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集团行业多元化动因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企业集团论文,我国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考察过去40多年来关于公司多元化的理论文献，我们发现理论界对公司多元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多元化的定义及衡量问题；(2)产生多元化行为的动机和刺激因素是什么；(3)公司多元化行为的结果如何？这种结果包括两方面，一类是财务绩效，另一类是对公司经营风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事实上，后面的两个问题有时候也会纠缠在一起，某些学者提出的多元化动机理论本身就蕴涵了其对多元化绩效的假设。
尽管此类研究成果丰硕，但人们也认识到，实践中公司的多元化行为仍处于不断探索、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多元化的定义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例如，对多元化问题最早关注并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安索夫认为公司成长有四种基本方向：(1)挖掘现有市场潜力获得增长；(2)开发新的地理市场；(3)开发新产品；(4)多元化。其中用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才属于多元化战略[1]，他第一次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提出多元化战略的含义，以产品种类的增加来定义多元化。此后的大多数战略管理学者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对多元化定义进一步细化。1959年，彭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将多元化定义为：“企业在基本保留老产品生产线的情况下，扩张其生产活动，开展若干新产品(含中间产品)的生产。”这样，最终新产品的增加、垂直一体化程度的增加以及企业运营生产领域的增加都被纳入到“多元化”的范畴中来[2]。1962年，戈特对多元化做了更精确的定义：多元化指单个企业活动的异质市场数目的增加，即一个企业所活动的行业数目的增加。如果生产活动的异质性仅仅涉及产品的细微差别化或垂直结合方式，并不是多元化[3]。很明显，戈特的多元化定义同时包括了产品多元化和市场多样化。以产品为分析基础的还包括Rumelt[4]，他采用产品或业务的相关性程度来定义多元化，将多元化区分为单一业务、主导业务、限制性相关、非限制性相关以及不相关多元化五种类型。近年来，当大多数企业陷入产业经营多元化的困境时，GE公司却通过多元化的资本运营取得巨大成功，这已经引起理论界的充分关注。在近几年的文献中，多元化也指投资和合资，使单一组织能够增长或降低整体风险[5]。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研究中，公司多元化至少有三种涵义，即市场多元化、产品/行业多元化和资本运营的多元化。很明显，企业决定进入国际市场和进入新行业的动因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本文主要研究多元化的第二种解释，即企业为什么决定进入新的行业，在多个行业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向不同市场提供多种不同的产品。
另外，英文中并无“动因”一词，在国内的部分文献中，常常把公司实施多元化的诱因/刺激因素、动机和动因(为什么会实施多元化？)作为等同的概念使用。然而，刺激因素一词意味着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出现某种变化，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威胁，经理对于是否追求这种刺激具有选择权；做出多元化决策还依赖于经理人是否具有追求刺激的动机或目的，甚至当内外部环境中不存在多元化的刺激因素时，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做出多元化的战略选择，而这一动机与刺激因素和支持性资源都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探究不同制度条件下公司多元化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认为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内外部刺激因素/诱因(incentives)，以及管理者在不同目标函数下追求多元化的动机(motives)，共同构筑了企业多元化的动因(见图1)。
二、国内外关于行业多元化动因的文献回顾
从广义上来说，关于企业多元化的动机共产生了三种理论观点：以竞争、代理和风险为基础的观点。第一，基于竞争的观点认为，公司多元化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市场影响力；第二，代理理论认为，公司多元化的动机不是为了增加经济效益或股东利益，而是经理人为了保护、维持自己的地位，降低自身风险而盲目追求庞大的规模；第三，基于风险的观点认为，公司可以通过多元化的业务组合来分散公司经营中的非系统风险。还有部分文献认为存在第四种观点，即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公司通过多元化增长来利用过剩的生产能力、管理能力/企业家精神、财务资源和市场等。但笔者认为，利用过剩资源不是企业进行多元化的目的，只有当企业存在大量通用资源这个条件时，才会刺激企业的多元化行为，因此放到刺激因素的框架下讨论更为合适。
1.增强战略竞争优势的动机——基于竞争的观点
从传统来看，经济学家最早关注公司多元化的兴趣主要来源于，担心多元化经营对市场竞争的阻碍。这是因为“混业经营的公司会带来一种市场力量，对单一经营的公司造成危害”[6]，即后来的市场力量说。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混业经营的集团公司，尤其是实施相关多元化的集团公司可以通过跨市场补贴、相互克制、互惠性采购这三种途径来获得反竞争的力量[7]。
