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决策：一个值得关注的哲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值得关注论文,哲学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8-0051-05
工程活动一般包括计划、实施和运行使用三个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计划规定着工程的整体，是工程实施与使用的基础。决策是工程计划阶段的主线，其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工程的成败。本文主要阐释工程决策的一般性质和过程，探讨工程决策中的理性和价值，剖析工程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
1 工程决策及其一般过程
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发展，都经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决策问题。决策一般是指为了实现某一目标，搜集处理各种相关信息，并通过决策者的分析判断，对行动方案做出选择。决策是行动的前提与指南，缺乏决策的行动是盲目的。
工程决策是工程决策者（政府、企业或个人）针对拟建工程项目，确立总体部署，并通过不同工程建设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对实施方案做出选择的行为。决策是贯穿整个计划阶段的主线，可以认为整个工程计划阶段都是一个决策的过程，是工程实施前的活动过程。
工程决策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工程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二是选择具体的实施方案。工程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主要是根据问题与机会，确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建造什么工程。战略部署需要考虑工程的可行性，但重点在于工程总体布局的合理性、协调性与经济性。工程具体实施方案的选择，是要对多个可能的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从中选择最满意的方案。工程的总体战略部署和具体实施方案选择是紧密相关的，前者指导后者进行，后者不断修改，补充前者[1]。
对工程建设而言，决策包括工程实施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不同于将决策定义为“特指从多种可能方案中进行选择”的狭义理解，工程决策包括三个步骤：针对问题确定目标、处理信息并拟定多种备选方案、方案选择。如图1所示。
确定目标。针对所面临的问题，分析问题的性质、特征、范围、背景、条件及原因等，确定工程要实现的目标，即确定要建造什么工程，并做出战略部署。工程决策中至少要确立如下目标：(1)功能目标，即项目建成后所达到的总体功能；(2)技术目标，即对工程总体的技术标准的要求或限定；(3)经济目标，如总投资、投资回报率等；(4)社会目标，如对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影响等；(5)生态目标，如环境目标、对污染的治理程度等[2]。
信息处理与方案提出。根据确定的工程目标和战略部署，广泛收集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提出可能的工程实施方案。通常，由于工程将带来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多方位的影响，因此往往会出现多种可能的实施方案，这些方案各有所长，决策者需要对它们进行系统分析，权衡选择。
方案选择。主要是在一系列确定与不确定约束条件下，全面客观地评价、比较各个方案，选择最满意的。由于各种工程方案往往各有所长，现实中极少存在一种从各项准则来看都是最优的理想方案。因此，无论选择哪种方案，都可能舍掉其他方案中的合理成分。Pratnush Sen和Jian-bo Yang在“工程设计中的多准则支持”(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support in engineering design)中指出，“各种决策都牵涉到从多种方案中选择。这些备选方案对于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可接受性，而且都具有某种后果，这些后果中有好的也有坏的，这些后果来自于选择的经验。因此，理性的决策的目的就是将积极的后果最大化，并尽可能地减少消极的后果。既然这些后果直接关系到决策或方案的选择，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这些后果看作是执行决策的某个方面。决策问题就变成了考虑执行决策后果的问题，而有意义的决策又与决策者的选择密切相关。”[3]
工程决策的三个阶段不是完全线性的，而是存在着多重反馈。信息处理、运筹分析等行为始终存在于工程决策的各个步骤中。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评估与决策等工作环节，互为条件和补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调整。甚至在决策制定后的工程实施中，也会根据实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反馈，对原来的工程决策进行某些可行的调整。
工程决策的制定，经常通过网络化决策进行。一要自觉地抵御单要素决定论或少数要素决定论，尽量避免工程决策或工程决策咨询中的片面性，特别是单纯的利益决定论或领导意志决定论。二要尽可能地兼顾工程建设中的所有相关因素，全面筹划社会、文化、环境、技术、国力等多种要素。三要在多种工程要素的决策中，尽可能地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2 工程决策的理性与价值
决策是由决策者做出的。“决策者”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集体。那么，决策者要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有哪些因素影响决策？
