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动力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学习邓小平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不少学者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总体来看，都是从有限的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例如，比较多的学者分析了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还有的学者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实际上，邓小平系统地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他在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既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将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因与外因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分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又阐述了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体性因素与渗透性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
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的辩证统一
任何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中均包含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均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给予了正确的阐述，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则未能科学地解答。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与其他社会一样，将仍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运动中前进。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特点、性质是什么，跟其他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有什么不同，他们未能明确提出。他们只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P304)。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在新旧两种社会因素的对立统一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进。“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P443)列宁也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3](P282)。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列宁说得很抽象、空泛。他又说：“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4](P613)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列宁也没具体讲。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P767)，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正确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之后，未能进一步对社会基本矛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层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未能从制度与体制划分的角度说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适应性与体制上的不适应性，仍然从工商业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本家还拿定息、还有剥削，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等制度层面，来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完善性，最终未能正确地将社会改革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仍误用阶级社会的直接动力即阶级斗争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结果出现了十年动乱的悲剧，未能真正解决如何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
邓小平通过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史上首次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动力问题，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6](P181-182)这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没有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特征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没有意识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与方法即直接动力需要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邓小平深入分析了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途径。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基本上是适应的，是非对抗的，这说明，以更替制度为目的的社会革命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之所以仍然存在，并不是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基本制度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而是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或具体实现形式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国落后的社会体制妨碍了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谓不相适应也是就此而言。这一矛盾如何解决？邓小平作出了全新的阐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7](P370)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各种社会体制区别开来。他认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又必须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进行改革。邓小平认为，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能把生产力从僵化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分别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精神动力。
邓小平在其一系列讲话和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目的、意义、性质、方向、条件和步骤等，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辩证地统一起来，找到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中心环节和症结所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正是以邓小平这一思想为指导，我们开启了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70年代末，农村便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基础上，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同时，相应地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使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推进。经过20年的全面改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二者互相依存。双方不断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也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获得长足发展。对此，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7](P3)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依靠的是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既不照抄别人的和书本的东西，也“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7](P118)。我们不仅要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方针”，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信和依靠本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去实现“自己的方针”。为此，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把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确定为增强企业活力，充分发挥企业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同时，通过承包责任制、多种经营等多种途径调动了我国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扬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脱贫致富，走向小康生活和共同富裕道路。农村改革开放不到十年就使90%的农村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振兴科学技术，同样寄望于发现、培养、使用为繁荣祖国科学事业作贡献的科学技术人才。“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6](P91)
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没有外因，仅有内因，也无法推动事物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因不能离开外因孤立地发挥作用。邓小平一再指出，封闭必然导致停滞、落后，“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7](P78)。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既要自力更生，注重内因，又要对外开放，强调外因对于发展的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P78)。当代社会由于普遍联系而趋于一体化，外因的作用愈来愈重要，邓小平以勇敢的开拓意识和彻底的实践品格，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问题提出来。他把对外开放作为我们党的总方针——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他对开放如此的强调，以致把改革叫做对内开放。他把对外开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强调对外开放不仅是建设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改革必不可少的。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动力。
在邓小平的视野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更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对外开放，做“世界公民”，必须从“世界的角度”、“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设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道路。自力更生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P373)。
我们如何对外开放？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既要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又要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还要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同时，对外开放又是多层次的，是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开放。以邓小平的开放动力论为指导，我国从70年代末建立经济特区开始，80年代开放沿海14个城市，再进一步开放经济开放区，90年代辐射到内地，初步形成了“经济开放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由点带线，由线到面，多层次逐步推进的总格局，从而充分利用了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指出，人的需要和利益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8](P286)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将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与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各种需要和利益中，人们首先追求的是物质需要和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前，人民群众一直为贫穷所困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使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令人遗憾的是，50年代后期以后，“左”的思想泛滥开来，人的物质生活受到极力贬低，追求物质利益被斥为剥削阶级思想而受到批判，人的精神生活被片面地、抽象地抬高。其最终结果，只能使人民群众丧失生产积极性，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依然处于贫困状态。
