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理性论文,技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理论界关于“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关系的讨论，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才逐渐展开的。此前，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早已被介绍进来，但他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却并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引起多少共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商品经济意识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背景下，“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才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应该说，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确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人们对此有一定程度的警惕也是应该和必要的。但这种研究往往较少有对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更缺乏以此来与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的比较，因此很难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我国，“人文精神”和“技术理性”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具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人文精神方面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由于自孔夫子以来就特别注重人事，所以“民本”的观念古已有之，但这种“民本”与西方所讲的“人本”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缺乏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在中国古代，人的贵贱被认为是先天注定的，人生来就有“大人”和“小人”之分，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统冶者所谓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为巩固其政权服务的。体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自古及今“官本位”思想的大行其道，这可以被看作是我国不绝如缕的政治痼疾。因而，现在讲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人文精神显然更应该加入现代文明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文化内涵。当然，自“五四”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在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远远不够。
此外，我国古代尽管“民本”的观念由来已久，但在儒家思想中，此所谓“民”，却主要是指作为集合名词的“人民”，而很少指单个的人。而且，作为集合名词的“人”，还会根据血缘或者政治关系被分成各种大大小小的集团。这些集团的利益以及代表这种集团利益的最高统冶者，则是永远居于个人之上的。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以维护某一集团的利益，成为了儒家核心观念“忠”和“义”的基本内涵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与此相对立的以个体生命为基础的人的个性虽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张扬，但却没有能够转化为一种为人们所普谝接受的文化意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忠”和“义”的观念不仅没有作为封建思想残余被清除，反而以“大公无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的名义被抽象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准则。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发展现代化的“人文精神”时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而从“技术理性”方面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谓“理性”一直是偏于人文方面的。“仁”与“礼”的表里相依，构成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而与生产技术相关的自然科学则一直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轻视。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缓慢，同时也延缓了技术理性从传统人文精神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生产技术也不足以导致“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尖锐冲突。因此，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前，“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从没有得到充分的分化，一直笼统地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之中。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都主要以西方理论为背景的原因之一。
显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展现代化的“人文精神”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现代化的理论背景，离不开“技术理性”的推动。而从中西方对“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关系理解的异同看，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人们在思维上就习惯于对事物加以分类，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他们在各个不同的类别之间又特别注重分析其间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发展到后来就是各种专门学科的出现，各门学科自身的特点被归纳得非常清晰。这种特别重视“分”的传统，使得西方学者始终重于区分“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不同。在思想观念和社会观念上，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始终是以张扬人的个性、强调个体的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这种以主体为中心的哲学观念在处理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必然倾向以对客体的否定来肯定主体自身，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分裂对立来展现它们之间的矛盾状态。因而，当人们面对由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时，他们自然会倾向于二者的对立甚至将其推向极端。
而在中国，情形则大为不同。自先秦以来，人们就习惯于用“和”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尚书·尧典》中已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说法，两千多年来“和”的观念也一直是儒家思想中较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强调的是整体之中各要素之间存在差异前提下的共存共生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较为辩证的观点。以“和”的眼光看来，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间不仅存在着彼此对立的矛盾，而且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统一性，它们之间的对立是统一中的对立。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逐步树立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的当代哲学体系，客观地、辩证地对待彼此存在矛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要求。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把握“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脚点。
以自然科学研究及其实际运用中的理性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技术理性”，原本主要是作为人类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又不仅仅被用来作为分析和处理生产生活问题的手段，而且被用来理解人的生命活动（比如基因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运用），解释甚至创造虚幻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比如信息网络技术在人际交流方式方面的运用）。这时，人们已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实现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手段来看待。技术，以及渗透在技术中的理性精神，有时俨然成为人类的主宰，人类生存意义的创造者，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现有关系出现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错位。面对这种状况，如果不能调整好这种关系，甚至任其向极端发展，那么人就有可能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跟随科学技术提供的新鲜视野，在欲望的洪流中放逐自己的灵魂。可见，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通过贬抑技术来获得人文精神崇高地位的恢复，而是应该在已经改变了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使人类的主体精神可以在科学技术提供的现实条件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
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看，面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艺术作为对抗人性异化的方式。这也成为了一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们的选择。其实，这种选择本身并没有错。在人类的历史上，每当人类文化遭受到某种难以抵抗的力量冲击时，人们都会借助文学艺术的方式寻求精神的慰藉。然而，在如何运用文学艺术手段防止“人性”被技术理性“异化”时，西方学者们大多寄希望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试图通过审美的途径使人们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进而主动反抗技术理性对人自身的奴役。
应该承认，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改善为技术理性异化的人性状况，唤醒人们的人文精神，并非不可能。关键是什么样的文学艺术能够真正发挥这种作用，是用感性膨胀的艺术对抗技术理性，还是用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艺术去调解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这涉及到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及其现代性如何理解的问题。
“文学是人学”。这里所谓“人”，指的是人健全的“人性”，包括全部的人类精神在内。从西方的文化背景看，健全的“人性”包括知、情、意三意在内，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人性”也是包含感性和理性两种精神在内的，《诗大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对诗歌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具体要求。因而，一般所讲的文学所追求和体现的人文精神已内在地蕴涵着人类理性，包括技术理性的因素在内。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乃至人文与技术之间的对立统一，这正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人类审美精神的本质之所在。那种以感性与理性极端对立的方式对抗技术理性的审美和艺术主张，是不符合艺术实际的，它非但不能消解反而会加剧“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当然，文学艺术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千百年来，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各种变化，以适应“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文学艺术适应不断变化的“人性”的目的并不在于张扬甚至加剧“人性”的这种异化，而是在于以符合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去反映社会的进步，引导人的全面发展。
显然，“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冲突决不能简单归结为人类的感性心理与理性心理之间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理性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压制和排斥，并非在剥除人类精神中的感性因素，而恰恰是在引导人的感性生命脱离人文理性的约束，使人仅仅以技术理性的眼光对待自己的生活，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感性欲求。因而，在技术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在强调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方式来对抗技术理性霸权的时候，如果这时的文学艺术失去了人文理性的引导，单纯强调文学艺术的感性审美功能，就有可能造成感性因素的过度膨胀，产生人性的另一种异化形态。比如二战以后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文学，形形色色的“行为艺术”，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的那些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命名的文学现象，都是这种由于感性生命的过度膨胀而带来的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真正要成为维护“人性”完整，促进人性完善的有效手段，就必须强调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重视文学艺术中所蕴涵的人文理性意识，以纠正技术理性片面发展所带来的偏颇。现时代的文学艺术，要发挥其审美的功能，就要特别注意不能忽视甚至弱化其中人文理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文学在今天更应该是一种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感性与理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对立统一的艺术。我们坚持认为，正确认识并发挥理性因素在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作用恰恰是使我们今天的文学获得现代性特征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强调文学艺术活动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统一，还意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所体现的科学观念及其为文学艺术所提供的不断更新的表达方式的推动。从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看，技术理性给人文精神发展带来的并非只是负面的影响，它也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精神视野、增强了人类表现自身的能力。这些变化也必然会体现在文学艺术发展的历程中。因而，我们今天正确把握文学艺术的现代性，就应该在纠正技术理性片面性影响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现代科学技术为文学艺术发展所提供的广阔空间，利用它所带来的有利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现实生活，而停留在过去的幻象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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