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化变迁与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范式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5-0171-04
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进程与文化的变迁，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基本面貌。因此，如果想要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演进过程，就不仅要结合文学创作的实践，更要紧密联系历史文化的发展。
一、20世纪50-70年代：革命的政治宣传与哲学认识论
中国当代文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是古代“文以载道”的儒家伦理学诗学传统。儒家思想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认为文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具有整合社会人生、稳定国家统治的功能，是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将文学抬到了“一言兴国，一言丧邦”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潜藏着文学丧失独立品格的危险。
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近代，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儒家诗学传统转化为新的理论形态，并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晚清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极力把小说从边缘文类提升到中心位置，无非是看中了小说通俗易懂、开启民智的政治动员作用[4]。五四启蒙思想家发动“文学革命”的根本目的也不是文学自身，而是为了民族救亡，也就是说，救亡本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过于简单化了[5]。实际上，即使在五四时期，文学的独立性也是极为脆弱的，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6]。“五四”之后，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站在政治工具论的立场批判五四启蒙文学，实际上不过是极端片面地发展了五四启蒙文学早已存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其中并没有绝对的断裂。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这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理论逐渐成熟完备，并且最终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确立了其权威的指导性。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继承了儒家诗学传统，总结了近现代文学理论成果，成为后来新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
在经历了革命斗争血与火的洗礼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马上又面临两大阵营对峙冷战这样严峻的国际局势，后来又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联盟发生分裂，整个社会长期笼罩着战争氛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火药味。这样，在过去年代形成的战争文化心理和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就越发显得根深蒂固，难以消除[7]。由此也决定了激进而全能的政治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统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文学创作和理论都理所当然地必须服从政治需要，成为政治狭隘的工具。这种政治工具论的思想观念视文学为匕首和投枪、炸弹和旗帜，是进攻的号角和欢庆的锣鼓，是政治形势的晴雨表和阶级斗争的风向标，是教育组织民众和打击瓦解敌人的有力武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论由于承担了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任务和功能，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学术讨论的领域，只能是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场所。
从哲学基础方面来看，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思想框架为前提来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实际上，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诗学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认为诗不能认识普遍性的最高理式，与真理隔了三层，因而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国中驱逐出境[8]。与柏拉图贬低文艺的看法相反，亚里士多德在比较了诗和历史后指出，历史叙述个别之事，诗叙述普遍的事，因而诗更能认识和把握真理，其地位自然高于历史[9]。作为西方思想的源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文艺的评价虽然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理论旨趣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追求对普遍真理的认知。此后西方认识论的诗学传统基本上没有越出这两位哲学大家的理论视野。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西方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诗学发展到了顶峰。众所周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因此，西方认识论诗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基础。
西方认识论诗学对普遍真理的追求使其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其中隐含着将艺术视为一种低级认识形式的逻辑结论。而这正是柏拉图贬低诗人和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论”的重要原因。西方认识论诗学的这一理论难题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论关于形象思维论争的过程中。由于形象思维的提出者别林斯基当时正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信徒，因此，这一理论术语本身就是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诗学的产物，与黑格尔著名的美学命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一脉相承。形象思维的倡导者将感性的形象性确立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抽象思维通过理性概念进行认知的特点和方式。这样就可以调和认识论诗学理论中所存在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以克服当时文学创作中普遍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是正如形象思维的批判者郑季翘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所指出的，在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中，只能得出“表象—概念—表象”的创作公式，所以形象思维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10]。这样，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反形象思维论者推论周密、环环相扣，结论却极为荒谬；形象思维论者论述粗疏、语焉不详，结论却相对合理。这一理论困境表明，中国当代文论的认识论诗学范式已面临深刻的危机。
总的来说，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认识论构成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中两者既有和谐相处的一面，也有龃龉难容的一面。例如，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就满足了政策图解和理性认知的双重需要，体现了政治宣传与哲学认识的一致。而不同的理论派别，例如胡风和周扬，对于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矛盾要素的理解，可能会在政治功利与真理反映之间有所侧重，这样就造成权威性政治与指导性哲学的冲突。当然，在两者之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处于强有力的统摄地位，处于从属位置的认识论诗学实际上很难得到理论上的深入推进。因此，当代文论的整体发展还有待于政治的压力消除。