邓小平则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需要和利益是社会发展初始动力的思想，肯定了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合法地位和积极作用。“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P146)要充分推动人民生活、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就必须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只有从人的需要深处唤起人们劳动与创造的热情，开发劳动的动力源，才能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以有力的推动。相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物质需要、物质利益与精神需要、精神利益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一样，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和一般动物的重要区别。精神需要、精神利益虽以物质需要、物质利益为基础，但又高出物质需要、物质利益。精神需要和精神利益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最早注意到精神需要作为精神动力的重要意义，并运用于管理实践的，是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工人并不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物质消费的“经济人”，而是“社会人”、“理性人”，还存在社会的、心理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必须从社会、心理、精神等方面来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理论及基实践，对于相应地提高工人工作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与西方相比，我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崇尚道德、注重精神的良好传统，又积累了革命战争年代理想教育、思想建设的宝贵经验，我们在发挥精神动力作用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7](P63)，“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与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7](P144)为此，他一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继续发挥这个优势，推动精神需要向精神动力转化，并进而推动精神动力在社会发展中的物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腾飞。
我们要防止和反对割裂物质需要、物质动力和精神需要、精神动力辩证关系的错误倾向。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对过去过分夸大精神需要、精神动力片面性的纠正，有的人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过分夸大物质需要、物质动力的作用，对精神需要和精神动力重视不足。事实表明，过分夸大精神需要、精神动力的作用，或过分夸大物质需要、物质动力的作用，都是片面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物质需要、物质动力离开精神需要、精神动力的引导和协调，就会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变为制动力；反之，精神需要、精神动力若离开物质需要、物质动力这一基础，也会从社会发展的动力变为阻力。
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体性因素与渗透性因素的辩证统一
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系统中诸要素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作用并非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而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十分肤浅，作为理论形态的自然科学还没有形成，只是作为一种萌芽完全包含在一般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中的渗透性因素即科学技术的作用还不可能体现出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建立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实体性因素缓慢前进的基础上。其中，劳动者属于“体力型”，劳动资料主要是手工工具，劳动对象主要是天然的资源、原材料。
到了近代，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不仅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物质生产和科学生产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物质生产领域内部也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科学劳动的分工。但是，在整个近代，科学和技术、科学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节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的发展常常落后于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以致在科学理论上尚未搞清楚的问题，在技术和生产上却可以首先实现它。其二是科学虽然有时因其自身的矛盾运动而出现新理论，但却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可以说，在近代，“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初露端倪，开始显露出科学对物质生产的超前作用，但总的说来，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0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宇航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为主要内容，以网络化、知识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生产三者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要求科学不能再仅仅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跟在生产实践的后面总结、概括生产实践的经验，而是要求它能够走在生产实践的前面，为生产的发展开辟各种可能的新途径、新部门，准备各种前提条件，并迅速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当代科学对于物质生产的这种超前作用，不但极大地提高了物质生产力的水平，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相互作用的形式，科学已成为“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周期运行中最重要的部分。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变化，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这一渗透性因素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我国当时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怎么办？邓小平意义精邃地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技和教育着手。”[6](P48)在以后一系列的讲话，特别是《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1992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P377)如果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发现，是对19世纪上中叶科学技术开始成为“科技生产力”的第一次理论开拓，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则是对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性质、功能新发展的第二次理论概括，是对当代人类实践特征的深刻反映。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起第一位的变革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6](P88)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生产力系统中的各个要素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受科学技术的制约。劳动者的素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由“体力型”转化为“文化型”，再转化为“科技型”；生产工具伴随着科学的进步，由手工工具到普通机器，再到智能机；劳动对象由利用天然材料到经过劳动“过滤”的材料，再到人工合成材料；生产过程的管理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现代管理”。
第二，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当代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首要因素。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等人的测算，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率达50%，占所有因素中的第一位。70年代以后，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则上升到60%至80%。而在20世纪初期，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占20%左右。基于此，邓小平指出：“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6](P87)
第三，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周期日益缩短。根据大量历史资料的统计，在18世纪，科学的发明到投产往往要用近百年的时间，进入20世纪，则发生了明显变化：雷达从发明到投产用了15年（1925-1940年），电视机用了12年（1922-1934年），晶体管用了5年（1948-1953年），激光从实验室发明到工业应用仅用了一年，而近年来在微型计算机领域仅隔半年就有新一代产品问世。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6](P88)。从科学发现到工业应用的周期缩短，节奏加快，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越来越多地成为直接生产力。
此外，科学技术愈来愈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等各方面发生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以邓小平上述思想为指导，我国将科学技术置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地位。“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6](P86)这一思想得到了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进一步弘扬，江泽民在1995年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1996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世纪之交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正式纳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
当然，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从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的意义上讲的，这并不否认实体性因素中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是生产力中能动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因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由劳动者承担的，是由劳动者把它们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也不否认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的观点，因为科学如果不通过技术发明和创造的途径物化为生产工具，它就只是潜在的生产力，而不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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