从决策过程来看，决策能力可分解为如下四种：确定目标的能力、收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拟定多种可行方案的能力、择优选择的能力。
决策者的决策活动是很复杂的，它受到许多方面和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理性、价值、情感和意志[4]。帕金(James Parkin)在《工程师的决策管理》(Management Decisions for engineers)一书中认为，先前的决策和行为、特定信念、个人价值、社会和职业标准、认知偏好、个性与环境压力等等都影响着决策的做出[5]。
工程决策需要以理性为基石。对工程的初始条件与环境条件的调查与辨识，工程方案的运筹设计，方案比较与综合评价等，都是基于理性的行为。当代决策理论，包括运筹学、系统分析、最优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都充分展现了理性在决策中的力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理性在决策中是重要的，但现实中的理性是有局限的。西蒙把理性的约束因素归结为5条：不完备和不完全的信息、问题的复杂性、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限制、决策的时间限制和针对组织目标的争议。基于对有限理性的分析，西蒙提出了决策中不同于“最优”原则的“满意”原则，即人们很难选择一个从各个角度而言都是最优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往往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根据需求和目标，选择最满意的方案。理性的局限性，意味着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工程决策必须要理性，但也需要理性之外的因素。
工程决策应该体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在一般条件下，二者往往会发生冲突，强调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往往会伤害工程建设的社会效益；同样，如果坚持工程建设的社会效益，也可能损害某些人或团体（如公司或当地政府）的经济效益。因此，决策者的价值观念在决策制定中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对决策具有决定性意义。
拉尔夫·L.基尼在《创新性思维——实现核心价值的决策模式》一书指出，“任何决策情况中，价值都是极为重要的。有几种选择方案之所以事关重大，只是因为它们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因此你的思维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价值上，然后才放在可以实现价值的选择方案上。自然在明确价值和制定选择方案之间应当常常有一种翻来覆去的过程，但原则却是‘价值第一’。这种思维我称之为以价值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可以极大地改进决策。因为价值引导不仅制定较好的选择方案，而且也创造出较好的决策环境。这种较好的决策环境是为你自己创造的，应被当成是决策的机遇。……对一个决策问题来说，价值观念比起选择方案来说更为基本。”[6]
价值可以影响工程中的各个方面，具体如下：
指导信息搜集：只有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参照下，信息才有意义。价值观决定信息以及信息搜集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哪些信息是重要的，哪些信息是不重要的。例如，如果单纯考虑工程的经济效益，那么环境方面的信息就是不存在的或不重要的。
创建选择方案：只有在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参照下，我们才能创建更多的选择方案。以兴修水利为例，在人定胜天的价值观念指导下，我们可能形成拦河筑坝的工程方案。如果在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我们或许可以创建更多的工程方案供社会选择，如考虑环境的方案，考虑移民的方案等等。
评估选择方案：决策包含对候选方案的评估，但任何评估都有一定的价值尺度。在以选择为中心的决策模式中，评估及其价值尺度问题是外在性的，单向度的，甚至是随意的。以核心价值为中心的决策模式则以工程选定的价值目标当成评估尺度。这种价值判断可以量化并用以构建我所谓的价值模式（就是说一种客观功能）。如果把这一点和描述各种选择方案后果的模式联系起来，就有可能对选择方案的相关满意度的内涵有所了解。进一步说不但可以对具体的事实性资料而且可以对这些具体价值判断选择方案的相关满意度进行情感分析。
情感与意志这些非理性因素在工程决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一项决策并不具备非此即彼的科学依据，而是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此时，决策者的感情偏向会对决策产生关键影响。许多投资商在做投资决策时，会更倾向于在自己的故土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情因素使然。在工程决策中，从大的方面讲，许多工程的提出便缘起于感情因素，比如决定修建气派的城市中心广场，其动因主要是提升城市形象和增进城市自豪感。从小的方面讲，工程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决策也渗透着感情因素，比如建筑设计会较多考虑美学感受，装饰材料选择通常也依据决策者的感情偏好做出。
决策者的意志在许多情况下会成为影响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意志坚强对于成功决策是关键的，如我国实施“863计划”的决定，其中便体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机立断”的果断意志。意志薄弱、优柔寡断会导致决策失误，正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古今中外的许多决策案例中，有许多由于意志不坚定而不能及时做出决策，由此错失良机。当然，决策果断不等于轻率鲁莽、刚愎自用，它需要以慎重考虑和分析为前提，否则便会走向盲目决策。