总体来说，持市场力量说的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多元化的后果，而不是把它当作公司多元化的主要动机，他们更多地是披露多元化通过何种途径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从而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但是，沿着这一思路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多元化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8]，而这也成为现实中许多公司实施多元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除了市场影响力以外，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也是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之一。主张适度多元化(限制性相关多元化)的学者认为企业应该尽量利用不同业务之间的范围经济，以获得协同效应，降低成本。而这种价值创造的过程可以通过两个层面来实现：在经营层面，可以通过共享价值链上的某些活动，例如内部物流、生产管理、外部物流、采购、科研等，获得成本上的竞争力；在公司层面，通过总部可以将专有技能、管理知识以及核心竞争力从一项业务传递到另一项业务，从而增强公司的整体战略优势。
以上理论主要解释了相关多元化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正是因为这个结果，才使得企业和理论界对它趋之若骛。然而，现实中一次次出现了合并成立超大型不相关多元化公司的狂潮，促使学者们对多元化动因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由此产生了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对于大型多元化公司，总部相比股东和外部投资者总能够获得更详细的信息，通过内部资本市场配置决定资本应当流向哪个业务单元，借助于内部投资实现财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本节约。正如Weston(1970)的研究表明，资源通过内部市场分配比外部资本市场更有效率，而大型多元化企业中存在内部市场，因此在资源分配上更有效率[9]。
2.管理者动机——基于代理的观点
如果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被赋予同一个人或一些人，那么毫无疑问，这种企业通常都以利润/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实施多元化通常都以增强企业的战略优势为目的。然而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时，股东和经理各自的利益和目标可能不一致，从而导致管理的机会主义。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管理者为了增加报酬、提高声望、降低管理的职业风险、拥有能自由处置的更多现金流，热衷于建立一个庞大的公司帝国。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两个假设：管理者报酬与公司规模密切相关，而多元化经营是扩张规模的有效手段；另外一种假设是，管理者会尽量使公司的经营范围向自己熟悉或具有专长的领域发展，使公司对本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一种“套牢”作用。
出于管理者动机而实施的多元化通常被认为是多元化折价的源泉。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解释管理者拥有公司股份越少越倾向于多元化经营似乎颇有说服力[10]，然而现实中还有许多反例，例如，May(1995)发现，那些个人拥有公司股份越多的CEO们往往更倾向于搞多元化，而这类动机主要在于经理们相信多元化可以降低公司的特有风险(Idiosyncratic Risk)，避免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被收购，从而间接改善因失业而造成的职业风险[11]。
3.分散风险的动机——基于风险的观点
多元化经营能够分散风险的说法由来已久，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马克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起初主要用来分析证券投资的风险——收益最佳组合，后来也成为多元化分散风险说的基石。人们认为公司可以通过多元化的业务组合来分散经营中的非系统性风险，多元化投资项目的相关度越低，那么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12]。相应地引申出：公司多元化经营应该尽量选择非相关产业，非相关多元化优于相关多元化。
以上三种观点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对多元化动机的解释，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市场结构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多元化的动机理论做了补充。Oliver E.Williamson认为，管理者能够通过多元化向外传递低成本的信号，从而吸引投资者[13]。Yongmin Chen也证明，多元化是一个向竞争者传递其具有竞争优势信号的途径，即使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减少公司的赢利性[14]。
正如以上分析，企业采用多元化战略总是出于某种动机考虑。此外，当内外部环境中存在某种刺激因素时，还会导致公司追求更进一步的多元化。
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西方社会普遍认为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的反垄断条例和税法对公司产生了刺激，将合并成立超大型不相关多元化公司推向了高潮[15]。由于缺少相应税法限制，1986年之前的并购大多冲着合理避税而来。当20世纪80年代这些外部刺激逐步减弱时，原先的“巨无霸”公司开始实施重组，回归到主业上来[16]。
