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我国对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日渐紧密，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不到10%，1988年上升到26%，而1998年这一指标进一步提高到了36%，这表明中国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进出口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为维护世界经济大局，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导致我国出口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压力，出口的萎缩直接制约了社会总需求的扩张。投资需求也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投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次经济高速增长几乎都是由投资带动的。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则不断上升，社会总投资中国家投资的比重也相应大大下降，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是更为理性的行为，不会像一些国家投资那样不考虑市场需求，而完全受市场的引导，经济不景气，社会总需求不旺盛，居民消费增长不快，即使政府投资大大扩张，民间投资也很难会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消费，可进一步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受国家预算的制约，其增长有一定的规模限制，这样一来，启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就落到居民消费的身上了。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居民消费基本上受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制约，消费从属于投资，先有投资计划，再有居民消费品供应。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的一生都由国家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都是国家供给，只有个人消费品才由居民自己凭票购买，所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1978年以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市场的作用日益明显，居民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选择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个人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各种保障也逐渐失去或大大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行为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相比有什么变化？居民消费支出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各自的影响程度如何？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如何才能使我国的居民消费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如此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1978年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做一些分析。
二、我国居民消费的趋势分析
对居民消费进行分析，首先要明确一些统计指标。就理论角度而言，研究居民消费最好是有可支配收入和自主消费支出的数据，但是由于受我国统计资料的限制，无法得到这样比较合乎理论分析需要的数据。克服这个困难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进行相应的处理，从而得到所需的数据；另一个是在现有的资料中进行选择，用相对来说最合适的数据作为代替。本文在数据使用上对这两种方法都加以使用，以便相互对照。刻画居民总体收入的数据，一是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与农村人口和市镇人口相乘再相加得出的加总收入，二是用国内生产总值来代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指标来刻画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刻画居民总体消费的数据，一是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与农村人口和市镇人口相乘再相加得出的加总消费，二是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代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这两个指标来刻画居民个人消费水平。除注明出处之外，文中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且由于197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的数据以及失业率的数据无法获得，文中使用了1978年和1980年的平均数作为代替。
通过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数据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1.从我国居民的绝对消费支出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相应也有很大的提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558.6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1134.7亿元，年均增长15.3%，从另一种指标来看，加总的居民消费支出从2913.6亿元增加到46301.0亿元，年均增长14.1%。无论用哪种指标来刻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都能清晰地表现这一时期居民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
2.从我国居民的相对消费支出来看。虽然我国居民的绝对消费总量在这个时期增长很快，但如果考察一下居民消费支出和同期的收入水平的相对增长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同比例提高，消费增长基本上落后于收入增长。我们先看一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1978年到1999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82054亿元，增加了21.6倍，而同期的商品零售总额由1558.6亿元增加到31134.7亿元，增加了19.0倍。我们再来看看加总的居民收入和加总的居民消费的增长情况。1978年到1999年，我国的加总居民收入由2943.7亿元增加到59536.1亿元，增加了19.2倍，而同期的加总消费由2913.6亿元增加到46301.0亿元，增加了14.9倍。无论哪种指标都可以说明，居民消费的增长滞后于收入的增长。
3.从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来看。最终消费率就是在以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先是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61.8%上升到1982年的68.7%，接着基本上就是连续下降，1992年为59.9%，此后都没有超过60%，1999年为59.7%。在我国的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所占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所以最终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上代表了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可见，居民最终消费率在80年代相对比较高，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一比率则相对较低。
4.从我国居民消费总量的城乡结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加总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200.2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6134.8亿元，增加了29.7倍，而同期城镇居民的加总消费支出从2713.3亿元增加到40166.2亿元，增加了13.8倍，我们再用人均指标来看一看，1978年到1998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由116.1亿元增加到1577.4元，增加了12.6倍，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由343.4元增加到4615.9元，增加了12.4倍，如果仅仅考虑这两个指标的话，可以认为这个时期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5.从我国居民总的平均消费倾向来看。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表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我们先用商品零售总额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来考察，1978年商品零售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0%，此后稳步上升，到1988年达到高峰，为49.9%，从这以后就开始连连下降，1994年跌入谷底，为34.9%，1995年以后又有所上升，1999年为37.9%，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比例在整个80年代和91、92两年都保持在40%以上，90年代的其他时期都低于40%。然后我们用另一种指标来看一看，即加总消费占加总收入的比例，1978年这一比例为99.0%，此后持续下降，1983年以后除1988年以外，这一比例都在90%以下，1998年降到78.9%，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低于80%，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了77.8%。
6.从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城乡结构来看。我们在这里只采用人均消费和人均收入的数据。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上是下降的，1978年为0.87，之后除了1989年高于0.87之外，其余年份均小于或等于0.87，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1997年以后降到0.8以下，1999年为0.71，这是历史最低点。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也是下降的，从1978年的1.00（这是统计口径的问题，实际平均消费倾向应该比1小）下降到1999年的0.79，期间各年的消费倾向除1998年外都高于0.8。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相比，总体上是较低的。1978年到1999年这22年时间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仅有6年，而且高出部分很小，相反，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的部分却比较大，尤其是1985年以前，每年都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但是，就消费倾向的变动速度而言，1978年到1999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了13.3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却下降了21.8个百分点，下降的速度远远快于农村居民。
