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散向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
在夏人中的越族因战败而流散之前，他们已经与中原各族交融甚久了，因此在语言、文化、心理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色。这既是布依语中包含有上古汉语语音的最初来源，也是后来周族、匈奴族等自称为“夏人之后”的渊源所在。所谓“夏人”“夏族”是个“泛夏”概念，凡参加过夏代部落联盟的民族都是“夏人”或“夏族”。正如当代“中国人”、“中华民族”包括了多民族多人种一样。不过，本文是在“夏越同源”的意义上使用’夏族”“越族”的名称，与其他著作使用泛夏概念的“夏族”有所不同。翦伯赞先生的《先秦史》指出：“‘夏族’虽然被商族所征服，但不是被消灭。他们大部分与商族同化，而其余则分向三个方向退却。”一是“南迁吴越”，二是“南徙荆楚”，三是“退回西北”。①我认为“与商族同化”者只是一部分，不是大多数；另外夏人退却还有第四个方向即“远征西南”，亦即向峡川地区流散。这是解决今贵州境内何以会有夏族后裔的关键所在。找不到夏族进入贵州高原的准确路线，所谓“布依族先民的一支可能属大禹后裔”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夏族进入峡川地区，《山海经·大荒西经》曾有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逃避此罪），乃降于巫山。”我们已经论证夏越二族同源，而越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故有“夏耕”之名。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长江流域最近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展。它的年代与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同时，或许开始稍早。当时这一带气候比较温暖潮温，居住点的周围环境是分布有大小湖沼的草原灌木地带。河姆渡文化的房子是木结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主要粮食（水稻）的最早的实物标本，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家畜有狗、猪、可能还有水牛。石器有斧和锛。……因为这里的文化层已在潜水面以下，所以……有许多木器如船桨、耜、碗、筒保存下来。”②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专题六讲》也认为：‘在华南，所知甚详而发掘最多的是河姆渡文化……主要包括稻米、瓜、菱、葫芦、猪、狗、水牛和水龟。这里的稻米的遣址是全世界最早之中的，其栽植曾使用过一种用动物肩胛骨所做的锄头。”③《述异记》卷下也说“大禹时，天雨稻”。据此，流散的古越人即夏族被称为“夏耕”就不足为奇了。“无首”，表层意义是被斩断头颅；深层意义却是这批夏民族的头领已经被杀，余者逃进巫山而“群龙无首”。据袁珂先生注释引汉晋古注，这里的“巫山”是三峡里的巫山。夏人进入峡川地区，自然会把自己的神话传说大量带进这里，同时也会产生大量新的与夏人相关的神话传说。这方面的证据不少，本节选择几个最重要者予以介绍。
一，禹的行踪和江峡中的巫山有关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巫山。”“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大荒西经》：“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袁珂注：“《说文》云：‘灵，巫也，以玉事神。’是灵巫本一字，又巫山有朝云暮雨神话传说。疑云雨山与灵山系巫山之异名。”④按，袁说很有道理。我认为，只有越人流散到三峡地区，夺取了那里的空间控制权，才会有“禹攻云雨”的说法产生。
二，巫山神女与古越人有关