另外，公司内部的过剩资源和经营状况也会对多元化产生刺激，有代表性的是资源学派的一些观点。Penrose(1959)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增长机会，是因为总是存在一些闲置性资源，这些资源既可用于新业务，也可用于现有业务。Teece进一步指出，存在过剩的通用性资源是多元化的必要条件[17]。当一个拥有闲置资源的专业化企业面对无穷大的需求曲线时，它可以将过剩资源再投资到国内现有业务上，或进行国际化扩张；但是，当行业生命周期接近衰退期、受到竞争威胁或面临有限的需求弹性时，对现有业务的再投资会降低价格和利润。这时，企业会有三种基本选择：(1)向市场上的其他企业出售闲置资产；(2)进行多元化投资；(3)通过提高股利或股票回购把闲置资金返还给股东。若闲置的是无形资产，那么在销售时很难签定交易契约，即使是有形资产，当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失灵时，也很难获得其应有的价格，于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将选择多元化来充分利用过剩的资源和能力。资源学派的另一观点是，公司的赢利水平和业务范围取决于拥有资产的数量和性质。专用性强的资源可能因这种特性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导致公司在专业化的领域越做越深；而通用性强的资源很容易被模仿、替代，只能产生较低的经济租金，这使得公司只有通过开展较宽的业务活动来获取公司价值最大化。因此，通用性强的灵活性资源(如自由现金流)可以使多元化走向更高层次[18]。
以上关于多元化动因的结论大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反映的是这些国家中公司的行为和制度背景。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国家，无论是政治制度、市场化程度还是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与美国公司有很大不同，而这些差异又对中国企业多元化的动因产生独特影响。更具体来说，企业追求多元化的目的和动机可能差异不大，但刺激因素却可能截然不同。因此，本文着重从刺激因素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企业集团多元化的原因。
三、我国企业集团行业多元化动因的分析
从企业成长的结构性特征来看，多元化基于企业的经营结构，而集团化则基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多元化是企业集团的一种成长扩张模式，但不是唯一的模式；而企业集团化又为多元化创造了条件。可见，企业集团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从中国企业集团多元化成长的历史路径来看，也验证了这一点。中国企业集团多元化的战略选择实际上是国家政策和行业竞争结构之间博弈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生产力得到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高，但当时市场上的产品结构单一，大量行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加上银根放松，国家和地方投资规模过大过快，一度使国民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这种“短缺经济”客观上为企业带来大量填补市场空缺的多元化投资机会。由于处在“渐进式”改革的初期，无论是区域开放、市场开放还是行业开放的程度都很低，民营和三资企业的数量稀少，为国有企业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大好契机。这段时期虽然出现了大量跨地区、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体，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团[19]，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与企业之间实质上沿用的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权关系，这种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统称为国有企业)仅仅负担生产职能，其战略行为根本无从谈起。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我国真正以产权为纽带的企业集团开始创建并蓬勃发展起来。无论是80年代初，国家以适应消费“补课”和提高生活水平而重点发展轻工业，还是90年代中期，重点发展重化工原材料工业，由于都是以市场补缺为主，企业集团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小。许多企业集团靠着某个行业的某一两个产品“起步早、外观好、广告投入大”而一炮打响，然后以“成功产品”为龙头进行多元化扩张。然而，这些“成功产品”仍处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增长阶段，按照西方主流的多元化动因理论：当企业所处的行业已经接近成熟期、具备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地位、销售增长率开始下降时，才是企业进行多元化的最佳时机，显然，中国的实际状况与之不符。究其原因，以下几点对1991-1993年中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行为产生了影响。
1.行业集中度和进入障碍低。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对经济成分问题的争论日益减少，特别是十五大关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使非国有企业集团得到迅速发展，已经基本上填补了行业空白。但是，由于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例如轻工、家电、食品、饮料、电子信息等行业)还处于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具有战略优势和主导力量的核心企业，行业的集中度低，相对进入障碍较低。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积累、管理积累普遍比较薄弱，没有形成针对某一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拥有的优势很容易被具有强大资金实力、多元化扩张的企业集团击破。
2.支持性的金融信贷体制。当时中国的五大银行都是国家所有，从上到下都受政府和银行的双重领导，政府需要资金发展经济，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银行信贷。“以投资带动增长”“以速度代替效益”为企业集团(尤其是国有企业集团)的多元化提供了关键的支持性要素。而那些非国有企业集团在机会多、资源相对不足、金融市场不发达、融资方式单一的情况下，往往也通过多元化扩大企业规模，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要的资金。
