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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和它的成员国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和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联合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指出：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为目的之企图，都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斗争的历史。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紧密的联系。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迄今尚未实现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创伤。以“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是我们完成“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重大战略任务。香港、澳门回归指日可待，然而台湾问题的解决却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受到各种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
台湾问题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美国政府牵制中国的手段。50—60年代，美国派重兵占领台湾，同蒋介石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对中国实行遏制加孤立政策，阻挠我解放台湾。并先后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联合国托管台湾案”、“台湾住民自决”等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美国还一直充当台独运动的大本营。70年代，美国出于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需要，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于1979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诺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关系。但两国建交不久，美国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承诺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并在“危急”时协助台湾对抗“威胁”，而且把威胁台湾安全的因素扩大解释为和平手段以外的方式，包括经济抵制或禁运等（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只把威胁台湾安全的因素局限在“武装攻击”）。这一切都说明，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盛和统一的中国。分裂中国是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侧面。
冷战结束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对美国的威胁消除，美国不需要再打“中国牌”，中美之间从前战略合作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于是美国调整了对华和对台政策。从80年代向中国大陆倾斜转为90年代向台湾倾斜，但总体上仍维持对海峡两岸的某种平衡关系，即三公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之间的平衡。
“六·四”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施加重重压力，企图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但这一迷梦很快破产。面对一个改革开放和充满生机的中国，美国不能不认识到，中国在国际格局大变动中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在经济上成为亚太地区繁荣的火车头。于是美国政府转而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99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西雅图非正式会议期间，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了正式会晤。1994年5月，克林顿又将人权和贸易问题分开，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从而基本确定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也着手对台政策的调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审议和检讨，1994年9月7日，克林顿正式宣布美国政府的对台新政策。主要内容有：1、台湾驻美机构的名称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2、美国的经贸、科技、文化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在“个案处理”的情况下，可以访问台湾，并可拜会任何机构；3、台北的高层首长（如“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等）可以在美国过境停留，但不宜访问美国；4、美国同意支持台湾加入一些非国家性的国际经贸组织，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以及其它以国家为入会资格的国际组织；5、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不变，仍以“八·一七”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基本准则。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美国对台新政策的主要原则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给予台湾更高的国际地位，扩大同台湾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使台湾继续成为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基地。
（二）
