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关系的哲学思考_市场经济论文

人类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关系的哲学思考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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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内外相互观照的辩证关系。内实现于外,外表征着内;内是外的根据,外是内的手段;内和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起初因缺乏独立能力而直接依附于一定的共同体,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是人的独立自主能力发展所致,但人又依赖于物化社会关系。在我国现阶段,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又应减轻物化社会关系的负面效应,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加快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人 社会 人的发展 社会结构

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历代思想家探讨的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从人和社会的相互观照中理解人和社会,克服了个人原子主义和社会整体主义的理论缺陷,对人和社会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科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社会视为人的外显形态;把人看作为一定社会结构所整合的社会存在物。它包括从人的向度揭示人和社会的关系和从社会的向度阐释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考察向度。从社会向度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学界已多有论述,本文着重从人的向度对人和社会的关系进行探讨,揭示人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

一、人和社会的内外相互观照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对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是抽象的、思辨的,他们或者把社会还原为孤立的个人,主张个人原子主义,或者把个人作为从属于社会整体的、实现社会整体目的的手段,坚持社会整体主义。同以往思想家对人和社会关系的抽象、思辨理解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个人的现实感性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理解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它认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不是消融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的抽象、思辨的共同体,其产生和存在是基于现实个人及其感性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现实的个人及其现实活动是社会结构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所说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个人〔1〕。这就确定了考察人和社会关系的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前提。

立足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个人及其现实活动,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内与外的关系。人为内,社会为外,内和外相互映现,交互作用。因而应从人和社会的内外相互观照中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在这种相互观照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内实现于外,外表征着内。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对自然界能动的改造活动,人在能动地改造外部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的自然。人和动物一样,具有自然的属性,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又具有相异于动物的物种属性的特点,人的自然躯体中内蕴着多种发展的潜能和先天禀赋。通过后天的实践活动以及理论活动和艺术活动等,这些潜能就会被唤醒起来,发挥出来,显示出人的活动的能动创造性本质。人没有“先定的结构”,也没有一经生成就固定不变的结构,人的特性就在于通过改变外部自然而对自身自然的不断超越,对自身的不断重构。马克思在讲到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时明确地阐述了人的这一特性。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2 〕人自身潜在能力的发挥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人就其自然力量而言是很软弱的,人只有同他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把自身自然中的潜能发挥出来,实现对身外自然的能动改造。所以,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3〕。 人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人的生产能力的社会实现方式和社会表现方式。这表明,人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是人的发展的内在方面,人在改造自然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则是人的发展的外显方面。马克思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4〕。人的实践活动是如此, 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活动、艺术活动等亦复如此。事实上,无论人的实践活动抑或理论的、艺术的活动,都是借助于一定的工具、条件进行的活动。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人和工具、条件的社会结合方式和社会运作方式,人正是通过这种社会方式实现和表现自身的各种本质力量,发挥和发展自身的各种能力的。

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结成的生产关系体现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在生产力相对不发展的社会历史阶段,一定的生产关系一旦产生,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利益主体所维护,使之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为当时社会上的人们普遍接受,成为固定下来的习惯和传统。此外,“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而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5 〕并形成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固然产生于现实个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但它又具有不可归结为个人的普遍性、整体性的特性,它一经形成,就成为一种外在于个人并整合个人活动的力量。它以一定的组织、制度、规范制约着个人,使个人成为整个社会关系之网中的一个纽结,使个人在社会方式下从事活动,发挥和发展自身的才能。人体内虽然潜存着多种先天禀赋和才能,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潜能可以变为现实,以什么样的方式变为现实,则取决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作为人的活动的社会形式,赋予人的能力以现实内容上的规定。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人的能力发挥和发展的方式、状况和程度就是什么样的。由于社会结构是人的能力的表征方式,外显形式,它就成为人的自我观照的一面镜子。社会对人的整合有两种相反的情形:先进的社会形态对于改善人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提高人的素质,发展人的能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陈旧落后的社会形态则会造成人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僵化、保守,阻碍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它还会对社会上先进个人的行为施以社会制裁。