3.20世纪80年代多元化溢价所形成的市场激励。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虽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命令关系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国有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仍由政府直接任免，这些领导人要么是原国有企业工厂厂长出身，要么是政府官员出身，在管理企业集团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上十分有限。而那些早期在机会带动下，以高增长高负债为手段发展起来的非国有企业集团管理者，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环境下尝到了多元化的“甜头”，一些经营者误认为多元化就是企业的成功之道，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多元化扩张的追求。
总结这一时期我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行为，可以典型地概括为“政府推动下的企业趋利模式”。当市场出现新的空白点或一个新产业即将诞生、壮大之时，便会有一批企业竞相进入这个市场或产业。
1994年以后，我国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前段时期的银行信贷失控、企业盲目过度多元化导致行业竞争结构开始恶化，进一步影响到该行业中各个企业的赢利水平。加上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银行信贷紧缩，这些巨大转变迫使企业集团进行战略性重组，回归到主业上来。
进入2000年，作为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中国加入WTO，这又为企业集团的多元化带来新一轮契机。有代表性的是2003年中国家电企业掀起了一股“造车”风潮。这个时期推动中国企业集团多元化的内外部刺激因素发生了新的变化。
1.新兴暴利性行业的机会带动。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政策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新兴行业。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中国企业集团多元化的足迹可以发现，从PC开始，房地产、手机、汽车，这些最具暴利特征的行业无一不被涉足。之所以“暴利”是因为这些行业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飞速扩张的过程，市场容量巨大，而行业集中度较低，有利于企业抢占先动优势，短期内快速收割机会收益。
2.金融市场不发达，融资困难。尽管经历十几年发展，但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仍然很低，各种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不发达，导致企业融资困难。这时，企业集团作为资金放大器的作用就充分表现出来。一些国有企业集团通过不断上新项目获得政府拨款或政策性低息贷款；另一些企业通过不断与外商合作，用合资项目吸引外资；而更多企业则利用多元化、集团化来扩大自己银行贷款的渠道，从而获得企业集团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3.政府直接推动和扶持性优惠政策。从1995年底开始，政府已经意识到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考虑到加入WTO后竞争的日益激烈，国家提出了搞活大型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国有资产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撤退；“抓大放小”，扶持和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促进企业强强联合，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而现实是，一些企业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压力和国家各种优惠政策的诱惑下，主动或被迫与一些中小国有企业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或资产重组，并因此成为“大型国有企业”，然后去争取国家在税收、信贷、优先上市等方面的指标。
4.经营状况不佳，未来现金流不确定。西方的研究发现，经营不佳的公司才会想着搞多元化[20]。而此时，中国的许多企业由于行业竞争结构恶化，逐步走向困境。经过前一轮的高速发展，许多行业(尤其是家电)已经趋于饱和，受总体数量和消费结构的限制，产品的扩容难有较大突破，具有资源的企业只好通过多元化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这种情况看起来和西方20世纪70年代铁道运输市场萎缩而实施多元化的情况相似，而实质上二者有很大区别。例如中国的家电业，并非发展到行业成熟后期而多元化，而是由于长期依赖初级生产要素，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末端所致。中国的家电企业从价格战、服务战到概念战，无一不是在中低端的产业层次上竞争，致使产业变得利润稀薄，甚至无利可图。然而要想在专业化上做深形成壁垒，往往需要向核心技术、关键器件、卓越流程等方面长期深入操作，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从而导致了企业的多元化行为。
5.拥有过剩资源。根据资源学派的观点，拥有过剩的资源与能力也会刺激企业进一步多元化。而中国企业集团手中拥有的过剩资源主要是品牌和自由现金流。为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并深度开发品牌价值，企业会努力把这些无形资产与新产品、新市场和新行业结合在一起。例如娃哈哈集团公司，在拥有大量闲置资金、品牌成熟、存在行业机会的情况下，先是进行了茶饮料、瓜子、方便面、营养品等相关领域的产品多元化，然后进入了与主业无关的“童装”“日化”等领域。