综合这几个特征，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初步论断：我国的居民消费总量增长很快，但同时，消费与收入的增长之间出现了偏离，消费的增长越来越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
三、我国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
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迅速增长可以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来进行分析。凯恩斯的假说认为，消费支出的数量依赖于当期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了，消费水平相应就会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采取了以物质利益诱导居民生产积极性的策略，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居民收入相应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政府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度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产品产量的极大增加和价格的大幅上升，使1979年到198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年都以高于10%的速度增加；在城市扩大了企业的收入分配权，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大大提高。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因此居民收入增长很快，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消费支出的大幅度提高。
居民消费总量的增长与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并不同步，消费增长总体上滞后于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的这个特征也能够用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说来部分说明。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灵活偏好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中，涉及到了消费问题，他认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消费的增长速度与收入的增长速度不相一致，消费的增长落后于收入的增长。
虽然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大体上解释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变动趋势，但是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居民消费具有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殊性。钱纳里曾经用世界101个国家的资料描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这个“标准结构”也可以反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美元（1964年不变价）上升到1000美元（1964年不变价）以上的过程中，储蓄率和消费率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的变化趋势。他的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美元以下时，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率会下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消费率基本上稳定下来，从100美元到300美元之间，消费率由85.7%降到80.2%，降幅为5.5%。据曾令华的研究，198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为96.3美元，1994年时268.6美元（曾令华，1998），而同期的最终消费率却由67.7%降到58.2%，下降了9.5%。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基本上稳定在20%左右，我们可以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下降速度过快。
我们把居民消费率这个指标分解一下：
Rc=C/GDP=C/I*I/GDP=c*i
其中，Rc为居民消费率，C为居民消费，GDP为国内生产总值，I为居民收入，c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i为居民收入份额，即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式表明，居民消费率由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居民收入份额决定，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既可能是由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也可能是因为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或者是两者的同时下降。据曾令华的研究，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他采用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得出的结果是这一比例由1978年的49.7%上升到1995年的69.6%（曾令华，1998）。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向居民部门倾斜，1978年居民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0.5%，1983年为60.2%，1994年上升到69.6%（王春正，1995）。那么，如果忽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根据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认为，在居民收入份额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的降低过快是由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更快速的下降而引起的。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比较了同处东亚、文化背景相似、同样注重高积累和低消费的中日两国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结论是1980年到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91下降到0.81，平均每年下降0.006，而日本1965年到1993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从0.8284下降到0.7430，平均每年下降0.003，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以快于日本一倍的速率下降（范剑平，2000）。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过快下降是与改革这个制度变迁的大背景紧密相关的。改革初期，重点主要放在迅速提高产量、增加社会供给上，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为主要目的。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把这种新制度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概括为三句话：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一个“包”字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再加上改革初期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收入提高很快；在城市，从1984年开始，推广农村改革的经验，对企业放权让利，搞承包制，扩大企业的收入分配权，城镇职工的工资、奖金增长很快，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推开改革的同时，政府对居民的保障（主要是城镇居民）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有所强化，这可以从政府的财政支出来考察。1978年财政对居民的价格补贴为11.14亿元，第二年迅速上升到79.2亿元，1980年为117.71亿元，1981到1985年期间总共补贴了1009.13亿元，1986年到1990年又支出了1623.25亿元。整个80年代的改革从整体上来说，给居民个体带来的冲击和风险并不是很大，即使是1988年和1989年的价格改革，对居民的影响也只是宏观层面上的，可以说80年代的改革带给居民个体的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撞击，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切身相关的物质利益上的重大冲击。进入90年代以后，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居民所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物质利益上的冲击开始显露出来。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国有企业的处境日益艰难，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只限于搞搞承包制而已，必须动真格的，按照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则，让企业在市场中竞争，求生存求发展，无法在市场中生存的就应该让它破产，而不能由政府源源不断地给它提供亏损补贴。90年代，国有企业的破产日益增多，兼并、重组、出租、拍卖也屡见不鲜，职工下岗、失业日渐频繁。在80年代还广泛实施的政府保障也开始改革，针对居民的住房、教育、医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改革举措不断出台。居民一方面面临就业危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又感受到了自我保障的巨大压力，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骤然提高，反映在消费支出上就是消费的相对谨慎，反映在储蓄上就是储蓄的大幅增加。结果就是边际消费倾向的较快下降和由此导致的平均消费倾向的不断降低。