第二,内是外的根据,外是内的手段。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固然离不开社会,但社会只是人的能力借以展现和实现的手段和条件,人的存在及其自身需要的满足,能力的提高才是目的,才是一定社会关系生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根据。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6〕。 在作为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需要和能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就会有与之相匹配的一定社会关系。人的需要是处于不断的生成和发展之中的,“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这是“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7〕。 在人的需要的驱动下,人的各种能力发挥和发展起来,作为人的能力发展手段和条件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人的现实需要和能力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与人的需要的满足、能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人就要改造社会关系和结构。这体现了人对社会的主体能动性。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迁,使人们形成新的社会结合方式,为人的发展提供新的环境和手段,这又必然会引起人们在需要、能力、社会地位、身份、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使之变为新人。

第三,内与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作为内的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活的载体和承担者,是由一定社会环境所决定并能动改造社会环境的人。通过社会交往,个人把他人的力量、社会的文化成果内化于自身,使之成为自身本质力量的组成部分,形成社会性的需要、能力和品质,并在社会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发挥和发展自身才能,改造社会环境和自身。因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每个人都同他人相联系,都生活于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社会关系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是人的共同的、普遍的活动层面。这一层面上的组织和结构即是社会。马克思说:社会组织“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8〕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环境, 但是,一定个人的生活环境又互相重迭,互相交叉,从而形成普遍性层面。在这一层面上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关系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个人环境如何互相重迭、互相交叉,以形成更大的社会生活结构。”〔9〕社会离不开个人,它以一个个个人的活动为实在内容。“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10〕人们现实的需要、能力、素质的基本状况和水平,对社会的性质、状况和文明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个人和社会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是个人的联合体。离开社会的个人和离开个人的社会都是不存在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个人的生活环境既有一定社会集团内的一致性,又有一定社会集团间的相异性,从而使人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最终解决,往往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

总之,人是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人,社会是人们的相互联系构成的社会。人和社会、内和外交互作用,辩证统一。

二、人的发展和社会演进的一般历史过程

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

人和社会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从自然界分化而来的,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人的自然属性、自然倾向和习性的不断社会化和人们之间的自然性关系的不断社会化。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还很低下,劳动产品还相当匮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它对自然血缘关系的影响和改造作用还很有限,自然血缘关系还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成为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11〕血缘关系在人的活动空间上的表现为地缘关系,个人就是依附于一定血缘共同体中的狭隘地域性的人。个人之间在需要、能力和活动上尚未分化,具有天然的同质性。由于人们之间缺乏差异性,缺乏基于差异性的彼此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不能通过经济活动形成社会秩序,因而必然依靠国家政治权力按照纵向的血缘等级关系建立社会秩序。个人的地位、身份、角色由血统和出生决定。人们之间既缺乏横向的流动,即在人的社会地位不变情况下,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水平流动,也缺乏纵向的流动,即在社会各层次之间向上或向下的垂直流动。个人尚未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尚未把共同体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来对待,而是相反,等级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纽带,作为一种共同体来把个人包括在内”〔12〕。在等级制下,社会权力和资财集中在少数上层人手中,而下层广大群众则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只是承担对共同体的义务。在那里,行政权力成为支配社会的主要政治手段,以强调义务为特征的人伦道德成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精神工具。

生产者之间缺乏分化和流动的同质性决定了由个人活动所构成的社会是一种同质体,是把一个个互不联系的相似家庭及其成员外在地组合起来的“机械团结”的整体。这同动物界的情形很相似。在动物界,动物个体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动物个体的属性即是它所属的物种的本能。个人之间的同质性表明,人的活动方式还带有他所脱胎的动物活动方式的遗迹。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不独立,越依赖于一定的共同体,个人的品质与共同体的性质就越趋同。“这种个人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相应品质”〔13〕。个人缺乏相异于共同体的独特能力、独立能力,他只能依赖于一定的共同体,成为共同体中的一个原子。