《山海经·中次七经》：“姑淫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yáo草……服之媚于人。”姑淫是典型的越语，如江南有姑苏等地名。若作壮侗语人名看，姑淫就是淫姑，一个叫“淫”的年轻“姑”娘。《文选》江淹《杂体诗》注引《宋玉集》云：巫山神女在梦中告诉楚之先王：“我，帝之季女，名曰瑶，未行（嫁）而亡，封（埋）于巫山之台，闻王来游，愿荐枕席。”《太平御览》卷三九九引《襄阳耆旧传》同。这证明所谓“姑淫”确是一位“姑”娘，只是越式称谓的姑淫已变成汉式称谓的瑶姬了。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宋玉集》、《襄阳耆旧传》都只说神女是“帝之季女”亦即小女、么女，并未说是何帝之女。后人不知何故竟将神女跟“赤帝”也就是炎帝挂起钩来。《文选·宋玉〈高唐赋〉》李善注引《襄阳耆旧传》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其实这是乱排族谱。姚本是虞舜之姓，相传舜生于姚墟，因以姚为姓。《左传》哀元年：“（夏帝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注：“姚，虞姓。今浙江省有“余姚县”，县内有“姚江”，又称“舜江”、“舜水”；⑤又有河姆渡文化遗址。据此，巫山神女姚姬应称“帝舜之季女”才对。与李善同为唐人的余知古，在其所著《渚宫旧事》卷三中，引《襄阳耆旧传》则说：“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又将神女归入“夏帝”家族。在我看来，归入“炎帝”族谱实属大谬，归入“夏帝”族谱也欠妥当，唯有归入“帝舜”族谱，才是神女姚姬的真正娘家。因为姚姬或姑姚与夏王室同为古越族，早先姚之祖虞舜曾禅位给禹，后来虞思又曾帮助过夏帝少康复国，由于有了这份匡扶夏王室的光荣历史，才会产生《太平广记》卷六五“云华夫人”条引《集仙录》的神话：“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回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类似今日之山体滑坡，此为三峡地区常见之地质现象），⑥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禹稽首问道。……禹拜受而去。又得康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从“东海游还”、“助禹”以及禹得“虞余”之助诸因素，可以清楚看到：这位巫山神女姚姬确是帝舜后代，她以及她的氏族在夏族失国之后，一同向三峡地区流散，于是便产生了这个中国古代最最著名的神女传说。如果姚姬本是“夏帝之女”，大禹反而向她跪拜求教，那就成“祖拜孙”的大笑话了。仙话的创造者唐末道士杜光庭，也许从道教秘籍中了解到神女与舜氏族的关系，他将神女的“帝女”改为“云华夫人”，“云”可能指“云雨之山”，“华”可能指舜的名字“重华”。这样，不仅禹的地位得自舜的禅让，就是禹的治水成功，也自云华夫人的指导和帮助。我以为这是舜族虞姓的后人在向禹族的后人上历史课：如果没有当年我们的帮助，怎么会有你们的今天？故事的底层，正蕴藏着丰富的越文化内涵。可惜古今学者，都未曾识破此中奥秘。
三，峡川地区确有越人的一支“夔越”
三峡地区有大夔门、小夔门。古称夔子国，后称夔州，当地一些居民曾被称为“夔越”今湖北秭归县东有夔子城，地名夔沱，即古夔子国的国都。夔越与楚有较密切的联系。《史记·楚世家》载：“芈姓，楚后也。”《集解》云：“芈音‘弥是’反。羊声也。”楚王室先姓芈，后姓熊，而今壮语、布依语称“熊”为“mw:i[1]”或“mw:i[1]”，皆与“芈”音相似或相近。由此可知：“芈”是越语之“熊”，后古越语变为古汉语（这跟古越人失去盟主地位有关），楚王室遂直接以古汉语之“熊”为姓。但楚王室的灵魂深处还是认为自己不属中原殷周人系统。故《史记·楚世家》又载：“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句亶”、“越章”皆越语地名，足见此地原是越人居住之所。笔者认为，“中子红为鄂王”的“鄂”也是古越底层词。在今壮语、布依语等语言中，“鄂”是“龙”，其原型即长江中的“扬子鳄”。1993年6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在长江边上的“焦墩遗址”——离鄂东边陲黄梅县约10公里，距江西九江市20多公里，发现了一条长约4.46米、高2.26米的巨型“卵石摆塑龙”，经专家鉴定，年代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辽宁发现的玉龙、河南发现的蚌龙同属一个时代”。但此龙体型更硕大、形象更成熟、气势更宏伟、飞动感更强烈，被誉为“长江边上第一龙”。这充分说明长江边上的原始龙图腾崇拜既久远又深入而且典型。“鄂”者“龙”也。同在长江之滨的湖北黄陂县有著名的商代中期城市遗址“盘龙城”；春秋时代楚国流传有著名的“叶公好龙”传说……这些都是留存在古楚地的龙崇拜的文化信息，也是古越语“鄂”与古汉语“龙”在文化内涵上等义等值的重要证据。