近年来，美国大力加强同台湾的政治关系。1992年12月，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希尔斯访问台湾，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第一位美国内阁官员访问台北。1994年5月，李登辉在赴中美洲访问途中，在夏威夷短暂停留。6月，台湾“行政院长”连战对纽约进行为期2天的“私人访问”。这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15年来第一位在任的“行政院长”访问美国。随后，包括国会多数党领袖米切尔、少数党领袖多尔在内的54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联名致函白宫，要求克林顿总统指派内阁成员访问台湾，以实现美台高级官员互访。7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口头表决形式通过了一项由参议员布朗和亚蒙提出的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修正案，提出“台湾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可以任何时间申请访美”[①]。22日，参院再度通过一项台湾关系法修正案，声称美台官员互访为美国政策[②]。1995年6月美国与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美台断交以来第一次双边副部长级会谈，并商定以后将继续举行这样的对话。最为严重的是1995年6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公然批准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纵容李登辉大搞“独台”活动。使中美关系遭受严重挫折。
冷战结束后，美国加紧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的进攻性武器。1992年9月，布什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严重违反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八·一七”公报的基本精神。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对台军售，比布什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以来，先后同意售与台湾三艘诺克斯级巡洋舰，两架预警飞机，151颗MK—46鱼雷和41枚鱼叉导弹等尖端武器。据台湾报纸透露，美国务院已同意在台生产包括响尾蛇导弹发射架和动力引擎等各项重要的F—16零部件，该项目完成后，不仅可以满足台湾的需要，而且可以部分外销。1994年6月29日，台湾购买美国200枚改进型爱国者导弹的第一批价值150亿新台币的合同已经签署，这批导弹将部署在台湾北部地区，这将大大提高台湾的防空能力。这些都是美国政府提高台湾军事技术和装备水平的严重步骤。同年4月30日，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了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关于台湾问题的法案，批准增加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该法案声明，与台湾关系法的效力优先于美国政府在其后发布的行政命令。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以法律的形式将《与台湾关系法》凌架于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八·一七”公报之上，为加强美台军事合作并引起政治关系的升温提供法律依据。近年来，美国航空母舰多次驶往台湾海峡，向中国人民示威。1996年3月19日和27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决议，声称美国军队应该“保护台湾”。1995年12月14日，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包括修改《与台湾关系法》在内的《外交关系重振法案》。其中依“国务院授权条款”订出，美国在台协会1996—1999年活动经费预算每年为1540万美元。在《与台湾关系法修正案》中增加两个条款，一是将台湾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北代表处”，二是肯定《与台湾关系法》中的军售条款优先于中美“八·一七”公报。
美国还大力支持台湾加入或参与更多的国际组织。1993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全体共和党议员（44人）联合致函李登辉，表示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1月，美国政府曾有意邀请李登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非正式首脑会议，因遭到我国坚决反对而放弃。1994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议案，该决议案指出：美国与台湾有长期历史的友谊，台湾拥有多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外汇存底，其生产总值居世界第20位，政治民主化也获得了进展，国际社会不能无视台湾的存在，台湾在国际组织尤其在联合国中应拥有一席。决议案要求克林顿总统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促使联合国同意台湾的代表充分参与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的活动[③]。7月14日，美众议院12位议员在一次听证会上也为台湾加入联合国大造舆论。美国50个州中有30多个州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也声称：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使用否决权来阻止台湾加入联合国。美国一些政客鼓吹，台湾加入联合国并不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不过在目前，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还不会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其策略是，让大陆和台湾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形成“双席模式”，为台湾最终进入联合国创造条件。
（三）
美国调整对台政策，是推行其亚太新战略的需要。克林顿上台后，根据冷战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现实，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在政治上美国企图继续维持它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在经济上，通过开拓亚太市场获取振兴美国经济的动力源。在安全上，力图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确保美国利益，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称克林顿政府把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列为最优先的外交事务[④]。美国认为，论国力、意愿以及与美国的矛盾关系，中国将会在后冷战时期成为美国不友善的强大竞争者，因此美国的亚太战略不能不从制衡中国的角度来规划和执行[⑤]。同时，台湾扼守着中国邻近海域的出入口，控制了台湾，就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地处重要战略位置的台湾对美国来说，仍是其推行亚太战略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特别是美国失去了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后，美国军事基地北撤了1000海里，台湾可作为美军向波斯湾、印度洋部署力量时的补给、休整地，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于是美国对华双轨政策转为向台湾倾斜。通过调整对台政策，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北可遏制日本，西可牵制中国、南可制约东盟。据美方权威人士透露，美国将把台湾作为战略基地而重新加以认识和重视。美国企图将台湾重新纳入美国全球战略轨道，使其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台湾《联合报》指出，美国政府对大陆和台湾玩弄两手策略，是“希望由此获取最大的美国家利益”[⑥]。
