见，“蚁族”的相对剥夺感十分强烈，对社会资源的世袭和继承有较强的不公平感。
四、“蚁族”对社会不公的应对策略
经过调查，课题组发现“蚁族”社会不公的应对主要表现在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
1.心理层面——采用心理防御获得心理平衡
心理防御的方法是指对不公平现象进行重新解释使之合乎逻辑，以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从而获得内心的平衡[3]。这种方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曲解自己的付出与所得或别人的付出与所得，因为付出与所得往往都是主观估计值，可以夸大别人的付出或缩小自己的付出，或称自己对别人的所得不感兴趣，对自己没有价值等等，从而在主观上造成一种公平的假象，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调查显示，虽然外界普遍认为“蚁族”属于弱势群体，但“蚁族”自身并未认可这种说法，对于“蚁族”是否是弱势群体，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不是”。在选择与“蚁族”最贴近的词语表述时，近七成的受访者选择了“坚强”一词。
心理防御的另一个方面是变换参照对象，参照对象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对社会公平的判断。比不过强的人，则与差的人比，通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降低比较标准的方式，可以起到保护自尊心的作用，从而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课题组调查显示，与留在家乡的高校学生相比，17.9％的人认为自己优势很大，46.2％的人认为自己比较有优势，26.1％的人认为自己优势不大，只有9.8％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优势。总体来看，绝大多数“蚁族”认为自己比留在家乡的大学毕业生更有优势。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他的第一份工作工资2000元，比他期望的还多500元，当时他非常高兴，因为很多高中同学刚上班的时候工资只有1200元、1500元左右。可以看出，“蚁族”在获得内心平衡时更倾向与留在老家的同学、亲戚相比。
通过重新解释达到自我安慰来消除心理上的不平衡，对于“蚁族”来说有其积极的作用，是他们适应环境的重要方式。现实世界不可能是完全公平的，人也不可能都借助于现实手段来消除不公平，若没有自我安慰，则可能始终摆脱不了不平衡，情绪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长此以往，会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方法只是起到了缓解情绪紧张的作用，丝毫没有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从本质上讲，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因此“蚁族”也要采取具体的行为来降低自己的不公平感，从而获得内心的平衡。
2.行为层面
(1)改变付出或所得
课题组调查显示，“蚁族”选择留在大城市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梦想和自我实现以及大城市良好的条件，这两个选项分别占48.5％和34.9％，为了家人的幸福所占比例不足10％，为了面子而留在北京所占的比例仅为0.4％。“蚁族”留在大城市的原因趋于理性和实际，不再从面子等角度来考虑，而是着眼于自我定位和未来发展。很多“蚁族”正是看到了大城市的竞争激烈，而与之相比小城镇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蚁族”最看重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事业上升期，因而能够忍受当前生活的艰难和压力。
“蚁族”对留在大城市的理性考虑，促使他们在现实工作生活中更加依靠自身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在为就业做准备和努力方面，只有5.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做过任何努力”，而绝大部分受访者为求职花费了不少心血。51.2％的受访者通过兼职、实习来“增加社会工作经验”，49.8％的受访者“积极了解各方面的就业信息”，47.7％的受访者“考各类技能证书”，44.2％的受访者为自己“做过职业生涯规划”。即使找到合适的工作后，“蚁族”也没有放弃奋斗，还在继续给自己充电。当被问及是否准备攻读更高的学位时，近四成(38.2％)的受访者表示出了相关意向。而对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则有更大比例(4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准备考取相关的资格证。排在前三位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分别是：会计师资格证(包括注册会计师)(41.9％)，OSTA软件工程师认证(14.5％)，人力资源管理师(9.1％)。由此可知，大多数“蚁族”虽然认为社会存在不公平，但他们还是力图通过实际行动求得自己境况的改变。
(2)公开化的利益诉求方式
如果说“蚁族”通过改变“付出与所得”，努力减少不公平感的产生，那么“蚁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公平状况时，最倾向选择哪种解决方式呢？课题组的调查表明，当“蚁族”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时，更倾向于选择公开化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尤其是采用网络曝光的方式，这与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方式有较大差异。
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民工遇到困难，首先考虑的是依靠业缘、地缘和血缘关系，而非现存的利益表达组织[4]。大多数农民工文化教育程度低，运用信息技术的水平较差，往往倾向以上访等传统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由于农民工维权成本过高，甚至付出成本后权利也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因此很多农民工采取极端的方式(如杀人、跳楼、自焚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蚁族”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和压力，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宣泄愿望。由于受过高等教育，“蚁族”网络使用技能又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隐蔽性，正好为“蚁族”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提供了便利条件，使“蚁族”获得了表达意见的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情绪、释放愤怒的社会“解压阀”作用。此外，网络上存在数不胜数的发泄游戏，在游戏中“蚁族”可以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借助网络虚拟世界，“蚁族”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降低了其在现实社会中采用极端方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蚁族”网络高使用率也伴随着网络使用的非理性化。课题组调查表明，有近一成的“蚁族”曾参与人肉搜索，近四成的“蚁族”曾通过网络造句、编纂歌谣等形式参与网络事件。虽然参与的网络事件大部分与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但“蚁族”普遍认为参与这些事件会维护或增加自己的权益，这种认识极易导致更大范围的网络围观行为或网络舆情事件。这从近年来针对“富二代”的“杭州飙车案”以及针对“官二代”的“我爸是李刚”等网络事件中已经得以印证。由于“蚁族”往往将现实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苦恼与怨恨通过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传递和宣泄，网络的匿名性与身份的不可辨认性降低了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及其可被控制的程度，而受到感染并产生认同的新个体又强化和扭曲了这种情绪性反应，很可能使这样的认识和情绪广泛传播，形成群体认同，从而引发并聚集更多更大的不满和怨恨，这在极端的归因下可能进一步放大并升级为集体的反抗冲突事件。2005年的“反对日本入常游行”、2008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以及2010年的“反日保钓游行”等就显示了该群体这样的特点。
五、结语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艰难地“漂”在大城市，并在不同程度上被排斥和被边缘化，但“蚁族”一直试图以勤奋努力的工作降低自身的不公平感。因为他们坚信，只要通过不懈的奋斗，就可能弥补与“富二代”、“官二代”先天资源的差距。但如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当“蚁族”发现自己奋斗过后，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时，他们将会对自己的人生境遇做出何种解释？“蚁族”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当向上游动的希望被现实推翻以后，谁也不清楚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青年群体蕴含着极大的社会能量。在法、德、日和拉美诸国，都曾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2010年底，曾是非洲最稳定国家的突尼斯发生大规模骚乱，从而引发了非洲多个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突尼斯骚乱的引发者，正是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而整个骚乱事件的参与主体，也是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即所谓“突蚁”(突尼斯蚁族)。在骚乱中“突蚁”所提出的要求，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而且集中于反对垄断、反对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推进自由民主等方面。
当前，中国底层知识青年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进而被逐步边缘化所引发的危险已初露端倪。一方面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底层知识青年认为自己没有获得预期的收入，无法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和长期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又令他们产生了高期望值。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但发生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政治领域，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向上渠道受阻，使他们感到前途渺茫，社会不公平感日益加重。对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清醒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