《左传》僖二十六年又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处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灭夔，以夔子归。”我以为夔先是越人之地，次则为楚之附庸，再次为楚熊挚所夺。但熊挚因是被逐之人，力量单薄，所行大事须赖本地越人，久而久之，其后楚之观念淡化，甚至连远祖祝融与鬻熊也不屑祭祀了。换言之，楚人被越化了。夔有数义，此处讨论其中两种。第一、夔状如牛。《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第二、夔是帝舜的乐官。《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这两个意义均与东海相关。我认为舜臣夔是一个奉牛为图腾的部族首领，该部族与舜部族是“姻族”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越：舜父曰瞽叟，祖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可见“姻族”关系早在舜祖一代就开始了。《山海经·中次九经》又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郭璞注：“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名为夔牛。”这应是夔越进入峡川地区之后的事。夔既与牛多相联，牛又与古音乐歌舞有关。《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夔为舜之乐官，是以该部族能歌善舞并具有久远的音乐传统为前提的。同时考古发掘也证实，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已有象、犀牛、狗、水牛、红面猴等动物的遗骨了。舜弟曰象，舜臣曰夔，象傲而夔顺，这其中恐怕就隐有人类驯化动物的历史经验在内。
今考蜀中古史地多有与牛相关之传说。《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后徙治成都。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秦王……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群书拾补》辑《风俗通逸文》又说：“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江神为害，李冰与江神化为“两苍牛斗于岸旁”。这些“牛”的传说应该说是“夔越”势力深入蜀中之后产生的。此外，在古巴蜀二国的疆域及其邻近地区，有牛鼻峡、牛鞞县、牛鞞江、牛鞞井、落牛滩、黄牛峡、黄牛滩等；犍为郡、
牱郡，字亦从“牛”；四川万县、万源、万至，据西南民族学院土家族语言学者田德生先生告知：音同土家语之“牛”。我设想，巴人入主该地区晚于夏人，是巴人将原名之“牛”改为本民族语亦未可知。事实上，今壮语、布依语称水牛为“va:i[2]”，其音也与汉语“万”相近。邢公畹先生的《语言学论集》第291页认为：“夔”就是“侗台语”的“水牛”，亦即泰语的k'wa:i[2]、龙州话的va:i[2]。并以此为川中自古就有“侗台族”居住的证据。布依族祭祀经《古谢经》约成书于唐末宋初，书中经常提到死者所归之处是：“用十五头黄牛取名的地方，才得常住那地方，有两三坝头田，才得住那地方。用十六头黄牛取名的地方，才得常往那地方，有两三坝头田，才得常往那地方。用十九头黄牛取名的地方，才得常住那地方，有两三坝头田，才得常住那地方。”⑦所述应是对祖先所经过的以牛取名的迁徙路线的模糊追忆。
峡川地理名称与植物名称的夏、越文化色彩
峡川地区曾有古代越人活动，还可从其它地名去探知。《华阳国志·蜀志》有“越嶲郡”，其疆域今有“越西县”，明确点出“越”字。任乃强先生云：“夫越者，南方民族之称，亦用为越族地区之称。……本书《蜀志》固云‘南接于越’，是以郡与益州，牂牁诸南中地为越矣。”⑧郡内有“姑复县”，亦类越语。执教于昆明工学院的地质学教授罗祖虞先生（布依族）告诉笔者：据他的实地考察，在今金沙江两岸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尚有不少布依族村寨。可见《华阳国志》里的“越”，确与当今的布依族有关。与越语相关而多见于此区的地名字是“乐”、“洛”、“雒”、“沱”、“都”等字。