随着人的需要的增多,能力的发展,个人和社会日益分化,出现了从共同体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具有独立自主性的新人。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增加,商品交换逐步普遍化,小生产方式为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所代替,人和社会发展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人依赖于共同体,是受共同体支配,人只有摆脱对共同体的依赖,才能自己支配自己,成为根据自身意愿、目的活动的自由的人,而社会和国家则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马克思认为,只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达到他个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才真正成为内与外的关系。〔14〕

社会化生产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社会分工造成人的职业的分化,能力的专门化、差别化,使人的活动和能力具有了异质性。个人之间劳动的质上的相异性决定了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上的等价性为商品交换原则,这就承认了一切人的劳动的同等社会有效性,于是平等原则就取代了等级差别。价值规律的调节使经济活动具有了提供社会秩序的功能,并要求社会的法律、道德等以外在强制和内在自制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有机团结”的整体。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独立自主性、异质劳动的同等有效性反映到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就形成自由平等的政治原则和思想观念。自由平等原则体现了对人的异质性、对人的各种不同能力及其自由支出的普遍社会性肯定。“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15〕

由人的活动的专门化、特殊化所造成的人的能力的异质性同以往社会人的同质性相比,固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这又使人的能力片面化。真正的人的异质性是在人的能力的多样性、丰富性中显示出的异质性,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第一,在市场经济下,人的生产目的普遍化、抽象化了,人所追求的是商品的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人的目的普遍化、抽象化,促使人超出自然需要的界限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也标志着人自身需要和能力的不断扩展和提高。第二,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的革命性和市场根据产需关系而对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不断重新配置,造成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人员的全面流动,造成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和人的活动与能力的全面性。第三,商品是人的特殊活动和能力的物质凝结,商品交换实际上是人的不同活动、不同能力的交换。通过人对商品的消费环节,商品不仅满足了人的消费需要,而且提高了人的消费能力,把人变为新的主体。第四,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得人们打破地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把生产和消费变为世界性的活动。个人从狭隘的地域性束缚中解放出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的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不仅可以使人在广阔的天地发挥和发展自身的才能,而且可以使人用世界文明的成果丰富自己,使自己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既会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又会增强人的独创性。因此,个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转变,是人的自由解放的表现。马克思说:“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6〕

与个人之间的横向流动和交往相伴随,个人之间的纵向流动也在发展。等级间的壁垒被打破,“个人之担任公职,并不由本身的自然人格和出生来决定。决定他们这样做的是客观因素,即知识和本身才能的证明;这种证明保证国家能满足它对普遍等级的需要,同时也提供一种使每个市民都有可能献身于这个等级的唯一的条件。”〔17〕进入近代以来,科学和物质生产的联手,使在上层社会内进行的科学等专门发挥个人精神创造才能的活动,与下层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日益结合,过去精神创造活动同物质生产活动相脱节的现象有所改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和发展。

但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又具有消极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独立性的获得是以物的依赖性为代价的,物化社会关系对个人具有某种程度的异己性。市场经济下的劳动直接表现为分散决策、独立经营的个人劳动,而劳动的实现方式又是社会性的,是由社会的供需关系决定的。个人的活动具有风险性的一面。这表现了物化社会关系的异己性。这种异己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表现为极端的异化形式。在那里,个人的分化导致社会的分化,社会的分化客观上要求社会的整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又使得社会缺乏强有力的自觉整合的功能,而主要依靠市场上物的交换对社会关系进行自发调节,从而造成某些个人能力发挥的社会无效性,造成某些个人利益的损失。个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沦为受机遇、运气等偶然因素摆布的“偶然的个人”。所谓个人自由,只是少数资产者无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社会关系的异化特别表现为劳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是相分离的,劳动者虽然是独立的,是有就业选择的自由的,但是,“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这些客观条件和手段“把单个的人锁在这个共同体上,或者不如说,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18〕作为劳动主观条件的劳动者能力的发挥,表现为持有劳动客观条件的他人的财富的增殖,他人又借增殖的物的力量强化对劳动者的支配和奴役。

由此可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必经的一个过渡阶段,却不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想形态。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只有通过扬弃市场经济本身才能得到根本的克服。这就预示了扬弃市场经济的更高历史阶段产生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曾预言:这种更高的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9〕阶段。