6.转型期企业集团特殊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关于企业所有制和多元化经营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的程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所有制企业[21]。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企业集团的多元化经营与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之间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基本上是一种层层委托的代理关系，由于委托层次过多，企业的经营者已经没有最大化所有者权益的激励：理论上的产权所有者(全民或集体)过于分散，无法对经营者的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而国有产权的代理人通过国资委或相关部门以行政方式委派，对其投资行为仅负责很小的一部分责任，导致企业的投资约束软化了。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国有企业当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期间也会出现投资约束软化的特征。中国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导致许多民营企业家往往进行“拍脑袋”式的决策，而一些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也常常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这导致企业在机会出现或出于某种管理者动机，对某些产业的“过度进入”行为。而竞争加剧后又会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推动了多元化经营的自我循环。
7.转型期经营者特殊的价值标准与文化取向。新旧体制交替下，企业家“做大”的动力非常强，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往往和企业家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密切关系，在“崇名”心理的驱动下，他们往往不愿意固守在一个专业市场深耕细作。另一方面，企业家和经营者容易陷入“攀比”的陷阱，热衷于“新概念”和“新技术”的炒作，从而多元化进入一些高科技领域。经营者的这些心理情结成为推动企业多元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尽管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并无明显促进作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降低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和整体收益[22]。但并无法说明中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不是出于利益动机，毕竟目标和结果可能会产生差异。
1.追逐短期利润的动机。中国大部分企业集团的多元化行为均出自追求短期利润的动机。当经济发展、政策推动、技术进步造就新的行业机会时，企业会蜂拥而上，迅速收割机会收益。然后通过多元化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补贴其他业务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迅速扩大企业规模。然而在中国，这种内部资本市场配置并非出自增强企业战略优势的目的，对中国企业集团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容易造成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过度投资和跨行业补贴的“抽肥补瘦”现象，降低企业价值[23]。因此，对于中国的企业集团，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真正出于增强战略竞争优势动机而多元化的企业很少。只有少数企业集团是出于规模经济、“协同效应”和增强市场影响力的需要而实施限制性相关多元化。而对于大多数企业集团来说，获得战略优势只是在多元化冲动后才会考虑和反思的问题。
2.管理者动机。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经理与厂长只是股东与董事会指定的经营代理人，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企业运营的信息与股东们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多元化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增加可控资源，享受更多的在职利益，包括获得隐性收入、降低职业风险、提高个人声誉等。有时也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或出于激励、创造晋升机会的需要开展多元化，以期矛盾各方能在多元化公司中找到满意的位置。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导致董事会和外部治理市场对管理者的约束力降到极点。在“政企分开”“放权搞活”的口号下，经理厂长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重大投资、人事任免、资金筹措、日常运营等一切权力，形成了真正的“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集团中，所有者缺位导致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虽然经理人由国资委等上级主管部门指派并对其负责，但事实上这些主管机构也是一级代理机构，在层层代理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是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者，也没有任何剩余索取权，从而失去了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效监督的动力。