先看“乐、洛、雒”三字。《布依族简史》认为：“布依族来源于‘骆越’一支。‘骆越’名称的来源……即是因垦食‘雒田’和其活动地区多‘骆田’而得名，文献记载说：‘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民雒民’。‘雒田’与‘骆田’通，‘骆越’之意，就是‘垦食雒田的越人’。雒田不只交趾有，红水河流域广大地区也有。布依语称山间所形成的谷地为‘洛luz[6]’。‘洛’、‘骆’音同，‘骆田’就是山谷里的田。”⑨试以“骆”、“雒”、“洛”各字去考，将会发现从中原地区到峡川地区，均有越人活动的遗迹。《史记·夏本纪》载：“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集解》引孔安国云：“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洛是如今壮语、布依语地名中高频率出现的字，此“洛”指“洛河”，先秦汉初多写作“雒”，三国曹魏时改为“洛”。启妻及其五子在洛水北岸等待帝太康，说明“洛”是夏王室的旧地，因而洛水应是夏人所命名。《逸周书·度邑篇》即说：“自雒汭延于伊汭……其有夏之居。”翦伯赞《先秦史》也指出：“鬼族为夏族中最大一个氏族……直至殷代，洛阳附近，尚有其大本营。”⑩这些例证表明，洛字确与夏族有关。那么四川的情况又如何呢？今四川什邡县有雒江，也称雒水、洛水，东南流经广汉县，南入沱江。《华阳国志·蜀志》记有战国时李冰导洛灌田的事迹。汉代曾在今广汉县北设雒县，为广汉郡治。三国时，刘备破雒城，遂得成都。岷江流域有乐山县（今称市）、今重庆有歌乐山、古洛水流域有乐通山、乐至县、长江边上有乐城、新乐、珞璜、靠近今贵州境有平乐（或作洛）郡、靠近今赤水河（古称安乐水）处有纳溪，(11)三峡秭归县大诗人屈原的故里称“乐平里”。《华阳国志·汉中志》有“平乐县。任注云：“《前汉志》武都郡有平乐道……《水经注》有平乐水与平乐戍。《魏书·地形志》修武郡有平洛县……故城当在今康县之平洛镇。”(12)关于“乐城县”，任氏亦注云：“《一统志》谓在长寿县西一百里之洛碛。”(13)“平乐郡”，《水经注·涪水》作“平洛郡”。以上皆是“乐”“洛”相同的例证。查《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有地名“乐野”，说是“越之弋猎处，大乐，故谓乐野。”这是以汉语释越语，不确，但它记载了古越人亦有“乐野”地名却功不可没。进一步考察表明：这个“乐野”，又叫“大乐之野”，不仅与夏人有关，而且是夏人的圣地。从夏启开始，夏人经常在“乐野”之地举行乐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袁珂先生在《山海经全译》中今译为：“大乐野，夏启王在这里观看乐舞《九代》的演出。”《九代》即《九成》，《九成》即流传于楚国的著名夏代古曲《九辩》(14)。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又载：“黄牛峡上有洛川庙，黄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以上材料表明：乐、洛、雒三字互通，都同越、夏相关。以此证明古蜀地居住有越人亦即夏人，当不致大谬。
次看“沱”字。“沱”江之沱，民族历史学家徐松石先生认为即壮语、布依语“河流”之音“打”（或写作“大”或“达”）。同于形成黄果树瀑布之“打帮河”之“打”，以及织金县“打鸡洞”之“打”。此字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沱江又称洛（雒）水，前述岷山更有“夔牛”之事，故“沱”为越语之说可信。现在这一带地名尚有龙洞沱、水土沱、唐家沱、扇子沱。由四川往下，湖北秭归古夔子国的遗址今称夔沱。夔沱附近则有三家沱、朱淇沱等。在峡川之处，今湖北枝江县江口镇附近一段长江称为沱江（见新版《辞海》）。又《尚书·禹贡》“沱潜既道”，唐孔颖达《疏》引汉郑玄《注》云：“今南郡枝江县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华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盖此所谓沱也。”也有人认为今湖北均县境内的夏水即古沱水（见新版《辞源》“沱水”条）。但是今湖北宜昌至秭归之间的长江边上，有乡镇名“莲沱”，其地却无任何入江之水或出江之水。“莲沱”与布依语“沿打”（汉语意为“河边”）音近，如以“河边”“江边”之义释出地名，就显得天衣无缝了。由湖北往下，今安徽北部亦有“沱河”。其源出于河南省虞城县西北境，东南流经安徽北部，下游为“沱湖”。后再流入江苏省，注入洪泽湖。友人刘宝俊先生的论文《民族文化的语言透视》云：“《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沱’是何处水名，一千多年来众说纷纭，未能论定。现代民族历史学家徐松石认为‘沱’是古越语的底层词。今壮语称‘河’为ta（还有布依语称ta，临高话to，傣语ta，泰语tha，义为‘码头’、‘渡口’，与‘河’同源）。‘沱’是古越语“河”的译音词。今四川、鄂西和湘西等地以沱或汰、沲、驮等为名的河流、水湾非常众多，因而推断‘原来这些地方乃古代僮人的渊薮’（《粤江流域人民史》）。壮、傣、临高、布依以及泰人都是古越族的后裔，他们虽迁离了四川和湘鄂西，但其地名却保留至今，成为勾勒其远古历史的线索。”(15)