三、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互动关系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转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巨大社会工程,实施这一社会工程的是现实的人。只有处理好人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互动关系,才能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就要把我国的人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置于纵向的人类历史总进程中予以考察,置于横向的世界历史的广阔现实背景下进行考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道路。

我国是一个长期以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它以低效率、低分化、低流动为特点,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处于低水平。只有通过市场经济这一否定性环节,才能瓦解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人的分化和流动,促进人的活力的发挥和能力的发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合乎社会演进、发展的必然性。如前所述,从人类历史的总进程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人类历史的过渡阶段,它既是对原先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阶段的扬弃,又终将被更高的历史阶段所超越。这一社会定位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扬弃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推进经济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又要自觉地以超越市场经济的未来社会理想目标予以观照,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把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负效应减轻到最低限度。因此,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应是相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先行发展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自发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秩序混乱,缺乏对利益驱动的社会约束,贫富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放纵地、充分地表现出来,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只是随着法制的建立,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采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两极分化依然存在,并且资本更加集中于少数个人和财团手中,社会不公平现象更加严重。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不合理利用,使人的情感生活、审美体验萎缩,造成人的身心的片面性。作为后发型市场经济的国家,我国一方面可以从原发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发性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吸取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手段,建立以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了避免由市场经济自发性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避免物化社会关系变为异化社会关系,我们在实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既坚持效率优先,又顾及到公平原则,对利益结构进行合理的调节,以达到人们共同富裕的目的。要对主体的利益驱动予以社会约束,要健全经济立法,使主体在法律约束下合法经营,并加强道德建设,用道德原则规范主体的市场行为,使主体在道德约束下合理经营,抑制主体经济行为失范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抑制利益失衡造成分配的不公,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和整个社会秩序。要倡导高雅的文化生活,对通俗文化、大众文化进行积极引导,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能力,尽量减轻市场经济对精神生活的冲击,自觉抵制西方精神垃圾对人们的腐蚀。

自从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日益充分地发挥出来。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实行企业生产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企业和个人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利益的驱动唤起了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综合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不断增多的新的职位,新的选择和发展的机遇。劳动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促使各类人员流动起来,使人们在新的位置上,新的活动空间中谋求发展。人们利益的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要求政治体制在运作方式上,在集中各种利益的方式上进行调整,要求政治生活的公正性、透明性、民主性和法制性,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闲暇时间的增多,为人们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条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对于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克服人们封闭、保守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克服受物化社会关系影响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提高精神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因而,市场经济对人也有消极影响。社会结构转型的目标是要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总会有先富和后富的矛盾。人民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受益者,但是,既然转型是人们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那么,就总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暂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会使这部分人的利益得到适当补偿,但不可能完全补偿,个人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合理性,固然可以调动起人的生产积极性,但人们在决策和经营上又要承担竞争的压力和失败的风险。并且在金钱的诱惑下,总会有人见利忘义,以权谋私,违法乱纪,道德失范。精神生产和消费也会受到低劣乃至腐朽文化的影响。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也会遇到风险。这表明,抑制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要充分估计到我国人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要有迎接挑战的思想准备,以顽强不屈的坚毅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人和社会由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地工作,就会加速这一转变过程。

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是群众性的事业,它既体现着人的发展,又依赖于人的发展。人们的文明程度、思想道德水平、知识技能结构和情感结构,对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在一个国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素质虽然有所增进,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人的潜能是最大的富源,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巨大源泉。我们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增强人的自我改造和完善的自觉性,积极开发人的能力资源,造就各种人才,这是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的关键。

我国现阶段人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同一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方面。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结构转变的动力和根据,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人的发展的社会表现,并为人的发展提供日益改善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我们要通过人和社会的互相推进,不断实现人的优化和社会结构的优化。

注释:

〔1〕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6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3页。

〔9〕赖特·米尔斯等著:《社会学与社会组织》,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5页。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

〔15〕哈耶克编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

〔1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版,第31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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