3.分散风险的动机。随着大量企业主业利润趋薄，经营者开始重视多元化分散风险的作用。不仅包括由于不同产业产品生命周期和市场需求弹性不同而引起的市场风险，还包括一些非市场风险，这和主流的多元化分散风险动机理论有所不同。而这种非市场风险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密切相关。首先是转型期政府政策的多变性，随着改革深化，政府会根据多数利益涉及者的承受能力调整政策，但总会有些企业因此遭受重创。例如三九集团就是由于其主打产品“三九胃泰”，突然被有关部门宣布为自费药而严重陷入困境，而后被迫从事了多元化经营；其次是法律不完善以及信用制度不成熟。在现阶段，市场规则尚未健全，法律保障不完善，社会信用缺失，如果过度依赖上下游企业而从事大规模的专业化经营，会大大降低企业讨价还价的权力。这种现象在转型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尤为突出。
4.国有企业集团的非赢利性动机。一般股东的决策目标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包括短期和长期收益；而国有产权代理股东追求的是满足其委托人(国资委等相关部门)规定的目标，不仅包括经济目标，还包括福利、平等、社会稳定、就业等目标。为了降低失业率，有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在上级安排下，接收了一些效益差、甚至濒临破产的企业；或考虑到在职职工的工资福利，职工家属的就业与安置，兴办一些与主业无关的“第三产业”“福利工厂”等，从而成为原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的分支。
四、影响中国企业集团多元化的关键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实际上是国家政策(制度因素)和行业竞争结构(市场因素)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政府逐步对一些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导致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然而，由于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较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改革的起点相比韩国等一些新兴经济国家要低得多，因此还处在市场化的最初级阶段。政府在开放产业市场方面的每一个“大动作”(例如加入WTO)，都会造就一批新的行业机会，这种机会表现为市场需求旺盛、现有竞争者少或实力弱、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尤其在中国现有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权力经济催生了一些企业可以切入暴利性行业的机会，需要牌照的手机行业、需要政府批准的房地产业和需要牌照的汽车产业无不体现这一点，导致很多多元化企业所在的行业都与政府垄断资源密切结合。正如近年来西方文献所指出的，多元化企业快速发展的前提是各种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市场经济越不发达的地方，多元化程度就越高[24]。目前中国无论是行业市场化还是地区市场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方政府与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一方面，企业集团可以利用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通过多元化抓住市场机会，快速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提供支持性优惠政策对当地企业进行保护，以实现某些政治和社会目标。这种关系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集团在多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大量企业过度进入某一行业导致行业竞争结构恶化、利润率下降时，企业又会匆忙退出该行业，寻找下一个投机目标，如此反复循环。加上中国现有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公司治理机制都很不完善，国企改革还处于探索阶段，使这些约束机制对不合理多元化的抑制作用无法正常发挥。
有些学者将中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总结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缺失”的结果，本文不认同这个观点。实际上，主导中国企业集团多元化的理论基础是战略思维的行业组织模型(I/O)，该模型认为企业的赢利水平取决于所在行业的竞争强度和结构性因素，因此企业要选择有吸引力的行业进入才可获得超额利润。无论中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决策是否受到该模型指导，事实是，他们都采用了“行业机会带动”的多元化增长方式。尽管该模型往往被理论界指责为多元化的帮凶，但在市场机会多、行业竞争不激烈的年代，它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美国的六七十年代和中国1994年以前。1994年以后的中国虽然市场空白少了，但由于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一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存在大量多元化的刺激因素，因此中国的企业集团还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行业组织模型去进行多元化。
五、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企业集团在不同时期的多元化是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中国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由于改革的起点低、又采用“渐进”的改革方式，使得每一次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都会涌现新的行业机会，而政府的政策导向又会推动企业集团去抓住这些机会。正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多元化的历史表明的那样，多元化在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除非大量多元化的刺激因素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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