当然，仅仅制度变迁的大背景还无法完全解释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快速下降，还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现实来进行思考。当代中国存在着非常典型的二元结构，城乡分立比较严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很大，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高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方式迫切需要转换，由此又带来了居民就业问题，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中国社会向来提倡以农为本，小农经济非常发达，现代经济基础很薄弱，随着世界潮流的变化，传统的农业国开始向现代工业国过渡，工业化成了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不解决工业化的任务，中国根本无法在世界上立足，更不用说什么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为此建国后新政府就一直致力于工业化进程，力图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政府采取了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政策，从农民那里积累了巨额的工业化资金；还对城市居民实行低工资政策，并且限制城市规模，严格控制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致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城市发展的限制相对有所松动，尤其是中小城市，再加上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经商、打工，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很快。1978年，我国的市镇人口比重为17.9%，此后的二十余年里城市化进程一直在持续进行，1999年上升到了30.4%。相对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在全体居民中的比例提高，社会整体消费倾向就可能因此而有一定的下降。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一方面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从而使原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7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6倍，到1983年缩小到1.70倍。1984年城市改革推开之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远远快于农村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198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为2.17倍，到1999年上升到了2.65倍，也就是说改革二十余年后，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又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仍然非常大。农村居民在我国的总人口中占了70%，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的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期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对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个极大的障碍。
除了格局明显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之外，城乡两大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以城市为例，据赵人伟和李实的研究，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16，到1997年上升到了0.28，已接近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水平（赵人伟、李实，1997）。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倾向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认为收入水平越高，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并且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越快，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也越快。1985年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84，而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94，到1997年，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到0.71，而最低收入户则基本上没有变化（张平，1999）。由此可见，随着居民内部收入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居民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较快地下降。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增长很快，这是举世公认的一大成就。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虽然能够维持一个时期的高增长，但并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迟早要出问题，正如同属东亚国家、很大程度上都靠高投入获取高增长的韩国。9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日益严重，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主动进行调整，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肯定是有利的，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在短期内带来的冲击可能比较大。比如，一大批本来已经开始呈现出发展乏力甚至生存日益艰难势头的乡镇企业，尤其是那些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很可能会被关闭或倒闭。又如，一些城市中的老企业，尤其是那些传统产业中的国有老企业，也会面临关、停、并、转的命运。这些冲击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年龄比较大、技能单一而再学习能力又差的工人的失业，失业意味着收入的根本性变化，即收入水平的极大降低。而失业下岗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会使在岗工人对工作的机会产生危机感，从而就可能使当期消费更加谨慎。
当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从封闭中走了出来，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进出口总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居民现在不仅要与本国居民进行竞争，实际上还要与外国居民展开竞争，不仅面临着市场化带来的挑战，还面临着国际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国近期内加入WTO基本上已成定局，居民的危机感相应来说更大了，这也可能会使居民的消费行为更为谨慎。
还有，中国居民消费面临着流动性约束，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差，城镇居民的大额消费如汽车、住宅、别墅、游艇、摩托车等受到的限制过多，如此等等，都是在研究居民消费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总之，经典的消费理论，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生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穆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理论，在解释中国的居民消费时虽然都比较成功，但是都没有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没有考虑中国制度变革的大背景，没有考虑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没有考虑到中国城乡分立的二元结构，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也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等等，而这些因素又正是中国居民的生活背景，居民的消费行为离不开这些具体的因素的影响，所以，任何试图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政策措施也不能忽略这些因素。
四、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的几个建议
消费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正常循环中都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但事实上人民的消费水平却又相当低。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为66%，高收入国家为60%，东亚国家为58%，中国为50.9%，1990年，各组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1%、61%、55%和49.7%，到1994年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为62%，东亚国家为54%，而中国为45.1%（范剑平，2000），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偏低非常明显。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消费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极其重要。日本经济在历经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90年代以来陷入了困境，这其中固然有非常多的原因，但日本长期来偏重于出口而忽视国内消费的政策无疑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因素。中国经济也有这个问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出口需求萎缩，内需不足的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为保持中国经济的较高增长速度和较长增长时期，提高居民消费率至关重要。在居民收入份额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途径就只能是保持或者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了。为此，我们建议：
1.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以防居民发生悲观预期。居民消费的社会背景非常重要，一旦居民认为今后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他就可能大幅度压缩当期消费支出，以备今后生活之用。
2.积极利用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问题。对于高收入者，要加强个人收入所得税征管工作，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一些奢侈品课以高税。对于城乡低收入者，政府有责任保证他们的最低消费水平，应当把向高收入者征收的部分税收转移给这个群体。当前各地都已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问题是要有财力保证低收入者能够及时领取补贴。
3.想方设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抑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再次扩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高，增加收入后，消费支出相对较多，从而可以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率。
4.完善城镇居民的再就业机制，提高再就业率。目前城镇下岗、失业现象较为严重，而再就业困难比较大，再就业率比较低，不利于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还会对在业人员形成强大的压力，从而抑制消费消费增长。
5.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消费信贷，易化手续，降低交易成本，并可适当考虑首期付款比例，以使更多的居民能够达到消费信贷的标准。
6.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顾虑，从而增加当期消费支出，适当减少为将来生活的过多储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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