再看“都”字。都在布依语、壮语地名中极为常见，较著名者有都匀、三都、都乐（广西柳州）、都安（广西河池），广西西部有都阳山，为红水河、右江分水岭。五岭之一有都庞岭，在广西、湖南交界处。贵州独山有都江，入广西后称都柳江。四川地名跟上述完全相同者有都安和都江。《山海经·海内经》已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在冬季和夏季都可以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这个“都广之野”是一片乐土，其中的“膏”字，民族学家徐松石、语言学家邢公畹一致认为即为壮语、布依语的“knau”，亦即“饭”、“米”、“稻”、“粮食”之意。邢公畹先生在《语言论集》第149页说：上述“膏”字，“郭璞注：‘言味好皆滑如膏。’……但徐松石认为壮人泰人称‘谷’为khau，‘膏’即‘谷’，源出壮语泰语，（原注引徐松石《泰族僮族粤族考》，1946，中华书局，第199页）很有理致。例如‘谷类’，龙州称k'au[23]‘精米’为k'au[23]a:n[44]；傣雅称K'au[11]，‘精米’为K'au[11]sa:n23；莫话为hu[44]，‘精米’为hu[44]sa:n[23]；‘红稗’为hu[44]fa23，‘谷子’为hu[44]Ka:K[44]，‘高粱’为hu[44]me:K[11]，‘麦子’为hu[44]mo[23]等。现代汉语‘高粱’的‘高’，也并不是与‘低’相对的‘高’，当与侗台语有关，”我还发现，这个“膏”字，不仅晋人郭璞不明其义，连汉人高诱也不得确解。《淮南子·真训》云：“巫山之上，顺风纵火，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高诱注：“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16)这些都是不懂壮侗语族语言的望文生义。今布依语称稻谷、包谷、粘谷、糯谷、高梁、麦子等，均先称“谷”（即“膏”），与此处称各种粮食的语序相同。高粱又称“蜀黍”、“蜀秫”，说不定正是蜀中“都广之野”的越人最早加以栽培并名为“高（膏）粱”的。今布依语称高粱为khau lang，正与“高粱”音近。这个“都广”，据袁珂注，古书又作“广都”。我想这大概是越人退出此地，后人以汉语词序所改。据明代四川人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此外，《华阳国志·蜀志》汶山郡有“都安县”，“县东南皆沃野”。同书广汉郡“新都县”条亦说：“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今成都有都江、都江堰。《水经注·江水一》有“平都县”（今丰都县）。这些都，原始义均非“都城”之“都”。而与壮语、布依语之宽阔、高大之意相当。“都”在东南沿海的古地名中也有出现。《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云：“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桃都即汉语词序的大桃，桃都山即大桃山。大可指广阔，如大海、大平原；也可指高大，如大山大岭。
最后，川中有古越人活动，最据说服力的当是此区域的大禹遗迹与传说。除没有大禹的死葬地之外，禹的出生地、娶妻地、治水地等等都有遗迹存在说。《全汉文》引扬雄《蜀王本纪》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禹母吞珠孕禹……于今涂山有禹庙。”《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母女嬉“得薏苡以吞之，意若为人所感”而怀禹，同时也认为大禹是西羌人。《史记·夏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亦云：“父鲧妻修已，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类似说法还见于许多古书。可惜这些材料均出于汉代之后，我认为，禹并非西羌人，亦非生于四川。这些传说是禹后代将禹传说集中带入该地区而形成的。