工程决策事关工程全局，必须提高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在工程决策中，除了理性、价值、感情和意志等因素之外，还应注意决策机制问题，特别是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
3 工程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何谓工程决策的科学化？何谓工程决策的民主化？工程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目前，关于工程决策的科学化，尚无权威定义。一般说来，工程决策的科学化至少有如下几种可能：
第一，从内容角度看，工程决策的科学化主要指工程建设所涉及的科学原理、工程技术规程和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例如，水利工程的决策必须尊重水文地质、发电设备、土木建筑、环境保护等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领域的基本规律，此外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论证上不能违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从主体的角度看，工程决策的科学化特指在工程决策过程中要认真听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正确意见，发挥科技人员及各类专业人才的咨询作用。例如，一般性的工程在决策阶段往往都从可行性研究开始，而可行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技术的可行性研究，此外像三峡那样的大型工程往往都设有各种专家组或专家咨询委员会。
第三，从程序角度看，工程决策的科学化往往意味着工程决策应该符合一定的程序，如发现问题—工程构想—市场调查及资源调查—优选技术方案—编制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征求委托方意见—财务评估及经济分析—编制可行性研究计划等。这个过程就像物质运动遵循自然科学规律、社会运动遵循社会科学规律一样。
工程师或各类专家对工程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工程师本人，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惟一的工程决策者。就工程师而言，工程师往往具有多种身份，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工程师本人也是一种工程的利益相关者，或者是某些利益集团的雇佣者或代言人。阿姆斯特朗(James Armstrong)、狄克逊(Ross Dixon)和鲁宾逊(Simom Robinsom)在他们的《决策者：工程师的伦理学》(The decision makers:ethics for engineers)一书中指出，工程师具有多种角色：统治者——因其拥有技术政治和物质财富而被看作乌托邦社会中决定性角色；守望者——以工程知识为基础，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有产者的仆人——管理者的仆人，将管理者的思想变成现实；社会的仆人——忠诚于社会事业；遵守社会规范的游戏者——按照政治和经济的规则，希望在竞争中获胜[7]。
因此，工程决策要科学化，但要防止走向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科学是求得真理和有效的控制自然界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中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即使这些人并不懂得科学。”[8]工程决策中的唯科学主义可能会导致无视更广的工程利益相关者，重视了工程的技术先进及经济收益，却忽视工程的对人文和社会的影响。
工程决策不仅要坚持科学化，还必须坚持民主化。关于工程决策的民主化，也没有权威的界定。一般说来，工程决策的民主化至少应包含如下三种含义：
第一，工程决策的价值目标应该是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工程决策都是值得反思的。那些只为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有利的工程决策，是应该反对的。
第二，工程决策必须解决工程建设所涉及的广大相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包括工程的受益者和工程的受害者），比如大型工程建设中的移民问题。
第三，工程决策必须遵循民主程序，让人民知情，让人民参与，让人民讲话，让人民决策，最后做出有利于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工程决策。
按照近年来流行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的信念，工程决策的主体不应该是精英，而是包括精英在内的社会大众。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A.芬伯格指出，技术设计需要许多参与者共同协商的成果，如果认为技术设计是个别天才的神来之笔或纯粹的实验室制造，那才是非理性的奢望。技术的设计过程也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他们通过下面的方式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如提供或撤销资源、按自己的意愿规定技术的目的、使现有的技术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为现存的技术手段安置新的方向等。技术是这些社会角色的社会表达[9]。