二、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启蒙与审美本体论
“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政治狂热化时代的终结，同时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新篇章。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和理想主义思想激情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占据社会舆论中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作为当时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创造了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方面打着反封建的旗号反思批判当代中国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宣扬科学和民主精神建立起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这种将50-70年代指认为封建主义复辟的历史叙事策略，通过一种传统/现代、文明/愚昧的二分法[11]，成功地否定了此前的当代史，同时赋予当下和未来以历史的合法性。正如五四新文化阵营尽管在其思想联盟内部矛盾重重，但在反传统这一点上存在“态度的一致性”一样[12]，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不同理论派别也是因为在反思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误和追求现代化的未来这两方面具有共识而结成同盟的，这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遥远的回声。
80年代是继“五四”之后大规模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这也奠定了这场新思想启蒙运动的文化根基。作为当时时代主旋律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由于表达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和自我个性的觉醒解放，成为当时正在复兴的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精神支柱。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小说潮流中，在历尽磨难重新复出的诗人所唱出的“归来的歌”中，在强劲崛起的“朦胧诗”中，在揭露时弊、干预生活的社会问题剧中，在直面现实、贴近人生的报告文学中，都充满着科学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激情。作为当时文学创作理论总结和提升的新时期文论当然也热情参与了这一启蒙话语的建构。
由于启蒙主义思想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的目标方面达成了共识，新时期的政治导向、思想启蒙和文学创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文革”结束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革新解放和文学上的新潮涌动基本是同步的。这决定了当时文学理论把突破方向首先对准了急功近利的狭隘政治工具论的文学观念，于是，彻底否定“文革”激进派的文学纲领《纪要》，成为新时期文论迈出的第一步。随后，面对汹涌澎湃的现实主义文学大潮，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逐渐摆脱了政治教条的束缚和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理性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感得到重视，对文学内涵复杂性的认识得到深化。此后，一方面是文学与主流政治、启蒙思想达成默契，携手同行；另一方面，文学的独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最终审美本体论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
开始的时候，人们对审美的理解集中在情感上。这既得益于当时文学创作实践“向内转”的倾向[13]，同时也是启蒙思想人道主义思潮强烈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李泽厚在讨论形象思维时提出了“艺术不只是认识”的论断，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文论由哲学认识论向审美心理学的范式转换。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深刻性来自其哲学理论的强大支援，他从黑格尔返回康德的努力，实际上是摒弃了黑格尔具有独断色彩的理性认识论，转而认同康德为纯粹理性划定边界及调和感性和理性矛盾的立场，试图以审美的方式重建感性与理性的动态平衡。李泽厚以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内容改造康德高度抽象化的先验论哲学，从而形成了其主体性哲学思想，为当时方兴未艾的人道主义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后刘再复受其影响建构起自己的文学的主体性理论。这一具有感性解放色彩的文论由于反映了当时“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成果[14]。此外，滕守尧的审美心理学研究[15]，刘小枫对德国诗化哲学的梳理[16]，王一川对审美体验论的探索[17]，都反映了80年代文论将感性情感视为审美本质的倾向。而以理论黑马面目出现的青年批评家刘晓波则更是将这一倾向发展到了非理性的极端[18]。刘晓波对李泽厚的理论挑战，标志着在感性中积淀着理性的社会化主体开始向展现赤裸裸感性解放的个人化主体发生历史转换，人道主义美学所塑造的具有理想色彩的顶天立地“大写的人”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平庸无聊、充满私心杂念的凡夫俗子。朦胧诗后的新生代诗歌和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等文学实践都明显体现了这一理论走向。这也成为90年代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先声。
80年代文论审美本体论的另一重要内涵是形式主义。这同样可以说是受到了康德关于审美无功利无目的的美学理论影响，不过其更重要的理论资源来自西方现代文论。这一时期，西方一个世纪的批评理论成果如潮水般共时性涌入中国，像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英美新批评、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等批评理论都成为推进当代文论范式变革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1985年后以马原领衔的先锋小说的出现，更是为文学理论的形式主义潮流推波助澜。一时之间，语言、叙述、视角、结构、符号、代码、技巧等成了文学理论的核心术语，文学研究的中心由“写什么”(内容)转向“怎么写”(形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对于形式主义的迷恋，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文学自律意识的进一步深化。与此相伴随的是文学与政治意识、启蒙思想的逐渐疏离及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这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化将发生深刻的转型。在政治意识淡化和启蒙思想衰落的历史背景下，形式主义文论所建构的审美乌托邦成为濒临支离破碎的个人化主体抵抗虚无主义价值紊乱和侵袭的精神家园，实际上以一种曲折隐秘的方式暂时挽救了业已难以为继的思想启蒙大业。
三、多元文化碰撞与审美扩张论
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末重大历史事件后遗症所造成的思想短暂的沉寂和紧张之后，从1992年开始启动的市场化进程使中国当代文化格局再度发生转折性的巨变，逐渐形成了以政治导向为核心的主旋律文化、以思想启蒙为主题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呈现出一种众生喧哗、多元共生的复调杂语状态。不过，这三方面并没有形成理想化的平衡。其中，异军突起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与实用主义的主流政治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旗号下结为同盟，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则被排斥到市场边缘面临失语的思想危机。