美国调整对台政策，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企图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在台湾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多数大公司在台湾均设有办事处和生产基地。美国是台湾最大贸易伙伴，台湾是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多年来，美台贸易额一直超过中美贸易额。美国希望通过对台政策的调整加强美台的经贸关系。台湾近年来高额的外汇储备和拟在90年代耗资3000亿美元的雄心勃勃的六年经济建设计划和正在执行的几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扩建计划，对美商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国领导人也期待台湾工商界到美国投资，渴望着从台湾新的发展计划中获得一份商机。台湾当局也竭力打“经济牌”。1994年7月13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一项耗资64亿美元建立核电站的计划。据美国报纸透露，台湾当局暗示将把承建电站的合同交给美国公司，以换取美方在外交上的让步和支持[⑦]。在美国正式宣布对台新政策后不久，9月19日，双方就签署了“贸易投资架构协定”。
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也是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因素。近年来，在亲台势力的鼓动下，美国国会多次通过有明显亲台倾向的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提升与台官方接触的层级，开放双方内阁级以上官员的互访，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图谋，突破“八·一七”公报的限制扩大对台军售，数十名议员甚至联名致函白宫要求允许李登辉访美。在今天强势国会弱势总统的美国，国会的亲台倾向不能不对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产生有害的影响。
（四）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必然对中国和平统一带来消极的影响。它大大助长了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的“独台”意识。台湾当局更加肆无忌惮地大搞扩展国际生存空间的外交活动，台湾政界要员频繁出访，并为加入联合国煽风点火。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活动也更加猖獗。这将给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设置新的障碍，增大和平统一的难度。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实质就是阻挠我国的统一，从而使台湾成为美国永久性牵制中国的重要政治筹码。台湾学者杨志诚指出：“尽管美国一再宣称坚守三个公报、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但对于中国的统一，基本上是不会乐观其成的……不管是两岸的和平统一或是武力统一，都是美国所必须阻止的。”“基于美国的最大利益，台海两岸的现状必须维持，既不能让台湾宣布独立，也不能让中国和平统一。台湾一旦宣布独立，不仅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而且可能迫使中共武力统一。但也不能让两岸关系再结姻缘，真正和平统一，因为这将使中国快速崛起。”[⑧]1991年7月，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演说中鼓吹，“国际间主权观念已经改变，主权观念不再是不可分割的了……任何国家的主权不再是不可超越的，主权的基础是经济，确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主权地位是经济实力”。他还诬蔑中国“是一个拥有20世纪核牙齿，19世纪主权观的衰败帝国，一国两制是霸权的作法，是僵硬而过时的主权观的表现”[⑨]。李洁明还攻击中国扬言对台动武是“痴人说梦”。他宣称，“若是中共对台动武，美国总统可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不经国会同意，即采取预防性的军事行动。”[⑩]
从上述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政策较冷战时期确有不少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还不是根本性的，美国在扩大与台湾半官方关系的同时，仍力求不过分刺激中国。按助理国务卿洛德的话说，美国对海峡两岸仍要“考虑平衡”。纵观美国的全球战略，美中关系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台关系仅是其次要方面。建立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两国政府基于各自长远战略利益作出的重大决策。中美关系经过十多年的磨砺已趋于成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贯彻实施，中国经济长期稳定高速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处理一系列全球重大问题上，如防止核武器扩散、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军备控制、世界人口控制、生态环境、南北关系等，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实际上，虽然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两极对抗不复存在，但中美关系的战略价值并没有削弱。中美关系所体现的是多种对美国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利益，而美台关系的本质在于牵制中国力量的扩展，影响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形势的导向，达到美国在台利益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不会为了在台局部利益而牺牲中美关系所体现的重大战略利益。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学教授罗德明指出：“就战略方面来说，在冷战时期，即使美国与中国在价值观念上互相冲突，但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必须与北京保持良好的关系。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认识到这种基于战略利益必须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虽已下降，但并未消失。在全球层次，中国乃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在亚太区域层次，中国也具有庞大的影响力。在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处于青黄不接的不稳定时期，稳定的中国被白宫视为相当重要的战略利益。”(11)前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副代表费浩伟认为：“美国与台北关系基本上仍不会有太大转变。