为了祭祀方便，因而附会于川中地形，在禹的故事中，值得一提的是“薏苡”一物，布依族祭祀歌《穆告（魂竿经）》也提到“薏苡”。歌中希望老人死后，能在天上种植“薏苡”：“天上有十寨九河，有一条河的青鱼油鱼是我们老人的；天上有十块九块地，有一块是给我们老人栽苡仁米和花卉的。”(17)“苡仁米”即“薏苡仁”。1979年版《辞海》云：“薏苡，谷称‘药玉米’、‘回回米’。禾本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耐涝。我国分布较广，日本亦产。种仁又称‘米仁’，含淀粉，供食用或酿酒。……中医学上用根和种仁入药……主治水肿脚气、风湿痛、泄泻、肠痛、肺痛等。炒用补益肺脾。多用治关节炎、扁平疣，根具有清热、利尿的功效，近用于治肝炎、肾炎等症。”(18)禹为什么会和“薏苡”发生联系呢？原来古人传说大禹为了治水，“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19)，得了风湿病或半身不遂，而“薏苡”恰好是治疗此类病的良药。考古学界一种意见认为，稻和薏苡起源于南亚带(20)。《后汉书·马援传》云：“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后被人称为“薏苡明珠”。大禹姓姒，据说就是从“薏苡”得来。《史记·夏本纪》云：“禹……姓姒氏。”《集解》引《礼纬》曰：“祖以吞薏苡生。”布依族祭祀歌期望先人在天上亦能拥有薏苡，这又是布依族部分先民本是布禹后代的又一重要证据。薏苡原生湿热之地，这只能是古代百越之地，反过来又否定了大禹是西羌之人的说法，因为西羌之地的西北高原不可能是薏苡的原产地。现在有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薏苡确实是夏人主要的农作物之一。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1994年第2期（河洛文化专号）第122页载文云：“谁能想到，四千年前的小麦、谷子、水稻、豆类和薏米等一批碳化农作物及其它动植物标本，……神奇般地在洛阳皂角树遗址中被发现了。它丰富了我国历史上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内涵……初步探知洛阳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夏代）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这有力地说明了夏人确实是与薏苡有联系的。
夏、越民族在峡川的失势和向周边地区的迁移
揭示在蜀国开国之前，夏人亦即越人已流散至今蜀地，并和当地民族在那建立了一个“其乐融融”的“都广之野”（考古学界在今广汉即古雒县所发掘的三星堆文化遗址，证实了这一“都广之野”确实存在）。(21)这将有助于解释古史中的一个疑问：周武王灭商，为何与殷周距离最远、路途最险（三峡与蜀道）、远在西南一角成都盆地的蜀国，竟会成为伐商联军中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呢？《尚书·牧誓》云：“（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大）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而茅，予其誓。”周兴起于今陕西，从地理空间上讲，当时周与蜀因蜀道未通而不可能建立起“友邦”的深情；商与蜀也相隔甚远，难以积怨成非要灭掉对方不可的“敌邦”关系。只有当时的蜀人中有大量的人员是夏族后裔，他们才会将商人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积极参与灭商行动并出动大量兵员，在援周灭商的“八国联军”中，成为仅次于周之近邻庸国的第二支劲旅。当然，这也与周族以自己是“夏人后裔”相号召有关。周属羌，羌在夏代的部落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属于“泛夏”意义上的“夏人”，故为了讨伐商族，常常借“夏”以自重，屡称“我有夏”、“我区夏”(22)。