19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内部的分化和裂变。一些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的滔滔洪水，为避免灭顶之灾，试图重振未竟的启蒙大业。他们精神自我救赎的努力显得悲壮而无奈，同时对当时恶劣的文学生态所作的言词尖刻的抨击又显得过于愤激而流于情绪化[19]；而张承志、张炜等作家则表现得更为极端化，他们高举道德理想主义旗帜，拒斥市场的物欲横流，其逆潮流而动的姿态被批评者视为与风车搏斗的滑稽可笑的堂吉诃德。另一些知识分子则看中新兴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对于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制衡作用和解毒功能，因而为文化的世俗化和文学通俗化辩护。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高喊着“填平鸿沟，跨越雅俗”这类后现代式的时髦口号，加入了市场的狂欢。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这造成了作为不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激烈的思想交锋。1998年，前一阶段潜藏的思想论争终于浮出水面，知识界也由此分裂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彼此对立的两大阵营。双方分歧的根源在于对中国当代社会矛盾与危机的诊断截然不同。新左派认为中国正在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应该对市场本身固有的弊端进行批判，同时对“现代性”思想进行反思，进而重新审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遗产；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则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前现代的专制主义阴魂不散，其批判现实的理论资源多来自英美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思想。此外，还有人转向传统“国学”，成了新保守主义者，也有人试图从宗教中寻求终极价值关怀。总之，80年代知识界启蒙主义思想的统一战线到90年代已不复存在了。
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态势。由强势的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主导的通俗文学勃兴，政治主旋律文学则借助体制的优势仍能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唯有以思想启蒙和审美自律为精神诉求的“纯文学”面临深刻的危机。八、九十年代之交，新生代年轻的诗歌天才海子和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顾城相继自杀，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将这一危机呈现于人们眼前。1992年，80年代的主流作家贾平凹发表一时洛阳纸贵的长篇小说《废都》。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作家庄之蝶是80年代伟大辉煌的文学主体的象征，到了90年代，他寻求迷失的自我价值却只能通过征服女人这样自恋狂式的虚幻的方式得以实现，这实际上隐喻了启蒙主义精英文化的溃败和“纯文学”黄金时代的终结。其实，80年代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王蒙早在1988年就深刻洞察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他对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描述成为后来90年代文学状态的真实写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纯文学”的困境表现在一方面是形式主义的探险因乏人问津而偃旗息鼓，另一方面是精神领域感性情感的解放则或是走向神秘主义的个人心理体验，或是发展为粗鄙媚俗的肉体欲望宣泄。前者往往流于晦涩，后者则失去了“纯文学”高雅严肃的特征。当然，在“纯文学”阵营中，也有一些作家或是坚持道德理想，或是进行精神突围，或是寻求灵魂拯救，或是努力干预生活。这一切都构成了世纪末文坛驳杂的景观。
作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实践的总结，这一时期文论的主导范式也开始发生历史的转换。80年代不遗余力推动文学现代主义审美形式变革的代表人物李陀在90年代终结之际发表《漫说“纯文学”》一文[20]，对审美自律这一80年代文论的核心观念提出质疑，从而引发了理论界对于审美本体论的反思。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审美本体论的建构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力地推进了文学的发展，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思想启蒙与解放，其先锋性和革命性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一理论范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由此造成了文学的孤芳自赏和封闭保守，丧失了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应该打破文学内部和外部的界限，重新“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21]，使文学以一种介入现实的姿态再度回归到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这种“新历史主义”文论当然不是过去文学工具论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求在吸纳了80年代审美本体论历史成果的基础上，使文学的内涵由审美自足扩展到对历史、真理和道德的包容。这反映了90年代以后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对文学特征的重新认识。
如果说上述的“文学介入论”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内部自我调整的结果，其鲜明的批判意识和价值指向带有启蒙主义思想的流风余韵，那么，90年代后期改变了文学理论面貌的“文化研究”，则是在多元文化交融混杂的历史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超级学科。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坚守审美自律的传统狭义的“纯文学”无可挽回地走向边缘，另一方面则是文学性要素伴随着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扩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扩大了文学的边界，使之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广义的“泛文学”。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具有一种广阔的文化视野，能够打破文学内外的界限，运用不同学科的资源，深入剖析挖掘文学的多重含义。文化研究正是因为适应了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内在要求，因而有望成为新的主导理论范式。
作为西方最新潮理论的文化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操纵控制大众意识的激进批判，英国文化唯物论者从底层人民能动的创造性和反抗性的角度，对大众文化积极潜能的阐发，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赛的意识形态理论都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柱。同时，西方晚近的一些批评理论，如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传媒理论、消费理论等都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在90年代之后的西方，文化研究正在以其弥漫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其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特别是众多的文学研究者更是希望从中获取思想的灵感，进而寻求当代文论的转机。
在中国，作为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面临两种误入歧途的危险。其一是由于忽视文学的审美特质而导致文学理论的自我消解。其二是由于批判意识的缺乏而使文学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只有将精彩的文本分析与犀利的批判精神结合起来，才能使文化研究焕发勃勃生机，并为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开辟道路。这一点在90年代末与新世纪之初文化研究的优秀理论成果中已经有所表现。如王晓明对新意识形态和成功人士形象的分析[22]，倪伟对城市广场和深圳民俗村的符号学解读[22]等，都显示了文化研究的强大生命力。
总的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理论放弃了建立本质主义审美体系的雄心壮志，而把文学看做是在历史长河中边界不断移动的话语建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深刻的介入必将导致其内涵的扩张，文学理论也会因此发生“内爆”式的膨胀和“文化论”的转向，从而迎来又一次新的理论范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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