当代一些国家在推行基于协商民主理念的决策实践。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s)就是按照协商民主理论由公众参与重大社会工程的重要形式。1977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举办了首次关于乳腺癌筛检的共识会议，但这个会议基本上是一个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小组会议。上个世纪80年代，丹麦技术委员会(DBT)才将共识会议从专家小组会议转变成公众参与工程决策的民主会议。丹麦风格的共识会议主要由公民小组、专家小组和咨询计划委员会等组成；共识会议的运行主要包括选定议题、组成咨询／计划委员会、组成公民小组、预备会议、组成专家小组和正式会议等关键步骤；最后形成一个“共识性结论”。其他国家近年来也举办了多次共识会议：阿根廷关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讨论(2001)；澳大利亚关于食物链中的基因技术的讨论(1999)；奥地利关于外部大气层中的臭氧的讨论(1997)；加拿大关于食物生物工程的讨论(1999)；法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1998)；德国关于基因测试的讨论(2001)；以色列关于未来的运输的讨论(2000)；日本关于高度信息化社会的讨论(1999)；荷兰关于人类遗传学研究的讨论(1995)；新西兰关于植物生物工程的讨论(1999)；挪威关于疗养院的smart-house技术的讨论(2000)；韩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伦理的讨论(1998)；瑞士关于移植医学的讨论(2000)；英国关于放射性废物管理的讨论(1999)；美国关于远程通讯和未来的民主的讨论(1997)[10]。
我们认为，工程决策在本质上是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统一。唯科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代表了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两极倾向，它们在工程决策实践中都存在问题。单纯遵照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决策自然不合理，但社会建构主义让大众直接参与工程决策也面临不少难题，例如，多种利益冲突很可能消解任何有意义的工程。因此必须将二者在工程决策中统一起来。
工程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统一不是外在的、局部性的或阶段性的，而是同时性的，这种统一可以概括为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同时性原则”：工程决策的每个环节都是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统一。
第一，工程决策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相互依存的。在工程决策中，如果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就可能出现权威或牟利者控制工程决策的局面，科学化在工程决策中可能成为权威和牟利者役使的工具，最终走向科学化的反面；同样，如果没有科学化的前提条件，就可能出现盲动者与盲从者控制工程决策的局面，民主化在工程决策中可能成为少数盲动者和多数盲从者役使工具，最终走向民主化的反面。
第二，工程决策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互相包含的。在工程决策中，真正的科学化必然包含民主化，这是因为科学化本身就包含工程活动中不同技术领域之间的内部协调，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协调，工程活动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而真正的民主化必然包含科学化，这是因为民主化本身就包含着尊重客观规律并反对权威干预，尊重科学的决策程序并反对私人利益驱动；不包含民主化的科学化，是不健全的科学化，或根本就不是科学化；同样，不包含科学化的民主化，也是不健全的民主化，或根本就不是民主化。这印证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彻底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彻底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第三，工程决策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互为动力，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互相促进的。在工程决策中，坚持工程决策的科学化，必然会同时坚持工程决策的民主化，而破坏工程决策科学化的人，必然同时破坏工程决策的民主化；在工程决策中，苛求工程决策科学化，必然同时苛求工程决策的民主化，而放松工程决策的科学化，必然同时放松工程决策的民主化。
在我国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的决策中，充分体现了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结合。对于决策者和工程师而言，不仅要在工程决策中坚持科学精神，更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总之，对于工程而言，工程决策具有决定性意义。如何使工程决策具有合理性，牵涉到许多哲学问题。上述论述不在于为工程决策提供某种现成的哲学结论，而是提请工程决策者们特别是参与工程决策的工程师们自我加强哲学修炼，从而使我们的工程建设能够代表或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或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或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11]。
收稿日期：2007-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