论证巴蜀故地原有夏人后裔，本文就解决了夏人进入贵州境内的路线问题了。换言之，今贵州境内布依族中那部份“布禹的后代”，其先人是夏王朝失国后，不断从中原、荆楚及峡川地区逐渐移入贵州高原的。他们离开峡川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灭商的那部分留在中原的杞国，不再返回，削弱了他们继续占据巴蜀的力量；这样设想的根据是：上古战争的兵员并不像后代那样几丁抽一，而是除老弱病残外，举族男性均要出征。这样一来，当别的民族如巴族特别是氐羌族兴起之后，他们只好迁入人口较为稀少的贵州高原。氐羌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便编造了“禹出于西羌”（注意：不是西羌出于禹）的神话。迁往高原的夏人后裔，由于不断与别的民族和迁徙地的土著融合，也渐渐地“数典忘祖”，不太了解自己的悠久历史了。但在自己的神话以及祭祀的史诗中，又隐约提到了自己是“布禹的后代”，以及表露出崇奉薏苡为天上神物的植物图腾心理。越人崇禹，故说自己是“禹后”；羌人贬禹，故说禹是“羌后”。这种区分的深层心理正是民族心理互不相同的鲜明表现。
大禹不是西羌后裔，我还可以提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反证：在传说中，禹的帝位或是舜禅让给他的；或是禹用暴力夺取并将大舜流放到南方的苍梧地区的。(23)不管禹是以哪种方式获得帝位，禹总是与舜联系在一起。可是在巴蜀故地，却找不出一点舜禹相连的传说和遗迹。然而在古越国之地的浙江宁绍平原就不同了，那里至今存有大量的舜禹相连的遗迹。陈桥驿先生在《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一文中指出：“我的一位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的研究生乐祖谋君……曾经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到宁绍地区的绍兴、余姚、上虞三县考察。因禹的帝位是舜禅给他的，所以舜和禹可能就是一个传说里的两个人物，所以他把舜迹和禹迹一起调查，三县之中，查得舜禹故迹十八处。他的论文已经刊在我所主编的《中国历史论丛》第三辑中。”(24)此外，在中原腹地也能发现舜禹相关的证据，例如在今河南省境内，就有虞城县和禹县（今名禹州市）。这种舜禹关系密切的事迹，古代西北高原上的西羌人是绝对编造不出也不屑于去编造的。他们只要宣传“禹出于西羌”就够了！因为“越为禹后”而“禹为羌后”，羌人不就是越人“先祖的先祖”了么？这样，羌人夺占越人之地以及同化部分越人，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了！这种宣传手法在中外的民族斗争、民族融合以及文化斗争、文化融合中并不罕见。例如异族的佛教进入中国之初，佛教徒为使佛教占据优势并具有“合法性”，就说道教的祖师“老子”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摩诃迦叶”的化身，算起来，佛教应是道教的爷爷！这种争论，和“越禹”还是“羌禹”之争何其相似！
翦伯赞先生是著名的少数民族历史学家，他的名著《先秦史》多注重探讨民族问题。先生曾认为：“余疑史前时代，属于夏族之诸羌，已有南徙四川者”，又说商以前的四川人类“其为夏族，似无可疑”。(25)今天看来，翦老肯定今四川古有夏族确为卓见，但将夏族归于羌人又是受了羌人的影响，而且时代也过早了。是“越禹”还是“羌禹”的问题，也只有到了今天，随着各个学科的研究达到新的深度时，才有可能获得较为接近事实的解决。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在《语言论集》中说：“蜀中自古有侗台族定居，自唐犹然。”(26)现在我认为，四川之有大量的夏族，并非早在史前时代，而只能在夏末商初之际；不过，禹之孙，启之子的太康失国达数十年，直到其孙少康始复国中兴。所以，太康之后就有少量的夏人进入四川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袁珂先生注：“珂案：《路史·后纪十三》注：‘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巫山县志》卷十七云：‘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夏启之臣孟涂应与夏启之子太康在年代上非常接近。联系前述“禹攻云雨”等材料来看，夏初有少量夏人进入峡川不无可能。商灭夏后，“夏耕之尸”之所以“远征西南”，进入巫山腹地去避难，就因为巫山早有夏人居住。否则，“夏耕之尸”恐怕是不会贸然“降于巫山”的。至于夏人移入贵州高原，时间应迟至西周初年，位于古雒县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应是夏族和古蜀地的众多土著民族共同生活在那里的历史证据。因为遗址中的青铜雕像群及金杖、金面罩、金箔、铜戈等的时代为商末周初。此时，羌人凭借周族的势力迫使留居蜀地的夏族迁走之后，“禹出于西羌”的说法便开始产生，但这一说法当时及以后的中原人并不承认，所以关于“禹出于西羌”的说法，迟至西汉末期才被蜀人扬雄所记录。但值得深思的是，比扬雄约长100岁的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并未指出大禹生于何地，而是有意阙疑。这又为“大禹不是西羌之人”提供了一个古老的证据。