首先，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对美国商人甚至共和党人士而言，仍极有吸引力。其次，大多数的国会议员仍然十分重视中国的亚太战略地位，以及它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事实，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两国关系的决裂，而若提升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至官方层次，很可能会导致此一后果。”“很显然的，由于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美国在东亚政策甚至于全球政策上都不能够忽视中国。……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其他国家要进一步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时，不免要顾虑北京的反应而有所保留。”(12)美国前国务卿贝克1994年9月在接受台湾记者访问时表示反对台湾独立。他指出：“即使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台海仍将会发生严重冲突”，并说，“美国为台独出兵台海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13)克林顿总统1994年11月在印尼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极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将美国牵入其中，便将毁灭美国的远景。”(14)1995年9月，美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被视为美国对台政策一项最新、且颇具参考价值的文件。报告书称：“目前，对亚太地区安全令人担忧的威胁来自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海峡两岸间不断恶化的关系。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疑是帮助缓和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懂得只有同北京建立更好的关系。”“外交委员会认为在台湾地位问题上避免发生冲突或极度紧张的关系（而这种状况将压倒美国其他的重要政策问题），对于美国的利益和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恢复与中国的有效对话。克林顿政府应该在国家的最高层重申美国不反对‘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承诺。还应向北京和台北方面重申，美国既不准备自己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也不会反对它们双方以和平方式达成的解决方案。这将有助于美国使中国重新参加中美间就一系列问题经常进行的高层磋商，并使双方建立起一种比较乐于合作的关系。”“美国应继续使台湾能够拥有在‘与台湾关系法’框架内许可的可靠的军事威慑能力，但美国应该告诫台湾不要再采取威胁到自身已从其中谋得很大好处的这一框架的行动，不要单方面宣布独立。”
90年代，中美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基本上是对立的，以斗争为主，在经济上既有合作又有斗争，以合作为主。双方的经济关系将取代政治关系成为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点。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乃至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目前，美国在对华、对台政策上有较主动的选择余地。到下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增长，中、美、台三角关系的平衡基点将逐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中国将逐步把握台湾问题的主导权。
（五）
日本占领台湾50年。在台湾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战略利益，一直把台湾视为“特殊利益地区”。在“重返台湾”的口号下，日本经济大肆向台湾扩张，从1952年至1995年，日商对台投资总件数为2622件，总金额59亿美元，居外商对台投资首位。台湾技术引进项目中，日本占70%以上。日台贸易，日本长期拥有大量顺差。1994年日本顺差达145.7亿美元。日本九大商社控制台湾三分之二的外贸总量和销售渠道。从战略安全角度看，台湾海域是日本西南航线的必经之路，每年通过这条航线的日本货物运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的90%的石油。从遏制中国和保护其在台湾的利益出发，日本必然期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长期保持下去。鉴于台湾与日本的历史状况和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日本的对台政策与美国的做法不同，日本一般不公开颁布明确对台政策，而是采取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的办法，因而日台政治关系一直被形容为“鸭子划水”。但近年来，双方的实质关系的发展开始浮出水面。1993年2月，台“外交部长”钱复以“观光者”身份访问日本。1994年10月，台湾“经济部长”江炳坤借赴日本参加经合会中小企业会议之际，与日本通产大臣举行了会谈，这是1972年日台“断交”22年来双方“部长级官员举行的首次正式会晤。10月，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并访问日本，成为迄今为止访问日本的最高官员，开了恶劣的先例。1995年6月10日，由日本皇室成员六条有康任名誉总裁的日本文化振兴会会长石井勋一行访台，与台湾由李登辉担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缔结姊妹会，目的是借文化交流名义，邀请日本皇室成员访台，并促成台湾高层领导访日。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实现访日。对此，日本一些亲台政客、议员正加紧配合台湾当局的一些幕后活动，积极为李登辉的访日寻找机会。6月23日，日本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李登辉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前来日本访问，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以私人访问方式，前来参加京大校友会，并非不可能。”(15)，小泽一郎在他那本被称为日本21世纪政治外交蓝图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也一再提出欢迎李登辉到日本访问，该书特别提出，“日本有必要摸索与台湾建立一个‘公’的关系”。所谓“公的关系”，就是政府与政府间的官方关系。由于小泽一郎在日本政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的观点十分引人注目。但日本现正力图从经济大国发展为政治大国，并大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得到中国的支持和配合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在华利益不断发展，因此，日本不会愿意看到因台湾局势动荡而引起亚太政治、军事形势的不稳定，在相当时期内，日本因台湾问题而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很小。