笔者之前，学术界前辈已分别明确指出峡川地区有古夏人、古越人，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用“夏、越同源”的思路，将二者统一起来，并予以深化和实证而已。
注释：
①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149页。
②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第98页。
③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第50页。
④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66—367页。
⑤参考新版《辞源》第1卷，第752页。
⑥《水经注·江水二》已有“江水历峡，东经新崩滩”之载。
⑦布依族《古谢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第8页。
⑧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7页。
⑨《布依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第8页。
⑩翦伯赞：《先秦史》，第149页注解3。
(11)以上巴蜀越语地名均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蜀志形势总图》。“纳”在壮侗语族语言中指“田”，如贵州的“纳雍”、云南的“西双版纳”。
(12)《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03页。
(1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3页。
(14)《九代》，郝懿行引《淮南子·齐俗训》“夏后氏其乐《夏龠》《九成》”，认为《九代》即《九成》。漫按：《九成》即《九辩》。成有变意，辩亦有变意。《周礼·大司乐》云：“乐有六变、八变、九变。”《礼记·乐记》云：“再成、三成、四成、五成、六成。”《礼记》郑玄注：“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变亦成也，见《周礼》贾公彦疏。关于《九成》，汉高诱注《淮南子》云：“《九成》，变也。”关于《九辩》，汉王逸《楚辞章句》云：“《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是“成”即“变”之证。
(15)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76页。
(16)见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第77-78页。
(17)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民族志资料汇编》第六集（布依族），第385页。
(18)《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缩印，第614页。
(19)星衍辑《尸子》卷上。
(20)张光直《考古学考题六讲》引李惠林说，第39页。
(21)三星堆遗址周围方略6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面积最大的早期蜀文化遗址。所包含的文化遗物的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末周初。其中青铜塑像群包含多类人种。
(22)见《尚书》中的《召诰》、《立政》、《康诰》，参阅翦伯赞《先秦史》，第239页。
(23)《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
(24)《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第96页。
(25)翦伯赞：《先秦史》，第76页。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第98页。
(26)邢公畹：《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