（六）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同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同越南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同新加坡、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91年起，东盟邀请中国以贵宾身份参加东盟的部长级会议。自1994年起，中国以咨询伙伴的身份参加东南亚区域论坛。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董事会主席林基绵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两岸间未来的和平统一，是本地区各国共同接受的立场；但由于台湾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性，各国也与台湾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从东盟国家的立场看来，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不会成为本地区的一项威胁。”(16)马来西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巴金达也认为，“对东盟各国而言，中国已由令人畏惧的对手转变为共谋发展的伙伴。”(17)
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现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热潮，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安，出于政治上和“安全”上的考虑，为了降低台商大陆投资热，减少对大陆的依存度，同时为了利用东南亚部分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取代1997年后的香港，作为未来对大陆贸易和投资的中继站，台湾当局抛出“南进投资政策”。台湾“外交部”在谈到“南进政策”的战略意图时宣称：“南进政策”是为了拓展对外关系，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提升台湾在国际经贸中的地位，以加强经贸关系为手段，促进外交关系的发展，通过经援方式提升与无邦交国的关系，进而拓展对外关系的目的。目前台湾对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投资均已超过美国，居日本之后列第二位。台湾当局特别把越南作为其推行“南进政策”的重点之一，不断增加对越南的投资。据统计，台在越南的投资1991年为6亿美元，1992年为8亿美元，1993年增至18亿美元，占整个外商在越投资的27%，居在越投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首位。目前台湾已占领越南1／4的市场。台湾对越南的“官方援助资金”也不断增加。通过“以经促政”，提升双边关系，双方官方互访频繁，级别不断提高。1993年7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莺平政府高级代表团访台，其中包括政府和30多位省长在内的高级官员。1994年3月，台“经济部长”江炳坤访越，与总理武文杰等越南高层官员会谈。台湾当局为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阴谋，扩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进而实现其“独立政治实体”，最终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对东南亚国家大搞“度假外交”活动。1994年元旦，台湾“行政院长”连战以“私人度假”名义前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会见了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副首相安华和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总理吴作栋和资政李光耀。紧接着李登辉率“外交部长”钱复、“经建会”主委萧万长等于春节到菲律宾、印尼、泰国开展“私人度假外交”，先后与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印尼总统苏哈托和泰国国王阿杜德就发展相互间关系进行了会谈。李登辉、连战在东南亚搞的所谓“度假外交”活动，开创了台湾最高级政要出访“无邦交”国家的先例，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就中国统一问题而言，东盟和美国、日本的态度是有明显区别的。美、日把阻挠中国统一，维持海峡两岸分裂局面作为自己对台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东盟国家对两岸统一基本上是持不反对或乐观其成的态度，不过他们不希望两岸在目前或短期内实现统一，而是希望这种统一推迟到更长时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统一问题持相当矛盾的心理，既不希望两岸很快统一，担心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构成威胁，也不希望台湾独立，因为那将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而危及他们的国家利益。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几次谈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心理，他说：“任何事情只要威胁到中国的统一就要引起战争……，美国和中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所危及的正是整个东亚将来能否稳定。”(18)“我寄希望于台北、北京和华盛顿这三方都在盘算要避免非常高的代价，亚洲其他国家也要承担这种代价，一旦发生公开冲突，在这个地区的投资、贸易、信任气氛和经济增长就会被驱散。”(19)李光耀告诫台湾当局不要走台独之路。他指出：“我认为选举结束后李登辉将必须决定在他的四年任期里他是希望看到台湾象一辆车子那样嘎嘎地远去呢，还是希望看到台湾商定一张走向统一的道路图？”李登辉“必须在立场方面作某种确定的改变，以表明从长期看他所追求的是统一而不是别的什么选择。”(20)但李光耀又希望中国统一不要来得太快。他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总有一天会统一，我对此毫不怀疑。什么时候统一？我不能说。我只希望统一不要太早，因为太早统一可能是灾难性的。”(21)
注释：
[①]（美）《世界日报》1994年7月2日。
[②]（美）《世界日报》1994年7月23日。
[③]（美）《世界日报》1994年6月15日。
[④][⑤]（台）《美欧月刊》1995年第10期。
[⑥]（台）《联合报》1994年7月10日。
[⑦]（美）《商业周刊》1994年8月1日。
[⑧]（台）《美欧月刊》1995年第10期。
[⑨]（台）《中国时报》1991年7月19日。
[⑩]（台）《美欧月刊》1995年第4期。
(11)(12)（台）《国策》第110期。1994年4月18日。
(13)（台）《美欧研究》1995年第4期。
(14)（台）《国策》1995年4月4日。
(15)小泽一郎1995年6月23日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16)(17)（台）《国策》第110期。1995年4月18日。
(18)（美）《洛杉矶时报》1996年3月12日。
(19)(20)（美）《时代周刊》“TIME”1996年3月4日。
(21)（法）《费加罗报》（LE FIGARO）199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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